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艳：谁才是真正的“失范与荒唐”？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重视史料的时期。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对史料的选择、使用，真实性是第一位的。邰科祥的文章《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以下简称《荒唐》）从史料入手，质疑航宇回忆录《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时间》）一书的真实性，是值得肯定的学术要求。
可惜的是，《荒唐》一文却经不住稍微认真的细读。邰科祥振振有词地批评专家们“对此书不认真、详细地阅读，对其所依据资料的真伪不进行必要的辨识，对书中太多明显的漏洞视而不见，对作者的底细不进行探查”，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不注意史料的真实性，“甘愿被一个业余作者不负责任的文字所愚弄”。殊不知，他这些批评别人的话，正可以用来“还治其人之身”，批评他本人的“不负责任的文字”。
《荒唐》一开篇，就错误连连。对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会议，他连主旨都完全弄错，内容的叙述也搞得面目全非，出现如此之多的明显而严重的错误。原因盖不出两端：要么缺乏求真的学术精神，要么是写作时的心态有问题。
首先，关于“卅年重聚说路遥”这次会议，邰科祥是这样叙述的：“2019年下半年，路遥研究领域发生了一起醒目却又滑稽的事件，这就是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时间》）一书的出版与讨论。说其醒目，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者是圈内最具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该出版社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遍请全国研究路遥的专家，为此书组织了一场大型推介活动。”在后文又说：“这样一本不合格的书，竟能得到顶级出版社的认可，甚至还要专门召开全国性的高级研讨会为之推广。”这里，邰科祥为了建立自己的观点，精心挑选了一些形容词、故意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句子：“醒目”“滑稽”“圈内最具权威”“遍请全国研究路遥的专家”“大型推介活动”“顶级出版社”等等，认为此次会议就是为《时间》而“专门召开”并“为之推广”的。这样就把这个被他称为“全国性的高级研讨会”，判定为专为《时间》服务的，而给一本“不合格的书”做如此隆重的活动，就凸显了其“滑稽”。作为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邰科祥在批评别人“对其所依据资料的真伪不进行必要的辨识”时，他自己又做得如何呢？
实际上，这次“活动”是专为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而召开的。关于这次会议，各大媒体及社科院官网都有详细的报道，也不是什么难得的资料，网上随便一搜，便可知端的，比如腾讯新闻网的报道：“为了纪念路遥，为了开掘他的文学经验，为了总结他的文学成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陕西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上午9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第一会议室召开。”这不是很清楚吗？邰科祥教授那么严厉地批评别人，自己怎么就忘记了做基本的史料工作呢？
网络上也有此次会议上专家发言的内容，只要随便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这个会议不是为《时间》“专门召开”的，更谈不上“为之推广”。且看文化艺术网的报道：
参加座谈会很多嘉宾，都是路遥生前的挚友、知音、同好，可以说是路遥老朋友们的一次相聚。参会的许多人，在路遥的写作过程中，都共同交流探讨过，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更为深广的道路；在路遥去世后的近三十年间，他们守护在路遥身后，为路遥的文学精神和理想摇旗呐喊。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学者，他们认可路遥写作所昭示的精神和审美价值，并以挖掘和推广路遥文学写作的深度和经验为己任。今年是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大家相聚在一起，讨论路遥，纪念路遥，让路遥的文学精神继续发挥更强大的生命力。
在座谈环节中，评论家们就路遥的文学成就与文学经验、路遥的创作与生活、《路遥的时间》所讲述的路遥生命最后的日子等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这里说得很清楚，专家们的讨论重点，是紧密围绕路遥的创作而展开的。对《时间》一书，只有个别专家（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臧永清，还有周明、吴俊等）偶有涉论；更何况，专家们还提到了厚夫的《路遥传》等，根本没有出现邰科祥认为的专家们为“写作伦理甚至写作资格都存在严重问题”的航宇“吹喇叭”的情况。
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陕西省作家协会在自己的刊物《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推出了根据此次会议发言整理的评论小辑（其中，臧小艳的《陕北文化形象的艺术建构》并不是此次会议的发言，而是作为自然来稿被选入的）。关于这一组评论文章的缘起和构成，该期杂志115页的“编后记”说得很明白。
详细阅读这期杂志，就会明白此次会议议题之广、讨论之深、视野之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的《论路遥的文学意义》，党委书记张伯江的《路遥成为〈文学评论〉关注的中心》，和当代室主任李建军的《我们为什么纪念和谈论路遥》，都没有提及航宇的这本书；海波作为路遥生前友人的深情回忆，没有提及航宇和他的书；白描的《论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和李炳银的《路遥对现实主义道路的理解和坚守》，对路遥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的艰难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做了深入分析和高度肯定，没有提及《时间》；施战军《论路遥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吴俊《论路遥对当下文学的意义》、王兆胜《关于路遥研究的四个问题》，都是对路遥的小说做宏观研究的，没有提到《时间》；杨光祖的《良知与诗意：路遥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讨论路遥朴素和笨拙的美学追求，仍然没有提及此书。吴俊在座谈会的发言中是提到了《时间》，但可能由于不是发言重点，所以，“评论小辑”在选用时，这部分内容被删掉了。只有程光炜的《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几则材料思考》提及了此书。
邰科祥教授在西安的高校工作，他是应该能看到《小说评论》的。我很纳闷，邰教授后来撰写这篇火气十足的文章时，怎么就对这些视而不见呢？硬说这个座谈会是为“推广”《时间》而“专门召开”，不觉得有点不诚实吗？他挖苦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打招呼’或‘劳务费’，竟然让这些专家学者随意发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赞语，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瞬间瓦解。”这简直就是深文周纳的诋毁！对一个全国规模的大型学术会议的真实情况都没有弄清楚，或者也不愿弄清楚，就仓促撰文，任意篡改此次会议的性质和专家发言，为他后文的“论证”和强词夺理做铺垫，这是做学术的态度吗？如此不严肃的写作态度，是否才是真正的“失范与荒唐”呢？
阅读《荒唐》一文，我们发现邰科祥教授非常善于利用语言的模糊性，将文字进行剪辑、拼贴，以制造歧义。
在指称航宇“有意篡改路遥从延安转院西安时搀扶者的姓名”时，邰科祥在文中“引用”了《时间》中这样一段文字：
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成了这个样子？
而书中的原文其实是这样的：
列车刚刚在站台上停稳，林达、晓雷、李秀娥还有王天乐就走上火车，来到路遥的软卧车厢，看见车厢里不停呻吟的那位曾经刚强的汉子，突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所有对他的那些问候在此时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只好满怀忧患的心情默默地搀扶着他从车厢里缓慢走下来。
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成了这个样子？（《时间》第302页）
这里邰科祥所引用的文本，显然经过了很大的改动。事实上，1992年9月5日上午，路遥乘火车离开延安，于当日下午6时10分抵达西安火车站。路遥从西安火车站下车的时候，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下车后，他从火车站广场往停车场走的那一段路，则由晓雷和林达搀扶。航宇在后文中的描写，恰好解释了为何前后搀扶路遥的人有所变化：
路遥觉得天乐对他不像原来，怨气越来越大，而他的这种怨气和不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在路遥从火车站广场往停车场走时，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时间》第304页）
邰科祥说，航宇有意篡改搀扶人的姓名，是居心不良。殊不知，正是他本人费尽了心思，刻意割裂、拼贴了文本，却肆意地去污蔑别人。更过分的是，他除了对引文做剪辑，还随意增删。以上面这段文字为例，短短不到一百个字，他在引用时，就有多处错误，如把“就在路遥从火车站广场往停车场走时”一句，改为“就在从火车站的广场往停车场走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失态之下的丢三落四呢？邰教授指责《时间》“核心事件的描述尚且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甚至有篡改事实或虚构情节的故意，其他内容就更可想而知了”，这“漏洞百出”，这“自相矛盾”，这“篡改事实或虚构情节的故意”，正可以奉还给邰教授自己。
一个连简单的引用都能出错的人，一个通过拼贴去抹黑别人的人，怎么敢说别人的著作“不合格”？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证词”，谁人敢读，谁人敢信？随便挑几处就如此不堪，《荒唐》的其他舛误，自然可想而知。
关于路遥的回忆，本来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价值。撰写路遥回忆录的人，大多是路遥的老友，都是当事人，所回忆的，也都是路遥生前与他们之间交往、相处的一段时间。他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参与路遥生命的全部，他们的回忆，也只是展现路遥的无数个侧面。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无数的侧面，才能较为完整地描绘出一个立体的路遥。
《时间》只是关于路遥的多种回忆录之一。航宇在路遥生病的最后一段时间，除了应路遥的要求去陕北的时日，几乎是寸步不离地陪护在路遥身边。航宇对路遥的感情和付出，知情者有目共睹。由于长时间贴身陪护，航宇对路遥的回忆自然更为可贵，也有其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他的回忆虽然琐碎，但很详尽。我怀疑他当时是记了日记的，或者做了一些记录。
邰科祥教授与路遥并无交往，更没有在路遥临终时陪侍左右；路遥辞世后，也未见他写过纪念文章。这样的一个既不是亲历者，甚至连旁观者都不算的人，竟然否认《时间》的真实性，质疑航宇“连回忆的资格也不十分具备”。我异常好奇，亲历者都只能靠记忆去书写的场景，一个根本没有参与此事的人，单凭几本书里所谓不一致的时间、几张图片，如何自信地认为自己说的就是真实的呢？关于“兄弟失和”一事，为何他一方面言之凿凿地认为航宇的文字不可靠，另一方面却对事件当事人王天乐的文字信之不疑，引为铁证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邰教授关心的“写作伦理”问题了。
吴俊在会议发言中，谈到航宇《时间》一书时说道：“我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写作者是很多事情的亲历者，但是一些重要的段落，他因为没有亲历，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空缺了’，没有做猜测，这是写作伦理。”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写作伦理：首先是尊重并敬畏自己笔下的每一行文字，忠实于自己对艺术的真实感受，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忠实于文学研究的史料，实事求是，不做虚妄之谈，不做诛心之论——一言以蔽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最基本的写作伦理。
航宇努力践行这样的伦理，实可谓难能可贵。他的《时间》一书，虽然事无巨细、文字琐碎，不似小说那般生动、有趣且有节奏感，但贵在感情真挚、言辞恳切、态度严肃。
《列子·说符》中有这样一则寓言：“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俄儿而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
《荒唐》一文把一次会议描述得错误百出、面目全非，所引原文频频出错，恶意拼贴文本、制造歧义，以达到抹黑对手的目的，这样的文风，已经不是学术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了。我们很希望邰科祥教授能尽早找到自己的“鈇”，也早日摘下有色眼镜，能真实客观地观察、思考、写作，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写作伦理。
以此伦理尺度来衡量，邰科祥教授的写作态度如此不严肃，写作方法如此不规范，已经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了。他的《荒唐》所昭示于世人的，恐怕才是真正的“失范与荒唐”吧！
2021年6月14日，写于黄河南岸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