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陈忠实的寂寞（二）
50岁以前的陈忠实，我接触的也不多。我是1988年4月底调到作协的，而这个月的月初，4月1日，陈忠实在他的乡下老家、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开始了长达4年的《白鹿原》创作。我在作协机关工作，陈忠实在乡下写作，也见面，但是不多，交往更少。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陈忠实还住在乡下写他的《白鹿原》，隔段时间回城里办一些事。有一次，陈忠实有急事，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过西安东大街，东大街那时白天不准自行车通行，他被纠察人员拦住，硬要罚款，他怎么解释都不行，最终还是被罚了两块钱。陈忠实气恼且有点沮丧地把这事讲给我听时，我一边笑，一边给他说，你说你是作家陈忠实，他们也许就不罚了。陈忠实说，人家看咱更像个稼娃（关中方言，农村人的意思）。确实，那时的陈忠实走在街上，更像一个乡下人。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打了招呼后，回头还注视了一下他散没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背影，觉得他确实更像个地道的关中农民。还有一次，陈忠实搬家，是作协家属院的家，记得是从一个小二居室搬到现在的小三居室，找到我和我们《小说评论》编辑部的小孟帮忙，东西不多，他、我、小孟，三人一早上就搬完了。中午他请我们吃饭，东大街一个叫“太阳神”的小饭馆，点菜时他问我爱什么，我说我最爱吃土豆丝，他说：“你这个人好打发！”
同陈忠实来往多了，是他晚年的事。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长安县兴教寺下边的老家闲居，接到陈忠实打给我的一个电话。他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乡下老家，他听了居然大笑起来，然后说：“我也在乡下老家。”又随口感叹道：“君在城之南，我在城之东。隔了一道原，都是乡下人。”我才知道他也在乡下。听说我在乡下，他竟如此高兴，我有些不解甚至诧异，因为我经常回乡下而且在乡下住，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月。我到作协没有几年，就借老宅迁移的机会在乡下老家盖了几间平房，带一个院子，起名“南山居”，时时自己住或同一帮朋友吃、住、玩。后来我才知道，陈忠实是在2001年春节过后回到乡下住的，这一住，就是整整两年。他回乡下住和我回乡下住，心境是不一样的。我这人比较闲散，想在乡下盖房闲居，是30多岁就有的念头，盖了房后，又不断地在院子折腾，一会儿种树养花，一会儿又挖出一个鱼池，寻找江南的感觉。我的老师王仲生先生和散文家匡燮听说了，专门来看，一进门匡燮就批评我：“人家都扑着扑着往前争哩，你年纪轻轻的，咋一天到晚躲到这里寻清静呢！”而陈忠实回到乡下住，后来我才知道，则是为了躲他认为的“腻”和“龌龊”。2003年12月11日，陈忠实在城里二府庄写了《原下的日子》散文，回顾他回乡的日子，曾引白居易的《城东闲游》抒怀：“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他还对这首诗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并且略作发挥，“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他认为白鹿原是干净的，“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能污脏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于是他回到了乡下。后来知道了陈忠实是这样的心境，我才理解了他为什么听说我也在乡下他会那么高兴。他打电话是问我一些关于汉中诗人李汉荣的情况，他此时正在为李汉荣的诗文写一篇品评性的文章。
陈忠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的隐逸气。甚至，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归隐到什么地方去。他曾很多次说过，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他不讳言要在这个名利场中争取自己的东西。2002年1月22日，我和他去泾阳参加一个活动，晚上无事，我去他房间聊了很久。他非常肯定地说，他从来不言淡泊，就是有功利心。可是，2001年春节过后，他却独自一人回到了乡下的“祖居老屋”，居然就是步上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走过的路子，归去来兮，隐于乡村。散文《三九的雨》充分地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写道，回到祖居的老屋，尽管生了炉火，看到小院月季枝头暴出了紫红的芽苞，传达着春的信息，但久不住人的小院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一时还不能让他生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文字之外，让人感受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情许久以来过于郁闷，也太过压抑，所以，尽管回归了朝思暮想的老屋，但心情一时还是难以转换，是一派春寒的冷寂。“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一连三个排比句，三个“空”字，三个斩钉截铁的句号，极力表达着作者内心的空茫、孤寂和落寞。 他写道，“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缭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嗨！你早该回来了！”这是陈忠实的表达语言。陶渊明或千古以来文人的表达句式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意思是一样的。陶渊明也是回归了家乡。所不同的，是陶渊明辞了官，陈忠实没有辞。陈忠实写，第二天微明，他在鸟叫声中醒来，“竟然泪眼模糊”。闻鸟声居然泪眼模糊，似乎不大符合“硬熊”陈忠实的性格，显而易见，是陈忠实此时的内心太过敏感，感情太过脆弱。傍晚，他走上灞河长堤，看到一个男人在河滩里挖沙筛石。他久久地站在那里观看，直至入夜，浮想联翩。在这一年的5月12日，陈忠实写了短篇小说《日子》，写的就是一个“硬熊”，一个挖沙男人的生存状态和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其最初的生活触动点，显然就是来自这一天傍晚他的所见、所感与所思。
《原下的日子》，是陈忠实一篇散文的题目，后来陈忠实把这个题目用于多处，包括书名。显然，这个“原下的日子”极有象征意义，也耐人寻味，它可以从象征的意义上概括晚年的陈忠实。作为散文的《原下的日子》，充分表达了陈忠实的内心，寂寞，但不宁静，充满了波澜。
还是在这篇散文里，陈忠实写道：“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其实，在这里，陈忠实反复斟酌拈出的“龌龊”一词，已经透露了他复归原下的原因。
很久以后，甚至在陈忠实去世后，我反复打量他的晚年，才清晰地发现，其实，从2001年以后，他就走出了作协——陕西作协，再也没有回去过。在他50岁以后到58岁这七八年间，“豪气干云”的陈忠实主席是一直住在作协的，后院是家，前院是办公室，他喜欢待在他的办公室，晚上也常常待在那里。他的办公室大，占高桂滋公馆东侧，就是当年拘押蒋介石的那个房子，里外两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作协一帮人，晚上有事无事，都好到他的办公室串门、闲坐。回想起来，我在他那个办公室外间看过世界杯足球赛，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彩电；还和作家王晓新、评论家李国平以及新华社记者李勇（李勇是李若冰的二公子，属于作协子弟）在他办公室外间打过红桃四（一种可以赌博的扑克玩法）。记得我们四人在外间打着红桃四，旁若无人地乱争乱吵，陈忠实在里间办公，也出来坐，他从不玩牌，只是坐在旁边抽他的雪茄，有时还拿起桌上的西凤酒干喝上两口，既不观战（他会下象棋，不懂红桃四），也不觉得干扰。2001年以后，他走出了这个办公室，也走出了陕西作协，先是在乡下住了两年，后来回到了城里，移到二府庄的西安石油大学，那里给了他一套房，可以使用，没有产权，他白天在那里写作，晚上回家。回城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在星期日还去办公室，毕竟他的家就在作协办公院后头的家属院，几分钟就能走到办公室，来去方便。但是很快，星期日也不来了。陈忠实主席的办公室虽然几经搬、换，但一直是有的，但是他基本不来。身走了，心在哪里呢？
还是在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骇人的话。在作协，我向来对我工作之外的事不大关心，什么事、什么话让我知道了，我想我即使不是最后一个和最迟一个，至少也是末知后闻，作协当年的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住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王维亚，就把我称作“作协的陶渊明”，陶渊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中人都听到了，想必至少文学圈子里的人多半都有了某种耳闻。我听到的那个话是：“在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党的声音！”据说这个话是在一个什么会上说的，也对个别干部说过。后来，很久以后，我还听到一个也很骇人的话，那个话说，在某人和陈忠实之间，“这是阶级斗争！”听到前一个话后，我一直不解，也很纳闷：陈忠实固然是陕西作协主席，但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是党组成员——相当于作协的政治局常委呀，难道他说的话就不是“党的声音”——共产党员的声音，难道还成了国民党的声音不成？而后一个话“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原话据说还带着一个“你去我留”的意思，虽不至于你死我活，却也是势不两立了。
很久以后，我听到有人说我和陈忠实“走得近”，我冷静地打量我走过的路：你是“走得近”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直就站在那里，不远也不近。当陈忠实住在乡下弄他的“枕头工程”时，我刚调到作协，我们只是偶尔相遇，只是打打招呼，最近的也就是给他帮忙搬搬家这样的交往；当他“豪气干云”的时候，应该是我不知道陈忠实一天在干什么，陈忠实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至少，在作协，我即使不是离陈忠实最远的一个，至少也在“圈子”的外围，因为陈忠实那个时候被包围着，我这样的“陶渊明”很难看见；只是，当陈忠实突然遭遇“阶级斗争”时候，围在他身边的人“呼啦”一下都撤了，都退得远远的，我，还站在那里，就显得离陈忠实近了，甚至是最近的一个，这才给人一个“走得近”的感觉。
我一直站在那里。
我说的，是我和你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
当人们涌向你时，我显得有些远。
当人们躲开你时，我又显得有些近。
因时与势，人们争先，或恐后，
而我，并没有移动半步。
我一直就站在那里。
陈忠实在世时，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他去世后，我也是这样的认识，有一天，我写了上面一段话记在日记里。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我和他的距离，或者说是关系。（待续）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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