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大院的秘密

一

在童年的眼睛里，七号大院巨大而神秘。文革里，后勤工人也都忙着闹革命，本来就不多的路灯一半灭了，也没有人维修。入夜，如果没有月光，连路都看不清。楼与树的重叠在一起，高高地罩下来，和黑暗一起，带来压迫感也带来莫名的兴奋感。

我七八岁的时候，三四十个出生在生育高峰的小屁孩每天晚上在大院里逛荡。每当我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他们的人影飘过，就忍不住心旌摇曳，想要溜出去和他们会合。那时候大人们忙着批判别人或者被批判、兄姐们忙着自己的狂热或生活，我因为动荡，反而有了相对自由的童年。所以到了八九点，多半能够趁母亲没留神，溜出来参加到欢乐的呼啸中，像野风一样穿梭在大院的每个角落。

大院的西南角有一处地道，大约两三百米，通到大院的哥特式办公楼地下室。地道两头本来是锁着的，文革开始后，不知什么时候铁锁被撬开了，和荒芜的办公楼一起，成了捉迷藏的乐园。地道只有大约一米高，就连小孩也要弓着腰，才不至于碰头。里面没有灯，地也不平，时不时还有水坑。通常不管是躲的还是捉的，都不敢一个人进去，而是几个孩子互相壮着胆，一起躲在里面或者去捉人。

地道口外面是一片空地，小时候觉得很大，如今想想其实只是院墙的一个拐角，也就是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墙边有两颗高高的桑树，在树下我曾经第一次吃桑葚，记忆里那一天阳光明亮得晃眼。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一群小孩子坐在空地上，围着一个大孩子，听他讲梅花党的故事。稀稀落落的星光下，一只绣花鞋自行向黑暗中走去，你只看见一只鞋在走，上面没有人……八岁的我听着听着开始手脚冰凉、头皮发麻。

天气渐渐变凉，到处都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秋天里有过两次防空演习，那地道就成了天然的防空洞，演习结束后地道就被重新上了锁。那年冬天很寒冷，没有打仗，但是大院里的大人小孩有一半去了“五·七”干校，入夜后大院一片冷清幽暗。

无聊的夜晚特别漫长，大院里的每一点新闻八卦也就被放大。那年冬天最惊人的新闻，就是在地道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已经腐烂得不可辨认，只是从衣着上看是一具女尸。很快传言就越来越详细，据说在尸体旁边整整齐齐地摆着一双高跟鞋，据说地道一直是锁着的，也没有被撬的痕迹，她是谁，她是怎么进去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似乎见过那具白骨，但是肯定没有见过高跟鞋。发现白骨后不久，地道口砌了一面砖墙，被彻底封死，从此再没听说有谁进去过。

二

1986年秋天，我曾经给文教授写过信，请教他去美国留学的事。文教授是燕京大学毕业的，1947年留学美国，专攻明史，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东亚研究和中国史。他上世纪70年代末来北京时见到父母，那时候接待外宾还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母亲难得地换上她唯一的一套好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照例挺得笔直、精神十足。攀谈之下，原来他是母亲的师兄，聊起燕园往事，不胜唏嘘。

我当时并不在场，但是清楚记得母亲回家后很有些感慨，叹了好几次气。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墨绿灯罩的台灯下点一支烟，读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母亲回来以后，见我在读书，就没有打招呼，进了里屋。我听到她的叹气声便走过去，看见从不抽烟的母亲，点起了一支烟。我没有问她，也没有说什么。我很早就知道，母亲虽然教导我“事无不可对人言”，虽然性格直率、言辞犀利，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她不想说，就会一点口风都不漏。她去世以后，我才发现对上一代的了解格外少，在动荡中沉默，往往是自觉不自觉间的自我保护。她留下若干本用字母代替人名的日记，而且多是寥寥数字、语焉不详，读来仿佛天书。我一边读一边想：多少秘密、多少故事就这样消失了。

我一直还是不知道文教授和母亲那天晚上究竟谈了些什么，应该都是那些发生在1930年代末的故事吧？转眼1970年代末离现在也快40年了，如今我回过头去看自己的生活，已经有了深深的流逝感。母亲那一代人经历了一段天翻地覆、十分浓密的历史，想来心中感受岂止是岁月沧桑！

文教授的回信极其详尽地介绍如何申请美国学校，一笔工整的小楷、漂亮的英语花体字，读起来是种享受，可惜在去美国之前，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件一起被我付之一炬。我从青年时代就不大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想去哪里，这种目的性的缺乏或许是先天的，适合理解文学，不利进取人生。所以我不曾像许多同龄人那样为了去美国十分努力，但是后来也稀里糊涂地抵达太平洋彼岸。若干年过去，安居乐业以后，听说文教授已经退休，定居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恰好在我去东部的路上，便起了去拜访他的念头。

那个小镇是一个中等城市的郊区，也有百多年历史了。文教授中年时曾经在这里教书，结交了不少朋友，他喜欢这里的朴素安静、与世隔绝的氛围，老后就选择在这里度过余生。他住在镇上一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房子里，外墙是蛋黄色木板，有一圈围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夫人刚刚去世不久，房间里有一些暗、有一些凌乱，到处都堆满了书。

我到达这个仿佛温士堡的中西部小镇时，细雨霏霏，街景好似一幅19世纪末的风景画。文教授的热情款待，让我这个晚辈感动惶恐，他不容置疑地留我住宿，并且长谈过午夜，当然主要是他在讲，我在听。我多少也能感到，不仅仅是见到旧识之子的高兴，还有几许是因为日常的寂寞。我已经见过好几位学术老人，虽然在其所在的领域里名闻遐迩，但在生活中却是相当孤单。他们离开象牙塔，回到尘世的生活，往往发现那里没有人可以交谈。他们付出毕生精力的那些课题，在别人眼中并不重要也引不起关注。明史在中国虽是显学，在美国却没有多少人专门研究。现实生活不是小说，写发不出去的信的赫索格或者上校，毕竟是夸张或者隐喻。

文教授的起居室和书房里，放着好几张家庭照片。他有4个子女、7个孙子孙女。他的子女没有人学历史，分别是医生、律师、公司高管和家庭主妇。他们对历史没有兴趣而且都住得很远，在东西两岸和外国，一年也难得过来看他一次。“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和我的是很不一样的。”文教授笑着说。他见到一个学历史的人，自然就谈起他的研究。我一面听他讲明代皇权扩张与“三厂一卫”的变迁，一面想起母亲告诉我的有关他的事。

“您在燕京的时候认识我母亲吗？”“当然认识。令堂是大家闺秀，风度非常好，人也很漂亮。不过我和令堂不是一个年级，说话不多，不大熟悉。”“母亲听说我要来看您，让我问您一句：您还记得沈如卿吗？”“记得记得，我一直在询问她在哪里，但是一直没有人能告诉我。”

“母亲让我转告您，她早就去世了。”

三

第二天早上起来，文教授已经煮好咖啡、做好早饭，坐在厨房看报纸等我，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我开车离去，开出半条街，从后视镜看见他还站在路边挥手。我忽然一阵感动，想起前一天晚上他对我讲的故事。同样难忘的，是文教授听到沈如卿死讯和讲故事时的定力。他的表情和语调始终柔和而宁静，然而我注意到他的手握成拳，微微颤抖。

文教授生于“惟楚有材”的湘水之滨，虽然家道中落，少岁贫寒，仍然维系了书香门第的家风。入燕京大学后，他极得历史系主任洪煨莲赏识。他毕业时抗日战争早已开始，他立刻不畏艰辛，辗转奔赴大后方。沈如卿是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师妹也是女友，原本说好一毕业就去南方找他，然而她还没有毕业，珍珠港事变就发生了。燕京大学被封、校园被日军占用为伤兵医院，沈如卿本来就是进步青年，激愤之下，奔赴延安。从此文教授再也没有她的音讯，他潜心向学，直到1952年下定决心留在美国后才结婚生子。

我自然可以想像动荡历史中的事件如何影响个人命运，只一念之间便天各一方：一个是书斋里的学者，一个是戴着军帽系着腰带的女八路军。我也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告诉了文教授：沈如卿不久服从组织安排嫁了一位老红军，然而婚后感情不好，没几年就离了。到进城以后，才又找了一个背景相似的党内知识分子成家。她曾经从事外事工作，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就不能做了，去了一家出版社当翻译。关于沈如卿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母亲说她其实不是很清楚。“谢谢你告诉我，虽然我早有预感，可是这些年我托人询问，一点消息都没有，就仿佛沈如卿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沈如卿这个人确实已经不存在了，她去延安没多久就改了名字。”“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我找不出她的新名字。”

“也许是因为她不仅改了名字，而且连姓也换了吧？”

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以后改名字是很普遍的事情，但连名带姓都改了的倒不是很多。在母亲看来，那是因为沈如卿出身于大官僚家庭，改名换姓是彻底断绝与旧社会的联系，坚决革命的表示。母亲告诉我：“沈如卿这个人真的不存在了。除非看过她的档案，没有几个人知道她曾经用过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她是谁呢？”“我后来见到她的时候，如果不是她叫我以前的名字，我是根本认不出她来的。她上大学的时候很瘦很文静，说话不多，低声细语；二十年后很胖很豪放，有点沙哑，粗声大气。”“我见过她吗？”“你还记得五号楼的陈阿姨吗？”“Oh　my　God，闹了半天她就是沈如卿啊！”

四

我当然记得这位陈阿姨，也清晰记得七号大院昏暗的晚上十点。母亲和我趴在窗口上看院子里，一直等到看见一个人影贴着墙疾步走来，母亲才从窗前走开，去打开大门。一两分钟以后，我听到楼道里有轻微的脚步声，然后有人轻轻在门上叩三下。母亲开门，一个全身灰色的肉皮球“嗖”地闪进来，用极快的速度关上门锁好，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她会变出一块巧克力或者两块饼干给我，然后母亲就送我回屋里睡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听见隔壁屋里有争吵的声音。我爬起来打开房门，走过去推开房门，一进去她们俩都不说话了，一起侧过头来看着我。我看见屋里烟雾弥漫，桌上摆着酒杯，陈阿姨两眼通红。

我问母亲“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吗？”母亲虽然年近80，依旧反应机敏，只是越来越多眯着眼睛，有时候眯着眯着就睡着了。她的记忆力仍然很好，尤其是关于她自己的童年，时不时忽然说出一段以前从没有告诉我们的细节。不过记忆本身是选择性的，遗忘有时是一种潜意识里的愿望。母亲对于陈阿姨曾经深夜来访的事情记忆全无。“她那时候已经病了，不可能深更半夜来我们家的。”母亲很肯定地讲：“她后来都不认识人了，天天在家里呆坐着，蓬头垢面，头发很长也不剪。”“她为什么会生病呢？”“还不是在单位里被整的。她一辈子都很要强，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可是出身不好，不但得不到重用，而且几乎每次运动都是陪着挨斗的。大概是1966年底吧，她爱人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她单位要求她离婚，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她没答应。后来她孩子在学校里受到压力，和父母划清了界线，她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真是像维尔涅说的那样：‘革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啊！”

母亲对我时不时有出处的话，大多不予置评。她有她自己的话语系统，我们的交谈有时是平行的各说各话，但是彼此都很习惯。“沈如卿在燕京功课非常好，当年是很骄傲的。参加革命以后，她努力改造自己，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能吃苦、能干活、能抽烟、能喝酒，可这些说到底是表面功夫，她就是没能打掉心里那份傲气、言谈举止里那份洋气。她在单位里和领导、和群众关系都那么回事，有个风吹草动，被抛出来是很正常的。”“您知道她究竟是怎么死的吗？”“这个好像谁都说不清楚。只听说她忽然失踪了，不久她爱人去了他自己单位的干校、孩子去云南插队，都再没有回来，也没有和七号大院的人联系过。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地道里发现的白骨吗？有一种说法，说那就是陈阿姨的尸体，可是谁也证明不了。”

我告诉母亲，我已经去看过文教授，他一直惦记、一直在找沈如卿的下落。我告诉她，文教授也说沈如卿当年很有英气，母亲听完叹了一口气。挂了电话，我忽然想起忘记向母亲汇报最重要的一件事。文教授在和我一起早餐时，告诉我上世纪60年代初在大学里收到过一封寄自香港的信，拆开来没有抬头也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笔迹写了两句诗，是他1941年在四川时，沈如卿曾经在信中抄送给他的：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又是20年过去，文教授和母亲都已故去很久。在一个夏天。我终于又有时间像童年那样满北京城逛荡，只是半个世纪前的北京几乎没有痕迹。七号大院不复存在，在大约是原来的地道口那个位置，盖起高楼，有一个类似玫瑰金花园一类的名字。那天我走到这里，忽然想起那堆难忘的白骨，已全无恐惧与神秘感，在渐渐暗去的天色里，霓虹灯越来越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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