昆明这个考古新发现，到底揭开了什么谜团？
河泊所遗址
2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名著名历史学者及考古专家聚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探访入围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名单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参加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就河泊所遗址后续发掘、研究、保护及利用进行深入讨论，并为推进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出宝贵意见。
庄蹻入滇是否只是一个传说？古滇国国都在哪儿？在汉武帝赐“滇王之印”之后，古滇国是突然消失的吗？益州郡郡治在何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随着河泊所遗址的不断发掘，从西南夷到秦汉滇池沿岸先民的生活图景逐渐清晰。
67年前发掘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与河泊所遗址之间，仿佛串起一条奇妙的时空线，让尘封2000多年的古滇国、城市、聚落渐渐显露端倪。然而，河泊所遗址早于古滇国时期的发现，以及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发掘出商周时期完整的环壕聚落，将“滇文化”的起源追溯到距今3000多年前。一个个历史谜团，或许能因此找到答案。
消失的古滇国
当日的咨询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展示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很长一段时间，滇池盆地都是只见墓葬遗址，不见村落遗迹。2014年获批开展的‘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首要目标是寻找石寨山文化聚落。”
曾经，由于缺乏史料，对于古滇国的历史一直是众说纷纭。目前公认关于古滇国最早的记录，源于《史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除了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寥寥数语，古滇国就像个谜。“这个古老的国家，似乎是从‘滇王之印’发现时猛然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蒋志龙说。
1956年
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及“滇王之印”的发现，印证了古滇国的存在。然而，要证明一个“国”的存留，除了墓葬，还需要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迹来佐证。
1972年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土战国后期至东汉初期的青铜器、金器、银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4000余件，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也在此列。
1974年
呈贡天子庙古墓群出土春秋晚期至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玛瑙器等文物数千件，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点。
1998年
官渡区羊甫头墓地开始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滇文化墓葬、东汉时期墓葬，且随葬器物丰富，以首次发现的大量滇国漆木器、陶器著称，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清理工作。
历史时期相近的4个古墓群，数以万计具有古滇特色的文物，都在向世人昭示着：古滇国是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国。但是，“滇”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什么？它从产生、发展到臣服于汉，是如何融入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的？与发现的大量墓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聚落遗址的缺失，这已经制约了对滇文化的深入研究。
追溯的脚步从未停止。200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签订合作协议，以期通过全面的区域系统调查，寻找并确认从春秋时期至西汉末期滇文化的相关遗址和聚落。
考古工作现场
“借助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田野调查中收获很大，发现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并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以河泊所为中心的聚落群集中了当时的大部分人口，其主要食物是螺蛳、鱼等水生生物。这种以采集水生动植物资源为主的经济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汉代。”蒋志龙介绍，食用之后的大量螺蛳壳堆积在居所周围，形成贝丘遗址。在石寨山文化遗址和汉文化聚落群中，都发现了彼此的遗物。“这也许就是融合的开始。”他说。
调查有了结果，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着手拟定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后，遗址发掘拉开序幕。
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经过大范围的考古调查、普探和分区域重点勘探后，考古队发现地下堆积中具有城市功能的空间构架。2016年，在河泊所遗址的西王庙遗址发掘中，发现了汉代、滇文化时期甚至更早的先滇文化时期聚落的遗存。这一发现让所有人兴奋起来。
“古滇国不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先滇文化时期，这里是有着干栏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时期，是房屋基址密集的村落；汉时期，没有发现房屋基址，但是有一些水井。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在的滇池水位要低3—4米，说明当时的陆地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蒋志龙说。
古城村遗址
寻找益州郡治
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河泊所遗址，往东北方直线距离700多米，就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推进，更多遗存显现出来。
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晋宁区上蒜镇金砂村上西河遗址乙区发掘出13眼古井，多所房屋基址、动植物遗存“现身”，让古滇人的吃穿住行一点一点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2018年至2019年，在晋宁区河泊所村的东地块，相继发现田地、田埂、水井、窑址、灰坑、土坑竖穴墓以及200余座瓮棺葬等。“那么多的瓮棺，在滇文化分布区是首次发现，在国内也不多见，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葬俗’的认知。”蒋志龙介绍，这个遗址区域中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随之出土的还有“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以及瓦片、陶罐、陶釜及其他铜质、石质文物。
考古工作者正在修复文物
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类似现在的邮戳。“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对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更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古滇国的存在。“说明汉武帝在设益州郡、赐‘滇王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蒋志龙说。
发掘继续，生活遗存出现了，瓦当、道路、封泥也有了，却迟迟不见文字，这让大家有些失落。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文字就是文明的实证。
2020年以来，距离石寨山古墓群8公里处，古城村遗址发掘出保存完整的商周时期环壕聚落，这也是云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时期环形贝丘遗址。目前，在对古城村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共发现壕沟、护坡、土坑墓、瓮棺葬、栈桥、房址、灰坑、螺壳坑等商周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遗迹1000多处，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类文化遗物4000余件，通过浮选和湿筛采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种子、果核、鱼骨、铜渣等。这再次证明，至少在距今3000多年前，滇文化就已存于此。
出土文物陈列
2022年夏天，与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地点仅一墙之隔，晋宁区上蒜第一小学计划建设标准食堂，按惯例需要进行文物勘查。就在已选定的食堂建设地址下方，大量简牍出现了。“可能是我们和古滇国真有缘，在古河道遗址和灰坑中发现大量的简牍和封泥。”蒋志龙笑着说。
此次大量简牍的出土，是中国南方继“里耶秦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中，带字残片1300余枚，不带字残片逾万枚。带字简牍中释读出“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出土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字样，涉及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下辖的24县之中的“同劳”“建伶”“不韦”等20县，又有周边同为郡级行政单位的“楗为”“越嶲”“牂牁”等郡，还有“成都”字样，说明此区域承担着联络治下各县，并沟通周围各郡的功能。
考古工作者正在扫描文物
“乐”字瓦当、涂朱瓦当，以及花纹砖、铺地砖、大型瓦片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着较高规格的建筑。根据以上发现，并结合文献记载的益州郡位置，专家推测，此区域很可能是益州郡郡治。“这些文物证明云南与中国其他地区很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滇蜀地域相邻，很早就已有民族迁徙与贸易交往，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就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简牍和封泥的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理权的有力证据。
“通过对河泊所遗址先后7个点的考古发掘，我们推测这个地方既是古滇国都邑，又是西汉益州郡郡治。郡治是在古滇国都邑东部不远处建的一座新城。通过近10年考古，我们发现从距今3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完整过程，建立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序列，弄清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蒋志龙说，这次考古发现是云贵高原从多元到一体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是从西南夷到汉朝益州郡的考古实证。
出土的简牍
建大遗址公园
2023年2月25日上午，在考察河泊所遗址、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第一个子项目之后，专家表示大受震撼。在蒋志龙的讲解下，这片自北到东再向南，由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孟获山拱卫，西以滇池做屏障的盆地显现在众人眼前，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均位于此。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院长霍巍表示，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滇王和郡守长官治理并行的政策，这与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政策是一致的。封泥、简牍透露出来的大量信息表明，这一时期云南与川蜀、两广等地道路通连，这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存在的证据。
“河泊所遗址发掘的汉代以前到汉代的遗存，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它是中原王朝的国际大通道所经之处。”著名秦汉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介绍了这条大通道的历史背景。
出土的铜饰
张骞出使西域，献上他从大夏（今阿富汗）带回的“蜀布”“邛竹杖”等西南物产。汉武帝为解匈奴之患，当即便下令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寻求通往大夏的道路，以期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于是，张骞坐镇西南，派出4队人从4个不同方向寻路。往云南方向一条叫“西夷西”，在洱海一带受昆明族所阻，于是汉使返回汇报。为征服熟悉水战的昆明族，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开凿一个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并建造有楼的大型战船，专供士兵操练水战使用。这就是大观楼长联中“汉习楼船”典故的由来。
此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先征服了滇池东北方向劳浸、靡莫等部落，然后大兵临滇，滇人归降。于是就有了益州郡的设置和赐“滇王之印”的后续。从此，云南地区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认识这一点，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中央王朝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更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王子今说。
考古工作现场
“对于古滇文化，我们原来没有相关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是只言片语，现在通过考古发掘，恰巧弥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古滇国不是突然消失的，益州郡是真实存在的。有滇王及贵族的墓葬，有记载益州郡公文往来的简牍、封泥，有田地、房屋基址、水井、大型建筑基址，还有初步考证为魏晋时期，由碎陶片、瓦砾、螺蛳壳和小石子铺设，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0.48米的筒瓦和铺地砖等。从滇王、官方到民间的立体生活图景，已有踪影。”蒋志龙介绍，也许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这一区域的历史记载可能不再是“庄蹻入滇”这几个简单的字，更多的空白将被填补。
“2022年年底，国家文物局已将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立项。这是一个新事物，就如何让考古发掘工作与遗址公园建设相协调，我们请来专家出主意。”晋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区文物局局长陈墨说，云南是旅游大省，但是目前以自然风光为主，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好后，将会吸引大量游客来了解云南的过去。
陈墨介绍，石寨山古墓群预计2023年8月底对公众开放。届时，灿烂的古滇文明将揭开神秘面纱，被更多人所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承也将再添有力史证。
石寨山大遗址
云南晋宁石寨山大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共同组成，遗址分布总面积800多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是环滇池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滇文化遗址。
石寨山古墓群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石寨山上，地处滇池之滨，是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滇池区域石寨山文化（滇文化）的典型青铜文化遗存。
1955年至1996年，石寨山古墓群先后经过5次考古发掘，清理滇王及其亲族臣仆的墓葬86座，出土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玛瑙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套）。其中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纹饰图案精美，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1956年发掘出土的“滇王之印”印证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
2001年，石寨山古墓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石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国家文物局“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
石寨山古墓群是晋宁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晋宁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基础。石寨山古墓群环境整治项目顺利完工，改善了石寨山的自然环境，为公众旅游、休闲、观光提供了一个环境优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开放空间。
河泊所遗址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其东北约1公里即为曾出土金质“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
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考古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河道、田埂、田块等遗迹600余个及大量器物。其中，重要发现为封泥、简牍、道路、大型建筑基址等。
这批带泥简牍有1100多箱，已全部完成清理，清理出的简牍90%已完成扫描，发现有字简牍1300多枚、无字简牍1万余枚，已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等文字。
经过清理，出土封泥共计837枚，包括官印封泥、私印封泥和无字封泥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及“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西汉设置的益州郡及下辖24个县中的20个县名。
此外，河泊所遗址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0.48米的瓦片和瓦当等。专家推测，益州郡郡治就在2021年和2022年考古发掘现场附近。目前，旨在寻找益州郡郡治的新片区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下一步将加强简牍、封泥保护和释读研究。
古城村遗址
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北部，地处云南滇中滇池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北端，西南距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直线距仅8公里，是云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面积4.2万平方米。
目前，在对晋宁古城村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共发现壕沟、护坡、土坑墓、瓮棺葬、栈桥、房址、灰坑、螺壳坑、灰烬、烧土面、路、沟、石头堆、螺壳堆、水井、石墙基等商周至明清时期的各类遗迹1000多处，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各类遗物4000余件，通过浮选和湿筛采集到大量碳化植物种子、果核、鱼骨、铜渣等。
根据出土遗物特征，晋宁古城村遗址的文化堆积由早至晚可分为商代、两周、明清3个阶段，商代和两周时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堆积。
海贝
“古城村人”或是地道“吃货”
古城村遗址地处云南滇中滇池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北端，遗址的文化堆积形成于滇池湖滨缓坡地带一个高出地表约3米的椭圆形土台上，上部被现代村庄古城村叠压。
走进晋宁古城村遗址核心区，目光所及之处是堆积如山的螺蛳壳。“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贝类绝大部分是来自滇池的螺蛳。古人食用过螺肉后丢弃的螺壳与灰土层层交替堆叠，就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居住面、活动面、路面、螺壳坑等贝丘遗址独特的遗迹现象。”考古工作人员谢桃云介绍，眼前的贝丘遗址是云南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的先滇时期环形贝丘遗址。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发掘的器物中还有与当代鱼钩形状十分相似的铜鱼钩及精巧的锥形器。考古工作人员推测，滇池螺蛳也曾是古人的食物来源，精巧的锥形器可能是“古城村人”用来挑螺肉吃的专用工具。从眼前堆积如山的螺蛳壳不难想象，智慧的“古城村人”可能是地道“吃货”。
来源：昆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