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铮小说改编影视剧《三叉戟》剧照
中国警察故事,他一写就是19年
“我属猴,O型血,太阳狮子座,上升射手座,天生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著名公安作家吕铮如此评价自己。前不久,《法治周末》记者见到吕铮时,他从前一晚9点写作到当天凌晨3点半,6点半就起床送儿子上学。但在他的脸上,并没有显露出一丝疲惫的神色,反而眼神中还透露着警察特有的坚定而锐利的光彩。因为喜欢看电视剧《神探亨特》,吕铮心中早就种下了从警的种子。20岁那年,他如愿进入了警察队伍。22年的从警生涯中,吕铮办理过几百个案子,见到过数千个嫌疑人。对于一位公安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他创作的土壤。用吕铮自己的话说,这好比养花,待花盆里的养料积蓄充足,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也就接连诞生了。从2003年开始,他已经发表了17部公安题材的小说,其中不乏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除了警察、作家的身份外,吕铮还是词曲作者、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他写的词曲。同时,在儿子的眼里,他还是一个有一肚子童话故事的“绘画天才”。
9月7日,42岁的吕铮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收入囊中。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吕铮获得这样的评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是他在小说《藏锋》中对主角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拥有警察、作家两种身份的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2003年,第一次当主办侦查员的吕铮接手了一起合同诈骗案,经过6个月的斗智斗勇,终于在一天凌晨将该“男子”抓进了看守所。但在例行体检的时候,法医却跑来告诉他,这个有老婆孩子的“男子”,竟然是个女人。“那一瞬间我就晕了,脑子里像在过电影一样。我要抓的是男人怎么变成女人了?我是不是抓错人了?”回想起那时的场景,吕铮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一丝尴尬。随后,这起女扮男装的合同诈骗案轰动了京城,吸引了十余家媒体前来采访。“这么离奇的案件,不记录下来实在可惜。”在一名记者的提醒下,吕铮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
从一线办案中获得灵感、积累素材,吕铮充满创作激情,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写完《黑弈》后,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此后吕铮基本保持一年一部30万字左右作品的创作频率。2014年,有5年经侦经验的吕铮成为了公安部猎狐缉捕行动组成员。在行动组期间,他既是缉捕队员又是宣传组成员。因肩负着宣传任务,吕铮需要将猎狐中值得宣传的案例改成新闻稿。但他不甘心把这么多优秀的案件埋没在200字的新闻稿中,便向领导请示将案件改编成小说。领导批准后,吕铮每周要提交一篇5000字的小说交给杂志社连载发布。这样丰富的写作素材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开始枯竭,“很多经典案例都写过了,但每周的任务还得完成。”缺乏新的案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采访。他记得,那时自己常常不回家,从深夜熬到上班是常有的事。“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缉捕队员来自外省市,采访就得争分夺秒。他们凌晨3点从国外回京,但又要在次日押解嫌疑人返回所在省市。所以我凌晨4点就在办公室等着,只为让他们给我讲一个半小时。再整理录音,一弄就到早上七八点钟了。为了准时交稿,当天晚上又不能睡觉了。遇到出差,在路上还在打字。”加入“猎狐行动”的两年,让吕铮的作品由量变达到了质变。用他的话说,“在表面上,用两年‘拿下’了48个故事,实际上是做了上百次写作训练,那段时间,就像短跑者在训练时往腿上绑沙袋。把沙袋拿掉后再写东西,感觉能飞起来”。
“34岁之前写的小说更像是一种习作,一直在慢慢摸索如何写。”吕铮认为,自己是在“猎狐行动”期间开始会写小说,而《三叉戟》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本”小说。两年“猎狐”的经历,装着《三叉戟》故事的那个花盆里已经生机盎然,甚至窜出花来了。“深夜在孤灯下创作的时候,崔铁军、潘江海、徐国柱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在我眼前演绎着他们的故事。”吕铮说,很多场景、对白都来自于他的潜意识。将小说《三叉戟》改编成电视剧,其中3个核心人物的塑造,着实让吕铮费了一番功夫。“不同性格遇到困境的解决方式肯定不同,要先了解这些人,才能把虚构的人物融入生活里,观众才可以感同身受。”每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可以通过身边的人物帮他们完善。崔铁军的爱人该是什么样?吕铮和另一位编剧沈嵘纠结了很长时间。
闭上双眼,吕铮用食指在空中不停地比划:“她应该区别于银行体系和饭馆老板娘,需要是体制内的。在体制内,做什么的呢?警察不行,两个人在一起太冲了。那就军转干部?不行,太硬了。街道主任?又太接地气了。”吕铮瞬间睁开双眼,手指一定,选定了崔铁军老婆的职业:“对!就是一个军转到街道的干部!又有政策,又能用理论的高度去‘虐’崔铁军!”吕铮觉得,这样一个妻子,能更好地帮助观众还原崔铁军的人物特点。采访一位扫黑除恶的老刑警时,吕铮用激将法把精彩的经侦故事用吹牛的方式讲给老刑警,激起了老刑警的好胜心。“他的眼睛斜45度角瞟向我说,你们经侦不就是天天看账本吗?知道什么叫刑警吗?刑警就是最‘行’的警察。刑警出马,就是‘开刀’!”老刑警的这句话给了吕铮灵感,“这句话放在这儿,徐国柱的形象就立住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也都能成为吕铮写作中的素材。而对细节的敏感源于他多年的从警经验。吕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侦查员在抓捕前有一系列精细的观察部署,与影视剧中呈现的激烈对峙场景不同——他们是通过观察细节,尽量不动声色地实施抓捕。这和在《名提》中的预审一样,好的预审员不是拍桌子瞪眼的,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吕铮书房里的电脑桌上有一横一竖两块屏幕。竖屏上记录着大概的故事构架和素材,横屏则是进行规整、创作的地方。屏幕之外,书房里还有两块板——一块可以贴资料的软木板,一个方便整理逻辑的白板。他创作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工作中的案件和日常记录的素材。等花盆里的种子开始慢慢发芽的时候,就是开启新作品的时候。吕铮划动着手机屏幕,在备忘录里,有十多个起了不同名字的文件夹。他说,每个文件夹就是一个“花盆”,而每个“花盆”里都会有一颗写作的“种子”,可能是一句话、一个故事或者只是某个警察的表情。他停下手,指着其中一页说:“这里是有一天坐地铁时写的,是一些动作细节的描写,我把这个归到即将开启的小说《特别行动队》里。”一有时间,吕铮就会对手机备忘录里的“花盆”进行优化。
一些“花盆”里的“花”已经养了两三年,甚至有了“开花”的趋势。吕铮说,修剪“花盆”里的“枝叶”,从中整理出故事的主线来,是接下来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费时费力的工作。每部小说可以设计好几条主线,怎么写都能“通”。但如此大量的素材,要怎么运用好,让它们在对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了吕铮要克服的困难。创作《名提2》的一天晚上,吕铮把平时用感性积累的好素材都打印出来,全部摊在地上。然后,他用办案时最常用的方式——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在好几条主线上反复推磨、拼接,慢慢把所有好的素材串成一条“珍珠项链”。如此操作,可以在保证作品主线粗壮有力的同时,兼顾每一场次的精彩丰富。这样下来,他已经有了创作出好作品的底气。
从《黑弈》到《猎狐》,从《三叉戟》到《藏锋》,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吕铮在创作生涯中不断跳出舒适区,寻找新的挑战。在他看来,一直待在舒适区内创作,对作家来说是致命的。经验在流失,时代在往前走,只要没有进步,只要不破圈,只要摸不着瓶颈,就会慢慢被淘汰。一部《三叉戟》让吕铮一步从作家跨越到了编剧的行列。将近4年的时间里,为了将文字语言转化成视听语言,吕铮工作之余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这些学习解决了与其他编剧沟通的问题,并让他能够将自己的笔下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不断地学习让吕铮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他曾在两年内创作出三部作品,其中就包括这次参评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作品《纵横四海》。高产期过去后,吕铮发现通过一线办案经验积累的已经不够用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深入地采访其他警察,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新的素材。
“犯罪在不断升级。近年来偷盗、抢劫、杀人等接触类犯罪逐渐减少,但非接触类犯罪就开始多了,比如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而且新的手段层出不穷。你如果不采访,想凭着原来那点经验,根本行不通。”吕铮坚持认为,作品不能跟现实世界脱钩。吕铮开始寻找自己的瓶颈,并试图有所突破。从众多“花盆”中,他挑选到了《藏锋》,是他平常很少接触到的“字警”(从事公安宣传工作的警察)不忘初心的故事。吕铮坦言,《藏锋》的创作耗费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写到一半时,他停了半年。“‘字警’的工作并没有太激烈、精彩的桥段,但我也不想写成特别枯燥的八股文”。这部作品在吕铮的创作生涯中并不算最好的,但对他而言却是一个新的自我突破。“如履平地写出的《三叉戟》,我打80分。慢慢磨出来的《藏锋》,我也只能评到80分,但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价值,证明我攻破了一个新的课题。写作的破圈,战胜困境的过程,就和当年破获疑难复杂的案件一样,是正向激励自己的结果,也是乐趣所在。”
在吕铮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有很多声音试图告诉他写什么是对的,写什么是错的。但他依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在《三叉戟》的创作期间,很多写作和出版圈的朋友告诉吕铮:别写“老东西”了,影视化肯定没戏。写《名提》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别写预审了,预审都是没人看的室内戏,你应该多加些感情戏,没有感情就没有市场。对于这些话,他笑称,“我的职业是警察,写作只是我的爱好。所以我的写作只对自己负责”。但在心底,他还是会留一个问号,因为作品写出来是否被大众接受,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2016年写完,2017年出书,2020年才上映。《三叉戟》经历了漫长的改编过程。剧集上映后,受众的关注程度说明了一切。“我可以写一群年轻的警察从进入警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这很容易,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写三位老警察,最好玩的就是对人心的揣摩。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错的,但我用时间证明自己是对的。”电视剧《三叉戟》中让观众们反复观看、津津乐道的“加码”预审戏,也是吕铮的冒险实验。“别人都说,别写预审戏,只要一写肯定拖节奏。”他却大胆地把预审戏从原著中的3场加到了6场。
播出后的数据告诉吕铮,他的决定没有错。
“从平台的数据上看,前两集并没有激起特别大的水花,但从第三集的预审戏开始,潘江海一出场,观影数据一下就拉起来了。那一瞬间,我还是挺高兴的。”吕铮眼角挤出两条轻微的细纹说,“实际上,我想拿它试试观众是否能接受《名提》。我用电视剧《三叉戟》试了一下我另一部7年前写的预审题材小说《名提》,证明我是对的,观众的审美是对的!”在《名提》改编成影视剧时,是否要改变本来的立意,成了吕铮心中难以释怀的“心病”。7年前,一家知名的影视公司计划将《名提》改编成电视剧,“但资方的创作方向与吕铮截然不同,他们觉得预审里没戏看,且拖沓剧情,一直想加入动作戏,改编一拖就是7年”。所以,这次改编最终失败了。吕铮透露,现在《名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已经重启,正在影视化的路上。
既是警察,也是作家,吕铮在从警生涯中将这两个职业高度融合,相互补充。现在,他除了业余创作之外,还兼顾着书写公安英模故事、对外输出公安文化的使命。前些日子,他和其他公安作家一起,采访了北京公安系统的英雄模范,准备将他们的故事撰写成报告文学,以此更好地搭建警民之间的桥梁。而在业余时间,他脑海中的另外几盆“花”已经“出芽”了。最近,吕铮准备写一个年轻警察的故事,名字叫《打击队》。这一项目已经获得了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老警察的使命感。到了40岁,头发开始油腻、眼睛开始浑浊的时候,反而要开始想写些年轻警察的故事。现在正在写的是警察版的阿甘正传,写他们的青春热血、对正义的笃定,跌倒还要向前冲的精神。他们将新鲜的血液注入队伍中,‘鲶鱼效应’由此显现。”吕铮说。吕铮自己也把创作这些故事视为回归初心的途径。由此,这位公安作家也不断品读着自己最初对警察职业的无限热忱,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去年,吕铮在网易云等平台上传了一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歌名是《稍纵即逝》。他唱道:那旷野稍纵即逝,列车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没人管你年少无知;那云层稍纵即逝,飞机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努力奔跑是最美的样子……他说,自己最庆幸的事,就是没有虚度光阴、浪费时间,过着充实的人生。金秋时节,著名公安作家吕铮又收获了一座奖杯——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茅盾新人奖原名茅盾文学新人奖,于2014年设立,奖励对象是45周岁以下(含45周岁)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评论家。
此次获奖之前,吕铮笔下的小说、报告文学、编剧作品就已经给他带来了诸多荣誉:《名提》获得“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十部作品之一;《三叉戟》获得燧石文学奖悬疑类最佳长篇小说奖;《测谎师》获得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编剧作品《三叉戟》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编剧提名、获得第29届华鼎奖最佳编剧提名……
近日,《法治周末》记者专访吕铮,听他讲述连续19年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的经验之谈。
《法治周末》:对你而言,连续19年持续创作多部公安题材作品的动力是什么?年轻热血的时候,我创作的原动力是想把警察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聊天讲故事通常只有一个人听,开座谈会顶多讲给100个人听,写成小说能有几万读者,而如果拍成影视剧就能有上千万人甚至上亿人看到。现在已经不是公安题材影视剧靠开车追逐、枪战等情节就能获得关注的时代了。随着观众审美的能力和知识层次的提升,优质的职业剧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对我而言,只想把最真实的故事展现给读者和观众。在讲故事的同时,最好还能给读者带来些感悟。在微博上,一个女孩告诉我:“看完《三叉戟》后,我突然理解了我父亲。”她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常年无法给予家人陪伴。有一天,她突然看到父亲的背影,他手里拿着泡满枸杞的透明保温杯。那一刻,她想起了《三叉戟》里的崔铁军,瞬间理解了父亲工作的不易。
吕铮:许多人问我公安文学和涉案、悬疑类文学的区别。其实,很简单的区别是:公安文学是破案的,许多涉案、悬疑是犯案的。主视角的不同,导致主要推动力和行动力的不同,所展现的人物和故事基调也会不同。一些非公安系统内的编剧创作的作品,用很多离奇的故事情节把警察塑造成神话。市面上,甚至出现了大量披着中国警服的外国警察故事。在这些公安题材影视剧中,很多情节并不接地气。真实的警察故事并不一定是惊心动魄的“动作戏”,而是对细节的把握、对人心的揣摩。在创作中,真正动人的是人的情感,一切故事都要为人服务。所以,要想做好以破案为主基调的公安文学或者公安戏,不能生搬硬套。要避免闹低级笑话,那就需要对基本法律常识的了解、对警队执法模式的掌握。再深入一点,如能写出警察工作和生活的内在生态等细节,就更能加分了。比如派出所的变化,现在派出所里有“一室两队”,也就是综合指挥室、社区警务队和执法办案队。出警实行双人工作制——每次出警都要两个人。因此,基本不会突然出现孤身一人的警察穿着警服、拿枪射击的场面。我每每在一些作品中看到这类场景,就会觉得匪夷所思。实际上,公安题材作品的创作门槛并不低,并不是简单通过采访几个人物就能写好警察。
而衡量一部公安文艺作品是否优秀,首先要看它的精神、灵魂和其中的人物,由此才能衍生出故事、情节和对白,才能展现出警察与警察的关系、警察与社会的关系、警察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警察的忠诚和荣誉。
《法治周末》:包括《三叉戟》在内,你已有三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还有若干部正在进行中。你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之间的关系?吕铮:在《三叉戟》之前,我的两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话语权,改编工作完全交给了编剧。后来,我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孩子”简直变形了,以至于我再没向别人主动提起那些是我的作品。编剧改编可能是迎合市场需求的,但是与当初作品的原意常常大相径庭。在某部作品中,我本是想展现两个老无所依、为实现遗愿清单的男人面临搏杀、赎罪的故事,最终却被改编成了兄妹间相互猜疑、博弈。当然,电视剧是投资方、平台、制片人、导演等多方集体决策的结果,很多决定需要配合或者需要说服所有人。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到了《三叉戟》,我就要求自己要行使一部分编剧的权利。《三叉戟》能受到观众的喜爱,也得益于剧中另一位编剧沈嵘。我负责“往下拽”,他来负责“飞”。好多台词、桥段可能太沉重的,他都能给“飞”起来。一般原著作者与编剧的合作结果都是1加1小于1,但我们俩在一起编剧能做到1加1大于1.5。这已经算是非常成功的改编了。
《法治周末》:对于公安文学作品中的警察而言,作家如何才能让人物鲜活起来?吕铮:警察不是抓捕犯人的工具,他们也有自己的迷茫、痛苦和困境。公安文学创作者往往需要通过丰富人物的性格和经历,给观众呈现出一群有血有肉的警察。创作者还要和自己对话。达到一个目的,可能有不同的写作手法,创作者要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手法生动且能体现人物性格。在改编《三叉戟》时,我深入研究过“老三位”分崩离析的戏码。有太多种分崩离析的可能,但怎么让3个这么富有正义感的人有一个最合理的分崩离析的理由呢?我最后的设计是:3个人都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层次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设计这3个人的时候,我把他们当作犬、狼、狐3种动物的化身。崔铁军犹如忠犬——为了忠诚可以牺牲队友;徐国柱是“狼”式刑警,为了抓捕嫌疑人可以拿命搏;潘江海则是“狐”,有侵蚀腐败动机的人都冲着他来,但他不仅能灵活地左右闪躲,还能将计就计、反客为主。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想信念,都没有错,但是分歧也就自然产生了。他们的形象已经突破了以往对警察“伟光正”的理解,人物的塑造也都是比较立体的。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也有一些痛苦和抉择。除了对人物的侧写外,外部道具的生活化也是必不可少的。“老三位”开的那辆破金杯是有原型的。我在当中队长时,组里就有一辆门不好用的金杯车,新来的人只要一坐进来,我们就得提醒他把门边的那根绳拉上,要不就容易甩出去。公安文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学门类,兼具动作、对白、情节的推动。如果作者以描写案件为主,人就容易变成一个工具。当然,也有好多作者选择“以人带事”。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兼顾这两个方面,让作品更丰富立体。
《法治周末》:身为公安作家,在创作时,你是否会有被自己的职业身份“束缚”之感?吕铮:实际上,每部作品都会受到各方面的检视。身上这身警服可能是约束,但是时刻提醒着我要自律。随着这些年受众越来越广,我的创作也越来越谨慎。有了影响力后,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者不能小觑作品的影响力。《三叉戟》播出以后,在微博上有读者私信我,说她在大学读的本来是非公安院校,后来因为看了我的作品,就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公安系统工作。如今,她已成了我的战友。我认为,作品首先要对得起作者自己的良心。我不建议在文学作品中肆意地将极端个例放大描写成社会问题。一个房间的角落里有蟑螂,不代表这个房间里只有蟑螂,还可能有吊灯、壁画、花瓶。作为作者,应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场景,而不应该忽视这个屋子所有的美好,只写“蟑螂”。在创作《名提》时,我有一个中心思想:搞预审的人永远“洞悉黑暗,笃信光明”。警察每天看到各种罪恶行径,但他们依旧会相信社会的美好,依然选择保护善良的百姓。《法治周末》:在法治题材的影视剧中,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情感戏?吕铮:情感戏是一个基调,但是它不能变成其中的一个要件。拿《三叉戟》举例,它是讲三位老年警察重装上阵的故事,观众选择看就会被这三位牢牢地吸引住。哪怕情感戏写得再精彩,都不会把观众从戏里拽出去。情感戏的作用可以是推进剧情,或者增加人物的完整度。比如,崔铁军瞒着媳妇出去办案,实际上他老婆张华是明白的。在破案回家后,张华的一句“警察真伟大”,崔铁军和观众都能意会。张华转身做饭时,崔铁军给她一个拥抱。这样的一幕,既合理又生动。
情感戏不能为了写而写。我想吃糖油饼的时候,就别给我上豆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