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创新”的价值观

（图源：IC Photo）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竞赛，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以科技为引领的跨国公司、互联网企业、金融集团，乃至于零售巨头等，都将未来的增长前景押注在科技创新。创新的价值观问题却很容易被忽视，传统意义上的创新通常重视追求物质而不是体验，墨守成规，强调公私联结，现代意义上的创新价值观则倾向于创新的欲望、经济独立和体验上的回报，更注重美好生活，而非传统经济上的优质生活。

重新评估创新的价值观内涵

许多学者对创新有很丰富的讨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难以达成更好的共识，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或者说如何寻求活力上值得深入思考的。在以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看来，科技创新的一切源泉源于“社会活力”，即大多数创新是由千万普通人共同推进的。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衰退并非科技创新的落后，或更多源于大众创业创新价值观消退的表现，创新的缺乏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不足，陷入到科技创新的分化局面。

一方面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分配明显不平衡，行业的分布、城市的分布以及人群的分布等，这些不平衡最终造成社会不满情绪，进而引发了其他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挫伤了个体和创业团队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是自主创新衰落和从领先经济中复制的创新减少的国家，苦于活力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的衰退。创新的产生和触发需要更为开放的环节，除了关注技术本身的经济意义，不妨试着去激发个体或社会活力，以此推动自主创新价值观的重构。

目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即使是经济活跃的亚洲国家，也有来自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源能源消耗和产业升级的挑战，还有源于国际贸易环境形势复杂化，以及诸如经济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危机所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经济持续放缓、社会活力不足以及企业的竞争加剧，新的经济生态、新的业务模式给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科技创新提出了共同的难题。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在《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一书中指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下降。诚然，技术本身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变迁之中，科学前沿和创新发明不断涌现，而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正外部性也受到了新的挑战，这些并非经济要素本身。

往前一步看，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引领的经济体出现了较大的内生性增长的缺失，而不是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性创新的减少。《活力》一书的研究指明，由于社会活力的衰退，创新不足所引发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工资增长缓慢和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国家不满情绪的上升和城市与乡村的内部竞争（或称之为资源分配不均衡）。本书通过科学的方法验证了自主创新的衰退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包括政策的失败，也包括社会内部活力的大面积消失。

作者为此提出了更具启发意义的假设，经济活力的消失很可能是现代价值观的衰落导致的，而正是现代价值观最初点燃了这种活力的火花。在书中，作者从多个国家和多个纬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到验证，早期得益于创新活力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却在后期由于活力不足创新衰退，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水平。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等 著

郝小楠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从跨时序和跨国视角认识自主创新

我们从本文所列出的三个部分深入理解作者提出的社会活力与自主创新的问题。第一部分以比较研究的视角，从跨时和跨国两个层面探讨创新对经济高速增长重要性、创新的演变；第二部分则围绕创新的根源和重要作用，就冰岛、OECD国家以及欧洲16个国家的实证案例进行详细论述；第三部分转向机器人的两种应用，重点分析机器对创新率的作用，以及机器与人在创新发展中的不同定位和功能。《活力》的研究视角与其他关于创新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是实证案例部分的比较研究方法，进一步佐证了创新的实践和实际意义，另一方面是创新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工人工资收入和劳动积极性的影响。

本书的第一部分，从创新的横向和纵向的两个纬度进行细致分析。这一章节是由智利天主教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与商学系助理教授莱彻·博吉洛夫撰写，分为三个小章节，分别是创新——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自主创新来源及其跨国传播渠道、IT革命时期的自主创新。如作者所言，生产率增长以及创新是人均GDP长期增长的主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来源。以作为总的技术水平的TFP数据来看，创新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过去普遍被过于宽泛的理解，作者将其分为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两个部分，以此区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并将TFP置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动态机制和空间，在国家层面研究创新动态的变化。

依据TFP的三个基本序列——GDP、劳动力和资本，莱彻·博吉洛夫教授分别描述了人均GDP在美国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变化、同一组国家对应的TFP数据的变化、美国人均GDP的累积增长和TFP累积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和TFP增长减缓的全球性趋势。通过几组数据比较和描述，证明在早期的英国、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日本等均表现出对世界最佳实践的追赶，这成为“二战”后TFP和人均GDP稳健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各国在追赶能力上表现差异较大。在20世纪70年代后，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具体在创新的跨国传播过程中，二战之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二战后美国、英国则成为向其他国家传播创新冲击的主要角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时期，自主创新的表现却差强人意，远低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证明了普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引擎的IT行业和技术并未体现更为强劲的创新活力。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IT技术和行业的快速崛起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技术本身的进步，如高竞争的环境和可替代性的人工智能等，不仅造成了劳动力的挤压，即机器和技术开始取代劳动力的作用，例如现阶段的算法技术，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转向低生产率部门，而且算法成为主导整个新经济模式的核心，人的作用则更多遵循严密的算法系统、智能化流程进行作业。比较典型的如外卖行业、出行、自助点餐系统等，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寻求数字化转型，这对于传统的劳动关系和生产率将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在平衡机器和人的关系时，需要回归到自主创新的源头——人的个性、智力和体验，而非大规模的算法、系统和智能化，否则会挫伤人的创造性和社会活力。

自主创新所拥有的共同价值观

本书的第二部分，由冰岛大学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经济学教授吉尔维·索伊加撰写，这一章主要从价值观的角度讨论创新的来源和益处。首先作者从冰岛的四家创新型公司案例入手，探讨了这些自主创新的公司所拥有的共同特征，即基于自主创新而设立的，而非简单对新技术的应用。在这些公司创始人的价值观中，创新者的冒险精神、财务独立以及快乐的工作十分重要，在支撑创新者的背后，简单的法律法规、便利的融资条件，面向世界市场和容忍失败的文化等均可以为自主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作者进一步研究20个OECD国家的价值观、制度和创新指标，由此得出结论，经济绩效是由于本土TFP增长、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衡量的，生育率作为衡量对未来乐观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包含在其中。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的本质不同在于，是源于本国企业、消费者广泛使用的本国发明，也是拓展生产前沿的新的商业想法，从产品到工艺，这一切既有制度层面的创新、大量人才支撑以及价值观和信念。

创新与文化价值观究竟拥有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创新结果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吉尔维·索伊加教授依据经济绩效潜在变量勾勒了关于创新价值观的经济学框架，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所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领域，作者抓住了自主创新作为拓展生产前沿的新的商业想法的核心命题。从经典的文献回顾中，作者认为价值观激发了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活力，从而创造了大众的繁荣，即有意义的工作、自我表现和个人成长。（由《大繁荣》的作者即本书的作者之一菲尔普斯所提出）从数据简要描述和实证方法看，如信任、主动、成就感、独立性、经济自由等几个变量对创新引致价值观变量具有正向影响，而强调教育孩子服从的变量对价值观的潜在变量具有负向影响，因而可能减少创新，经济绩效变量正向决定于自主创新、引进创新、工作满意度、就业率等。

紧接着，在第六章节部分，莱彻·博吉洛夫教授基于WVS（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年至1993年的数据，设计了现代主义指数和传统主义指数，就个人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纬度，从经济文化与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的视角作了具体阐释。研究表明，现代主义指数与TFP的增长以及自主创新和引进创新呈正相关，而传统主义指数则不具备这种关系。这部分的研究涉及到诸多的变量和数理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繁琐和复杂，但从总体和个体层面展现了经济生活的价值观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两个指数中，不同的经济生活价值观呈现出了不同的经济绩效结果，在第一代移民和后续的传承中，祖籍国效应与各国以现代主义指数表示的当前价值观呈正相关。莱彻·博吉洛夫教授通过数据模型和变量的关系统计，为吉尔维·索伊加教授关于经济文化与经济绩效关系尤其是创新的正向因果影响的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吉尔维·索伊加教授在第七章中继续讨论创新、工作满意度与西欧国家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一部分是对前述经济文化与价值观的具体展开。作者以16个西欧国家为样本研究了低创新率的后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变量是低工作满意度和男性劳动市场参与率的关系，二者在大部分国家都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和变量均来自欧洲价值观研究和WVS，具有很广泛的样本代表性，一系列数据证明了低水平的自主创新伴随着较低且下降的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以及测量的幸福感。在样本中的非欧洲国家中，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绩效明显低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

机器人替代工人的双重应用及效应

最后一章的内容聚焦机器人与传统机器的增长效应。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许多经济学家、技术科学家以及社会学者等开始关注机器与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智能化时代，传统的工厂被改造为智能工厂，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转向低创造的社会分工体系。从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云天德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两种机器人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即增加型机器人的引入会使得企业改造传统机器供机器人使用是有利可图的，真实工资会立即下降，人均消费会不断上升，而引入增倍型的机器人则直接的影响是采用机器人有利可图时导致传统机器的存量下降，真实工资并不一定下降，机器的增倍效应会带来某种补偿性的劳动增进效应。假设前提是人类的常规性工作与非常规性工作之间的替代效应大于1，采用增倍型机器人就会提高生产率，真实工资上涨。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出现，许多的工种正被这些先进的智能设备所替代，如传统的制造业、手工业以及部分服务业等，不约而同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厂房和建筑行业中，更多的机器人在其中工作，劳动力边际效益下降，从而使工资降低。作者研究认为，即使机器人是长期无害甚至有益的，随着机器人存量的增长，国家在某个时期仍可能会面临工人对进一步引入机器人的抵制，这种趋势的发展会剥夺社会参与创新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

在另一个消费品部门的创新领域，增加型机器人的使用会降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作者发现了三个渠道可以使采用机器人对工资增长产生更积极的结果，第一种是引入能增进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增倍型机器人，第二种是即使只采用增进型机器人也会产生的资产价格效应，从而刺激对调整缓慢的非适应性资本的投资以补充人类和机器人劳动力，第三种是刺激消费部门的创新。从现实情况看，机器人的替代在工业生产领域更为广泛，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以及智能制造等，进一步深化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进而使得传统的工人在职业技能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高素质、数字化的工人需求急剧增加。还有，没有深入讨论的消费部门的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如外卖团购、出行以及各类快消品市场，数字化在效率提升、用户体验方面有着更好的作用，激活了线上线下消费的热潮，而服务行业的数字化则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口。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后记”中写道，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独立、主动性、成就感和接受竞争，在自主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有较强影响。目前来看，全球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衰退与自主创新的衰退紧密相关，创新的下降更带来了一系列的综合病症——工资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同时又反过来导致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严重萎缩和投资的减少。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传统的劳动关系重构和职业技能转型的问题，许多传统的工人与当年底特律汽车行业衰退后的情景类似，工资收入下降、职业技能失去竞争力以及转行等。

经济学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本身，更需要重视个体的创造性、团队协作共享以及社会的包容，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我们看到经济内部的不满情绪除了工资收入的减少外，竞争壁垒、不公平待遇以及传统劳动关系的衰弱等，使得民粹主义在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家开始泛滥。作者呼吁到，重新获得增长和繁荣的出路在于重塑创新，培养积极的价值观，通过改善政策、法律制度等创造更好的自主创新的环境，帮助因生产率增长过慢或停滞而无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时的劳动者恢复原来的相对工资水平，给予机器替代后的低薪工人适当补贴，更加关注个体的创造能力、欲望和个人的福利，驱动创新活力。

（作者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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