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专刊 | 孙功旭：央视网高分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之“长大”分集导演
2020年1月15日，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的12集系列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开始在央视网、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哔哩哔哩弹幕网、优酷视频多平台播出。该片采用蹲守拍摄的方式，聚焦出生、求学、上班、告别等12个人生断面，勾勒出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
其中，第三集《长大》导演为我院2019届新闻学校友孙功旭，这一集镜头聚焦到了云南的漭水镇，这里的孩子，多半是留守儿童。他们从不同的村小毕业来到漭水中学，将在这里体验人生的第一堂诗歌课。《长大》篇里，在云南的大山深处，小锁在山间放牛的落寞背影，穆庆云和打工的母亲视频聊天时的倾诉画面，尤其是那句“对不起”，不知让多少人心酸和无奈。
是什么样的机遇让孙功旭同学选择拍摄纪录片《人生第一次》，或许和他大学的经历息息相关。
# 是什么让你选择做导演 #
关于做导演，笼统来说还是因为热爱，从一个影迷一点点成长起来。
确定方向是在大二，前期后期都干了一点，那时候没想太多，就想用这段时间好好学学，把毕设拍到自己尽心尽力。
中间的一年多吃了很多苦，有两次印象比较深的经历：一次是在连体楼地下室，通宵剪了个航拍景观片，最后片子给到主办方，没下文也没反馈。当时心情比地下室还凉，挺心酸的，不是说努力了，就必须得有回报。
另一次是去给中铁拍微电影，我作为前期编导跟过去，即便通宵画了分镜，现场调度还是混乱的一塌糊涂：怎么指导演员走位、怎么跟摄影沟通运镜，完全懵，表面还得故作镇定。那种知识体量不够的强撑的无力感给我的打击很深远。
我意识到：抱怨条件不好没啥用，“菜”才是原罪。
那时就算有好的编剧摄影灯光团队供我指挥，我所有不满的条件都变成完美，也出不了好作品，因为能力跟不上思想。
带着这两种心情，边学边拍，各种挨打。
到了2018年大三的时候，我拍摄了一个大学生广告节的大作业，七八个镜头一下午就拍完了，感觉挺随意的，没当回事。作品提交后拿了全国铜奖，当时特别高兴，就像是黑暗世界里突然照进的一道光，充满温暖与希望。
2018年5月，学长学姐们的毕设答辩现场，我在台下的观众席里，满含期待，把一些该学习、该避免的点，记了满满当当的一张纸。影视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在前期夯实一点总是没错的。
一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我自己该毕业的时候。写了一个月剧本后，拍摄了微电影——《旅店客人》。
这个片子基本榨干了那时候我所有的能力、精力、人脉，学到什么都一股脑扔进去了，现在看来虽然很糙，但有一种莽撞的粗粝感，这是我希望在未来不被丢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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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写剧本，一个人拍摄剪辑，这次我认清了另一重现实：一个好作品大概率不是一个人能盘下来的。很感谢周围的朋友、同学，拍摄五天期间帮我扛下了很多压力，术业有专攻，团队有力量。
# 毕业以后的成长经历 #
我是东北农村出来的大男孩，这些年爬到现在，骨子里很认同《权游》小指头说的那句话：攀爬是人生的全部。
所以领完毕业证的第二天就去了上海，就像当年没留在东北一样。基本没什么犹豫，我就想看看世界。
魔都让人着魔，初到上海，我选择了一家MCN公司的短视频编导岗位，想着先活下来，可工作内容非常厌恶，没有职业前景，加上公司拖欠工资，不到一个月我就辞职了。
2019年的一整个8月，我都是在找工作、面试中度过，背着闵行区3000元/月的房租，吃饭都是苦的。
辞职的第三天，之前投稿的亚洲国际青少年电影节的主办方联系到了我，说我的《旅店客人》入围了，它将作为本届中国六个代表作品之一去首尔参赛，这对当时失业的我鼓励很大。
收到电影节邀请函后，几经面试波折和无数次心理建设，最后我加入了现在的制作团队，成为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而接触到央视、东方卫视和《人间世》团队，其实也是偶然的机会。
2019年9月，我们去云南拍摄了《长大》这集，摄制之余，我想了很多，关于毕业入世、个人成长、生存底线、创作空间，沉溺在这个阶段的茫然中。
2019年10月，我满怀欣喜赴韩国和日韩导演们交流学习。让我感悟最深的不是获奖本身，而是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同样年龄的青年导演们，他们都在干什么，拍什么，他们怎么去权衡生存与创作这个大命题。
有背负着东京每月15万日元房租的日本青年导演，有攒钱拍摄MV的高中rapper，有将镜头对准敏感的朝鲜半岛政治问题、社会犯罪问题的韩国创作者。
或许在他们看来，也见到了一位懵懂莽撞于钢铁洪流中的中国青年纪录片导演。
站在别人视角看自己，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人生第一次》——“诗中的爱，悲伤和梦想”#
在《人生第一次》的选题会上，秦博导演把第三集分给了我，强调这集是很特殊的一集，面对周围制作过《人间世》的同仁，心理压力爆棚，血压蹭蹭往上涨，几天晚上睡不着，总有一种能力被过度认可的感觉慌乱在我脑子里。但挑战来了，你怎么都要上，翻过去了就好了，跟打怪升级一样。
带着这样的预期，其实除了压力我更多是兴奋，还有不知道哪来的自信。现在的我回头想想，这也是很好的一种状态。
《长大》这集的突破口很难，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那么张扬，当他们的言语、行为、眼神都在躲避你和镜头的时候，作为导演，要做的事除了记录，更难的是要走到孩子们心中去。在这里我花了很大工夫，牺牲了近乎一半的拍摄时间，但我现在都认为是值得的。
还有最后一集《告别》，这集原来的导演谢抒豪，跟随秦博导演去武汉拍疫情相关纪录片了。
交片日迫在眉睫，2020年3月，秦导（秦博导演）指定让我接手最后一集，那时我心里并不觉得惊讶，更多的是感谢和欣慰。经历了2019年那么多的挫败与成长，年关已过，到头来还有人认可你，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对于《长大》和《告别》这两集，我们的着力点并没有放在“留守”、“阿尔兹海默病”这些标签上，而是先平视这些拍摄对象，这是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首先我们拍的是个人，他不是哪一种人，先不把拍摄对象分类，他们就是人而已，活生生，真真切切，朴实无华。
其实纪录片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非常像，自己亲身体验，结合资料，所闻所感，真听真看真感受，都被称之为记录者。
# 对于学弟学妹们，最想说些什么 #
纪录片有人文的，也有动物的，也有自然景色的。但永远都脱离不了拍摄者和被摄主体这一层关系。在拍摄过程中最值得深思的或许并不是被摄对象，而是拍摄者与被摄者，我们彼此架构了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完全由拍摄而起，却不仅仅止步于作品，而是带动了整个圈层的影响。
就像跟拍摄对象说放松你别紧张。可他已经蒙了，不知道自己在镜头面应该怎么放松，反而失去了真实的色彩。这都是拍摄者带进去的影响。
有一些偏激的说法，说让人家把自己的人生扒开来给你们放大，去展示消费，凭什么呢？你们不是消费苦难，吃人血馒头吗？
这里就探讨到了真实的多个维度的问题。大家都在说纪录片好看是因为真实，那么什么是真实？
作为拍摄者，真听真看真感受，是真实；被摄者因为你的到来受到了影响，原来喝粥不加咸菜，现在他自己决定加咸菜，这是不是真实？
拍摄完了，他爱上了咸菜，这又是不是真实？如果要说真实，BBC的自然纪录片摆拍的一大堆，观众看到的都是拟态真实，这种真实是不是真实？
想法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留给我们记录者的解决办法就那么几个。要不要拍？那肯定得拍，怎么拍？
我的建议是：
一平视，对于拍摄视角平视，无杂质，不消费喜悦与悲伤；
二真诚，对待被摄主体真诚，秦导说过一句话我很赞同，“真诚是把刀，扎谁谁都受不了”。
我认为这两点放到纪录片和新闻领域都是通用的。
关于个人成长，我认为幸运是个螺旋，能力是底盘，进步速度是加速度，只有时时刻刻都让自己转起来，加速自己的螺旋上升，才能迈上新的台阶。套用胡适的一句话：“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
这话听起来像鸡汤，但说到底还是很普世的生活哲学：
人该玩玩，面对生活，还是要迈开双腿往上爬的。可能我们不需要某个时间段打鸡血去狂学，但总体维度上，我们需要是进步的。
希望学弟学妹们，以人生为大尺度，不慌不乱，稳中有急，用五年攻克一门语言，用十年掌握一门手艺，用五十年收获想要的人生，成长为“比海更深”的后浪。
既往不恋，纵情向前。
排版：赵雨婕 张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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