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 青：谁拿作家当回事儿？
法国先贤祠
这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些话就是：“写吧，别的一概与你无关。”而具体到“写吧”二字，实际上指的基本上就是写小说了。因为写小说是当下的所谓文学正脉，其他体裁的文字在当下中国文坛皆不是主流与一线作家愿为抑或乐于为的。而除却闷头写之外，也要看人家都在怎么结构语言与故事，要瞧准编辑的脸色，以他们的喜怒为自己的喜怒，以某些论者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在这种写作需只争朝夕的背景下，你极少会见到有作家对公共事件发声，也基本看不到有作家会放下要写的东西去投身于公益抑或其他与赚钱无关的事业。这首先应是源于他们没有工夫旁顾吧，再有便是他们已然接受了自己被“精分”的角色，写小说的就是写小说的，你最好不要摆弄其他烂七八糟的文字；同样，搞文学的就是搞文学的，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儿便不易，你最好能心无旁骛。这话照说也没错，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如今极少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一个作家动感情乃至于掏心掏肺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够理性，都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能吃几碗干饭，干写作这一行的越来越接近于某个技术工种。而对技术工种而言，在生产过程中能令其动感情的事情委实不多，其感情波动往往皆与文人相轻有关，或与作家之间的笔仗有关。
说到文人相轻，其实这事儿不仅囿于咱们中国，全世界范围内的文人也都差不太多。英国作家加里·德特在他《带毒的笔》一书中如此写道：“通常作家在辱骂而非夸奖另一位同行时讲的话才是他的真实感受。”作家因为掌握了文字技巧，同时也都明白相互创作里的那点事儿，因而显然比外人更能找到同行的腰眼儿与死穴。加里·德特就讲：“好像有的文人在抨击别的著名文人时最具创造性和爆发力。”何以如此呢？在我看来，作家之间的笔仗有点儿类似于小孩子之间的干仗，外人骨子里全是不当真的，甚至在不少人眼中，这原本就是一群闲着没事儿干的人自己在掐架玩儿呢！比如说我们都觉得海明威的文字这么好那么好，可有人却偏不喜欢，包括福克纳、纳博科夫这种层次的作家。不喜欢也就罢了，他们话说的还不好听。于是海明威就反唇相讥：“那个人（福克纳）除了能编一些南方小镇上的故事也实在做不了别的了。”换句话说，一个作家，一辈子窝在书斋里写作，即使创造出一个文学体系，他的影响依然也超不出文学范畴。而像海明威那样，在写作的同时参加过一战、西班牙内战、二战并且参与解放巴黎战役的作家，这世界上实在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其他作家比较挑剔，有时候未免傲慢。她不喜欢艾略特，说艾略特的诗“空洞”；也不喜欢毛姆，说：“他像一个罪犯，如果我在公交车上碰到他的话。”伍尔夫无疑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锋，然而，她却对比她更早的先锋乔伊斯不感冒，说：“我越来越不喜欢《尤利西斯》，我越来越认为它不重要，甚至懒得用心去思考它的含义。”但伍尔夫并不是最“毒舌”的，福克纳就曾如此评说马克·吐温：“在全欧洲都不会被视为四流作家的雇佣文人，给一些老的被证明会成功的故事梗概加上足够的地方色彩，去吸引浅薄和懒惰的读者。”搞得马克·吐温的粉丝要找他算账。所以，加里·德特才会总结道：“作家们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有时候会自以为自己是国王，而在他人眼里哪怕是同行眼里可能仅仅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家伙。”
1975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大到可以推翻一个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了，于是他公开宣布，在智利皮诺切特政权下台之前，他将无限期封笔。他将自己这种做法称之为“文学罢工”。在马尔克斯看来，这是一次稳赚不赔的行动，因为皮诺切特政权已经日薄西山，给人的感觉是就差最后一枚稻草来压垮它了，而他呢，无疑便是那根稻草。另外，在整个拉丁美洲，他的《百年孤独》就售出了500万册，其影响力绝不比一位拉美国家的总统逊色。但结果却是：皮诺切特政权安然无恙，谁也没有把一个作家的话当回事儿，哪怕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于是又改口说：“在皮诺切特倒台之前，我希望能写好够出一本书的短篇小说”，“因为我忙于这么多政治事务，我觉得自己有点儿真正怀念文学了。”
2008年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大作家艾特玛托夫去世，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首都比什凯克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40多度的高温下，三万多市民自发为这位作家送行。有人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之所以破天荒地给一位作家搞如此隆重的葬礼，是因为艾特玛托夫没有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站出来竞选总统，因而他保留了一个作家而不是政敌的身份。当局固然是拿作家当回事儿，同时也是对作家没有参与政治的某种感谢。
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塞费里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流亡政府的一名优秀的外交官，被称为希腊历史上最出色的外交官之一，但他同时也是希腊历史上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塞费里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外交官身份没有半毛钱关系。在许多欧美诗人看来，他的诗歌是汲取了荷马、萨福诗歌传统精华的代表，是20世纪希腊的缪斯。1971年，塞费里斯去世，数万雅典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而在雅典，与他同期去世的一位政府首脑和一位摇滚乐明星都没有得到这份殊荣。
法国是最拿作家当回事儿的国家。法国政府不仅给不少作家国葬待遇，还会将他们安葬到巴黎的先贤祠。夏多布里昂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他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拿破仑与他既是朋友也是敌人。当夏多布里昂在他的理念与拿破仑的思想发生冲突时毅然辞职，一边流亡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对法国后世影响很大，少年雨果就曾立志：“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十九世纪法国第一位抒情诗人拉马丁被国葬不仅是因为其诗人身份，他曾是法国二月革命后政府最高首脑，但拉马丁的诗人身份始终被排在“国家首脑”的前面。伏尔泰与卢梭是死后分别于1891年与1894年补办国葬的，而左拉是1902年被法国政府补行国葬的，并进入先贤祠。被法国政府举行国葬的作家还有龚斯当、法郎士、瓦勒里、科莱特、赛采尔。赛采尔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黑人政治家，生于法国海外领地马提尼克岛。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率领大批政要前往离法国本土七千公里以外的马提尼克岛给赛采尔举行了国葬，在葬礼上，众多政要齐诵赛采尔生前写下的诗篇。
在文人中，拜伦是个特例。我总以为后来的格瓦拉与拜伦十分相像。事实上格瓦拉也曾写过许多诗篇，拥有诗人的情怀。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变卖了自己在英国世袭的庄园，把钱全部用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1823年底，他亲赴希腊参加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担任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官。由于日夜忙于战备工作，操劳过度而患病。1924年4月9日这一天，他遇大雨受寒，4月19日去世。希腊政府为其致哀21天。举行葬礼时，灵柩上置宝剑一把、盔甲一套、桂冠一顶。6月29日，他的灵柩运回伦敦。他墓碑上的铭文写道：“他在1824年4月19日死于希腊西部的迈索隆古翁，当时他正在英雄奋斗，企图为希腊夺回她往日的自由和光荣。”拜伦是一位诗人，却做了英国政府也没有做到的丰功伟绩。至今，希腊人依然感谢拜伦对希腊的帮助。据说，希腊的拜伦塑像远远要多于拜伦的祖国——英国。
我注意到，作家传记，尤其是写国外作家的，或者写近现代中国作家的，爱情差不多总是贯穿于全书始终的一条线。我甚至怀疑，这些作家的爱情生活应该不乏有夸大与炫耀的成分，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人似乎应该是感情方面的多情种，虽然其中的一些感情未必美好并值得提倡。然而，你再看咱们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些传记，不管其人系功成名就，还是位列一线，爱情，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当然，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没有”，一种是一定要刻意回避，好反衬其为人的德高望重。如果是前一种，我无话可说；如果是后一种，我只是想说，一个在自己的作品中总要写到爱情的文人，自己却在爱情生活中乏善可陈，你又哪里懂得浪漫？一个被描写成感情方面十分方正、近乎刻板的人，凡事瞻前顾后、处处爱惜羽毛的人，的确带给我们的都是所谓正能量，可你看的到底是一本作家传记还是一本典型经验材料？
普希金当年与丹特士的决斗，在我看来更像是普希金自己导演的一出行为艺术的剧目。普希金自己御女无数，却偏不能忍受自己的老婆出轨；事实上男人也多半如此，普希金只是没有免俗而已。他不允许也就不允许吧，可偏偏又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他自己的老婆必须不能出轨，却可以有意无意地引起其他男人的注意，也就是可以令别的男人为她朝思暮想。这个度，你让冈察洛娃如何把控拿捏？于是乎，一不留神就跟丹特士不明不白了，于是乎，普希金就要跟人家去决斗。这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为了普希金自身的强迫症。这些，普希金在自己的《普希金秘密日记》一书中都有详细记录，可我们这里的人却偏偏不信普希金自己说过的话，而非要编出“冰清玉洁”的普希金是因为遭到了侵害而不得不用决斗的方式自卫。人们喜欢普希金是因为喜欢普希金的诗句与才情，难道一定要把普希金包装成道德楷模才能让读者拿他更当一回事儿吗？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那篇差不多颠覆了他全部形象的《忏悔录》里，托尔斯泰不仅透露了自己多次通奸，而且还反省了自己的虚伪和贪欲。一个曾经令教会与沙皇同时想将其树为楷模的托尔斯泰，一下子又令教会与沙皇一起变得不安。
1852年7月，彼得堡《现代人》杂志收到一篇来稿，作者是一名在高加索山区驻防的炮兵下士，署名“耳·恩”，小说题目叫《童年》。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觉得这是一位天才，便把作品拿给屠格涅夫看，屠格涅夫说：“给他写信，告诉他我欢迎他，向他致敬并祝贺他。”涅克拉索夫回信给小说作者，希望他继续写作，同时商量小说发表时可否用真名，对方回信同意，于是，一个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作家从此诞生。
许多年后，屠格涅夫在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去一封信，诚恳地希望他回到文学，不要辜负自己在文学方面独一无二的才华。而这时候，托尔斯泰正每天穿着农夫的长褂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布鞋，行走在底层农夫之间，与他们打成一片。事实上，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他的文学创作便停止了。而他给世人的解释是一篇《忏悔录》。这是一篇忏悔自己同时也在剖析他人的文字，与卢梭、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叙述的内容迥然不同，托尔斯泰要探讨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而活？
说实话，初读《忏悔录》，我就被震惊了，因为托尔斯泰所言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作家”的认知，那就是，作家不能只是一个写作者，还要懂得忏悔、接受心灵的拷问，继而才有可能获得超拔的可能。
忏悔不易，救赎更难，一个人要拉他人出沼泽，自己却站在泥塘里，谁救赎谁？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产生了放弃自己所有财产的想法，但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这成为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结果是：托尔斯泰放弃个人财产，转到夫人索尼娅名下。我们不能责怪索尼娅，她为托尔斯泰生了13个孩子，单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她就抄了七遍。但是，她只是一个希望过上安稳生活的女人，她崇拜但并不理解托尔斯泰。
从《忏悔录》里我感到，对托尔斯泰来说，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信仰的意义是他的天生责任和义务。所以，他开始俯下身子去倾听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从那些隐忍的底层人群中，他看到了信仰对于生命的意义，看到了信仰与浮华生活之间隐秘的对峙关系。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托尔斯泰从很早起就开始了审视自己。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读到这种痛苦求索的痕迹，皮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也包括安娜，他们像各自背后的作品一样，之所以走入经典，不是因为他们有过人的英雄壮举，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思想者。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与众不同的，他拥有一切，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人们追逐荣誉、钱财、显赫的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目标。而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民融为一体，是源于一个思想者、一个作家的创造精神。
事实上，在俄罗斯，作家对自我的忏悔促使了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达到社会与人的灵魂深处。就如鲁迅所言，这种“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面，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灵的真正的洁白”。放下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却为教育普通民众写了《民众教育论》，为儿童写了《启蒙读本》《与儿童谈道德》，为农民写了《荒年补救方法》《拯救饥民》等读本。他以这种方式，在重新凸显一个作家的价值与担当。
有多少人可以认识到自己身上挥之难去的恶念，认识到生命中已经腐烂的那些部分，认识到生之中即隐藏了死亡，因而得以鼓足勇气，真正地否定自我，重新来超越自我？这些年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把故事编好，作品写好，而思考嘛，想多了不仅无益，有时候甚至会阻碍发展。是啊，当下是“速食化”“数字化”叠加时代，我们要的是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要的是只争朝夕出东西。思考也好，思想也罢，那是思想家的事情，不是作家的事情。文学创作越来越像大工业生产，谁在上游工序，谁盯下游工序都已安排好。我们还需要忏悔什么？那不是没事找事嘛！
1910年10月28日凌晨，已重病缠身的83岁的托尔斯泰从家中出走，十天后安静地死在一个荒凉的火车站。而那一天，他最喜欢的学生也是忘年交高尔基正在意大利旅行。高尔基说：“只要托尔斯泰活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但他死了，他带走了一个世界，再也没有人带我们忏悔、替我们赎罪了。”一个作家能用自己的作品，同时更用自己的言行，让那么多人爱他、恨他、拿他当回事儿，这才是让人无比佩服的作家。
作家是写东西的，这一点儿错都没有，但作家应该不止是一个写东西的，他应该还有更不一样的存在方式，像托尔斯泰，像夏多布里昂，像拜伦，甚至像选择决斗的普希金。在我们身边，许多作家特别喜欢将自己归入“匠人”之列，这是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以不需要思想、逃避各种担当，而只需要打磨好自己对文字的把控力与表现力就好了，只要现在有人有平台拿自己当回事儿就行。至于以后，至于文学史，跟自己有关系吗？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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