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逍遥又怎能归去｜李大兴专栏
李大兴 为《观察家》撰稿
一
我知道庄子梦蝶的典故，是十二三岁时读李商隐的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当时少年朦胧的心情，还只能喜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对庄子、蝴蝶，既无知也没有兴趣。我的少年时代值“文革”后期，反智愚昧的气氛仍然弥漫，即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院里，也没有几个小孩子读书。我这一代人，绝大多数小时候都没看过几篇古文，更甭提《庄子》这样深奥难懂的文章了。
所谓“学养”，大多是上大学以后恶补的，那种在上个世纪前半叶长大的人们当中偶尔还能看到的国学童子功，我们是不具有的。若论童子功，有的不过是玩弹球，打群架，乃至写大批判文章的童子功吧。所以如今清华校长念个白字或人大校长用错典故，其实不足为奇。套个流行语式，都是“文革”惹的祸。当然如果深究，就不免把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文化进程都扯进去了。所以，搞不清庄子是谁也很正常。而花里胡哨的蝴蝶，在一片蓝制服海洋的时代里，也属于反面形象，首先让人想起《林海雪原》里许大马棒的小老婆蝴蝶迷。一代人审美意识的塑造，往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完成的。
庄子梦蝶的原文是“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曾读过一篇亦真亦幻的散文，写几位茶中高手，一道品尝一颗在殽山之巅采摘的绝世茗茶的经历和与此茶相关的故事，起伏之间，写的是对茶道的理解。品茶是一件极有学问的事，比如茶具、沏茶的水质、水温、如何沏、每过茶的品法等等，都颇有讲究。我是只喝咖啡的人，对我国博大精深、如今又流行一时的茶道一窍不通。前年回国时，友人招待我在茶室品茗，茶味也不觉怎样，倒是五百多块的价钱，尤其是加壶开水居然要三十块这件事令人难忘。
虽然如此，品文如品茶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像《庄子》这样似易实难的经典，尤其要静静地读，慢慢地品。比如上面这段，第一遍读，没有什么感觉，大抵是读字面上的意思；第二遍读，可能会明白庄周与胡蝶到底谁梦谁其实说不清楚，这就有点味道了；第三遍读，也许会思考庄周是谁，胡蝶又是谁？两者的分别何在，“物”与“我”的关系又是如何等等的问题，似乎真的读进去了；第四遍读，多半会开始感到文字背后的哲学意识和美学观念，感到“此之谓物化”究竟该作何解并不那么简单，难怪庄子的思想到现在还未必说得清楚。
今年是我第五遍读，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那种没有什么感觉的状态了，而我早已深深地走进中年。虽然好像回到了起点，但我这次有几点感触：第一，读《庄子》和一个人的年龄，经历，性格，气质很有关系，很多人不适合读《庄子》，读了也不过白读或者误读而已；第二，我无法判断自己是否也只是白读或者误读，就好像当庄子抵达与天地同在的境界时，他人无法想象那里究竟是一片空明澄澈的智慧还是一片混沌未鑿的本真；第三，读着读着，忽然想到，关键不在于说出什么，而在于说出什么是不可说的。
琢磨庄子说出了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光琢磨这个，难道不会掉到“白首穷经”的陷阱里吗？我们围着古人的几部经典解读了两千多年，解读得连篇累牍，解读到了专家可以看着白话译文谈读后感的通俗地步了。我读经典，除了查生僻的字和典故以外，极少参照别人的解读。解读者写的，是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经典本身。固然大家的解读，有其自身的思想光彩，可惜这样的大家从来不多。
倒是考据文章往往值得一读，比如前些年发现的郭店楚简，其研读对于《老子》的校订似乎很有裨益。而且，重视考据的人，多半说话会小心点。至于在电视上唾沫横飞，口吐莲花或冒泡的男女教授们，我尊重各人的选择，只是，如果名利双收之余，还要以普及文化、教化众生自居，未免有些此地无银地树牌坊，还不如王朔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来得痛快无耻。
在泡沫的年代，经典阅读成为一种作秀也不足为奇。然而，经典与泡沫的区别，恰似好茶与茶叶渣的区别，会品的人一嘬便知。如果不会品，也就大可不必硬累著自己，不妨改读日本漫画或看韩剧，都是很好的消遣。品茶是件很私人的事，最好心无旁鹜。读书也是要自己去读，在没有大师的年代不必供奉一位精神导师。但是，如果不触类旁通，只管死抠章句，那些语义多重而模糊的方块字弄不好就成了在眼前飞舞，挥之不去的一堆虫子，古人称之为“翳”。
读古书，即使对逝去的时代有所了解也未必有什么心得，但不了解就顶多不过瞎感想一下罢了。虽然不似老子，究竟是不是骑着毛驴出了关谁都不大清楚，庄子的生平事迹也有许多传说的成份，大多只能从故事里折射出一些线索：当过漆园吏一类的小官，后来成了名满天下的大名士。和老子一样，庄子生于乱世，但是那个时代又是很尊重名士的，而且在一个国家呆不下去的话，跑到另一个国家就安稳了。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固然动荡，却还不乏自由。诸子百家产生的背景在此，庄子的逍遥情怀与自由精神也在此。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建立了强大的皇权；再到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东汉儒学复兴之后，儒家确立了思想主流的地位，百家局面从此不再。唯一还维系一线而不坠的支流，就是老庄之道。
从思想史的大线索看，幸好还有老庄这一路命脉流传下来，我们才不至于完全坠落在一元化的窠臼中，才得以在怀疑、批判与逃避时有所凭依。然而，尽管老庄的影响一直存在，但我以为道家的思想发展早在南北朝之后就一陷于停滞。事实上，此后的道家，更多是以会道门的方式著称于世，有其宗教史的意义，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则乏善可陈。与此相对应的，是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念日益普及，渐渐浸透甚至可以说支配了中国人思维的潜意识层面。在陶渊明以后，还有谁可以说是老庄思想的继承者呢？老庄此后不过为失意文人提供一个避难所和精神按摩而已。高超智慧如苏东坡，内心深处还是似乎未能忘怀事功的。
如此，我们能读懂多少《庄子》呢？说庄子“消极”，说庄子“避世”，听上去好像都没有错，可是仔细想想，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已经隐藏了某种入世的、唯物的、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呢？
戴着眼镜读书，阅读体验就不免沾上眼镜的颜色与角度。进一步想，诸子百家在几经战火频仍后尘埃落定，浴火重生后一枝独秀的，为什么是最缺少想象力，关注世俗秩序，相对来说最无趣的儒家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无解方程。不过，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也许比谈论定义模糊的国民性或一厢情愿地探讨道德重建与儒学现代化等等更靠谱一些。
在商品经济物质利益至上的时代，伦理的困惑和诚信的丧失固然表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否应该想一想，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后，我们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还剩下多少？换言之，我们是否还能够梦见蝴蝶？
二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一场远承新文化运动，激进喧闹，昙花一现，那么九十年代则开始了一个回归“整理国故”，追寻失踪者，保守沉闷的漫长时期，延续至今，还看不到终点。自然，也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这是一个务实不争论的年代，这是一个闷声挣钱的年代。外面的世界很热闹，想静心守住一张书桌，还真需要很好的定力。“整理国故”究竟有多少能够传世的结果还难定论，倒是许多曾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销声匿迹的名字重新出现，变得如雷贯耳。由于短缺，人们开始像追星一样憧憬那些不可复现的文化守护者。虽然数来数去，能够“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不过王国维，陈寅恪等极少人而已。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其实对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一知半解，不过高山仰止。我自然不敢追随时尚，引用二位的文章来成就自己的思想。我们这几茬人，对静安先生的了解其实都是从那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入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下面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然而，这些境界怎样去理解，后人还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
虽然王国维学贯中西，深受叔本华、尼采影响，《人间词话》却完全是继承传统诗论的写法，纯粹形象、感性的语言。也许，这正是《人间词话》的魅力之所在。中文本来就语多褒貶而缺少内在的严谨思辩，而语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所以中文的思维往往是简单的二分，有意无意间已形成价值判断，直达或是或非的结论。另一方面，汉字堪称是硕果独存的象形文字，其中丰富多彩的意象，大半只能感受却难以分析，所以传统诗论富于美感却无美学体系，《人间词话》可以说是这一道统的最后一点绝响吧。
我一直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众多传人里的一份子，中年后更接近不读书，不求甚解的痴呆境界。近日为写这个专栏，重读庄子、阮籍和陶渊明这三位我极喜欢的古人的部分作品。这次阅读，与上一次之间，横亘着二十余年的岁月。中国人往往要在感受到一点作家周泽雄所说的“生命的厚味”之后，才能走近历史的脉络。这次阅读，不仅对具体文字有崭新的印象，更对庄子以降，这一脉思想的演变时不时萦绕在心。我似乎有些感觉，却找不到话语来陈述。就好象十五年前初次到纽约小意大利的一家据说名闻遐迩的咖啡店品咖啡，一盃卡布基诺，一小盅蒸馏浓咖啡，醇而不同，令我兴奋不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证明自己虽然爱喝咖啡，却没有品尝的资格，连野狐禅都诌不出。
昨晚临睡时，半梦半醒之间，石击电闪一瞬，静安先生的三重境界照亮了我的思路，难道不是恰好可以借用来比照一番吗？在我看来，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庄子，虽不中，亦不远矣。庄子之“独”，在于他的世界是逍遥而纯粹的，直通自由的彼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的思想，与天地相齐，高远而简洁。调侃地说一句，庄子就是一位大宗师，远远地微笑着伫望人间世。后来的绝大多数人，在人间世折腾，焦虑而繁琐，不知不觉就成了庄子的反衬。庄子之“独”，更在于他的思想虽然和其他各家一样，属于人生哲学之一种，却是独一份地关注个人而不是社会。总体而言，中国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人生哲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主要聚焦在世俗社会的秩序，伦理，权谋等等，庄子主张“逍遥”，正是要跳出这一切，达到个人的最大化。
然而，历史的演变已经显示，个人自由与个人意识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即使只从这层意思上讲，鲁迅先生那声看到史书上写满了“吃人”二字的惊呼也是“良有以也”。庄子的时代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迁徙或逃避，比如孔子从一个小国晃悠到另一个小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又比如伯夷叔齐，可以躲到山里，也不一定就会饿死。到了阮籍时，这些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所以在阮籍的文章里，少了飘逸恣肆的想象，多了忧伤沉痛的感慨。同样是关于“以天地为卵”的人生境界，《大人先生传》更着力于对名教与现实的批驳，在在流露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阮籍已无力仿效庄子的自由驰骋，也就是念想一下。他更多是逃避在半真半假的醉梦里，在现实中不免半无奈半情愿地妥协：混迹于官场，写劝进文章。不是所有人都爱喝酒更没有多少人真能醉梦，加上越彻底的人越具有榜样的力量，所以阮籍不如陶渊明那样影响深远。
陶渊明之所以更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是阮籍在思想上更接近庄子，而陶渊明有更多儒家的要素。陶渊明曾经胸怀“猛志”，直到不惑之年，历经宦海浮沉，阅尽乱世沧桑，才蓦然醒悟，写下《归去来兮辞》，正好合了《人间词话》第三境。陶渊明不仅以其文章，更以其人生选择而成为庄子的传人。我个人以为，他也是庄子最后的传人。后人即使想学庄子也学不来，顶多学学陶渊明。换言之，时势不同，庄子的想象力只能让人惊为天人，而陶渊明却是走过尘世后回归自然，让人觉得切近真实。庄子不可学，由儒入道的陶渊明却可学。
事实上，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里的少数彷徨在入世出世之间的另类，几乎无一不是仿效陶渊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陶渊明究竟学得如何，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姑且不论。儒家成为主流思想的一个标杆就是，它很早就包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构筑了价值体系的基础。儒家推崇道德事功，善恶是非极其分明。不管它是严肃的，还是虚伪的，有时都不免令人不堪重负或产生疑惑，此刻道家的思想和指向恰好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所以，道家能够做为中国思想传统里最重要的一个分枝历千年而不坠并成为知识分子多面性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儒家的洪流里浸淫越深，离庄子难免越远。当儒家蜕化普及到极致，化进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时候，“逍遥”越来越听上去虚无缥缈不靠谱，属于可望而不可即，没有实际用处的奢侈；当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屡经战乱，为“生存权”都要来回转圈反复挣扎的时候，道德的功能更多是用来将功利行为正当化，只有财富和权力才是最实在的。庄子虽然幸运地流传至今，但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少发展呢？那些喜爱庄子的读书人们，是不是仅仅用他为自己的多重人格又添了一重呢？尽管隐逸精神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高尚品质，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些唱着归去来回到林泉下的隐士，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其实是身在草野，心怀庙宇。
如果心灵失去了逍遥，又怎样才能真正地归去呢？
刊于5月9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李大兴系自由作家，发自美国芝加哥。他的上篇专栏《石狮上洒满斜阳》请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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