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推动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作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是尼克松访华的幕后策划者和参与者。五十年前，中苏关系正处于冰河期，尼克松抓住重启中美关系的机会，短期是为了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撤出做准备，中期则是将中国拉入大国博弈，变两极的冷战世界为多极世界符合尼克松希望塑造的基于制衡的全球关系新思维。五十年后，99岁的基辛格在新书《领导力》（Leadership）中梳理了六位上世纪他认为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尼克松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篇章，因为推动中美关系破冰是其外交生涯中最浓重的一笔。
自从1968年应尼克松征召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纵横国际舞台五十多年，阅人无数。《领导力》中的六位领导者还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和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领导力》几乎是基辛格的天鹅之歌。在书中，他为逝去的老友作传，一方面是用自己的文字来为塑造上个世纪的领导者致上挽词，一方面为自己一生所推动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做总结。
在大变局的当下，基辛格的潜台词不难理解。在地缘政治的板块加速冲撞，全球化的方向晦暗不明之际，需要从上个世纪的领导者身上汲取经验，学习他们管理不确定性、管理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与洞察，学习他们追求理想和塑造未来的勇气和前瞻。有意思的是，基辛格选择的六位领导者都没有煊赫的出身，完全靠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攀登到巅峰，与当下西方当道的“秀客们”相比，无论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或者个人品格与操守都不可以道里计。对比过去和当下，当记忆早已抹上尘埃，也只有99岁老翁会扼腕感叹了！
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
Henry Kissinger/著
Penguin Press出版 2022年7月
1971年到1972年是一个剧变的时代。领导者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也能从历史的重复中找到突破和改变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都是历史的好学生。他经常把日常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更愿意花大把时间去思考大问题，去阅读历史中转折期关键时点的分析，并从中汲取决策的大智慧，然后勇于实践，做出惊人之举，访问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1970年，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利用在联合国开会期间拜会尼克松，尼克松随希望其作为管道传话给北京。在之前，尼克松也曾经让罗马利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担任传话筒，因为齐氏也希望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外交。最终，巴基斯坦的管道起了作用。
在1971年秘密访华之前，基辛格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四个城市——西贡、曼谷、德里和伊斯兰堡——做穿梭外交，已经感受到了局势的变化。美国面临的是如何从越战中脱身，如何塑造多方参与的全球大国博弈谋求均衡的新态势，当然也面临中国和印度谋求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大国的起飞态势。
伊斯兰堡是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出发点，但恰在这个时期，巴基斯坦的后院——东巴基斯坦（后来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出问题了。巴基斯坦在东巴主要是通过搅动旁遮普人的内部矛盾搞制衡，可是在前一年12月的选举中，东巴组成了联合阵线，取得了绝对多数，离心力增强。
最终，东巴要求自治，伊斯兰堡出兵镇压，大量难民涌入印度，印度训练其为游击队。尼克松开启打开中国破冰之旅，作为制衡，苏联选择与印度走得更近，向印度提供大量武器。印度出兵东巴，美国斡旋。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废除金本位，对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釜底抽薪，推动浮动汇率，引发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弹。
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和变局之后，1972年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局面：印度宣布停火；孟加拉独立；巴基斯坦没丢太大的面子；中美进入蜜月期；美苏在尼克松访华三个月之后举行峰会，双方签署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就削减核武器达成历史性的协议；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为全球金融注入了更多灵活度和创新空间，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变局的大背景下就能理解中美关系的突破既来之不易，又是地缘政治变动的必然。
五十年前是一个资讯不通的时代，中美光是要接上线，就要拜托好几位“红娘”，但这并不妨碍尼克松展望未来。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能理解英国人在全球搞均势外交所带来的百年英国和平（Pax Britannica），也知道美国要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同样需要在动态的均衡中建立全球秩序。
在尼克松看来，均势外交就需要打破美苏两极世界，引入更多的大国参与博弈。从这一视角来看，1971年尼克松选择打破坚冰，1972年历史性访华，都是为了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拉入到美苏之间的博弈中，创造一种多边平衡的状态。尼克松是有前瞻性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访华前说过一段话：“我们将访问中国，因为五十年后我们将成为对手，我们需要能对上话。”尼克松认为访华是开启了“新的协商的时代”的篇章，而协商是基辛格所总结的尼克松建立全球新秩序的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之一。
大国之间的制衡，并不只是大国之间的事情，更关系到许多国家赖以发展的全球秩序的方向，为众多小国所专注。
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在中美之间保持积极关注的国家，从独立伊始就是如此。在基辛格眼里，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一生矢志不渝的就是追求全球秩序，因为这一秩序是新加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而这样的秩序和规则如果没有大国之间的均衡是无法实现的。
基辛格在《领导力》中没有记录多少自己说的笑话，却不吝篇幅记录了不少李光耀的俏皮话。李光耀把大国与小国比喻成大象和老鼠，老鼠如果不懂得大象的习性，在大象边上难免被踩到。一次谈到大国博弈，坦桑尼亚总统说，大象与大象争斗，草坪遭殃；李光耀马上补充道，不只是争斗，大象与大象做爱，草坪同样遭殃。
为什么小国的总理能成为大国政要学界的座上宾？因为李光耀更清楚大战略的重要性，清楚超级大国之间平衡的重要性，清楚小国如何与大国处理关系的重要性，也同时需要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距离和理性，过于亲密和过于剑拔弩张，都不好。
1968年李光耀访问美国，专门在哈佛“进修”了一个月，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座谈，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基辛格。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的知识精英怎么看待越南问题。自由派反战的哈佛教授（基辛格没有透露自己在场说了些啥）接连吐槽美国的越南政策，表示应该尽快从越南撤出之后，李光耀最后发言，脱口而出“你们让我作呕！”（You make me sick）这也是李光耀的特点：分析问题透彻，且直言不讳，绝不弯弯绕。
哈佛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对越战的主流观点，即美国越战失利既在战略上无法避免，也是道义上的结果。但如果站在地缘政治的视角，判断完全不同。李光耀对美国在亚太的布局非常关注。他提出，只有美国表现出足够的可靠度，才能维持亚太的平衡，从而确保亚太的和平。在越南，美国表现出来的进退失据，无法给亚太各国以安全感。他这样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美国在越南就好像是乘坐一辆巴士，之前有很多站都可以下车，美国却选择了忽视，现在也只能一直坐到终点了，跳车是不行的。换句话说，李光耀希望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有始有终，而不是虎头蛇尾，让东南亚各国失去信心。
经历两代人的经营，新加坡从1965年建国时的一穷二白变成了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模式也被中国所持续学习。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迅速发展，李光耀基于他对世界大势的理解和自身发展的体会提出了三点直言不讳的建议——
1.孙子不听爷爷的话。在家里是这样，国家的代际也是如此。爷爷辈是经历了苦难，了解一穷二白是什么，孙子辈不了解。这时候，对孙辈的教育更重要，如果他们对之前的苦难没有感同身受，就更需要通过教育理解造成这种苦难背后真实的复杂原因。只有做历史的好学生，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审时度势。3.要学会做大国。中国成为大国是必然的，中国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需要深思熟虑。
反潮流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所需要的品格，在李光耀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反潮流并不是哗众取宠，相反是在众人喧嚣的口水中仍然能够冷静思考、精辟分析。尼克松对李光耀的这一能力称赞不已：他展现出能够超脱过去和现在的怨恨，思考未来世界的前景和秩序的能力。
尼克松称赞李光耀的话，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当尼克松几乎可以说在全球扬名立万了之后，后院起火。尼克松因1972年的水门事件陷入泥潭，遭到弹劾，并于1974年8月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弹劾而辞职的总统。
基辛格哀叹尼克松，也是哀叹自己。他觉得尼克松之后的美国领导人对冷战的结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最具代表性，将之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一种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构建一个守规则的全球新秩序的想法。这种思潮最终演变成小布什所拥趸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作为布道者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却全然不了解各国发展的不同路径。
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拥抱的是一种博弈和制衡的大国关系，一种广泛建立联系，善用沟通管道，理解不同国家的核心利益，用均势外交开展制衡建立秩序的外交思路。基辛格认为，如果尼克松不是因为水门危机丑闻匆匆下台，他有可能将这一外交思路巩固成为一种长期有影响力的外交思想。而这种外交思想，对于应对当下的全球大变局会有效得多。
在书中基辛格提出，需要站在“美国例外”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崛起。
和许多评论家一样，基辛格认为“美国例外”是美国最大的盲点，因为它会导致一种破坏性的周期性变化。一方面过度自信会导致扩张过度，另一方面扩张过度遭遇挫折又会带来缺乏自信。特朗普的收缩政策就是最好的例子，不惜打破美国自己构建的全球规则体系。而这种不管不顾的必胜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孤立主义之间的周期性摇摆，反而会损害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基辛格认为，美国需要重拾尼克松灵活的外交思想，主要基石有：国家利益居中、坚持全球均衡的策略；在主要大国之间推动持续而深入的讨论，以便达成一种共识的框架，定义大国之间如何制衡，以及怎样遵守这些平衡。基辛格希望回到这样的协商时代，而自己作为策士，可以合纵连横。
而新的协商时代最大的挑战，有内外两点。对内，西方政治日益被身份政治所捕获，选举也演变成为向选民兜售政策时包装和广告的比拼，社交媒体加剧的信息茧房让情绪性的宣泄日益替代理性的思考和辩论。对外，规则的秩序有可能再度让位给丛林秩序。
基辛格推崇尼克松和李光耀的均势哲学，其实也是他自己一直倡导的：如何和平共处，成为中美大博弈的关键。
既然书名是《领导力》，基辛格在书中诠释领导力，尤其是国家领导者的领导力。
基辛格认为领导力有两个重要的主轴。一个是过去和未来，从过去汲取教训，能够为未来做好规划，或者坚持当下的工作，或者营造理想的前景并切实付诸努力。第二个主轴是现状和理想，好的领导者要既能管理当下的问题，又能够憧憬未来，实现理想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好的领导者需要理解当下，同时又能需要构建未来，这就需要他们务实、灵活，却又能拥抱理想，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改造当下。
领导者需要有战略思维，在稀缺、世俗、竞争和易变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稀缺就是经济上的局限性；世俗则是时代普遍的价值观、习俗和态度；竞争，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目标；易变则是因为事件发生的速度之快可能迫使领导者基于直觉和假设做出决策。这都是乌卡（VUCA）时代的特点，不确定、复杂易变、模糊有局限、需要在不可能拥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
领导者需要具备勇气，能够在复杂和困难的选项中选出一条前行的道路，很多时候要改变常态，克服惯性思维和不作为的惰性。强硬的性格就是选择一条道路后坚持的能力，尤其是这种选择未来潜在的受益或者危险在当时都无法完全了解。
领导者更需要以史为鉴。因为大战略是无法做实验的，现实只给你一次机会，很多决策无法推倒重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唯一可以借鉴的是历史。好的战略家会从历史中找寻有用的案例，找到类比，哪些案例是相似的，哪些结论是有价值的。
在《领导力》中，基辛格对李光耀推崇备至，因为他兼具了上述的各种能力。李光耀能够不断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新的判断。他曾经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势不可挡，只是时间问题。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因此变成新的全球化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此时，他就提醒美国领导者，中国将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玩家（The biggest player in the history of man）。
李光耀很清楚，冷战结束、中国崛起，这才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时代是一个均衡被打破，另一个均衡需要重新建立的时代。从领导者来衡量，他展示出了拥有穿透力的分析能力和直言不讳的品格。
1.避免政策的摇摆，尤其在过度自信，然后过度扩张，和过度自卑，然后过度收缩之间摇摆。2.美国例外论不能妨碍美国去理解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3.美国需要做好与一个比前苏联强大得多的大国——中国——共存的准备。
领导者最重要的品格是有远见，敢于推动变革，不仅战术上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且能着眼长远。1971年，尼克松就能看到中国的经济潜力，未来将对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构成挑战。他在访华前说，“向中国开放，就像所有其他战略胜利一样，不仅仅是对当下问题的应对，也领取了未来众多挑战的门票。”
分析透彻，执行大胆，这是基辛格对尼克松的评价。五十年后，面临众多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仍然是学习历史，放眼未来，转换视角去透彻分析；多方面多渠道地沟通，不仅倾听大国的声音，也需要倾听小国的声音，知己知彼；然后勇敢实践！（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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