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陈忠实的寂寞（三）
同陈忠实第一次很“近”的活动，是他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由我张罗给他办了一个少数朋友间私下的庆贺会。
2001年12月26日，陈忠实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得知消息后，我给还在北京的陈忠实打了电话，表示祝贺。说实话，打这个电话之前，我还没有对任何人的升迁晋职之类的所谓喜事表示过任何形式的祝贺。我从心底认为这样做庸俗。还在陈忠实未正式当选副主席之前，北京有一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陈忠实要当中国作协副主席。我听了也高兴，但听了也就听了。当选消息正式发布这一天，我当时还住在岳母家，早上，先是接到我的老师王仲生先生的一个电话，王先生和陈忠实是老朋友，他在电话中很高兴地给我说了这个消息，接着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忠实回来了，是不是咱们给他庆贺一下？”放下电话，我看了岳母家订的西安一家报纸当天的新闻，上边载有陈忠实当选的消息，很醒目。陕西乃至整个西北五省，当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以前只有一位，柯仲平。柯虽不是陕西人，但他是老延安，也曾任陕西作协的前身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主席。陈忠实是时隔多年以后第二位荣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陕西作家，这是陕西文学的光荣。我觉得我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祝贺。电话一拨就通，先说了祝贺，想了想我又说，王仲生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想同你聚一聚，庆贺一下。陈忠实听了，略一思考，说：“朋友们聚一下热闹一下也好。”从他的声音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心情是轻松的，也是高兴的。
2002年1月3日下午，陈忠实从北京回到西安。先一天晚上，我在电话中和陈忠实沟通庆贺会拟邀请的人员。他提了一些人，其他的让我斟酌着办。他提的人，都是作协以外的。我问他要不要邀请作协的人，他说：“一个都不请。”然后，他略微迟疑了一下说：“司机咋办？”我知道，他从北京回来，由于是公事，是作协的司机到机场接他。我说：“这个你定。司机来，就来；不来，我安排车接你。”他想了一下说：“坐你的车吧。”
3日下午，陈忠实由西安咸阳机场回到建国路的家，放下行李，就出门换乘由我安排的一辆挂军牌的小车，直接来到长安县韦曲的绿园度假村。那些年，我虽在作协工作，但不在作协“玩”，朋友基本上都是西安高校的一些搞文学研究或批评的教师，多是清谈之士，也有交游广、组织能力强的；军车就是一位高校的朋友帮忙借的。所以，那一晚的朋友间的庆贺会，陈忠实提名请的，多是和他年龄相仿的教授文学的高校教师，我请的，也多是和我年龄相近的高校教师。绿园度假村老板马宏伟和我是乡党，我们很熟悉，他不仅是《白鹿原》迷，也是陈忠实的崇拜者，他热情接待，安排了庆贺会场和接风晚宴。庆贺会由我主持，二十余位文学界的朋友汇聚一堂，纷纷讲话表示祝贺，现场还有文学青年向陈忠实献花。朋友们讲完话后，陈忠实发言，他说：“就两句话：一，感谢大家；二，该干啥还干啥。”
同陈忠实第二次很“近”的活动，是与陈忠实的一次聊天。2002年1月22日下午，应泾阳吉元集团总裁陈元杰之邀，陈忠实去泾阳参观那里的吉元工业区，我也应邀同去。晚上住吉元大酒店，洗完澡，我到陈忠实房间，和他说闲话。陈忠实说他夜里一般到凌晨1点睡觉。此时10点刚过，时间还早，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说了一会闲话，我忽然想起，先一天晚上，作家朱鸿到我家，邀我和他一起去萧云儒家，见了萧云儒。萧闲聊中说，陈忠实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字值钱了，最少翻一番。我就问陈忠实，你现在的字一幅多少钱？陈忠实说，他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就有人打电话向他要字；回来后，有一个经营字画的人找到他，说要垄断销售他的字，给他的价格是一千元一幅（此前是五百元一幅），但是要求他不能再给别人写。陈忠实说，咱的心理是薄利多销，一千元一幅，恐怕要的人不会多，就让那个人先试着搞，不行了再说。又说，四尺整张、不写要字人姓名的，给买字者是一幅一千元；但由于常有朋友索要，就不能要钱，他给卖字者说，有朋友要，他得给，但都写上索字者的姓名。我给他建议，再过上三两年，出一本字配照片再配一些简短文字的书，图文并茂，喜欢的人可能不少，同时也能增加你的字价。同时建议，你应该多写一些自己创作的诗词和感悟性话语，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作家，写唐诗宋词这一类前人的或者别人的诗词名句，只有书法欣赏的价值，而写自己的话语，既有书法价值，也有一个作家研究的资料价值，附加值更高。我说，你现在不仅仅是你个人了，你要重视给自己留下一些可资后人研究的资料。说到这里，陈忠实看着我，却没有说话。我继续说，胡适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回国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吧，就已经意识到他将会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给后人留一些历史资料，重视日记、手稿的保存，包括往来书信，他都很注意保存。听到这里，陈忠实问我，胡适是不是给别人写信还留底。我说，有些信，比如一些重要的信件会留底，另外收信人也很珍视这些信件。我还建议说，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字内容，即不同的思想感情，用不同的笔墨表达；书法最主要的东西是表现个性，表现特定的思想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美。陈忠实深以为然，说，他看鲁迅的字，茅盾的字，老舍的字，确实各有各的个性，作家的字最能显现自己的性情。
后来又聊到官的问题。这一天早上，省委来作协搞民主测评和问话，要提拔某人，引起很大震动。陈忠实和我在同一单位，我们都回避谈单位的人和事。我当时刚分了新房，也成了新家。陈忠实对我说：你这个人心性淡泊，现在房子和家庭问题都解决了，安顿下来以后，要多写东西，搞评论，应该关注并参与全国性的文学话题讨论，研究一些全国性的文学问题，普遍性的文学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造成更大的影响。我说，我对当官和弄钱都没有什么兴趣，是准备好好静下心来写东西的。陈忠实说：“四十岁后，日子过得很快。你现在的年龄（邢注：我当时44岁），是我八六年（1986年）的年龄，现在感觉就像是昨天的事。回想五六十年代，是感觉有些遥远，但四十岁时的事，确实就像昨天。人到了五十岁以后，时间更显得快。”他说：“我小时候，看那五十岁的人，就是个老汉。”我插话，杜牧有诗说“四十已云老”。陈忠实继续说：“那时在乡下，就有这样一个老汉对我说，人老了，就像日头下山一样快啊。那时不理解这话，现在理解、体会得很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甚至不觉得它的移动；日头在头顶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的变化；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阳下得很快，很快就落下去了。特别是太阳压山的时候。”陈忠实睁大眼睛看着我，边说边在茶几上比画：“太阳压到山上的时候，你先看还是一轮，很快就变成了半个，紧接着，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下去了。这时候，你会感觉到黑夜突然降临了。”接下来，他强调说：“人生要抓紧。”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四十多岁时，突然感到了强烈的生命压力，而这时正好有了一个好的题材。那时对历史的认识也有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不敢懈怠，就写了那部作品（邢注：指《白鹿原》）。”
说到官，陈忠实显然颇有感触。他提到了一位刚下台不久的某地领导，说：“这个人现在很难受啊。我跟他年龄差不多大，我现在很庆幸我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此人在台上的时候，前呼后拥，现在忽然冷清下来了，你想他心理上会是个什么感受？先不说弄了多少钱，钱可能不缺了，光是手上那些事，那些他亲自干的事，这个建设那个建设，现在忽然让他撒手不管了，心理上那个窝囊呀，确实难受得很。听说此人有一次在大雁塔旁边那个日本人修建的唐华宾馆吃饭，一时激动难耐，当众说了好些不该说的话。”停了一下，陈忠实继续说：“我是省委候补委员，几年来见的事，也让我感慨不已。光是开会，主席台上的你上我下，就让人很有看的。先是这个人当书记，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大讲‘开发’‘振兴’，忽然间，那个人来了，坐在台子上讲话，唾沫星子乱溅，这个人苦着脸坐在台下听，忍受着那个老汉那陕西腔夹杂着醋溜普通话的折磨。接下来，那个老汉还没坐满一届，第三个人又来了，老汉又坐在了台下，老老实实瞪大着眼睛，听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坐在台上又讲话，那个失落，那个难受，比啥都难受。”
我说，这就是《红楼梦》中说的，“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还不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才休息。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我想起先一天晚上萧云儒讲的一些话。萧云儒向来谨慎，但由于是朋友间私下闲聊，就也说了一些看起来是大胆的话。虽然都是大实话，但一说出来，还是令人吃惊，引人深思，让人明白一些道理。萧说：“年轻人不理解作协、文联的性质。文联、作协是什么？就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而不是群众向党提要求的组织。由于不理解，动不动就问文联、作协，你为什么不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为什么不这样干，而要那样干……这是不知道文联和作协是干什么的。像对另类作家的评论，你小利可以随便说，我作为一个领导，就不能按自己的心意说。不然的话，纪检组就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对另类作家那样说呀？——文化单位居然还要有个纪检组，要纪检组干什么？一个没钱的单位，有屁经济可检查的？不查经济，管什么？就管你干什么。”萧讲：“另外还有一个人情问题。像我们这一代就不能批评胡采他们，为什么？他们是老师辈呀。中国人还是讲究师生情谊的。要到你们这一代，才可以批评胡采这一辈。有人说，历史问题留到孙子一辈去评说。孙子辈因为隔代，可以按自己的看法去讲。因此，历史的评价往往要留给后人。”我自己虽然也在作协工作了多年，但是听了这些话，还是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我又想起陈忠实的人生态度。这一晚，陈忠实聊了很多。他说他从来不言淡泊，就是有功利心。看来是实话实说。但对有些事我还是感到不解，心想，他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上，不说功成身退，激流勇退，归隐田园山林，此乃张良一类崇尚“从赤松子游耳”的人心向往之并可以做到的；陈忠实不是这一类人。他一是崇尚建功立业，二来意识深处没有隐逸思想，平时也不好佛道，没有受过“出世”“无为”思想的熏染，但是，似乎也可以深居简出，放下好多既无聊又无意义的事不管，落个清闲自在。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抛头露面，弄得身疲心累，好像显得不甘寂寞呢？这几日偶然想到这个问题，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陈忠实和他们那一辈人，那一代作家，包括贾平凹、路遥、邹志安、京夫等，出身贫寒的农家，从小受苦受难，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奋斗挣扎，在文学之路上走得也不容易，用邹志安的话说是一直在“左冲右突”，期盼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浮出水面，放出光彩。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轻言淡泊，又怎么会自我引退且甘于寂寞呢？一直没有的人怎么会轻言放弃呢？对这些问题，如果仔细检视一下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文化背景，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第二天，陈元杰请了天人书画院的一批文人书画家来，给县上领导写字。书画家们在一个大厅里写，请陈忠实在一个房间写。陈忠实只写半张纸，即将四尺整纸裁开，或条幅，或斗方，只写四五个字。陪同的陆德让他给吉友宾馆题字，陈忠实踌躇着说，写什么呢？写个“宾至如归”，没有新意；有一句话“睡觉睡到自然醒”，又觉得不那么合适。陆德是个机灵的姑娘，连说这个内容好。陈忠实就写了，说，这个怕不能挂在宾馆大厅，适合挂在房间里。按主人的要求写完后，陈忠实见我在旁边看热闹，说我给你也写一幅。关于内容，他琢磨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下笔，看来他很认真，不知写什么好。问我，我说那就写“坐看云起”吧。此四字乃我第一本书的书名，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境界。陈忠实把这四个字写在一张四尺对开纸上，写毕，自己评价说，“起”字最好，“看”字第二，“云”字第三，“坐”字笔墨未到位。陈忠实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对我这种“坐看云起”的心态似乎不想鼓励。写完后，又特意加了“小利雅兴”四个小字，表明此语不是他的意思，而是我的意思。（待续）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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