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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铮小说改编影视剧《三叉戟》剧照
中国警察故事，他一写就是19年
“我属猴，O型血，太阳狮子座，上升射手座，天生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著名公安作家吕铮如此评价自己。前不久，《法治周末》记者见到吕铮时，他从前一晚9点写作到当天凌晨3点半，6点半就起床送儿子上学。但在他的脸上，并没有显露出一丝疲惫的神色，反而眼神中还透露着警察特有的坚定而锐利的光彩。因为喜欢看电视剧《神探亨特》，吕铮心中早就种下了从警的种子。20岁那年，他如愿进入了警察队伍。22年的从警生涯中，吕铮办理过几百个案子，见到过数千个嫌疑人。对于一位公安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他创作的土壤。用吕铮自己的话说，这好比养花，待花盆里的养料积蓄充足，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也就接连诞生了。从2003年开始，他已经发表了17部公安题材的小说，其中不乏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除了警察、作家的身份外，吕铮还是词曲作者、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他写的词曲。同时，在儿子的眼里，他还是一个有一肚子童话故事的“绘画天才”。
9月7日，42岁的吕铮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收入囊中。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吕铮获得这样的评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是他在小说《藏锋》中对主角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拥有警察、作家两种身份的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2003年，第一次当主办侦查员的吕铮接手了一起合同诈骗案，经过6个月的斗智斗勇，终于在一天凌晨将该“男子”抓进了看守所。但在例行体检的时候，法医却跑来告诉他，这个有老婆孩子的“男子”，竟然是个女人。“那一瞬间我就晕了，脑子里像在过电影一样。我要抓的是男人怎么变成女人了？我是不是抓错人了？”回想起那时的场景，吕铮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一丝尴尬。随后，这起女扮男装的合同诈骗案轰动了京城，吸引了十余家媒体前来采访。“这么离奇的案件，不记录下来实在可惜。”在一名记者的提醒下，吕铮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
从一线办案中获得灵感、积累素材，吕铮充满创作激情，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写完《黑弈》后，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此后吕铮基本保持一年一部30万字左右作品的创作频率。2014年，有5年经侦经验的吕铮成为了公安部猎狐缉捕行动组成员。在行动组期间，他既是缉捕队员又是宣传组成员。因肩负着宣传任务，吕铮需要将猎狐中值得宣传的案例改成新闻稿。但他不甘心把这么多优秀的案件埋没在200字的新闻稿中，便向领导请示将案件改编成小说。领导批准后，吕铮每周要提交一篇5000字的小说交给杂志社连载发布。这样丰富的写作素材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开始枯竭，“很多经典案例都写过了，但每周的任务还得完成。”缺乏新的案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采访。他记得，那时自己常常不回家，从深夜熬到上班是常有的事。“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缉捕队员来自外省市，采访就得争分夺秒。他们凌晨3点从国外回京，但又要在次日押解嫌疑人返回所在省市。所以我凌晨4点就在办公室等着，只为让他们给我讲一个半小时。再整理录音，一弄就到早上七八点钟了。为了准时交稿，当天晚上又不能睡觉了。遇到出差，在路上还在打字。”加入“猎狐行动”的两年，让吕铮的作品由量变达到了质变。用他的话说，“在表面上，用两年‘拿下’了48个故事，实际上是做了上百次写作训练，那段时间，就像短跑者在训练时往腿上绑沙袋。把沙袋拿掉后再写东西，感觉能飞起来”。
“34岁之前写的小说更像是一种习作，一直在慢慢摸索如何写。”吕铮认为，自己是在“猎狐行动”期间开始会写小说，而《三叉戟》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本”小说。两年“猎狐”的经历，装着《三叉戟》故事的那个花盆里已经生机盎然，甚至窜出花来了。“深夜在孤灯下创作的时候，崔铁军、潘江海、徐国柱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在我眼前演绎着他们的故事。”吕铮说，很多场景、对白都来自于他的潜意识。将小说《三叉戟》改编成电视剧，其中3个核心人物的塑造，着实让吕铮费了一番功夫。“不同性格遇到困境的解决方式肯定不同，要先了解这些人，才能把虚构的人物融入生活里，观众才可以感同身受。”每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可以通过身边的人物帮他们完善。崔铁军的爱人该是什么样？吕铮和另一位编剧沈嵘纠结了很长时间。
闭上双眼，吕铮用食指在空中不停地比划：“她应该区别于银行体系和饭馆老板娘，需要是体制内的。在体制内，做什么的呢？警察不行，两个人在一起太冲了。那就军转干部？不行，太硬了。街道主任？又太接地气了。”吕铮瞬间睁开双眼，手指一定，选定了崔铁军老婆的职业：“对！就是一个军转到街道的干部！又有政策，又能用理论的高度去‘虐’崔铁军！”吕铮觉得，这样一个妻子，能更好地帮助观众还原崔铁军的人物特点。采访一位扫黑除恶的老刑警时，吕铮用激将法把精彩的经侦故事用吹牛的方式讲给老刑警，激起了老刑警的好胜心。“他的眼睛斜45度角瞟向我说，你们经侦不就是天天看账本吗？知道什么叫刑警吗？刑警就是最‘行’的警察。刑警出马，就是‘开刀’！”老刑警的这句话给了吕铮灵感，“这句话放在这儿，徐国柱的形象就立住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也都能成为吕铮写作中的素材。而对细节的敏感源于他多年的从警经验。吕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侦查员在抓捕前有一系列精细的观察部署，与影视剧中呈现的激烈对峙场景不同——他们是通过观察细节，尽量不动声色地实施抓捕。这和在《名提》中的预审一样，好的预审员不是拍桌子瞪眼的，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吕铮书房里的电脑桌上有一横一竖两块屏幕。竖屏上记录着大概的故事构架和素材，横屏则是进行规整、创作的地方。屏幕之外，书房里还有两块板——一块可以贴资料的软木板，一个方便整理逻辑的白板。他创作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工作中的案件和日常记录的素材。等花盆里的种子开始慢慢发芽的时候，就是开启新作品的时候。吕铮划动着手机屏幕，在备忘录里，有十多个起了不同名字的文件夹。他说，每个文件夹就是一个“花盆”，而每个“花盆”里都会有一颗写作的“种子”，可能是一句话、一个故事或者只是某个警察的表情。他停下手，指着其中一页说：“这里是有一天坐地铁时写的，是一些动作细节的描写，我把这个归到即将开启的小说《特别行动队》里。”一有时间，吕铮就会对手机备忘录里的“花盆”进行优化。
一些“花盆”里的“花”已经养了两三年，甚至有了“开花”的趋势。吕铮说，修剪“花盆”里的“枝叶”，从中整理出故事的主线来，是接下来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费时费力的工作。每部小说可以设计好几条主线，怎么写都能“通”。但如此大量的素材，要怎么运用好，让它们在对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了吕铮要克服的困难。创作《名提2》的一天晚上，吕铮把平时用感性积累的好素材都打印出来，全部摊在地上。然后，他用办案时最常用的方式——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在好几条主线上反复推磨、拼接，慢慢把所有好的素材串成一条“珍珠项链”。如此操作，可以在保证作品主线粗壮有力的同时，兼顾每一场次的精彩丰富。这样下来，他已经有了创作出好作品的底气。
从《黑弈》到《猎狐》，从《三叉戟》到《藏锋》，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吕铮在创作生涯中不断跳出舒适区，寻找新的挑战。在他看来，一直待在舒适区内创作，对作家来说是致命的。经验在流失，时代在往前走，只要没有进步，只要不破圈，只要摸不着瓶颈，就会慢慢被淘汰。一部《三叉戟》让吕铮一步从作家跨越到了编剧的行列。将近4年的时间里，为了将文字语言转化成视听语言，吕铮工作之余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这些学习解决了与其他编剧沟通的问题，并让他能够将自己的笔下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不断地学习让吕铮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他曾在两年内创作出三部作品，其中就包括这次参评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作品《纵横四海》。高产期过去后，吕铮发现通过一线办案经验积累的已经不够用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深入地采访其他警察，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新的素材。
“犯罪在不断升级。近年来偷盗、抢劫、杀人等接触类犯罪逐渐减少，但非接触类犯罪就开始多了，比如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而且新的手段层出不穷。你如果不采访，想凭着原来那点经验，根本行不通。”吕铮坚持认为，作品不能跟现实世界脱钩。吕铮开始寻找自己的瓶颈，并试图有所突破。从众多“花盆”中，他挑选到了《藏锋》，是他平常很少接触到的“字警”（从事公安宣传工作的警察）不忘初心的故事。吕铮坦言，《藏锋》的创作耗费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写到一半时，他停了半年。“‘字警’的工作并没有太激烈、精彩的桥段，但我也不想写成特别枯燥的八股文”。这部作品在吕铮的创作生涯中并不算最好的，但对他而言却是一个新的自我突破。“如履平地写出的《三叉戟》，我打80分。慢慢磨出来的《藏锋》，我也只能评到80分，但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价值，证明我攻破了一个新的课题。写作的破圈，战胜困境的过程，就和当年破获疑难复杂的案件一样，是正向激励自己的结果，也是乐趣所在。”
在吕铮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有很多声音试图告诉他写什么是对的，写什么是错的。但他依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在《三叉戟》的创作期间，很多写作和出版圈的朋友告诉吕铮：别写“老东西”了，影视化肯定没戏。写《名提》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别写预审了，预审都是没人看的室内戏，你应该多加些感情戏，没有感情就没有市场。对于这些话，他笑称，“我的职业是警察，写作只是我的爱好。所以我的写作只对自己负责”。但在心底，他还是会留一个问号，因为作品写出来是否被大众接受，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2016年写完，2017年出书，2020年才上映。《三叉戟》经历了漫长的改编过程。剧集上映后，受众的关注程度说明了一切。“我可以写一群年轻的警察从进入警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这很容易，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写三位老警察，最好玩的就是对人心的揣摩。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错的，但我用时间证明自己是对的。”电视剧《三叉戟》中让观众们反复观看、津津乐道的“加码”预审戏，也是吕铮的冒险实验。“别人都说，别写预审戏，只要一写肯定拖节奏。”他却大胆地把预审戏从原著中的3场加到了6场。
播出后的数据告诉吕铮，他的决定没有错。
“从平台的数据上看，前两集并没有激起特别大的水花，但从第三集的预审戏开始，潘江海一出场，观影数据一下就拉起来了。那一瞬间，我还是挺高兴的。”吕铮眼角挤出两条轻微的细纹说，“实际上，我想拿它试试观众是否能接受《名提》。我用电视剧《三叉戟》试了一下我另一部7年前写的预审题材小说《名提》，证明我是对的，观众的审美是对的！”在《名提》改编成影视剧时，是否要改变本来的立意，成了吕铮心中难以释怀的“心病”。7年前，一家知名的影视公司计划将《名提》改编成电视剧，“但资方的创作方向与吕铮截然不同，他们觉得预审里没戏看，且拖沓剧情，一直想加入动作戏，改编一拖就是7年”。所以，这次改编最终失败了。吕铮透露，现在《名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已经重启，正在影视化的路上。
既是警察，也是作家，吕铮在从警生涯中将这两个职业高度融合，相互补充。现在，他除了业余创作之外，还兼顾着书写公安英模故事、对外输出公安文化的使命。前些日子，他和其他公安作家一起，采访了北京公安系统的英雄模范，准备将他们的故事撰写成报告文学，以此更好地搭建警民之间的桥梁。而在业余时间，他脑海中的另外几盆“花”已经“出芽”了。最近，吕铮准备写一个年轻警察的故事，名字叫《打击队》。这一项目已经获得了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老警察的使命感。到了40岁，头发开始油腻、眼睛开始浑浊的时候，反而要开始想写些年轻警察的故事。现在正在写的是警察版的阿甘正传，写他们的青春热血、对正义的笃定，跌倒还要向前冲的精神。他们将新鲜的血液注入队伍中，‘鲶鱼效应’由此显现。”吕铮说。吕铮自己也把创作这些故事视为回归初心的途径。由此，这位公安作家也不断品读着自己最初对警察职业的无限热忱，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去年，吕铮在网易云等平台上传了一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歌名是《稍纵即逝》。他唱道：那旷野稍纵即逝，列车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没人管你年少无知；那云层稍纵即逝，飞机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努力奔跑是最美的样子……他说，自己最庆幸的事，就是没有虚度光阴、浪费时间，过着充实的人生。金秋时节，著名公安作家吕铮又收获了一座奖杯——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茅盾新人奖原名茅盾文学新人奖，于2014年设立，奖励对象是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评论家。
此次获奖之前，吕铮笔下的小说、报告文学、编剧作品就已经给他带来了诸多荣誉：《名提》获得“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十部作品之一；《三叉戟》获得燧石文学奖悬疑类最佳长篇小说奖；《测谎师》获得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编剧作品《三叉戟》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提名、获得第29届华鼎奖最佳编剧提名……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专访吕铮，听他讲述连续19年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的经验之谈。
《法治周末》：对你而言，连续19年持续创作多部公安题材作品的动力是什么？年轻热血的时候，我创作的原动力是想把警察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聊天讲故事通常只有一个人听，开座谈会顶多讲给100个人听，写成小说能有几万读者，而如果拍成影视剧就能有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看到。现在已经不是公安题材影视剧靠开车追逐、枪战等情节就能获得关注的时代了。随着观众审美的能力和知识层次的提升，优质的职业剧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对我而言，只想把最真实的故事展现给读者和观众。在讲故事的同时，最好还能给读者带来些感悟。在微博上，一个女孩告诉我：“看完《三叉戟》后，我突然理解了我父亲。”她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常年无法给予家人陪伴。有一天，她突然看到父亲的背影，他手里拿着泡满枸杞的透明保温杯。那一刻，她想起了《三叉戟》里的崔铁军，瞬间理解了父亲工作的不易。
吕铮：许多人问我公安文学和涉案、悬疑类文学的区别。其实，很简单的区别是：公安文学是破案的，许多涉案、悬疑是犯案的。主视角的不同，导致主要推动力和行动力的不同，所展现的人物和故事基调也会不同。一些非公安系统内的编剧创作的作品，用很多离奇的故事情节把警察塑造成神话。市面上，甚至出现了大量披着中国警服的外国警察故事。在这些公安题材影视剧中，很多情节并不接地气。真实的警察故事并不一定是惊心动魄的“动作戏”，而是对细节的把握、对人心的揣摩。在创作中，真正动人的是人的情感，一切故事都要为人服务。所以，要想做好以破案为主基调的公安文学或者公安戏，不能生搬硬套。要避免闹低级笑话，那就需要对基本法律常识的了解、对警队执法模式的掌握。再深入一点，如能写出警察工作和生活的内在生态等细节，就更能加分了。比如派出所的变化，现在派出所里有“一室两队”，也就是综合指挥室、社区警务队和执法办案队。出警实行双人工作制——每次出警都要两个人。因此，基本不会突然出现孤身一人的警察穿着警服、拿枪射击的场面。我每每在一些作品中看到这类场景，就会觉得匪夷所思。实际上，公安题材作品的创作门槛并不低，并不是简单通过采访几个人物就能写好警察。
而衡量一部公安文艺作品是否优秀，首先要看它的精神、灵魂和其中的人物，由此才能衍生出故事、情节和对白，才能展现出警察与警察的关系、警察与社会的关系、警察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警察的忠诚和荣誉。
《法治周末》：包括《三叉戟》在内，你已有三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还有若干部正在进行中。你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之间的关系？吕铮：在《三叉戟》之前，我的两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话语权，改编工作完全交给了编剧。后来，我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孩子”简直变形了，以至于我再没向别人主动提起那些是我的作品。编剧改编可能是迎合市场需求的，但是与当初作品的原意常常大相径庭。在某部作品中，我本是想展现两个老无所依、为实现遗愿清单的男人面临搏杀、赎罪的故事，最终却被改编成了兄妹间相互猜疑、博弈。当然，电视剧是投资方、平台、制片人、导演等多方集体决策的结果，很多决定需要配合或者需要说服所有人。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到了《三叉戟》，我就要求自己要行使一部分编剧的权利。《三叉戟》能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得益于剧中另一位编剧沈嵘。我负责“往下拽”，他来负责“飞”。好多台词、桥段可能太沉重的，他都能给“飞”起来。一般原著作者与编剧的合作结果都是1加1小于1，但我们俩在一起编剧能做到1加1大于1.5。这已经算是非常成功的改编了。
《法治周末》：对于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而言，作家如何才能让人物鲜活起来？吕铮：警察不是抓捕犯人的工具，他们也有自己的迷茫、痛苦和困境。公安文学创作者往往需要通过丰富人物的性格和经历，给观众呈现出一群有血有肉的警察。创作者还要和自己对话。达到一个目的，可能有不同的写作手法，创作者要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手法生动且能体现人物性格。在改编《三叉戟》时，我深入研究过“老三位”分崩离析的戏码。有太多种分崩离析的可能，但怎么让3个这么富有正义感的人有一个最合理的分崩离析的理由呢？我最后的设计是：3个人都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层次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设计这3个人的时候，我把他们当作犬、狼、狐3种动物的化身。崔铁军犹如忠犬——为了忠诚可以牺牲队友；徐国柱是“狼”式刑警，为了抓捕嫌疑人可以拿命搏；潘江海则是“狐”，有侵蚀腐败动机的人都冲着他来，但他不仅能灵活地左右闪躲，还能将计就计、反客为主。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想信念，都没有错，但是分歧也就自然产生了。他们的形象已经突破了以往对警察“伟光正”的理解，人物的塑造也都是比较立体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也有一些痛苦和抉择。除了对人物的侧写外，外部道具的生活化也是必不可少的。“老三位”开的那辆破金杯是有原型的。我在当中队长时，组里就有一辆门不好用的金杯车，新来的人只要一坐进来，我们就得提醒他把门边的那根绳拉上，要不就容易甩出去。公安文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学门类，兼具动作、对白、情节的推动。如果作者以描写案件为主，人就容易变成一个工具。当然，也有好多作者选择“以人带事”。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兼顾这两个方面，让作品更丰富立体。
《法治周末》：身为公安作家，在创作时，你是否会有被自己的职业身份“束缚”之感？吕铮：实际上，每部作品都会受到各方面的检视。身上这身警服可能是约束，但是时刻提醒着我要自律。随着这些年受众越来越广，我的创作也越来越谨慎。有了影响力后，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者不能小觑作品的影响力。《三叉戟》播出以后，在微博上有读者私信我，说她在大学读的本来是非公安院校，后来因为看了我的作品，就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公安系统工作。如今，她已成了我的战友。我认为，作品首先要对得起作者自己的良心。我不建议在文学作品中肆意地将极端个例放大描写成社会问题。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有蟑螂，不代表这个房间里只有蟑螂，还可能有吊灯、壁画、花瓶。作为作者，应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场景，而不应该忽视这个屋子所有的美好，只写“蟑螂”。在创作《名提》时，我有一个中心思想：搞预审的人永远“洞悉黑暗，笃信光明”。警察每天看到各种罪恶行径，但他们依旧会相信社会的美好，依然选择保护善良的百姓。《法治周末》：在法治题材的影视剧中，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情感戏？吕铮：情感戏是一个基调，但是它不能变成其中的一个要件。拿《三叉戟》举例，它是讲三位老年警察重装上阵的故事，观众选择看就会被这三位牢牢地吸引住。哪怕情感戏写得再精彩，都不会把观众从戏里拽出去。情感戏的作用可以是推进剧情，或者增加人物的完整度。比如，崔铁军瞒着媳妇出去办案，实际上他老婆张华是明白的。在破案回家后，张华的一句“警察真伟大”，崔铁军和观众都能意会。张华转身做饭时，崔铁军给她一个拥抱。这样的一幕，既合理又生动。
情感戏不能为了写而写。我想吃糖油饼的时候，就别给我上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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