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文化的境界｜李大兴

Original 2016-07-26 李大兴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一

“雪夜访戴”堪称即兴的滥觞，是我一直喜欢的故事。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那岸雪溪舟的一幅夜景、潇洒飘逸的一时即兴、举重若轻的一份友情，已是流传千古的佳话。

林语堂先生在他讴歌中国文化的大作里，曾有文化是闲暇的产物之名言，我想，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文化，其实是要进一步界定的；该是既非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也不是慷慨激昂的正统文化吧？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里，其实有很多层面，往往相反互斥，在不同的时期显示迥异的风格。在我看来，历史上闲暇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是魏晋风度，到了近世李渔的讲究食色已趋衰落，至于后来的遛鸟、玩鼻烟壶则基本不入流了。

少年时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对“魏晋风骨”不乏肯定，对于玄学却多有批判。风骨接近气节，一个有气节的人自然是高尚的人；玄学接近空谈，而空谈一向是误国误己的。范老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但我觉得他论史为文的方正持重，更接近儒家风格。范老的评价，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儒家，尤其是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大多数史家对于魏晋的看法。大抵这种评价的思路，是把道德、事功和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论人要归结到人品，所以嵇康、陶渊明得到表彰；论思潮要归结到效益，所以高谈阔论只落得掉脑袋的何晏难免被低估。

伦理加事功的判断方式，早已浸透到国人的潜意识之中，然而我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正是玄学时代的文人风气，两者密不可分，也无法分开评价。儒家思想在相对安稳的时代，容易深入人心，而一到乱世礼崩乐坏时，其地位就极大地动摇了。玄学在东汉末年到三国的战乱中兴起，上承老庄，提倡无为，批判礼法，崇尚自然。虽然空谈无用，消极遁世，但也是张扬个性，回归本真。用当代人熟悉的话语讲，魏晋时期是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其中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气息。事实上，从魏晋到南北朝，一方面长期处于战乱中，另一方面，玄学盛行，佛学东渐，思想的多元化也类似东周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的年代大都在乱世，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亦然，这是思想史上颇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个性的张扬，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更多表现在生活与行为方式之中。随意即兴，岂止是闲暇的产物，更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陶渊明不就可以“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么？而王徽之从他的大名鼎鼎的父亲王羲之那里继承的，除了高贵的门第，还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与名士风流的气质。在那个时代，特立独行蔚然成风，精神的高贵为文人所追求。在那个时代，出世的倾向被相当普遍地认为高于入世猎取功名，这种价值观以及与之相伴的审美观使魏晋风度成为后世不可复现的文化风景。

我读过一篇文章，认定王徽之雪夜之行不过是因为身为贵族，有条件玩潇洒；又是因为混得不够得意而做秀以吸引眼球。我对这种根据当代文人流行的小阴暗心理推断古人的考证是怀疑的。许多当代文人，始囿于生存终囿于名利，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难以想象出古代悠容的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即兴，或者是即使想象得出仍不免揣度猜忌。另外，动机是无从考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也可以推测作者的观点是以做翻案文章来吸引眼球，这也是当代文人常做的事。我雅不愿如此推测，他大概只是借古讽今，挤兑他所鄙视的装逼人士而已。

当代人的炒作背后，是精细的计算，多数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但由此就能比附出古人也会炒作，而且炒作得更高明吗？我更倾向于，先受斗争哲学熏陶后被拜金主义习染的人们，真的是很难看见古人的心境。今人有谁曾经在一个下雪的夜里泛舟江上，又哪儿能找到一条河流尚未被污染呢？

二

在我印象里，梁启超是第一位比较中西历史的学者，开风气之先，胡适、鲁迅等都自承受到他的影响。梁启超的很多见解，今日读来仍然很有意思。比如“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又如他认为欧洲有将国民分为阶级的风气，而中国没有，理由之一是，唐朝以后，科举制使平民也可以一步登天。以西方历史为参照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概念就这样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史学。虽然不大情愿认这位老祖宗，后来的主流史学其实没有走得更远，倒是时常泛滥的教条主义导致梁启超引进的概念历久弥新。

中国是否有过贵族阶级，尚有异议。从魏晋到唐末，门阀士族由盛而衰，则是不争的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传承的主体，多为高门望族，即便像陶渊明那样自甘淡泊的高士，也是名臣陶侃的后人。世袭士族的身份，是这一时期文人多追求名士风流的背景之一。所谓“名士精神”的本意，我以为特指当时一种傲岸礼法的贵族精神。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和文人的社会地位与处境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从秦始皇大一统后就进入了皇权时代，然而在科举制勃兴之前，皇帝与士族的关系多少是互为犄角，而不像后来那种隶属关系，发展到清朝，干脆就是主子和奴才了。晋司马氏本身就是望族，两晋150年，全凭门阀士族支撑。宋齐梁陈的皇家虽然多用寒士，但高门反更标榜清高，崇尚玄佛。空谈也许误国还加速自身的衰落，但也未尝不是贵族精神的表现。越以孤高自居，自然也越少忠君意识，南朝历代的短命，实在与此有关。

贵族精神的凸显，更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虽然有过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的统一思想的尝试，思想却远未定于一尊。不止魏晋玄学直承老庄，西来的佛教更是屡仆屡起。以自然为最高境界、对世俗持否定态度、向往出世乃是“魏晋风度”的精髓，虽有乱世逃避的一面，也是思想史上最后一次对个体的弘扬。

当然，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真真假假，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冒牌货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赵氏孤儿，那时就已经连婴儿都敢掉包。后人赞许程婴、公孙杵臼为忠义，仔细想来却有一种缺乏起码父子亲情的残忍。人们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假名士其实很多的意思。从第一拨大名士“竹林七贤”里，就可以找出一位王戎，不仅善于审时度势，还是个日夜数钱的葛朗台式人物。后来的“竟陵八友”，包括了梁的开国君主萧衍（梁武帝）。能当48年皇帝的人自然不简单，萧衍无论在权谋机变还是文事武功上，都有相当的修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信佛极其虔诚，信得走火入魔，最后只好饿死台城。沈约是“竟陵八友”的另一人，是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放在今天绝对是粉丝满天下的“学术超男”。他的学问很好，写出多部史书，首创“四声”理论，流传下来的《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不过，沈约先是很起劲地辅佐萧衍当皇帝，跟着当上了宰相，随着皇帝猜忌的加深，不久就忧惧而死，活得并不怎么风流潇洒。

宋朝以降，中国真正成为梁启超和后来不少史家所说的“平民社会”，庶族倒是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了。然而，从这一条挤破头的羊肠小道走出来的精英，也就满怀感恩地跪在了皇帝脚下。文人从此成为理教中人的群体，贵族精神自不必说，就连“名士风流”也极为罕见，这个词也就逐渐被滥用起来。并不是有点才华、有点名气、再有点行为怪异就能算个“名士”，“风流”更是不带色的。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漫长岁月，在为主义不怕牺牲的现代史上，个人一直不被受待见，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等到20世纪也已随风而逝，处在社会转型路口的当代人不无茫然地想从先人那里找回个体生命的光辉，却往往只能从一些有待考证的名人轶事甚至花边绯闻错觉到所谓“贵族“或“名士”的气息。

三

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黄仁宇，肯定民间治史和大历史。《万历十五年》自然是本好看的书，民间治史更是史学的应有之意。但是“大历史”其实有些可疑，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大言炎炎的忽悠。我倒觉得，一切历史归根结底是个人史，见微知著才是功夫所在。在我看来，历史学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固然，历史真相如赫拉克利特的河水，逝去的时空终不可复现；然而，历史学的目的，正在于从历史遗迹里寻找并构筑历史图景，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固然，每代人所看到的历史，是他们眼中的历史，有他们所处时代的痕迹，从这个意义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历史学一旦服务于某种当代目的，就难免罔顾史实，甚至成为现实道具。在谎言成为习惯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实，胡适先生当年说这话不过是有感于官修史学的片面，提倡怀疑精神。别忘了他更强调的是“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而忽悠历史的人如同说谎者，往往在欺骗别人时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研究史实，追溯当年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它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而不是为其他功利目的；它发生于当代，却应该超越当代的时空。

历史学既是对细节的追求，也是对全景的关注。后者就是所谓史识或通识，对于史料的切入点和把握细节的能力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关于历史时空的大局概念，是需要探索的。史识至少和史实同样重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历二十年脍炙人口，主要由于其史识与视角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新鲜。《万历十五年》虽然在西方显得有些野路子，究其方法论，还是源自西方战后兴起的社会史的路向。由于历史原因，这一路向迟迟未传入中国，近二十余年始得行其道。这个路子尤其要求史学家以大局的史识读细节的史料，一走样就会流于八卦野史。比如，如果不对“名士精神”有一基本认识，很可能我们就会把一些一点也不风流的人物看作名士。

社科院当年流传很广的一件轶事是：金岳霖先生从家里去研究所上班，是坐在一辆平板三轮上，四周摆满书，他一边读书，一边就随着三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穿过五六十年代很少有汽车驶过的胡同与马路。听说刘再复先生在芝加哥曾经以此为例，说金岳霖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还是有个性的。一辆平板三轮的个性，或者说名士范儿，其实已经令人感慨，而刘再复先生那一代连这个都没了。

严格说起来，金岳霖先生并不是一个名士，而是民国时期一位严谨的哲学家。不过如今知道他写过《论道》、《逻辑》、《知识论》的人寥寥无几，更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他追林徽音的故事。在商业时代，那些遥远的名字也在被消费。

大约十年前，我因为做文学网站认识了几位诗友，偶有唱和。行走在高楼之间，坐在金碧辉煌的五星酒店大堂寻章觅句，仿佛过去与现在以一种很不协调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我在前台要了纸笔，记录下这一首七律：

口占步诸诗友原韵

半生湖海未还家

种菊悠然不设笆

雪夜浮舟思旧友

青梅煮酒话京华

人穷犹爱黄金梦

世盛偏多井底蛙

峨宇新城非故里

当年人面尽桃花

那一天我也是去拜访一个朋友，在21世纪灯红酒绿的北京，照例是一个饭局，照例有酒助兴，照例尽兴后各自打车归去。“雪夜访戴”、“青梅煮酒”早已成为文字。那些美好的故事，虽然存在于文字中，却往往已在人们心中失传了，所以说“当年人面尽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