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2018年的中国经济，2019年从何处破局？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深度思考（演讲全文+完整视频）
编 者 按
12月25日晚，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白重恩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了名为《中国经济何处破局》的主题演讲，对中国2018年的经济形势，2019年如何精准发力，如何落一子而活全局，进行了深度全面地解读。
近万字的演讲深入浅出，深中肯綮，全是干货，句句有如醍醐灌顶，让人茅塞顿开。灼见重磅推荐，分享了原汁原味的演讲全文和完整视频，值得收藏细读。
文章很长，但读完你一定会非常受启发，非常有收获。
（提示：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或回复关键词“白重恩”可获取演讲完整视频）
白重恩教授同时还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联合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与金融联合研究中心管委会联席主席。
曾任教于波士顿学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百人会成员、国际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金斯学会非驻会（non-resident ）高级研究员。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共经济学、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国经济。
老师们、同学们、各位听众：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想在这儿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也特别感谢人文清华讲坛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2018年的中国经济确实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如果我们看一些经济数据，看到有一些指标增长速度不一定有去年快。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下降的，今年前11个月的增速是5.9%，而去年的增速是7.2%。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也告诉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我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状况？除了怎么看之外，我们还要问一下怎么办？一定有很多事可以做，但是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有一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措施，只要把这件事做好，就有可能牵动很多其他方面，缓解很多问题？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些分析。
01
2018年中国经济四大特点
今年面临的困难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来考虑。
1.政府投资减速·不得不减
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慢，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速减缓。比如，基础设施投资2017年和2016年相比，年增长率是19%，但是，今年前11个月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速度只有3.7%。所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减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需要让政府主导的投资减速，让经济结构得以调整。这样的减速虽然短期内带来一些阵痛，节奏可以商榷，但是长期来说方向是对的。
2.金融监管加强·不得不强
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民营企业获得资金非常困难。某些金融工具风险比较大，而这些金融工具又是民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现在为了防范风险要加强监管。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某些给民营经济输血的渠道变得不太畅通，短期来说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增长。但是也是不得不做的，如果不加强监管，未来面临的风险会非常大。加强监管的节奏可以考虑如何把握得更好，但长期而言方向仍然是对的。
3.税费征收规范·不得不收
第三，税费征收更规范。比如营改增，使税收征管的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加强是好事，该纳税的都纳税了，对于守法纳税的企业更加公平，减少扭曲。但是征管力度加重之后，企业会觉得税负加重，发展受到影响。除了税以外还有社保缴费。2019年年初社保的征缴部门将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转向税收部门，人们就担心，税收部门有很好的手段来征缴，是不是社保缴费会加重？征缴加强是好事，让财政收入增加，让税费负担更加公平，但是有可能会使得企业觉得税费负担加重。
4.国际环境变化·不由自控
最后一个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外界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还经历了国际贸易摩擦，外界发生了变化，对经济产生了影响，使得我们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不是非常有利。
02
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其历史原因
面临这些困局怎么办？为什么应该让政府主导的投资减速？我先讲一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多国家都做出反应，中国也做出了反应。当我们面临外部的巨大冲击时，外贸需求大幅降低，要创造国内的需求来度过难关，因此我们进行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为了保增长和稳定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一系列的反应和后果，这些影响直到今天仍然还在。
1.2008年前后GDP增长对比
这张表中对两个不同阶段的GDP增长的来源做了一些分析。增长是要素积累和效率改善带来的。比如说人力资本积累带来多大增长，物质资本积累带来多大增长，效率改善带来多大增长。2008年之前的30年和2008年到现在的10年有什么差异？
首先是增长速度不同。前面的30年平均每年增长10.5%，这10.5%从哪儿来？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是3.21%，也就是说在前30年的增长有32%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改善带来多大的贡献？经济学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这个指标的改善带来的年均增速是6.42%。可见那段时间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改善。剩下来的0.62%是资本产出比增加带来的。所以第一阶段的30年中，经济的增长其实比较高效。
2008年到2017年，GDP年均增速为8.2%。这也是一个不慢的速度，但是跟前面30年相比还是慢了，更重要的是增长来源有了很大变化。第一，人力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从前面的3.21%变成1.04%，这是趋势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很重要的是人口结构改变了，前面30年是享受人口红利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加生产，产出的总量增长会较快。但是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了，所以人力资本积累对GDP贡献下降了。
另外一个是教育改善的速度也在减缓。改革开放初期大学入学率是百分之二点几，现在是百分之四十几，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造成人力资本积累快速增长。但是现在不可能有那样快速的增长了。这也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
另外两个部分值得我们研究。其一，效率改善对GDP增长的作用只有以前的一半左右，以前是6.24%，到了后面只有3.18%。这是很重要的变化。其二，资本产出比发生变化。前30年资本产出比增加带来的年均增速是0.62%，但是2008年之后上升为3.94%。每生产一块钱的GDP用的资本越来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快于GDP增长的速度，短期内会带来一些增长，但是长期而言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要持续这样的增长，必然要挤压消费，因为用于投资的产出就不能再用来消费了，这不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事。因为我们希望老百姓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所以希望居民消费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其二，要维持资本产出比接近4%的增长，会导致效率改善的速度减慢。这也是为什么后面的10年，效率改善对GDP的贡献没有前面那么大了。2008年以来到现在，经济结构产生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不是非常有益，我们希望能使效率改善，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更大的作用。
2.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
投资效率在2008年前后也有明显变化。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是下降的趋势。2008年为了保增长做了财政刺激，很重要的体现方式就是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资，政府驱动的投资如果发展速度过快会带来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我们很难获得特别好的关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多少，民间主导的投资有多少的数据。但是很多企业为了投资要发行债券，只要发行债券，就要公布资产负债表，这是公开的信息，我们把发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收集起来，来分析一下不同企业投资的效率怎么样。
把这些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发行过城投债的企业，通常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另外一类是其他的企业。通过比较发现，两类不同的企业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不一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做的投资带来的回报率比较低。
这两类企业在经济中占的比重如何？融资平台资产总额占所有发债企业资产总额的比例，在2017年之前持续上升，而其他企业占的比重则是下降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部分占的比重在上升，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部分占的比重在下降，使得整体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了，这是为什么2008年以来投资回报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一个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政府驱动的投资要占用资源，要使用劳动力、资本、土地。而这些资源被用了以后，民间投资要获得这些资源成本就变得比较高，所以民间投资就有可能受到压抑。如果政府驱动的投资增长更快，民间投资驱动增长得更慢，而两类投资的回报率不一样，回报率比较低的投资增长快，回报率高的投资增长慢，就可能带来总体效率的下降。总体效率下降了以后，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刺激，进一步扩大政府驱动的投资，就形成一个循环，这样的循环如果走不出来就陷在里面，我们不希望被陷在这样一个循环里。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政府的很多投资是通过举债来做的。它要还债怎么办？借新债还旧债，造成债务积累非常快。所以过去这些年债务积累速度比较快。这两年去杠杆的措施对债务积累的速度进行了控制。
03
中国经济急需高质量发展
走出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
怎么走出这样的怪圈？
我想强调一点，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可能由于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而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如果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对财政刺激的需求就会更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几件事。第一，不要设过高的增长目标。第二，不断改善投资结构。让低效投资增长速度慢一点，让高效投资增长速度快一点。
1.制定合适的增长目标
什么是过高的增长目标？判定增长目标是否过高，标准是什么？那就要看什么是合适的增长目标。
GDP=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总量。GDP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
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可以预测的，目前我们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减慢，因为人口红利在消退。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怎么来预测？
我想请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图。这个图是从全球很多的经济体的增长历史中得到的数据。横轴表示的是某个国家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纵轴表示的是这个国家在同样历史阶段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首先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情况差异非常大，红色的这些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白色的这些点劳动生产率的速度非常慢。红色的和蓝色的点，代表着实现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最成功的经济体，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逐渐下降。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国家未来继续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会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就假设未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轨迹和这些红色的、蓝色的点所代表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假设，就可以对我们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做预测。
我们作了预测以后发现，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将从2016年的6.12%下降至2050年的4.04%。劳动力增长率则将从2016年的0.24%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19%，人口红利在消退，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劳动力的增速还是正的，到后面就会是负的，劳动力会减少。主要原因是15-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自2010年开始持续下滑，并且直至2050年还会持续下降。目前我国劳动力趋于短缺。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就得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率)，205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在2016-2020年间，即十三五期间为6.36%，2021-2025年间为5.57%，2026-2030年间为4.86%，2031-2035年间为3.97%，2036-2040年间为3.28%，2041-2045年间为3.29%，2046-2050年间为2.85%。如果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过高，超过我们能实现的潜力，这时候就需要很大力度的财政刺激，就会带来前面说的那些问题。
2.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 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
假定目标增速定对了，怎么充分实现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能否实现潜力跟效率有很大关系，而效率又跟投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投资增长过快，民间投资增长过慢，效率就可能会比较低。当然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他说有的时候政府投资多了会改善企业的生产环境，会促进整体的投资效能，我相信这个观点在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对的，那个时候基础设施特别短缺，所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有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之后，还做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就会对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最近的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论断。
如何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2018年已经开始这样的努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与去年相比大幅下降。政府投资减速了以后，民间投资是否会随之增加？如何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
1）居民消费有待提高
企业考虑投资时，如果成本太高，觉得无利可图可能就不愿意投资。所以要让企业愿意扩大投资，就需要有效控制成本，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要有地方能卖。我们享受了40年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现在外部环境面临一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需要依靠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内需中居民消费是最需要改善的，我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37%左右，在全球来说是比较低的。在G20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比较低，它是非常独特的经济体，因为高度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要为未来做准备，因此现在居民消费率低。其他G20国家的居民消费都超过50%。如果我们能增加居民消费，同时又降低企业成本，那么民间投资就会上去。
2）营商环境改善，制度成本在降低
降低企业的成本主要是两方面，制度成本和税费成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成本，但这两方面成本比较重。关于制度成本，我们这些年在减政放权方面，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度量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今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在190个经济体中，我们营商环境的排名排到了第46位，去年是第78位。所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民营企业要获得资金还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也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这方面还要继续做努力。
3）改革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除了制度成本之外还有税费负担。很多企业都觉得税费负担过重。
视频来源于人文清华制作团队
世界银行对各个经济体的企业所面临的税费负担做了一项研究。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的报告中，企业税费负担越重排名越靠后，我们在这方面的排名是114，说明企业税费比较重。
另外，他们还对各个国家的税负到底有多大做了一个估计，除增值税之外的税费占一个典型中国企业利润的比例为68%，而印度为60.6%，德国为49%，日本为48.9%，美国为44%，全球平均为40.6%。这些税费负担会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也会影响我们的投资结构。
如果我们把积极财政政策的体现方式做一个转变，控制好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把用来做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部分资源用来降低税费，企业的成本降低后就会做更多的投资。这样总体投资的效率可能会改善，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就可以走出低效投资恶性循环的怪圈。
那么应该降什么税费？我们看哪一项税费比较重。
我们把企业面临的税费分成两类。一类是跟社会保障相关的，另外一类是其他。
社保缴费在中国企业利润中的占比为48%，而德国这一比例为21%。如果扣除社保缴费的比例，中国企业其他税费（不含增值税）的负担仅为20%，而德国反而有28%。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并且增值税税率也不是特别高。可见造成中国企业税费负担高的，是社保缴费，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那些税。
04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养老保险降费
1.社保缴费中养老保险最高
社保缴费里面哪一块是大头？相对于其他社保缴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最高，其中企业缴费率占了20%，个人缴费率占了8%。很多人很关心个人所得税，每年开人大的时候，很多人大代表都会提降低个人所得税。但是比较一下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和个人所得税，2017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是个人所得税的2.8倍，这是更重要的、对我们影响更大的一个税费。
2.关于养老保险降费的一些问题
可见，要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要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一个重大方面。养老保险降费以后，社保基金的收入减少，是不是会降低养老待遇？退休职工的收入会不会减少？这是人们自然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职工不缴、企业不缴，谁缴？钱从哪儿来？如果没有新的来源，不降待遇怎么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欠账的问题。以前计划经济阶段，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这一说，企业负担所有的东西。后来开始改革国企的时候，发现让企业承担养老对企业的负担太重了，对国企改革形成巨大阻力。为了推动国企改革设立了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把企业的负担挪到社会。把其他正在工作的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放在保险基金里面，用这些钱来支付已经退休，但过去没有缴费的人的养老待遇。为了让国企改革更加顺利，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历史负担是我们现在缴费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同样的原因，观察养老保险缴费率比较高的经济体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养老保险缴费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大部分是以前的计划经济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养老保险降费是否意味着延迟退休？很多人反对延迟退休，这也是一个应该想、应该问的问题。
3.用国有资产来解决历史欠账问题
我想就养老保险的改革提一些我的看法。
当把历史欠账的问题和制度设计放在一起时，会很困难。因为有历史欠账，设计制度的时候要选择更高的缴费率才可以。如果把历史欠账的问题用其他方式来解决，在没有历史负担的情况下，重新设计我们的养老保险，那么设计出的养老保险制度可能会更加合理。
我们能否不通过向现在的职工收费来解决历史欠账的问题？其实是可以的。中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大量国有资产。当初改革，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负担，把它们的退休职工挪出来放在养老保险的池子里，这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轻装上阵，就可以不断有积累。有一些企业发展很好，积累了很多资产，就可以拿这些资产的一部分来解决历史欠账的问题。其实国有资产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拥有的那些，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资产，这些资产应该好好使用，不让它们浪费、流失。它们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可用来解决历史欠账的问题。如果用国有资产来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卸下包袱以后再来设计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将会是一个负担比较轻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一个财务可长期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
4.个人帐户与政府补贴相结合
另外，我们职工养老保险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统筹账户，一部分是个人账户。有人很反对扩大个人账户，有一定道理，因为个人账户的再分配功能比较弱。所谓的个人账户就是我缴费之后这些钱记在我的账上，到退休的时候看一看账上有多少钱，多就多拿钱，少就少拿钱。统筹账户是大家把钱缴到一起，退休之后从这个池子里拿，拿多少和缴费多少有一定关联，但是关联不是很密切，再分配功能比较强。但是，个人账户也有其优势，它给人们带来的感觉是我缴进去的钱未来还是我的，所以缴费的积极性会比较强一点。怎么把个人账户对于缴费积极性有利，和统筹账户再分配的功能有效结合起来，使得人们既有激励去缴费，还能实现一定的再分配，使得低收入的人老了以后能得到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其实这也是有办法的。在个人账户中，政府可以对低收入参保者的缴费进行补充。如果收入比较低，个人缴多少钱，政府进行相应的补充，增加低收入者个人养老账户的积累，这样在缴费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再分配，用财政的能力，用国有资产来对这些低收入的人群进行补助，最后可以实现一个功能：既有个人账户，它能够让人们有比较高的缴费积极性；同时又能对低收入者的缴费进行补充，来保障再分配。这样可以建立一个精算平衡的养老保险体系，每一个人缴的费加上政府补贴，和退休以后拿出来的待遇，精算上是平衡的，每一个人都是平衡的时候，整个系统也是平衡的，养老保险的长期可持续性也就得到了保障。
5.给职工选择退休年龄的空间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退休年龄。
从2010年起，我们的人口红利就开始消退了，15岁到64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甚至绝对数也在下降。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减少。未来，我们的劳动力供给会面临短缺。这就要考虑，未来如何使得我们的劳动力能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
以前设计养老保险的时候，预期寿命是六十几岁，现在预期寿命是77岁左右，过去的制度不再可持续，需要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当然人们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到了60岁就打定主意想退休了，怎么办？我们可以在制度上留下更大的选择空间。比如说选择60岁退休，待遇是什么样的，选择65岁退休，待遇是更高的水平。如果设计的这些待遇跟退休年龄之间的关系比较合理，晚一点退休，退休以后会有更好的待遇，那可能人们就会倾向于自愿选择晚一点退休。制度设计的时候留有更大的余地，让人们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这个对于解决延迟退休年龄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是有帮助的。
6.鼓励养老保险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
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以后，企业就有更强的能力来促进生产。居民、职工缴费少了以后，可以有更大的能力来做投资。如果我们让企业和职工自己在基本职工养老保险之外，再设立自己的养老计划，对这些养老计划给予一定的税收鼓励，就建立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险是企业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为职工提供的额外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个人在企业之外自己设置的额外养老保险。如果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负担，就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如果给它一定的税收鼓励，让它能长期投到资本市场中，形成资本市场中长期的投资基金，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非常有利。全世界比较稳定的资本市场，往往投资者都是比较长期的，而来自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者是这些长期投资者中最主要的。所以养老保险改革也可以为改善资本市场打下一个好基础。
7.改革养老保险，一招走对满盘皆活
对于企业而言，改革养老保险，企业负担减轻了以后，就可以有更强的能力去扩大生产，做更多的高效投资，生产效率就会改善。
对于居民而言，养老保险少缴费以后，可以增加可支配收入，可以有更多的余钱来消费，而促进消费对于改善发展质量也很重要。
第三，如果设计比较合理的退休年龄和养老待遇挂钩的机制，鼓励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晚一点退休。那么劳动力的供给就不会那么短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负增长带来的压力，合理对冲人口红利的消失。
如果养老保险设计比较合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比较强，缴费的积极性也比较强，历史遗留的问题也通过其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么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就会得到保障，人们对养老保险就会有更强的信心，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如果养老保险缴费降低了，腾出空间，让我们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对资本市场发展也会有所帮助。金融监管加强造成的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获得资金比较困难。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企业获得资金过度依赖于间接投资，过度依赖于金融机构。来自企业外部的投资资金中，90%以上来自于金融机构而不是资本市场。如果养老保险改革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使得我们的投资渠道更加畅通。
最后是如果把一些国有资产划拨为社保基金，让社保基金参与企业治理，那么国企的治理也可以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如果有效地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同时实现多个目标。
我们开头的时候讲到今年所面临的一些情况，政府的投资减速，不得不减是因为如果政府投资还继续高速发展，那么投资结构就不可能改善，效率不可能提高，我们就可能陷到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中。如果我们采取了刚才讨论的一些措施，在政府投资减速的情况下，可以刺激民间的投资，刺激民间的消费，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加有活力。
金融监管的加强使民间投资获得资金比较困难，如果能改善资本市场，也会更好地解决投资渠道不畅的问题。
税收监管力度加强了，使得人们面临的实际税负增加了，这种情况下，降低法定的缴费率或者税率，也可以在征管改善的情况下，不增加企业的负担。
最后，当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增长不利时，希望通过企业的自主创新来走出困境。企业自主创新要靠降低企业的成本来实现，让企业有更强的积极性，为自主创新进行投资。降低了缴费以后，居民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增加消费，这也对我们有效诱导市场投资产生正面影响。
所以，我们虽然面临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去很好地解决这些困难。当然不是说一个措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找到某一些措施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我认为养老保险降费和相关配套的社保改革措施，对于我们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都会很有帮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今天谈的这些内容很多是得益于我的合作者和我做的一些研究，也得益于一些其他学者的研究，我在这儿对他们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THE END—
“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发起的大型思想传播活动，推动建设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清华新百年。讲坛定期邀请优秀人文学者，在标志性建筑新清华学堂发表公众演讲，阐述其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
讲坛于2016年1月10日在新清华学堂正式开启以来，已举办19场演讲，此前文学家格非、国学家陈来、社会学家李强、伦理学家万俊人、历史学家彭林、思想史家汪晖、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国家高端智库国情专家胡鞍钢、心理学家彭凯平、经济学家李稻葵、法学家崔建远、教育家谢维和、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著名影视评论家尹鸿、公共管理专家薛澜、科学史家吴国盛、文字学家黄德宽等知名清华人文学者，和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获奖作家清华校友郝景芳都曾来到讲坛分享灼见，与听众交流。
（图片来自人文清华讲坛制作团队）
（本文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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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人文清华讲坛(ID：renwen_Tsinghua)，灼见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