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描：什么是路遥精神？
路遥（1949—1992）
今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最近连续有几个会议纪念路遥，好像进入了“路遥年”。路遥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们纪念路遥，首先要搞清路遥的精神是什么，路遥最不平凡的是什么。我看到更多的人讲他与时代同步，讲他的作品对年轻人的教化作用，如何励志，如何在苦难中勇于奋斗，等等。这一切都对。但我觉得，路遥精神的蕴含，远远比现在评论家、读者所指出的要丰富得多。
我常对人说，路遥是优秀的作家；他如果按照最初的理想当了政治家、外交家，也一定是个优秀的、不平凡的政治家、外交家；即使他做农民，也会是个优秀的不平凡的农民。陕北黄土高原，基本靠天吃饭。那里的农民特别坚韧。春天来了，不管今年年景如何，老天作美不作美，到播种的时候，农民一定要上山去——他们把劳动叫“受苦”，上山受苦——拿镢头刨地去，带上种子播种去，然后看苗儿怎么出土，看庄稼怎么成长。今年有雨水了，就有了收成；如果没有雨水，庄稼都旱死了，自然不会有收成，他们也不会后悔曾在土地上流了那么多汗，下了那么多苦，认了。陕北农民是这样的，该我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得不得、收不收，听天由命。这种基因保留在路遥身上，但他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是，天旱没雨了，他不会看着禾苗枯死，他一定会一瓢一瓢地浇水，千方百计也要把苗儿浇活，在绝境中也要趟出一条路子来。这就是路遥。
现在学界评论界很是肯定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把他看作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的典范，也有不少文学理论家研究、阐释路遥现实主义写作的方法和特色。我注意到，在赞赏路遥的声音里，有一部分是强调恢复传统，认定路遥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者、坚守者。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路遥的现实主义和对中国作家影响极大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哪些方面气息相通？在艺术表现上又有何不同？它与从延安革命文学发端的革命现实主义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其中的内涵我们现在阐释得远远不够。路遥曾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极大；这些作家的作品，批判性多一些，冷峻、怀疑、毁灭、决绝是其基本面孔。路遥的现实主义，却多爱心，重温情，有诗意，可以看作是一种诗意的现实主义。延安时代兴起的革命现实主义，强调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黑暗与光明、歌颂与批判，是对立的两极，必须区别分明，作家必须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但路遥却以对人的悲悯而突显对现实的关注。路遥的现实主义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当然，诗意的现实主义，不能完全概括路遥现实主义的内涵，也不是一个严谨规范的美学概念，我姑且用来标示他作品的显著特征。
路遥不同于别的作家的地方在哪儿？中国的当代文学，我们的创作，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崛起。在这个过程的初期，我们好多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还苦苦巴结地在阐释或证明那些需要政治家去做结论的东西，比如什么运动对不对，什么政策好不好，拿千姿百态的生活和活生生的人物的命运，去说明一个苍白的理念。路遥是这个时候登上文坛的，他的作品的旨归与很多作家不同，他关注的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哪怕是草根，哪怕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也关注他们的个体命运，他们的存在价值，他们的情感诉求，他们所处的现实境遇以及他们心中的梦想。他是一直在追寻、表达、肯定这方面的东西。
高加林的形象曾引起很大争议。其实在写《人生》的时候，路遥是有清醒认识的，知道一些人接受不了高加林。路遥写东西有一个特点，他在构思阶段，会与三五好友谈他作品里的人物、情节，把即将成型的故事给你讲，讲的时候很兴奋，在地上走来走去。这种讲述，一是看看听者的反应，二是调理未来小说的叙事思路和方式，他也会听取朋友的意见。对高加林这个人物的处理，是否进行道德评判，是要把他推开去还是拉回来，他都有谨慎的考虑。后来有人说高加林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其实那时路遥和我们几位朋友探讨过司汤达对于连的处理，但探讨得最多的，是《静静的顿河》里的格里高利。肖洛霍夫写格里高利这个人物，对路遥启迪很大。高加林就是活在他身边的人，一个平凡普通的陕北后生，他有自尊，有理想，他想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幸福，追求爱情，追求平等的权利；这样的青年在陕北很多。他走了弯路，栽了跤，但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谁也不能无视他。你要让路遥无情地推开他，鞭笞他，路遥于心不忍，他知道他不是坏人。所以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高加林，塑造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
另外，刚才大家都说到了，路遥作品的价值开始并不为人认识。路遥为什么令人尊敬？我们试想一下，《平凡的世界》最初的遭遇，如果放到一般作家身上会怎么样？一百万字的写作计划，刚拿出第一部，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研讨会，结果开砸了。研讨会是由陕西作协《小说评论》编辑部、《花城》杂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联合举办的，那是1986年冬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会议上大多数评论家对《平凡的世界》持批评态度，明确肯定其价值的只有三个人——朱寨、蔡葵和曾镇南。包括路遥在评论界的一些朋友，虽不是那么激烈地批评，但也有微词。我是研讨会主要承办者之一，说好我们三家开完会后要好好喝一顿酒，要庆祝一下，实际情形却是会后作鸟兽散，谁也不提聚首欢宴的事。路遥回到牛街的国家民委招待所，躺了三天。最后我陪他回陕西。那天还是大雪纷飞；1986年没有机场高速，当时通往机场的路就是现在的辅路，出租车打滑，差点翻到路旁的沟里。我和司机吓得要死，回头看坐在后排的路遥，全然无动于衷——那几天他整个人都呆滞了。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一百万字的写作计划，刚写了三分之一，迎头一棒，谁受得了？而且那时他已经感到身体不妙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咬着牙把下两部写完？一般人怕难做到，但路遥做到了。
人文社最近出版了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这是一本好书，里边有大量关于路遥的一手材料。看似写得零零碎碎，但是对研究路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同时也记录了那个时期作家的生态环境。前几天，李建军写过一篇文章，讲路遥王天乐兄弟失和的原因。我给建军发了微信，说哥俩不是失和，是反目。为什么反目？航宇这本书透露出一些信息。兄弟之间的事情，本不该外人置喙，但路遥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作为一个熟知路遥的人，会很自然地站在路遥一边。
路遥说不尽。今年讲，过若干年后一定还会讲。
（本文系作者2019年10月23日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纪念路遥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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