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志 | 崇文门“鬼门关”：有本事您就脱光了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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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都知道崇文门，这是咱内城南垣之东门。明永乐初年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时，把元大都南垣左边的文明门南移重建，就有了后来的崇文门。一开始崇文门沿用了元大都“文明门”之名，明正统年间重修九门时增修箭楼、闸楼和瓮城门洞，另取《左传》“崇文德也”之典，改其名为崇文门，与宣武门相对。
当年北京城外东南一带有很多酿酒作坊，所以崇文门多走运酒车。按《易经》方位来说，崇文门踞南东，是“景门”，属火，而酒可生火，因而崇文门也有光明、昌盛之门的涵义。
崇文门还有很多外号，比如元代民间俗称其为哈德门，《析津志》里云：“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又音转为“哈德”，一直流传至今，直到今天，崇文门路口东南还有个哈德门饭店。
文人嫌“哈德门”不够雅，又给改了个海岱门，海即渤海、东海，岱即泰山，这俩地方都在东方，因此成了崇文门的文雅用法。您看那明清文人在诗词里商业互吹的时候，谁家要住崇文门一带，就一定会写成“海岱云云”。
那都是读书人的讲究，到了明清，老北京又给哈德门起了个新名字，这可就没那么好听了：“鬼门关”。
这事儿得从明代宗朱祁钰说起。
明朝迁都北京后，明代宗在景泰二年（1451）订立《收税则例》，开始对京城的商家收税，内城九门都设有税收吏员，对携带货物进城做买卖的商家收取钱钞。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崇文门外路东设立了宣课分司衙门，总览九门税收业务，相当于整个北京的税务总局。那时候京师九门每年光收税，就能有九万、十万余两的银子。而有税务总部的崇文门自然成了最大的肥差，崇文门的收税官员被称之为当时的“京师十大美差”之一。
起初负责税关的胥役们只盘查商家担挑车辆的货物，后来就变了味儿了，连私人行李也查验，基本只要想进门就要对你上下其手一番。明代《旧京遗事》中特别记载了崇文门一个奇景：每天早上崇文门一开，商贩进城，就算您是个卖茄子的，也要在耳朵边上别上两枚铜钱儿，收税的官吏就手一摸给拿走，彼此无须任何眼神交流或者对话。
后来明朝灭亡了，清朝接任后，税务总局仍然设在崇文门。历代皇帝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崇文门的税官骚扰小民，但抵挡不住这捞油水的位置所激发的贪欲，而收税一事，归根究底是给皇家收钱，皇上作为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因此把税关撤掉，所以这就是个死结。
到后来，崇文门的小吏已经发展成了不分身份、明抢暗偷的程度。他们管索要叫“讨口饭钱”，只要是穿着衣服的人，都能憋出理由要钱，还经常顺手牵羊、白吃白喝，商民如果不给“供奉”，他们就扣押货物不放行。《燕京岁时记》中就说：“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也要“照例进呈，与三月黄花鱼同”。
对操外地口音、初次进京、不知规矩者，这些官吏的勒索便更甚，以至于清代一些外地人打算来京的，都得先来信给在京城的亲戚朋友，打听“入城易否”？
商家做买卖，得罪他们没好处，只好破财了局。进京会试举子一心想着自己前程要紧，不想招惹他们。而外省官吏入京都是有要事要办的阔主儿，也不缺几两银子，所以也很少跟崇文门的官吏计较。如此一来，是惯得这帮税关胥役胆子越来越大。
乾隆朝，有个山东布政使（大概是现在的副省长）升了湖南巡抚，要到北京陛见。行至崇文门，税关胥役见他有仆人行李，便狮子大开口。他们当时要了多少钱？这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从这山东副省长的表现来看，估计是个变态的数字。副省长大人因为拿不出那么多银子，过不去这道门，最后实在没辙，索性把行李都存在城门外，把衣服都脱个精光，带着仆人赤身进城，等到了城里，跟朋友暂借被褥衣服，离京出了崇文门，才把自己的行李取走了。
晚清以后，朝廷到处败家，再加上一次次的赔款，都要从税收里找补，于是崇文门的税吏变本加厉的敛财，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得着便宜的却是侵略者。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光在崇文门税官衙门就抢走了几十万两白银。
民国成立后，崇文门税关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并先后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京师税务监督公署、监督京师税务公署、北平税务监督公署。虽然这时候的崇文门税关有了一套法规，但雁过拔毛之事仍然存在。
真正把这个鬼门关打服的，是时代。随着北京地区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发展，崇文门逐渐失去了原来都市咽喉的地位，它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完全丧失，最终迎来了被裁撤的命运。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电令下达后，包括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在内的全国内地税关，一律同时撤销。至此，历经445年的崇文门“鬼门关”这才彻底走向终结，不复存在了。
参考资料
《明清两朝京师崇文门税关》
《北京志·税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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