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胜美与祁同伟：这一届“村二代”的出路在哪里？

May

31

灼见（微信号：penetratingview)

“我的命运，我可以做主吗？”“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一份稳稳的认同感和幸福感？”这是樊胜美和祁同伟们的困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悬而未决的难题。

作者丨宗城

来源 | 706青年空间（ID ：qingniankongjian706）

在不久前结束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饮弹自尽的前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成为观众热议的对象，在他自杀的那一集，“祁同伟”这个名字甚至一度跻身微博热搜榜榜首。剧中，他是被权力和欲望毁掉的代表。他原本是热血的缉毒警察，年轻时拥有自己心爱的人，怀揣着英雄的梦想。

但“英雄，不过是权力的工具”，因为梁书记之女梁璐的打压，他的大好前程蒙上阴影。为了扭转命运，祁同伟不惜丢弃自己的尊严，走上不择手段跻身高位的不归路。祁同伟引起观众共鸣的另一原因是他的底层身份，他出生于农村贫苦家庭，一开始就落后在了起跑线上，农村出身却不能凭借个人努力打破阶层差距，这种尴尬令不少观众联想到现实的同类人。

无独有偶，《欢乐颂》系列中的樊胜美也是当代影视剧中农村年轻人进城的代表。尽管樊大姐出入名门酒会，外表丝毫不见乡土气，可剧中母亲不时打给她的电话还是告诉我们：樊胜美的原生家庭在农村，而她竭尽全力正是为了摆脱出身的羁绊。祁同伟选择沦为权力的工具，樊胜美选择物化自己，前者最终走向自杀，后者在大悲大痛后反省自我，这两条路径是创作者的自我意识，却也折射了当代人对“村二代”出路何在的思索。

而在2006年，当时涉及“村二代”进城的电视剧还如《我是农民》一般，富大龙饰演的唐大年在村里长大，进城务工，尽管历经波折，但自身的淳朴气质始终不变，唐大年也并没有为了成功而突破底线。他是一位平平凡凡的“村二代”，他的同伴也是，导演武斐如是说：

《我是农民》剧照

“我们想以朋友、平等的关怀方式来写这群从农村来、想在城里扎根的人......几个年轻人既没有受尽磨难最后当上老板飞黄腾达的奇遇，也没有在城市里受尽欺负痛不欲生的辛酸血泪，而就是非常写实的'简单生活'。”

比《我是农民》更早的《一年又一年》，1998年出品，饰演祁同伟的许亚军主演，也是一部涉及农民进城的剧，不过它的涵盖面更广。它从小老百姓的生活入手，讲了平反昭雪、知青返城、恢复高考、下海经商、出国热潮、股市风云、下岗再就业等。这部剧的氛围是昂扬温暖的，哪怕起起伏伏，主人公的精神气质都保持着积极乐观。许亚军饰演的男主角正是一位朴实憨厚的青年。

《一年又一年》剧照 

那么，近年来还有这样的电视剧吗？

有。《温州一家人》、《小麦进城》、《知青家庭》、《农牧之恋》等，可这些剧的时代背景不是在七十年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写的故事也基本是知青上山下乡回城和下海经商的故事，大多反响平平。讲新世纪以来“村二代”困境的剧很少。而樊胜美和祁同伟虽然都不是剧中最核心的人物，但他们某种程度上恰恰就是新时期的“村二代”，樊祁二人和过去的“村二代”形象大为不同，他们缺少淳朴耿直的气质，且更加精明也更有主见，他们渴望收获成功，可他们却在消费社会中失去了方向，在固化的阶层中异化自己。

今天的影视界只能翻拍《平凡的世界》，而无法创造出一部新的《平凡的世界》，因为那种农村青年的励志人生仿佛成为上世纪末的绝响。如今的创作者们写农村青年进城，他们书写的不再是孙少平、孙少安或《人生》中的高加林，而是胜天半子的祁同伟与物化自己的樊胜美。

是短短十年二十年功夫就让“村二代”变了模样吗？更准确地说，也许是市民群体对“村二代”的想象发生了变化。

翻看近年的《中国电视节目市场研究报告》，北上广、江苏、浙江和山东是电视剧收视人群地域分布的前六名，而九零后以67%的绝对优势成为收视主力军。这些省份恰恰是中国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且九零后的生长环境与前辈相比也在大幅度往城市倾斜，加之城市在硬件设施上的优势，可以说：面向市场的电视剧要取得成功，城市市民的口味必须要考虑。书写农民的电视剧所取悦的主要群体并不是农民，而是曾经是农民的城市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但这些晚辈的口味也已经市民化了。

他们缺少农村的体验，他们对农村的印象更多源于父母的讲述、书本影像的记录和自己的想象。而这些电视剧可以是一面镜子，照出城市市民对农民的态度，也照出农民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问题。

齐格蒙特·鲍曼在《社会学、后现代性与放逐》一文中提到：“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所以，强调象征性物质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时光流转，被市民消费的“村二代”象征发生着明显变化，在过去，“村二代”的象征者被臆想为纯粹的好人或阿Q精神的继承人，风水轮流转，现在樊祁二人反而有成为新时期“村二代”的象征者的趋势。毕竟，纵观这两年的影视剧形象，能够跻身微博热搜、成为舆论焦点的“村二代”形象也只有樊祁二人。

无论是纯粹的好人、阿Q精神的继承人，还是作为权力的看门犬的祁同伟、一心跻身名流的樊胜美，都不过是被极端化扁平化的“村二代”，但他们恰好在不同时期迎合了市民的口味。

《白鹿原》

如今，我们还能在荧幕上看到《老农民》、看到《白鹿原》，看到一部部抗日剧中淳朴善良的农村人家，可有没有发现？他们仿佛只存在于已经逝去的时间，无论是他们的年纪，还是他们所处的背景，好像都在暗示我们——那个农村子弟只靠个人奋斗就可以实现理想的时代过去了，那些洋溢着正能量气息的农民，也只能活在过去时。

在过去，在那个于废墟上重建的八九十年代，创作者们大多经历了多年以前漫山遍野皆为农村的时代，他们扎根于农村，参与到农民进城的历史进程中，身处一个流动性大的社会，他们看着身边的同代人，自然而然会相信农民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就有机会改变命运。三十年过去了，社会阶层在一步步固化，晋升的渠道在渐渐收紧，而新的既得利益者们已经成形，在城乡矛盾日益凸显、唯成功论占据市场的今天，创作者们看到的农村子弟也变成了祈同伟、樊胜美们。

不同时期的“村二代”影视剧形象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愿意比中产阶级乃至精英阶级的子女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都希望证明自己并改变贫寒的境地。但九十年代的“村二代”更凸显一种淳朴踏实的气质，他们给人的感觉也更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而以樊胜美、祁同伟为代表的新时期“村二代”形象却更侧重于呈现自己面对财富、地位、权力差距时的焦虑和苦闷。“村二代”不再只是踏实能干的化身，这个群体被注入了更为复杂且更令人心酸的元素。

如果现在的一部流行剧里，“村二代”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跑不累的脚任劳任怨的品质就能跨越阶层的桎梏，观众会说这个人物不现实，会对他缺乏共鸣，《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就面临这种尴尬，他被认为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濒危生物”，可易学习这样的人物在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乃至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是非常普遍的，是会被认为符合现实经验的正面人物典型。时过境迁，易学习却“失真”了。

樊胜美和祁同伟作为新时期“村二代”形象的代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价值观的虚无，更准确地说——追求权力/地位/财富成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和路遥笔下的“村二代”形象对比尤为明显。

由袁弘饰演的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时刻怀揣着梦想，他想要去更广阔的世界看一看，对于他，路遥饱含深情地写道：“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地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

而他的哥哥孙少安，一方面认识到致富的重要性，一方面觉得“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而《人生》中的高加林，他相对更复杂些，他对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又不想在乡村困守一生，他有自己自私、虚荣的一面，也有自己改变世界、成为英雄的坚定抱负，他像一个更具有理想气也更有反省意识的祁同伟，当他的“城市梦”幻灭，他回到最初的地方，听从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高加林回到农村，但樊胜美、祁同伟的选择，不是在城市一条路走到黑，就是以死亡宣告自己与命运抗争的失败。对于后者而言，农村到城市作为当代文明相互对立的两级，中间是一条单行道——他们选择义无反顾到城市去，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但梦想是什么？对于他们而言，一切如此的模糊，他们只是发自内心感到一种不平衡、一种难以回避的失落，这源于他们的地位、出身与城里人相比的落差，它们最初的动力，是要缓解这种内心的不安。

千禧年以来，随着城镇对农村的一步步渗透与蚕食，以及创作者对城市人、农村人二元性格的反思，让“村二代”的性格不再只是朴素憨厚或者善良踏实的正面想象，也不只是如陈焕生般“留有阿Q精神的遗传因子”，“村二代”保留自己的抗争性和不懈的闯劲，但性格也在一点一点地向市民气质靠拢，城市人的焦虑同样困惑着他们，他们的形象很少再保有淳朴、天真，转而呈现出阴郁、挣扎和强烈的怀疑气息。

“我的命运，我可以做主吗？”“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一份稳稳的认同感和幸福感？”这是樊胜美和祁同伟们的困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悬而未决的难题。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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