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中俄原油管道十五年谈判纪实：日本搅局，普京最终拍板
导语：
2018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呼玛河南岸全线贯通一个多月后，该管道正式投入使用，设计产能每年达1500万吨。随着中俄原油管道一线二线全部投产，俄罗斯每年可向中国输入的原油量也增至3000万吨。
本文节选自《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作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文中详尽回忆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15年中俄原油管道谈判历史。
方案为何先后出现“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三个版本？日本如何搅局？普京最终又出于哪些因素最终拍板“泰纳线”？文中还首次披露了诸多中俄马拉松式谈判的细节，俄方起初态度不积极是否和中石油选择的合作伙伴有关？在两国政府间协议处于胶着状态时，俄方又以“巧遇”的形式提出了怎样的要求？为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约仪式前双方人员还要站在电梯旁谈判？
中俄原油管道建成通油，普京出席在斯科沃罗季诺的建成通油仪式，张国宝代表中国政府讲话。
01
为什么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中国曾是个贫油国家，使用的汽、煤、柴油几乎全要靠进口，所以叫“洋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现和开发了大庆油田，1963年实现了石油自给，其后并有少量出口换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迅速增加，原油自给只维持了30年，到了1993年原油进出相抵又成了原油净进口国，并且逐年增加，到了2016年进口3.8亿吨，自产两亿吨，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0%。
上个世纪90年代，大庆油田开采逐渐从自喷、抽采到注水，并且注水开采比重越来越大，又发展出三次开采技术，注入有洗涤功能的化学剂，将石油从岩缝中洗出。石油部门意识到大庆油田逐渐从盛产期开始进入衰退。而大庆油田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炼油厂的原油来源，大庆原油通过铺设到吉林、辽宁等地的原油管道向这些地区的炼油厂供应原油，随着大庆油田的减产，这些炼油厂的原料供应将出现问题。所以石油部门从90年代就开始与俄罗斯方面接触，探索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油田建设到大庆的管道，以弥补大庆原油产量下降的不足。
02
最初以私营的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
为合作伙伴
最初的考虑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恰扬金等油田建设管道到大庆，但是与俄罗斯的谈判十分艰难，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1994年，中石油与俄罗斯民营石油企业尤科斯公司接触，尤科斯公司对与中石油合作建设中俄原油管道比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积极。苏联解体后出现了许多私营企业，其中较大的是这个尤科斯石油公司，它的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是苏联共青团的书记，苏联解体后他下海成立了公司和银行，其属下机构在私有化浪潮中收购了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股份，并逐步持有了尤科斯90%的股份。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其中募集资金中也有美国公民的股份。
尤科斯公司提出了“安大线”方案，从俄罗斯的安加尔斯克油田铺设原油管道到大庆，简称“安大线”。“安大线”西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油田，向南进入布里亚特共和国，绕过贝加尔湖后，一路向东，经过赤塔州，进入中国，直达大庆。这个方案很符合中石油的想法，所以一直以俄罗斯尤科斯公司为主要谈判对手。
1996年，中俄双方企业完成了“安大线”的项目预可行性研究。但是直到1999年我任国家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时仍未能谈出结果。2001年9月，中石油和尤科斯公司及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签署了关于开展“安大线”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总协议，但是俄罗斯政府似乎与尤科斯公司想法并不一致，项目没有实质性进展。
03
朱镕基曾想用支付田湾核电站14亿美元现汇
换取俄方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我任副主任后分管能源原材料工业，开始直接介入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建设原油管道的谈判。有一次，时任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从俄罗斯谈判回来，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报告了一个信息，说：俄方提出，如果能把俄罗斯向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提供设备的14亿美元易货贸易资金，改成以现汇付给俄罗斯，俄方将同意建设中俄原油管道。
田湾核电站采用俄罗斯技术和设备建设，当时苏联解体，俄罗斯经济困难，急于出口核电这样的重大装备，于是与中国核电总公司谈成了一个易货贸易的买卖，即中方不付现汇买设备，俄方向中方提供14亿美元的设备贷款，中方以纺织品、轻工业品、家电等出口物资偿还，这对中方颇具吸引力。到朱镕基任总理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外汇储备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不再在意支付这14亿美元现汇了。
朱镕基总理听了马富才同志的这一信息后，决定答应俄方意见，将田湾核电站的14亿美元易货贸易以现汇形式支付给俄方，以换取俄方答应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并派我率团赴俄罗斯谈判落实。我即赴俄，住进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以不公开的形式与俄罗斯的各有关部门商谈。俄方派一名财政部的女司长陪同我们。我先后走访了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财政部等部门，但感觉俄方态度并不像马富才同志传递的信息那样，对中方支付田湾核电站外汇，以换取俄方答应建设中国原油管道一事莫衷一是，推诿敷衍，这次出访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此事也就告吹了。我估计马富才同志的这一信息是从尤科斯公司那里听来的，或许是尤科斯公司给出的一个主意。
04
“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日本搅局
之后俄罗斯国内反对“安大线”方案的舆论越来越多，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安大线”经过贝加尔湖南端，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号称占全球陆地淡水的七分之一，是俄罗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担心石油管道一旦出现事故污染贝加尔湖。另外，反对“安大线”的理由还有，俄罗斯应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安大线”只是将管道建到中国，向中国出口石油，应该考虑面向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管道方案。
于是，“安纳线”的方案浮出水面。据说“安纳线”的方案是由日本提出的。线路走向从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油田出发，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和中俄边境地区，通往俄罗斯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安纳线”全程都在俄境内，而不是只通往中国的管道。俄罗斯可以从太平洋岸边的纳霍德卡港将石油输往东亚其他国家。
日本也是一个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也谋求进口来源的多元化，降低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对俄罗斯只建通往中国大庆的原油管道心里是很不舒服的。2002年年底，日本方面开始积极游说俄铺设“安纳线”，2003年上半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两次与普京总统会晤，专门讨论能源合作问题。6月，时任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和前首相森喜朗访问俄远东地区,允诺为俄西伯利亚油田开发和管道建设提供75亿美元贷款，条件就是俄铺设“安纳线”。日本还想通过与俄能源合作，提高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说白了就是要搅黄“安大线”方案。
由于日本的介入，俄内部开始重新讨论和确定原油管道的线路走向。在按什么线路建设俄罗斯远东原油管道问题上，中日之间展开了暗中角力。
05
普京最终拍板“泰纳线”，但悬念又出现
2003年我国政府换届，胡锦涛任国家主席，2003年5月正当中国国内非典疫情肆虐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开始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参加俄罗斯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纪念活动和出席上合组织第三次元首会晤，我陪同出访。访俄期间胡锦涛主席亲自做普京总统的工作，发表了上合组织莫斯科宣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巩固，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下决心建设中俄原油管道工程。
经过两年多的论战和博弈，2004年12月31日，由普京总统亲自拍板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即“泰纳线”方案，将原“安大线”走向向北推了400多公里，远离了贝加尔湖，解决了俄罗斯国内长期争论的贝加尔湖环保问题。“泰纳线”东起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从贝加尔湖北面400多公里处经过，然后沿着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从斯科沃罗季诺开始沿着中俄边境地区，最后到达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
“泰纳线”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首先铺设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区段石油管道，设计年输油量为3000万吨，在纳霍德卡同时建设大型石油储存装置。斯科沃罗季诺就位于我国黑龙江省漠河黑龙江对岸，管道由俄罗斯一侧黑龙江边的腾达穿越黑龙江，再由中方建设从漠河到大庆的管道。二期工程包括铺设斯科沃罗季诺—纳霍德卡石油管道，这一段的年输送能力为5000万吨，并将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这段石油管道的年输油能力扩大为 8000万吨。
俄联邦政府颁布第1731号令，2005年4月26日，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颁布91号令，批准建设“泰纳线”。
最后决定线路走向的背景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巩固，互信关系增强。俄罗斯方面意识到中国对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中俄原油管道已经成了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国互信的考验，同时也是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和俄能源外交、维护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也体现了俄罗斯向东亚各国出口原油的能源外贸战略姿态。但是此时俄罗斯并未明确建设到中国大庆的管道，或者称之为“泰纳线”的支线。俄方甚至有人说，中国需要原油可以从纳霍德卡港进口嘛！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还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艰难的谈判和利益博弈还在后面。
中俄原油管道，大兴安岭施工点（图：视觉中国）
06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指明谈判不畅的俄方“内因”
现在回想起来，俄罗斯政府对中俄原油管道迟迟不作决定与最初中石油选择尤科斯公司为合作方有关。尤科斯公司总裁是苏联共青团书记，在苏联解体私有化过程中“下海”办了尤科斯公司，政治上与当局不和，还有政治野心，2004年俄罗斯政府以偷漏税为名开始调查尤科斯公司，霍多尔科夫进了监狱。
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曾让我和马富才到他下榻的总统房间汇报与俄方谈判中俄原油管道的情况。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正在吃晚饭，还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拿在手里没有敢吃。马富才同志汇报强调中俄原油管道至今谈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从中搅局。我记得胡锦涛主席听后说了一句，你们不要光从外面找原因，还应该从俄罗斯内部找找原因。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领会，马富才和霍多尔科夫第二天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俄罗斯政府只来了一个外交部副部长，政府态度不积极。
焊工正在焊接管道（图：视觉中国）
07
马凯和尤权两位领导力
促6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方案
赢得输油支线中国优先地位
俄政府以偷税漏税罪逮捕霍多尔科夫后，在2004年12月19日公开拍卖尤科斯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尤甘斯克油气公司76.79%股份，用以解决尤科斯的税务问题。贝加尔金融集团以93亿美元左右等值卢布竞价胜出。此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又通过收购贝加尔金融集团全部股份，成为尤甘斯克公司76.79%股份的所有者。而尤科斯公司的美国股东在美国起诉俄罗斯政府侵吞私有财产。
俄罗斯石油公司为筹集资金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贷款换石油”的合作方案，希望从中囯贷款60亿美元，俄方以销售石油款偿还。此前中国的银行从未向外国企业一次性贷款如此大的金额，同时，苏联解体后经济下滑，中国国内舆论普遍对俄罗斯经济不看好，对俄罗斯的信用也持怀疑态度。向俄罗斯石油公司一次性贷款60亿美元在中国金融界很难得到支持。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召开会议协调各部门意见，只有马凯和我态度明确，主张给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这笔贷款。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而且从俄罗斯的进口量还在逐年增多，只要这笔贷款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挂钩，贷款的风险是可控的，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对俄能源合作，打破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僵局。当时由陈元同志任行长的国家开发银行一向秉持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贷款方针，陈元同志提出开发性金融的贷款思路，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只要国务院作出决策，国家开发银行愿意做这笔贷款的主贷银行。
国家发改委将协调情况和我们的意见上报国务院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支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同志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说服各部门作出了同意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发放60亿美元贷款，并与购买俄罗斯石油挂钩的“贷款换石油”方案，具体由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相应部门进行商务谈判。
2005年1月8日，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关于进口4840万吨俄罗斯原油的长期贸易合同》，根据合同，俄罗斯方面将在2005年至2010年间通过铁路向中国供油4840万吨，并从中方获得贷款60亿美元，以原油贸易获得的收益偿还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也与俄方达成了贷款的商务条件，以国际Libor利率加300点的商业贷款利率，这个贷款利率是不低的，完全是按照商业原则进行，贷款期6年。设立一个专门的银行账户，中国向俄罗斯购油的购油款存入这个账户，从这个账户向国家开发银行按期偿还贷款利率和本金。
中石油向俄罗斯石油购油的价格也完全按照国际油价，以布伦特、得克萨斯、迪拜等国际油价按一定公式计算出来。在执行中，由于Libor利率提高，再加300点后已经超出了当时国际商业贷款的利率，应俄方的要求，开发银行降低了一次加的点数，大概降为Libor加200多基本点，大致与国际商业贷款差不多的水平。后来有的媒体对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价格和贷款利率的妄加猜测都是不实之词。到2011年，俄方还清了全部60亿美元贷款和利息，中国也购买了4840万吨石油，真正实现了双赢。国家开发银行也以这笔贷款为发端，开始了国际金融业务，并且成为国家开发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
后来俄罗斯石油公司谋求上市，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中石油、中石化当时上市时也是这么做的，BP、壳牌公司成了中石油、中石化的战略投资者，买了中石油、中石化10%的股份，但后来他们趁中石油、中石化股价好时抛售了，据说仅此赚的钱相当于他们此前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两大石油公司非常恼火，认为他们“不够意思”，但是他们回应这是企业商业行为，无可指责。俄油寻找战略投资者首先想到了中石油，马凯同志和我主张应趁此机会，争取在俄罗斯石油中多占些股份，这正是我们过去一直争取的。
但是中石油更多地从当时的商业利益考虑，认为俄石油股价估高了。后来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周吉平向马凯和我报告，说买了俄油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者股票，俄油很感谢我们。我当时听了就很不高兴，当着马凯同志面就说中石油，印度还买了10亿美元，我们的确应该是俄罗斯石油的战略合作伙伴，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想拥有俄罗斯石油的上游资产，现在不正是机会吗？为什么我们买的还没有印度多？而中石油的解释是俄油股价估高了。但俄油上市后正值国际油价高涨，股价是上涨的。正是人算不如天算也。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对俄的油气合作一直是由中石油一家与俄罗斯洽谈，我们担心如果中石化等其他公司参与进来，中国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会被俄方利用，对我们与俄罗斯的谈判不利，所以政府也认可只由中石油一家与俄方谈判，约束其他公司不要掺和。和中石油同为“三桶油”之一的中石化在对俄石油合作中不甘被边缘化，私下也买了俄石油的两亿美元股票。
此外，中石化也与俄石油在私下进行接触，商议出由俄罗斯经由蒙古国，到北京燕山的又一条管道路由。但是这不符合最初我们想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弥补大庆油田产量下降的初衷，担心这一方案会搅黄已经在推进中的到大庆的管道方案。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告知时任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希望中石化停止与俄罗斯谈判经蒙古国的管道，中石化于是退了出来。但是中石化还是通过铁路运输，经蒙古国到燕山石化，进口了一部分俄罗斯石油。这是其中一段小插曲。
“贷款换石油”的合作，促使俄方在建设通往中国的支线原油管道问题上态度趋于积极。2005年7月8日，普京总统在苏格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表示，俄罗斯将在建设远东原油管道时优先铺设通往中国的输油支线。9月7日俄媒体报道，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西方记者时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一期工程将修至中国境内城市大庆，俄罗斯的石油首先输送到中国大庆，大庆支线的建成是第一位的。但最终会把管道修到纳霍德卡。”自此确定了中国优先的原则。
2006年3月21日普京总统访华，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双方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能源合作也进入了务实合作的新阶段。签署的文件包括中石油与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的《会谈纪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俄方将完成俄境内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段原油管道建设的项目建议书和投资论证，并提交俄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审查。在此之后，双方企业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包括完成从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段的踏勘、讨论黑龙江穿越方案等。
俄方对建设通往中国的原油管道态度趋于积极，但仍不明朗。尽管普京总统多次提出要建设到中国的支线管道，但俄政府从未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的文件中明确中国支线管道的建设问题，中俄原油管道仍然扑朔迷离。
08
艰苦的马拉松式谈判：
俄方不断提出附加条件
与俄方的谈判非常艰难，政府间协议由我和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雅诺夫斯基主谈。雅诺夫斯基是位专家型领导，他认真细致而且有耐心，我对他的专业精神非常钦佩，但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在谈判桌上他字斟句酌，锱铢必较，加上语言上的障碍，有时一个条款谈数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
俄方对我们十分在意中俄原油管道建设非常清楚，他们在谈判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常常将我方关切的中俄原油管道与俄罗斯关切的其他项目挂钩。例如他们在协议文本中希望写进田湾核电站的三、四号机组仍采用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的技术设备；他们不能只是向中国出口原油，要求在天津投资炼油厂和加油站；要求写进中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1500万吨煤炭；希望中方扩大进口俄罗斯电力等等。此外，由于中俄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双方都有戒心，对协议内容都非常小心，为哪句话在前，哪个条款在前也争论不休。文本除中俄两国文字以外，还必须在英、法语中选择一种文字作为副本。对争议时的仲裁法院和依据法律双方也有分歧，因此我和雅诺夫斯基的谈判有时连续谈一天一夜，几十个小时。
2007年胡锦涛主席再次访俄，出席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在与普京总统会晤中，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绕不开的话题。因此我和中石油的有关人士提前去莫斯科打前站，希望在高访中能签下两国间政府协议。我和雅诺夫斯基又是一场一天一夜的马拉松谈判。我吃下安眠药准备睡上一觉，这时候胡锦涛主席到达了总统饭店，立即叫当时的秘书陈世炬听取我们打前站的谈判情况。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房间的沙发上睡了一个人。我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哪儿来的人？原来是我的秘书付超奇。他说昨晚在陈世炬那里开会汇报时，我就睡着了，是他和时任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司长马欣把我架回房间的。当时谈判的艰辛可见一斑。
09
普京改任总理后
中俄原油管道合作未受影响
中俄原油管道的各项工作在各个层面继续往前推动。俄管道运输公司完成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段投资论证工作并提交审批后，2007年4月26日，俄工程建设审查管理总局批准了该段管道建设的投资论证。在此基础上，2007年6月中石油与俄管道运输公司又签署了《关于开展验收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边境段原油管道工程设计的纪要》。
在2007年7月举行的第九次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期间，我和时任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共同希望两国企业就签署中俄原油管道建设政府间协议进行协商，并尽快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此后，中方向俄方提交了协议文本草案。2008年3月2日，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普京为俄政府总理。在俄大选结束、政府重组后，2008年7月，俄管道运输公司完成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原油管道的工程设计并提交俄政府审批。推动管道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工作层面朝着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另一条轨道上，签署2010年后新的中俄长期原油贸易合同的谈判也在进行中，供油方式由管道输送原油代替之前的铁路运输。谈判的难点问题是价格。俄方谈判人员表示，双方能否就未来长期合同价格达成一致是俄政府下决心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重要前提。经过艰苦谈判，双方逐渐就长期贸易合同的数量（1000万吨～1500万吨/年）、供油开始时间（2011年1月1日）和期限（10～20年）达成共识。
2008年8月18日，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中俄油气合作进展情况。当时中俄双方企业仍未就定价原则和公式达成一致，但商定要尽快完成合同谈判，以争取在10月底前签署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但9月22日，中石油与俄石油高层领导会见时仍未能达成一致。分歧的焦点是俄方坚持以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的石油价格为向中国的售价，俄方希望将来纳霍德卡油价能成为继布伦特、得克萨斯、迪拜后的又一个国际油价标准。而中方要求向中国出口的油价应该是纳霍德卡油价减去斯科沃罗季诺到纳霍德卡的管道运输费用。
10
中俄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设立
王岐山出任中方主席
在国家层面上，中俄两国领导人对能源合作高度关注和重视。2008年5月，两国元首倡议成立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7月26日，时任副总理王岐山和时任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在北京启动中俄能源谈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能源谈判代表机制采取非定期会晤方式，根据合作进展的需要由一方或双方代表提议召开。
2008年10月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俄罗斯并与俄罗斯总理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3次定期会晤。两国高层领导的会晤照例又是一次推动两国能源合作的好机会。为此，在温家宝总理到访之前，中俄能源合作分委会（分别由我和俄罗斯能源部部长什马特科牵头）和新设立的副总理级能源谈判机制相继在莫斯科召开，为温家宝总理访问俄罗斯做好准备。
2008年10月23日上午，我与俄能源部部长什马特科共同主持召开中俄能源合作分委会第10次会议。分委会的焦点议题是中俄原油管道。在此前磋商分委会纪要文本时，中方希望在政府层面明确建设中俄原油管道，提出在此次两国总理会晤期间签署政府间文件，但俄方只同意由企业继续完成管道建设的工程设计和俄政府审批等工作。
朝霞映红了伏尔加河
11
敲定原油定价公式
在会场外的另一个谈判场，中石油与俄石油就长期原油贸易的合同价格机制终于达成一致，解决了制约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的关键问题。俄方向中国出口原油价格为纳霍德卡油价减去斯科沃罗季诺到纳霍德卡的运费。给出的价格公式是P=N-T，T是多少仍未确定，中方要求减去10美元/桶，这个要价肯定是期望值太大，俄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中石油也知道不可能，只是作为最初讨价还价的要价。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后来与我交涉要求T为零，我当然不能答应。我回应，T如为零，为什么当初双方谈成的价格公式中有减去T的部分？这个悬案就一直留了下来。直到后来王岐山副总理与谢钦副总理磋商，T的值逐渐靠拢，最终达成了一致。
12
文本草签仪式上
中俄谈判人员激动地相拥而泣
但是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俄方态度仍不可捉摸，他们好像还在等待着什么。
2008年10月24日俄方未安排继续谈判，雅诺夫斯基副部长说今天没什么事，问我愿不愿意参观俄罗斯石油公司总部，我想今天没什么事，就答应了。到了俄罗斯石油公司总部，他们告诉我今天来得正巧，俄罗斯副总理谢钦、能源部长什马特科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管道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等五大能源巨头正巧也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研究工作，问我愿不愿意见见？我当然愿意。就以这种“巧遇”方式，我在俄油总部会见了俄罗斯副总理谢钦。
谢钦副总理非常热情，他在会客室对我说，中国需要石油，俄罗斯有石油，也愿意向中国出口石油，但是自他担任俄罗斯分管能源的副总理后认真审视了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原油的方案，认为现有俄罗斯的石油生产能力不能保证20年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原油，必须开发新的油田和建设输油管道。他立即叫人拿来了地图，铺在地板上，指给我看俄罗斯现有油田分布和探明储量的情况，他指着泰舍特附近一处说，必须开发这个新的油田，同时管道经过沼泽地，建设难度很大，需要大量投资，而俄罗斯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
他提出如果中方能提供150亿美元贷款，俄方才能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管道输量1500万吨/年。2007年起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油价暴跌，卢布贬值，俄企业确实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我表示这一情况我必须向国内汇报。从俄罗斯石油公司回来后我立即通过使馆向国内报告。中方内部紧急组织研究，当天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开会协调各方面意见。
我们一行被安排在莫斯科附近的外交公寓，自己生壁炉取暖，我表面欣赏伏尔加河的秋景，心中却非常焦急，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办事程序，有些方面机构林立，意见往往莫衷一是而贻误战机，这就要看协调人的能力和领导的决心了。
可喜的是，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多，中方代表团接到国内反馈，同意提供贷款，前提是敲定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我的心才落了地，感谢国内的重视，强有力而及时的协调。我再无睡意，索性起床独自一人到伏尔加河边散步，直看到朝霞映红了整个河面。天亮后我立即请陪同我的驻俄使馆经济参赞裴建胜通知俄方，立即举行了文本的草签仪式。长期从事中俄原油管道谈判的工作人员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俄罗斯能源部的一个老头抱起了中方的年轻翻译曹伟，相拥而泣。
13
俄罗斯又将贷款额增加到250亿美元
2008年10月26日，王岐山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陪同下到达莫斯科与谢钦副总理进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
我去机场迎接王岐山副总理还出了一个差错。大使馆裴建胜参赞安排车辆和确定出发时间，我担心莫斯科交通拥堵，要求提前出发，而裴建胜认为时间完全充裕，结果被堵在路上进不得退不得，从莫斯科市内到机场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王岐山副总理飞机已经降落在机场，而我还在路上。我灵机一动，下车翻过附近一个过街天桥，截了一辆出租车，向回程方向赶回宾馆，赶在王岐山副总理到达宾馆前在宾馆门口接他。
第二天王岐山副总理与谢钦副总理的会晤中，俄方将贷款数额提高至250亿美元。中方研究后表示同意，要求两国能源主管部门具体落实。
14
昼夜鏖战，银行的意见让我恼火
2008年10月27日下午，我即与俄能源部副部长雅诺夫斯基商谈中俄两国关于中俄原油管道、提供贷款等事项的政府间文件。会谈在俄总统饭店进行，气氛非常友好，但在具体的文本表述上双方严谨细致、据理力争。
在谈到28日凌晨4点时，文本才基本达成一致，双方主谈人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才放松下来。雅诺夫斯基邀我到大厅喝点什么，让工作人员整理打印文件。凌晨4点大厅酒吧无工作人员，雅诺夫斯基点起一根烟的时候，我从来不抽烟，也高兴地向他要了一支，这是一种细长的烟，像是女性抽的，我们还开起了时任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的玩笑。雅诺夫斯基一高兴，对我说，我们还可以在文本最后加上一句话，双方还可以探讨俄罗斯向中国每年出口3000万吨原油的可能性。我一听很高兴，同意加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额外收获，没想到这句话惹了麻烦。
一切就绪后雅诺夫斯基回家睡觉了。6点钟毕井泉副秘书长要了我和雅诺夫斯基敲定的协议草案，征求代表团中其他部门同志的意见。代表团中一位银行的领导认为加进去的最后一句话不妥，他认为俄罗斯承诺每年向中国出口1500万吨石油是和中方向俄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挂钩的，现在写上俄罗斯向中国出口3000万吨的可能性是否俄方隐含将来要求中方再提供250亿美元贷款？所以银行要求删掉最后一句话。
但此时我已经找不到雅诺夫斯基，他已经回家睡觉了，我只好拜托裴建胜参赞设法找到雅诺夫斯基去掉加上去的这句话。我也很生气，我们银行的人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也不客气地说，你们买美国那么多债券经过哪个部门讨论了？更何况协议文本中并未出现俄方要求向中方再贷250亿美元的内容。
15
人民大会堂签字仪式俄方临时变卦
时任总理温家宝与俄方的会见被推迟3小时
2008年 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13次定期会晤。当日，我和什马特科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在石油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石油与俄管道运输公司签署了《关于建设和运营斯科沃罗季诺至中国边境原油管道的原则协议》。在这次温家宝总理访俄期间，中俄双方基本敲定要建设中俄原油管道，离签署最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有一步之遥了。
接下来近4个月的时间，双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围绕合同细节、利率等问题又进行了多轮艰苦谈判。2009年2月17日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三次会晤，相关文件要在会晤时签署，因此在会晤前双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通宵的谈判谈定了文本。
2009年2月1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王岐山副总理和谢钦副总理率领双方团队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上午谈得很好，一切顺利，王岐山副总理宴请谢钦副总理，计划在宴请后举行签约仪式，签约后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会见谢钦副总理一行。但就在宴会席间，俄管道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突然向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汇报合同文本中有几处无法与中方达成一致，关键是俄石油公司和俄管道公司要求贷款要分别贷、分别还，形成各自的协议文本，而不同意共同签在一个文件中，如果不改合同签不了。
俄方经常在最后关头生变，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不知这是不是俄方的谈判策略。后来在布拉柴维申斯克谈天津炼油厂项目时也是这样，一切都谈妥了，俄方安排在黑龙江上游船，吃晚饭。只待上岸后就签，但就在游船时俄方突然提出他们不能保证向天津炼厂提供原油，要求在协议文本中修改这一条款。
我很奇怪俄方为什么要这样改，买俄罗斯原油不是俄方的愿望吗？否则天津炼油厂与俄罗斯合资有什么意思？就为这一条款双方人员一直耗到后半夜，双方无关的其他企业人员都困了、不耐烦了，俄方带头玩起了“赌博游戏”，押赌今晚能否签约？几点能签约？猜得最接近者赢。当时参会的原神华董事长张喜武等也押了一个卢布闹着玩。和俄罗斯俄铝谈远东瓦尼诺港合资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上午谈好了合资文本，下午签约仪式时俄方突然提出要减少中方股比，我气愤地离席而去。
在向王岐山副总理汇报这一突发情况后，他说：“没达成一致意见继续谈，我们等着。”随后，中俄双方能源部长、中石油和俄管道运输公司的领导相继离席去进行磋商。
俄罗斯谢钦副总理和俄罗斯大使把我拉到一边，拼命解释，要求中方接受俄方意见，把本来一份协议拆成两份。这倒也没有什么，但要说服中石油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会不会担心俄罗斯管道公司如何保证还款能力，需要在条款中有新的约定。这些都需要时间。我向王岐山副总理报告后，他很沉着，决定耐心地等，让双方工作层抓紧修改文本。这样一等就是三小时，我怕领导着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由于之前没有预料到要举行谈判，因此出现了双方企业领导和人员站着谈判的有趣现象，俄副总理谢钦、俄罗斯大使和我，加上一个翻译就站在电梯旁边谈。在协商解决双方分歧后，等待企业准备文本时，谢钦一改以往严肃形象，面带笑容、心情放松，甚至还主动和中方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终于在5点多，比原定时间推迟了3个多小时后，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我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政府协定。同时，一揽子签署了250亿美元融资贷款合同、中俄原油管道建设和运营合同以及长期原油贸易合同（从2011年1月1日起，在未来20年内俄罗斯每年通过管道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
王岐山副总理和谢钦副总理见证，15年谈判终于一锤定音了。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的会见也推迟了3个小时，领导人都表现出极大耐心，也让我十分敬佩。两国领导人从长远战略谋划高度作出政治决策。
当天，感慨之余我写了一首菩萨蛮词纪念这一天的艰苦谈判。
菩萨蛮·庆中俄原油管道签约
十五载跌宕博弈，
一昼夜鏖战斗智，
安大多诡谲，
泰纳藏玄机，
政经相交织，
外交暗角力，
首脑亲运筹，
远东布新局。
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石油领域的合作协议》、贷款协议、管道建设、原油贸易合同，于2009年4月21日开始正式生效。
2009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6月17日在与梅德维杰夫总统会谈时再次强调：“全面落实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为两国开展长期全面稳定的能源合作奠定坚实基础，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形成两国全方位、综合性能源合作格局。”
中俄之间在原油管道取得突破后，互信关系加强，迅速向天然气、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等其他能源领域合作发展。会见后进行签字仪式，我和什马特科部长签署了中俄天然气合作和煤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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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俄
中俄双方签署能源合作与地区合作文件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团访问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莫斯科、圣彼得堡，我和陈元同志等全程陪同。访问中习近平副主席继续做俄罗斯领导人工作，发展和巩固中俄能源合作成果。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见证下，由我和俄罗斯原子能工业公司总裁基里连科（原俄罗斯总理）、地区发展部长签署了能源合作和地区合作的文件。
中俄原油管道建设问题虽然尘埃落定，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是复杂的。俄罗斯在决定建设通往大庆的石油管道之时，也没有忘了安抚日本，决定在萨哈林岛与日本合资建设一个年产700万吨的LNG工厂，向日本供应液化天然气，日本首相亲自到萨哈林岛出席开工仪式，日本方面也得到了心理平衡。
17
我开玩笑批评裴建胜参赞不要“一仆二主”
但是签约后到工程开工前，围绕双方义务和责任的施工协议谈判仍然龌龊不断。
中方的主谈人是中石油的蒋奇，他是我驻俄罗斯大使馆前任经济参赞。而在莫斯科由我驻俄罗斯大使馆时任经济参赞裴建胜与俄方交涉。
按商定，穿越黑龙江的施工由中方负责，我方施工队伍要经常到对岸俄罗斯一侧，如果每次施工队伍过去都算出国，要办理出入境手续那就太麻烦了。我方要求俄方在岸边划出一个施工区，我方施工人员到这个施工区作业视同在国内，无需办理出入境手续，相当于俄方边防、口岸后退到施工区之后。俄方答应了。
说句实话，如果此事在中国，很可能办不成，这不是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吗？接下来是中方施工设备到对岸施工区不应算出口设备到俄罗斯，俄方不能征收进口关税。俄方同意除烟酒和私人汽车都可以不缴关税。我方又提出中方在对岸施工人员不缴纳俄方税收，俄方也同意。说实在的，这都是律师搞出来的名堂，其实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后面问题也都解决了，但律师提出的这些“严谨”问题把事情越搞越复杂。最后律师还提出中方雇用的外国人也不缴个人所得税，俄方不同意了。
谈判陷于胶着，问题反映到我这里。裴建胜参赞对谈判的进展和问题随时向我报告磋商，但因为他是国家发改委从中石油借聘的（裴建胜俄语好，本科清华毕业，莫斯科管理大学博士），他在国内的组织关系还在中石油，所以每次他先报告中石油，并主要按中石油意见与俄方交涉。我方要求雇的外国人免缴个人所得税问题出来后，我也火了。我说怎么又出来外国人？他说万一以后我们雇外国监理或技术人员呢？我说那应该根据该外国雇员国籍与俄罗斯是否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执行。
中俄原油管道前后谈判15年，来之不易，不要因未来未必发生的假设耽误时间了。我以开玩笑的口吻批评裴建胜，你不要一仆二主，现在你是发改委派出的人，这个问题你要听我的，如果将来确要雇佣外国人，应按该雇员国籍所在国与俄罗斯的税务协定执行。
这样最后问题才算解决了。
18
“驱车回首萧瑟路，龙江潮涌起宏图”
2009年4月27日，中俄原油管道俄罗斯境内段开工建设。5月18日，中俄原油管道中国境内段在漠河兴安镇开工建设。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毕井泉、我以及有关部委和中石油代表陪同王岐山副总理到漠河现场参加开工典礼。我们在机场下机后还乘了一段火车，再坐很长一段汽车，翻过一个山岭。这个季节就像北国之春歌曲唱的，白桦刚露出嫰芽，但翻越山岗时却飘起了很大的雪，翻过山岭后天空豁然开朗，艳阳高照，向黑龙江畔开工现场驶去时，茫茫林海上空风起云动，霞光从云层中露出，担心开工时下雨的心情终于放下。
苏轼《定风波》词中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想到中俄原油管道15年谈判的坎坷，犹如一路风雨的萧瑟之路，终于在黑龙江边迎来开工的艳阳天，中俄能源合作正在展现宏图，象征着中俄能源合作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抑制不住兴奋，写了一首蝶恋花词：
蝶恋花·喜庆中俄原油管道开工
兴安松柏吐翠绿，
北国春韵，
层峦万木苏，
杜鹃争艳密林处，
忽有骤雨雪花舞。
林海葱茏更娇妩，
极目北陲，
云海霞光露。
驱车回首萧瑟路，
龙江潮涌起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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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自驾拉达车出席竣工仪式
亲自启动中俄原油管道阀门
2010年9月底，管道建成投产试运行，俄罗斯在漠河对岸的斯科沃罗季诺举行隆重的竣工投产仪式。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投产仪式，时任中石油副总经理汪东进出席。
我们先到达黑河对岸的布拉柴维申斯克，我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什马特科主持举行了中俄能源合作分委会会议，然后由俄方飞机接我们去斯科沃罗季诺。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已经先期到达，他约我到路口，说马上有一个人来，一会儿见有一辆拉达汽车开过来，原来是普京总统自己开着车来了。普京总统亲自启动了阀门，象征着俄罗斯原油已经注入中俄原油管道输往中国。在隆重的大会上我代表中国政府讲话祝贺。
20
中俄原油管道的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油气进口东北方向的一条战略要道，中俄原油管道起点为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管道斯科沃罗季诺分输站，在腾达穿越黑龙江，到达黑龙江省漠河，途经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3个县市区，终点为中国漠河—大庆原油管道漠河首站，管道在俄境内段长约63.4公里，黑龙江穿越段长1.5公里，我国境内从漠河至大庆段长965公里，一期工程设计输量为1500万吨/年。
遵照双方的约定，2011年1月1日正式投产进油。管道建成后运营顺利，中俄原油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截止到2017年5月，中国自俄罗斯经中俄原油管道进口原油突破了1亿吨。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俄罗斯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当年从俄进口原油4243万吨，2016年我国从俄进口原油5248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为了巩固中俄友谊，我们提议向在中俄原油管道决策和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谢钦副总理、能源部长什马特科、雅诺夫斯基副部长、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管道公司总裁等10人授予友谊勋章，在温家宝总理访问俄罗斯时隆重举行了颁奖仪式。其后俄方也对等授予了中方10人友谊勋章。
值得欣慰的是，双方在2013年3月又商定要增加供应原油至3000万吨/年，为此中方启动建设漠河—大庆复线（从斯科沃罗季诺到漠河段设计规模即可达3000万吨/年），在2017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届时通过中俄原油管道每年即可进口俄油3000万吨，成为我国长期、稳定的原油进口来源。
2016年我国进口原油3.8亿吨，只有中俄、中哈、中缅三条陆上管道，而中缅管道仍是转运从海上来的中东原油，所以真正陆上来的只有中俄、中哈两条管道，管道进口量仅占全部原油进口量的10%左右，其余全部要从海上运输，中俄原油管道的战略意义可见一斑。
中俄原油管道前后谈判了15年，其间政经交错，最后能得以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几代领导人亲自领导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确定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数万各部门、各级工作人员，石油战线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回首这一过程时，深深地向他们致敬。
相关延伸阅读：
【一】
张国宝：中缅油气管道十年磨一剑
2017年4月10日下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总统吴廷觉的共同见证下，中缅代表双方在北京签署《中缅原油管道运输协议》。同日晚间，油轮在印度洋畔的缅甸马德岛卸油进入中缅原油管道，经12年筹备建设，中缅原油管道工程正式投运。
从此，除来自东北的中俄石油管道、西北的中哈石油管道及来自东部的海上通道外，又多了一条来自西南的石油运输通道，我国原油进口多元渠道形成，能源运输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
01
为什么要建中缅油气管道
建设中缅油气管道在2004年就开始酝酿。
2004年10月14日， 我主持会议，要求中石化拿出中缅原油管道前期研究报告，同时要求中石油同步开展研究。因为当时中石油已经承担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俄油气管道的任务，我想应该让中石化也承担一项任务。
2005年1月7日，中石油调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张加林到中国石油规划总院任党委书记、副院长，专门负责中缅原油管道前期研究工作。
2005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派出能源局负责油气工作的副局长张玉清为团长，组团赴缅甸考察中缅原油管道的可行性。回来后，听取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各自编写的研究报告。
2005年7月4日，缅甸能源部部长伦迪准将应我邀请访华，并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了《中缅关于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其中，第五条“双方同意适时就启动中缅输油管道前期研究开展进一步磋商”。
2005年9月28日，缅甸能源部部长建议，“中国在考虑原油管道的同时最好能一并考虑开展天然气管道问题”。
2006年6月19日，国家发改委给国务院报告“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中缅油气管道有关工作的请示”，报告说：
实施中缅原油、天然气管道，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因素，但从长远看，具有战略意义。建议由我委组织有关企业和地方政府，深入开展前期工作，尽快提出实施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建议由中石油承担相关工作。中石油、中石化均做了大量前期工作，由于该项目政治上较敏感，建议由一家公司承担为宜，以减少内耗，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考虑到该项目沿线地形复杂，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中石油资金、技术、生产管理经验等具有优势，如国务院同意，即责成该项工作由中石油承担。
国务院批准同意了该报告。2006年8月14日，国家发改委给中石油集团发文，转发了国务院的批准报告。
徐荣凯同志任云南省长期间，云南省多次向中央建议修建中缅油气管道。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徐荣凯省长当面向胡锦涛总书记建议建设中缅油气管道，并讲了抗战时期史迪威油管的历史。
由于在缅北有民地武分治问题，当时重点讨论了油管的安全问题。后来秦光荣省长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把建设中缅油气管道作为他的毕业论文。中缅油气管道的意义并不主要是像有的媒体报道的那样为了运输安全绕开马六甲海峡，而主要在于我国西南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大地区没有原油供应和炼油厂，所需油品全靠兰成渝管道和沿长江逆流而上，这一问题在汶川地震救灾中较为突出。
当时兰成渝管道受唐家山堰塞湖威胁，堰塞湖一旦决口，水流冲下来就会冲垮附近的兰成渝管道，使四川的燃油中断，10万救灾部队及机械设备的燃油就成问题。所以由解放军工兵部队对绵阳附近桥梁管道做了加固。
当时我在国务院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工作，专门给中石油领导去电，让他确保兰成渝输油管道不出问题。另外，抗日战争中，缅甸作为美国向中国战场运输战争物资的通道，建设了以史迪威将军名字命名的著名战时公路，动员了几千名东南亚华侨驾驶汽车运送物资，牺牲者众。
但燃油是通过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建的一条经缅甸的史迪威管道，知道的人却不多，这条管道的残骸现陈列在腾冲的博物馆。所以，经缅甸向中国西南部运油是有历史的，是一条从印度洋通往中国西南部的运输通道。同时，我们经过仔细计算，原油从马六甲海峡到达我国南部港口，再用管道输往昆明、成渝地区，运输成本比从马德岛上岸，通过中缅管道到昆明要高。
02
中缅合资建设
2013年11月6日，中缅天然气管道试运行。玉溪成为中国首批用上缅甸天然气的城市。
2008年，我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后率团访问缅甸，缅方由能源部副部长吴丹田准将陪同，乘飞机飞到了马德岛上空，俯瞰马德岛和皎漂港。从空中看马德岛受多岛环绕，是天然避风良港。后来由天津一家设计院设计，经勘测航道平均水深20米，可以通行30万吨油轮。
中缅之间关于建设油气管道的协商，时任驻缅甸大使管木做了大量工作。后来管木大使调往泰国任大使。
200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缅。在李长春和缅甸第一国务秘书丁昂敏乌见证下，我代表中国政府与缅甸能源部部长伦迪就建设中缅油气管道磋商，签订了《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等一系列能源合作备忘录和协议。
2009年12月20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推动中缅油气管道建设。我作为随行人员与缅甸能源部进行谈判，当时驻缅大使是叶大波。与缅甸第一国务秘书丁昂敏乌会谈时，习近平谈道，中缅油气管道是中缅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希望缅方能予推动，加快上马，早日建成。但由于时间短促未能全部谈妥，习近平同志指示我留下继续与缅甸政府磋商。
中缅油气管道的设计是同时并行建设天然气和原油管道，都从缅甸西部的印度洋港口起步。天然气管道从皎漂港开始，原油管道起自马德岛，然后并行建设，均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
天然气来源是由韩国大宇等天然气管道外方公司在缅甸印度洋大陆架若开盆地A1、A3海上气田共同开发的，已探明年产量50亿立方米，当时韩国大宇正在寻找销售市场。同时我们也与缅甸谈了几个海上区块进行风险勘探，中石化在陆上也有风险勘探区块。政府间谈判也是我去谈的，并签订了政府间协议，但后来这些区块是否获得了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储量，我就不知道了。原油则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
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均采取中缅合资方式。
原油管道设计年输油能力2200万吨，中方占50.9％，缅方占49.1％。天然气管道股比：中方50.9％、缅方7.365％、韩国大宇国际25.041％、印度OVL8.347％、印度GAIL4.1735％、韩国燃气4.1735％。
2010年6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缅甸，中缅两国总理共同宣布中缅油气管道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在缅甸米坦格河河畔的管道施工现场开工建设。
2010年6月3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境内段）项目核准的批复》：经国务院同意，现批复如下：为增加我国天然气供应，改善西南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同意你公司（中石油——作者注）建设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境内段项目）。
2010年6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缅原油管道（缅甸境内段）项目核准的批复》：为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开辟新的陆上原油进口通道，推动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同意你公司（中石油——作者注）建设中缅原油管道（缅甸境内段项目）。
03
十年磨一剑
其间，随着缅甸国内政局变化，中缅油气管道工程波澜起伏。先是缅甸军政府以陆上风险勘探区块内有重要军事工程为由，取消陆上勘探区块。后来缅甸国内一部分人受国内外敌对势力蛊惑，说中国拿走了缅甸的能源。其实这条管道的油源来自中东，根本不是从缅甸生产的能源，运来的油还要给缅甸供200万吨，是帮助缅甸增加了能源供应，管道采取中缅合资方式，也给缅甸带来收入。
后来缅甸政局发生变化，丹瑞大将的军政府权力移交给民选政府，原能源部部长伦迪将军转为国会议员，但他仍积极推动油气管道建设，打电话给我担心中方施工拖期，我向他保证中方绝不会拖延工期。后来中石油缅甸项目负责人张加林因年龄退休，我曾努力想让中石油同意延长张加林的退休年龄，但未能如愿。
为了防止因缅北民地武问题影响管道建设，我曾到缅北军区与缅北军区司令会晤，希望双方都保证管道顺利建设。
2013年5月28日，中缅天然气管道缅甸段总算建成了。2013年7月28日实现了向中国供气，云南、贵州终于用上了天然气，但是目前累计输送才40亿立方米，远未达到设计年输气120亿立方米的能力。原因可能是缅甸国内产量尚未上来，中国境内管网也未完善。石油管道却停滞了两年。2014年5月30日，石油管道施工完成。
2014年10月30日，马德岛码头完工。在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积极维护周边和平外交政策。2016年6月，缅甸资政昂山素季访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与昂山素季会谈中都谈到了要稳妥推进中缅油气管道合作。中缅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得以巩固，最终达成了原油管道的运输协议，前后历时12年，真正是十年磨一剑。
现在马德岛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石油港口，我们所有参与过此项工作的人都感到欣慰。
【二】
张国宝：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及决策过程
2015年12月14日，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开通运营六周年了。六年来中国通过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进口天然气1350亿立方米，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建设起我国第一条陆上能源进口大动脉。
迄今为止，我国从境外进口天然气管道仅有两条，一条是起自土库曼斯坦的阿姆河右岸，横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直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另一条是缅甸到云南的缅甸天然气管道。但是目前通过缅甸天然气管道进口的天然气数量还有限；而俄罗斯西线天然气管道虽签订了意向书、备忘录和一些技术协议，但至今仍未达成商务合同。东线虽然签订了合同并宣称开工，但进展不快，尚未能向中国输气。因此中亚天然气管道目前是我国陆上进口天然气的最重要渠道。
中亚天然气管道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我国境内，与西气东输二线相连接，中亚的天然气供应到我国华东的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华南的广东、广西，并经过深圳到香港的海底管道供应香港10亿立方米左右。中亚的天然气还经过西气东输管道到达陕北靖边，再经陕京管道输到北京。有2亿多人口使用上从遥远的中亚输送来的清洁能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走向恰好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撒马尔汗、布哈拉等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跨过戈壁大漠和雪山草原，被誉为新时期建设的能源丝绸之路。正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相契合。
中土乌哈万余名石油工人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经受住了沙漠腹地高温、严寒、风沙的严峻考验。夏天沙漠中的气温高达50℃，穿着防护服焊接管道的工人脱下衣服时能从衣服里倒出一盆汗水。上万名工人在沙漠里工作，蔬菜供应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参加施工的是川庆石油公司，他们发扬中国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阿姆河边建起无土栽培蔬菜大棚，不仅解决了石油工人的吃菜问题，还可以供应部分给土库曼斯坦居民。
2009年12月14日位于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沙漠腹地的第一天然气处理场竣工投产。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梅哈莫多夫、乌兹别克总统卡西莫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开启了中亚天然气管道的阀门，宣告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运行。土库曼斯坦全国欢腾，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竣工投产仪式。
而早于中亚天然气管道，由西方国家提出的经里海输往欧洲，以绕开俄乌矛盾的纳布科管道却始终没有进展，胎死腹中，至今也未能开工建设。
01
1992年尼亚佐夫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前
提出建设中亚输气管道
曾任土库曼斯坦首任大使的程振声曾撰文回忆起最早关于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有关构想。土库曼斯坦建国之初制定的《十年稳定》规划中，提出了多元化出口天然气的设想，包括向西、东、南和西南四个方向的管道建设方案。土库曼斯坦的专家们乐观地估计，这个规划即使部分实现，国家也可以实现富强梦。
1992年，尼亚佐夫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长远看，我们可能修建从土库曼斯坦经中亚国家通向中国的输气管道项目。”此后，尼亚佐夫总统曾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过向中国供应管道天然气的倡议，但是也许当时条件尚未成熟，得到的都是原则性的回复，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中亚天然气管道的构想能得到实质性实施，始于2005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重要活动。
在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双边会晤时，尼亚佐夫总统谈到土库曼斯坦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可以从土库曼斯坦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我从发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电报中看到了这一消息。另一个由外交部举办的活动也帮助推动了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实施。
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深入、广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也相应快速增长。外交部为使外交工作更好配合国内经济建设，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各驻外使节的会议，由驻外大使们介绍驻在国的资源情况和可以与中国合作的潜在机会。其中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鲁桂成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大使的讲话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他介绍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情况，土库曼斯坦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天然气储量最丰富的地区，2004年出口天然气391亿立方米，但只有苏联时期建成的单一管道向俄罗斯出口，出口价格非常低廉，土库曼斯坦有出口多元化的强烈意愿。鲁大使建议可以从土库曼斯坦进口我国需要的天然气。他的讲话和我看到的外交电报不谋而合。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构想更加清晰起来。
2005年7月，吴仪副总理又率团访问中亚几个国家，我作为陪同人员一同出访。吴仪副总理在土库曼斯坦会见尼亚佐夫总统时，尼亚佐夫总统再次提出可以将阿姆河右岸的区块让中方参与开发。于是回国后我们即向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油气工业部长别尔德耶夫发出邀请，邀请他到北京就具体事宜进行协商。
我与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油气工业部长别尔德耶夫在钓鱼台国宾馆就修建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具体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都表示了强烈的意愿，但对资源情况、能否保证20年以上每年稳定供气300亿立方米、中方以何种方式参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开发等尚只是初步交换意见，土方提出2006年1月10日由我率中国代表团到土库曼斯坦实地考察并继续商谈，双方都希望能达成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协议，作为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总统2006年春季访华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此期间发生了俄乌天然气争端，俄大幅度提高向乌出口天然气的价格。欧洲从俄乌争端中提高了保障能源安全的警觉，不能单一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谋求进口天然气市场多元化，乌克兰也直接向土库曼斯坦寻求进口天然气。
在此之前土库曼斯坦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价格是非常低廉的，每千立方米仅仅44美元。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电视台宣称中国将从土以高于俄罗斯的价格进口天然气，迫使俄罗斯将气价提高到每千立方米65美元。尼亚佐夫总统当年1月22日至23日将访问俄罗斯，与俄进行天然气问题讨价还价将是一项重要议题，在此前邀请中国派团访土并大造舆论，有利于用中国因素打天然气牌，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
02
中方提出由土库曼斯坦拿出一定区块
让中国公司投资开发
2006年1月19日-21日，我应邀在尼亚佐夫总统访问俄罗斯前率团访问土库曼斯坦，就修建土中天然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进口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参与土天然气勘探开发等问题进行商谈。访问团成员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汪东进、外交部欧亚司罗微参赞、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外事司、中石油哈萨克斯坦项目部等，并安排了有油气地质勘探专家、石油天然气规划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于1月11日先期赴土库曼斯坦进行技术商谈。
根据中石油专家的初步了解和评价，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资源丰富，剩余可采储量2.9万亿立方米，石油储量相对较少。土库曼斯坦最大的气田是位于阿姆河盆地的多沃列塔巴德气田，储量1.3万亿立方米，以及位于穆尓加贝河盆地的雅什拉尔气田，储量7000亿立方米。
2005年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产量约630亿立方米，出口天然气45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主要通过管道向乌克兰、伊朗北部和俄罗斯输送。中石油的同志担心按目前掌握的规模，土库曼斯坦还难以保证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并且持续几十年。因此建议如果要考虑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必须要继续进行投资和勘探，增加天然气的可采储量和产能。
他们建议我在与土库曼斯坦领导会面时强调这一点，要求土库曼斯坦拿出一定的区块让我们投资勘探开发。我觉得中石油专家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尽管土库曼斯坦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目前已经掌握的可采储量和产能确实还不足以保证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
当土库曼斯坦方面了解到我方的担忧后，他们又告诉我们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尤洛屯地区还有一个储量8万亿立方米的大型气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资源是有保证的。中石油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情况后，又跃跃欲试，想让土方允许中石油参与尤洛屯气田的投资和勘探开发。但土库曼斯坦是不会轻易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开发尤洛屯这一巨大气田的。
另外，中石油同志还怀疑尤洛屯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有水分，认为最多只有2万亿立方米左右。为此我和鲁桂成大使在使馆和中石油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内部讨论，我说服中石油同志，即便尤洛屯只有2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储量，也比我国的天然气储量丰富得多。我们在搞西气东输时，在塔里木盆地开始拿到手的储量只有3000多亿立方米，应该相信随着勘探的深入，储量一定只会比现在多。
尼亚佐夫总统由于是土库曼斯坦独立的建国之父，有着极高的权威，工作十分繁忙，但在2006年1月19日上午尼亚佐夫总统在上班前提前一小时会见我和鲁桂成、汪东进，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土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两位部长，会见前土方两位部长向尼亚佐夫总统行半跪吻手礼，由于事先大使已向我们作过介绍，对土方的礼仪我们已经有准备，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
开始时由土方两位部长站立在地图前用教鞭向我们讲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分布情况和出口多元化的设想，但很快尼亚佐夫总统就让两位部长靠边，他亲自执教鞭向我们讲解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的战略构想。他说，美国建议土建设跨里海到土耳其的管道；印度建议建设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管线；乌克兰和欧洲希望建设绕开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管道。土库曼斯坦从出口市场多元化考虑，愿意建设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并从2008年起能保证年输气300亿立方米，在土边境交气，不参与边境以外管道的建设，气价每千立方米100美元（当时土库曼斯坦向俄罗斯出口天然气价格刚从每千立方米47美元提高到64美元）。
我在回应时首先对尼亚佐夫总统的领导力表示了高度的赞扬。我强调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市场多元化符合土利益，中方愿意以合理价格从土进口天然气，但价格不应高于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价格。管道的走向从土边境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霍尔果斯口岸距离约2300公里，从霍尔果斯口岸到中国东部的天然气市场有5000多公里，由于距离长，输送量必须足够大，至少每年300亿立方米，否则管输成本太高，经济上不可行。
从土边境到霍尔果斯口岸2300公里管道建设费至少需35亿美元，中国境内管道建设费约120亿美元，投资巨大，如果没有气源的充分保证是不敢轻易决策建设的。因此中方要求以产品分成方式参加阿姆河右岸天然气田的勘探开发。
按双方专家组的评价，目前阿姆河右岸探明储量只能建100亿～150亿立方米/年左右的产能，不能满足300亿立方米/年的输气要求，因此希望土方同意将阿姆河南面雅什拉尔区块也作为向中国供气的气源地，中方希望能参与勘探开发雅什拉尔区块。雅什拉尔探明储量7000亿立方米，可建200亿立方米/年以上的产能。
在会见中尼亚佐夫总统态度十分友好，他表态这些问题具体都可以与油气部长去商谈，土方能够保证2008年开始供气300亿立方米/年，希望能在他2006年春访华时签署协议。
03
以合资方式
参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开发的谈判
一开始并不顺利
但在随后与石油天然气部长、土石油天然气康采恩谈判中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土方强调阿姆河右岸共有五个区块，其中有两个区块在苏联时期探明程度比较高，是作为向乌兹别克年供气100亿～150亿立方米/年的气源地，这两个区块不能拿出来让中方以产品分成方式开发，要由土方自己开发。
因为土库曼斯坦法律规定陆上油气田不能让外国公司以产品分成方式开发，考虑到与中方的特殊关系，尼亚佐夫总统特批只能从其他的三个区块中先选择一个区块让中方以产品分成方式勘探开发，其他区块，包括雅什拉尔区块可以让中方以技术服务方式参与开发。我询问这是总统的意见还是石油天然气部的意见？回答说这是总统的意见。
会后我们分析，尼亚佐夫总统提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可以实现土出口市场多元化，增加土岀口天然气要价的话语权，当然土库曼斯坦要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随后由汪东进率领的专家组与土石油天然气康采恩商谈中我方又提出以合资方式参与雅什拉尔区块开发，土方就像我国改革开放前一样，对合资方式不了解，怕吃亏。
代表团与使馆详细评估了会谈的情况，分析认为双方在商谈中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出现一些分歧是很自然的，但应看到土方有利用中国因素压俄提价，打天然气牌的意图。中方也可利用这一因素促进与俄天然气领域的谈判。
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一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程，是两国高层领导高瞻远瞩的共识，应力争成功。我方在谈判时应换位思考，在谋求利益最大化时也要考虑接受中利益、小利益，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从土进口30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尼亚佐夫总统有在其访华时与胡锦涛主席达成协议的强烈愿望，应抓紧此前时间谈判，如果尼亚佐夫总统访华时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估计今后谈判步伐会慢下来，甚至拖黄。
2006年1月19日，《土库曼斯坦日报》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了尼亚佐夫总统会见我们的新闻，文章内容着重传递了中国派代表团来商谈，将以每千立方米100美元的价格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当时土库曼斯坦出口俄罗斯的气价，其实我们当时并没有谈定气价，可能是土库曼斯坦为了给俄罗斯一个强烈信号。
04
给两个过境国的利益
也是谈判中绕不开的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中石油在最初与土库曼斯坦接触谈判时其实尚未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抱最终能谈成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信心，更多是为了贯彻领导同志的指示。当时中石油主要精力和期待还是集中于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谈判，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总储量数据也抱着怀疑态度。
我对中石油的同志说，与土库曼斯坦的谈判有利而无害，即使最终谈不成，也是起到了给中俄天然气谈判施压的作用。后来由于尼亚佐夫总统的政治决心，在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部、石油天然气康采恩的艰苦谈判中，土方最终同意拿出阿姆河右岸的五个区块与中石油进行勘探开发的合作，这突破了土库曼斯坦不允许外国公司参与勘探开发本国天然气区块的规定，如果没有尼亚佐夫总统的决心是不可能的。
但是与土库曼斯坦就勘探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设向中国输气的天然气管道达成一致，还只是整个中亚天然气管道谈判的一半工作量，因为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不接壤，管道必须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才能到达中国边境，与这两个国家协商是否能达成一致心中依然没底。这两个国家作为管道的过境国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谈判将是十分艰苦复杂的。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够谈成。
哈萨克斯坦希望这条天然气管道兼顾哈萨克斯坦南部缺少天然气供应区域的需求，而土库曼斯坦反对在中途下载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希望管道能适当绕道，兼顾今后潜在向中国出口乌兹别克天然气的可能性。再就是管输费的价格和给这两个过境国的利益，这些都是谈判中绕不开的问题。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同志率领负责油气工作的张玉清等同志亲自赴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谈判，最终与该两国签订了过境管道协议，中亚天然气管道经过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境内段均采用与该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各50%股份的合资方式，管道建设工作量也按该股份分别由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和该国油气管道公司分别承担。
但是后来明显看出，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石油管道建设技术和装备已经远远优于该两国的管道建设技术力量，为了保证中亚天然气管道按期建成投产，中国的管道建设队伍又承担了一部分工作量。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跨越四国的管道工程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相比由西方国家提出的纳布科管线始终无法进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意愿，这正是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同时也应指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谈判和建设的这条管道固然有领导人的政治决断，也完全遵从市场原则，合同的谈判都坚持了企业主体、商业原则。
05
打破外交礼仪惯例
两国元首亲自签署了协议
2006年4月，尼亚佐夫总统身体已经染疾，但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功绩，他仍率团访问中国，准备由自己和胡锦涛主席两个国家元首来签署建设这一重要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没想到的是，中国外交部有关协议签署的礼仪规定却差点使这重要的协议无法签署。
按中国外交部的有关规定，像这样建设管道的专业协议由两国主管能源的部长签署就可以了，两国元首只能作为见证。但是尼亚佐夫总统是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协议由他本人和中国的国家元首来签署。直到要签署协议的头一天晚上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尼亚佐夫总统把我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鲁桂成叫到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明确告诉大使，如果这个协议不是由他本人来签署，他将回国，这个协议无法签署。
鲁桂成作为我驻外大使顶头上司就是外交部，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哭丧着脸来找我，把情况向我作了介绍，他不无忧心地说，这样一个大事、好事，十哆嗦已经完成了九哆嗦，就差最后一点，如果黄了实在太遗憾。我说我只是一个副主任，外交方面的事情还得按外交部的意见办。如果我要请示也只能请示我的领导国家发改委主任。于是我又打电话给马凯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马凯同志是个按规矩办事的人，他只能对我说你们想办法做做尼亚佐夫总统的工作。但是我和鲁大使都知道尼亚佐夫总统在土库曼斯坦的威信是一言九鼎的，我们怎么去做他的工作？此时我只好违规越级自己给胡锦涛主席办公室陈世炬同志打电话汇报了有关情况，陈世炬同志非常客气，他让我等一等，立即请示首长给我答复。大约半小时以后，陈世炬同志给我回电话说，胡锦涛主席说了这是件好事，明天由他和尼亚佐夫总统来签。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由胡锦涛主席和尼亚佐夫总统代表两国签署了建设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尼亚佐夫总统回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但正是由于他的威望，这项协议一直得到了很好的遵守。我很有幸几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带着胡锦涛主席的口信出使中亚几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有关国家管道的开竣工典礼，也和中亚各国的领导建立了深厚友谊，获得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授予的二级友谊勋章。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国情咨文也来征求我的意见。
在管道筹划过程中有一次我乘土方飞机从首都阿什哈巴德飞往阿姆河工地的查尔朱，途中发动机遭鸟撞击，一个发动机停止工作，差点遭遇空难，因此我对这条管道的建设也投入了相当的感情。
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中央常委都访问过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推动和维护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仅我陪同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就有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吴仪等。习近平同志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战略，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进一步得到推进，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从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的数量也逐年增加，现在协议额已达680亿立方米/年。
但是由于近年石油天然气价格下跌，国内能源价格也未理顺，天然气增长不如预期，价格谈判也不顺利，但是我认为现在雾霾肆虐，国家必须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从中亚沿丝绸之路的这条天然气大动脉进口的天然气和沿海进口的LNG价格相比仍有竞争力，应能发挥重要作用。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短视，相反应该趁现在能源价格低迷，积极进取，理顺清洁能源和煤的价格体系。
【三】
张国宝：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管道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第一期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
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2014年5 月一锤定音。在2016年6月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直接参与者，我想如实呈现15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建设始末。
01
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
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1—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石油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人们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石油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石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能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
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邻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的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80 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人提议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全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02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可行
到了1999年末2000年初，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
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盛华仁的设想，显然最初是中石油在塔里木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时候提出的。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比较有激情。具体是谁做了汇报我不清楚，但他们向盛华仁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外送的设想。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同志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行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新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我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有很多的担忧。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4000多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长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我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油气田开采的就是新星石油公司。
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油气田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油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家庭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油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03
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
这样巨大的管道工程要求巨额的投资。当时中石油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个大工程的态度如何，资金如何筹措，技术上有无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中石油的态度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在塔里木油田一线的干部职工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兴全也都非常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石油的积极性，光有政府积极性肯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当时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个构想酝酿了一段时间以后，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总理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汇报人就是我。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
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总理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总理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总理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1立方米？”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很难回答出来。说句玩笑话，恐怕连上海市长也不一定清楚这个气价，更别说我当时生活在北京。我连北京气价是多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家里都是夫人缴气费。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这个数字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
朱镕基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我陪他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朱镕基总理派人当场核实，一旦发现汇报数字不实就狠狠地批评一顿。这次他怀疑我说的不对，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的秘书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
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总理耳语，但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总理看了一眼后，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总理才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
04
专家非常坚持，我拧不过他们
塔里木盆地是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在项目论证时，对于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掌握的情况对于决策至关重要。
当时上游最主要的发现是克拉2特大型气田，产量约在1000多万立方米/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主力气田。
没去看这个气田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或是在里边。实际上它是在塔里木沙漠和天山山脉中间的过渡地带，是在一个雅丹地貌深部──就如所谓的魔鬼城一样，充满了红色的、起伏不定的地形，里面寸草不生。
地上地形复杂，地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地质学家很厉害，推算出来这里应该有气。所以用了包括人扛肩抬、直升机吊装等办法，在这雅丹地貌中间打下了克拉2井。这是一口一天能产1000多万立方米气的高产气井。也就是说，塔里木的勘探成果已经为开展西气东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克拉2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开发前景的气田，如克拉3、大北、迪那2等，这些气井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侧陆续出现。虽然当时有的气井还没有完全掌握可采储量，但起码可以知道这里的资源量是很有前景的。
到论证的时候，地质学家的推算储量在8000亿—100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而我们觉得，远景储量能达到10000亿立方米以上。我在西气东输论证的会议上汇报时，心里多少还有些打鼓，担心掌握的探明储量不够实现20年每年200亿立方米的持续供应。
在信心不太足的时候，怎么评估出最后要达产120亿立方米/年的运输量？
其实，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进行设计。但那时我国已有规定，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以下简称“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每年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输量应该砍到120亿立方米/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设想到，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对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
我的意见是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立方米/年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年，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那时候论证西气东输一线，都还害怕市场消化不良，所以开始时没有考虑过西二线和西三线建设。
对于中亚天然气合作的想法，虽然我们当时公开的文字未提此事，但是在讨论时实际已经设想到：万一今后塔里木的天然气资源不够怎么办？对此疑问当时确实有担心。如果确实如专家所言供气不足，我们就想办法从中亚引进来，每年200亿-300亿立方米。
05
各省市当时都不愿意多要
除了上游资源量的不确定性，下游市场的消纳问题也是担忧之一。在我任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时，对下游市场消纳进行了大量工作。
当时下游有很多担忧：其一，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天然气很贵，用不起；其二，万一用上天然气以后，如果气源不稳定忽然断气了怎么办；其三，各地方政府对“照付不议”条款不理解。过去都没听过这一方式，理解成了不管用不用都得付钱，认为是霸王条款。
其实，“照付不议”的英文是Take-or-pay，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而“照付不议”的表述则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个霸王条款，这其实是翻译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就要到每个省市去做工作、去进行解释，也让各地的发改委给当地的用户企业做工作。
西气东输工程上游几省主要是过路，包括山西也没有落地什么气。从河南之后，进入到安徽，然后依次到江苏、上海以及浙江，下游市场就主要是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几个省市。当时各省市都有顾虑，不愿意多要。我们就要到各省市做工作，宣传天然气的好处，要各地同意和中石油签天然气购销协议。当时我在北京还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沿线各个省市都来人参加，我和中石油的马富才坐在台上进行宣讲。
徐锭明这个人性格和说话都比较急。当时为了宣传西气东输和天然气，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说这是“鸦片气”──你一旦用上天然气，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又干净又方便，一拧阀门气就来了，热值还特别高；“抽”上以后，“想戒都戒不掉”。
但这些都还不够，大家还不放心。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在沙漠中找了一块空地，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蹿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拍照。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市接受的。
下游各省市的市场最后落实最积极的是江苏，上海也不错。比较麻烦的是浙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
浙江当时虽然很需要气，但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如果东海有气，就可以在宁波登陆供应浙江。所以，我们最初设想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用西气东输的气，钱塘江以南将来可以考虑用东海的气。差不多同时期，在广东和福建建了液化天然气的中海油到浙江省去游说，希望搞液化天然气项目。中海油的身段比较低，合作态度也比较好。
这些因素之下，浙江省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提出成立一个浙江省管网公司，计划自己建设和管理省内管网，中石油只要把气送到浙江边界的湖州或嘉兴就可以了。浙江省和中海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现在浙江省内的天然气管网是浙江省和中海油合资的公司；中石油本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线直接送到浙江省内，但浙江省不干，这让中石油挺生气，最后双方合同签了10亿立方米/年的供应量。
我后来曾经找过王永明副省长，说这种做法不妥──供气的不是中海油一家，单独和中海油合资不好，起码也要把中石油拉进来。他表示同意，但已经晚了，和中石油谈不拢。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气东输供到浙江的气还是10亿立方米/年。气也只是送到嘉兴或湖州，浙江省内管网跟中石油并无关系。
但就像我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时所说的那样，东海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气田。如果当时把宝押在东海上，至少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江苏省差点也走了这个模式，后来被我否掉了。当时，江苏省，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一些干部也想组建一个省管网和燃气公司，人都已经选好了。
那时候李源潮同志是江苏省委书记，具体分管此事的则是副省长吴瑞林，他原来是南京金陵石化的总经理。那年两会期间，江苏省代表团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五洲大酒店，晚上我到酒店找李源潮书记，建议他让中石油负责把天然气直接送到江苏省内，不要单独再搞管网公司，具体到下面各市，就让市自己负责，最后李源潮书记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江苏省认购了60亿立方米/年，江苏省主干网也由中石油来负责建设。
这样一步一步，我们逐渐说服每个省市和中石油签下了“照付不议”协议。
06
各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当时确定管线路径和管输费用也很重要。
2000年七八月之际，我们在北戴河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汇报西气东输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当时，我和徐锭明、胡卫平做了个幻灯片，里面有三四个可选的工程路线方案。
一条就是现在的路线，在陕北走靖边，在靖边可以和陕京管线相连接。出靖边后进入山西省，再从山西到河南，在郑州过黄河；而另一种则不经过山西省，从陕北南下到西安的临潼，从潼关出关进入河南的灵宝。还有一种方案是不走靖边，沿着陇海铁路直接走西安，然后再进入河南。最后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们当时更倾向于管道走靖边，与陕京管线连接起来。因为当时在长庆油田已经发现有天然气，可以和西气东输的气源相互调节。东可送上海，北可经陕京管线送到北京。
而管输费和输电费的问题一样，都由价格司决定。定价原则是成本覆盖加适当利润。当时全线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而井口气价每立方米才0.49元，管输费比井口价还要贵，两者相加的价格全线平均是每立方米1.33元。先算出一个全线平均价，然后根据距离远近，各个省市的管输费距离远的多一点，距离近的就少一点。
那个时候各省市提的意见，管输费应该按照距离远近略有差异。到安徽便宜一点，到江苏稍微贵一点，到上海再贵一点。后来就按照这个原则给每个省定一个气价，离得近的价钱就便宜一点。
西气东输的下游市场目标定在了长三角几省市。但在设计管道工程走向时要评估沿线市场潜力和工程技术的特点来决定线路走向，需要做好途经省市的工作。
实际上主要并不是按照沿线的市场潜力，而是完全根据路线本身的工程特点进行设计的。西气东输经过甘肃的路程最长，要求甘肃省政府做很多工作，要征地需要和老百姓沟通。而管道对甘肃来讲主要是过路，但当地的人很讲政治，在西气东输这样的国家任务面前，甘肃省委省政府一直都积极给予支持。
那个时候要用汽车运送管子，一辆车最多运十几根，一直从东部运到新疆去。而沿途公路都有关卡，要交过路费，但这些车刷上一条标语：西气东输。关卡每每看到“西气东输”四字，就免费放行。再比如，西气东输经过河南省时，要穿越黄河，向当地农民征用林地赔偿的问题也产生过纠纷。这些问题，中石油和国家计委都没法摆平，我们就找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帮忙。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农民进行协商。各地方政府帮着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当时西气东输管道要在南京穿越长江，负责施工的是中国台湾的中鼎公司，因为他们有江底穿越的建设经验。江底隧道穿越的工程建设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施工过程中一旦停电，江底下一片漆黑，水泵一旦排不了水，会发生灌入江水淹掉的可能。为了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有多条供电线路供电，其中就要从南京的栖霞山接一条线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都无偿地照办了。沿途有很多这种感人的事迹，尤其是像甘肃、河南等省份。故事太长，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管道工程牵涉多个省份及诸多部门，协调工作量很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西气东输要经过的地方很多已有铁路了，管线要从铁路底下钻过去，需要铁道部同意；同样，穿越公路要征得交通部同意；穿越黄河、长江等河流要征得水利部同意；占用林地要林业部同意。西气东输工程要三次穿越黄河──两次要从河底下穿过去。
黄河是游动的，在郑州的黄河河道有20多公里宽，要用五段顶压法穿越。要打五口沉井下去，在井下把管子顶推过去，再从下一个井冒上来，然后再从第二口井往下一个井顶推，这需要很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比如小浪底调沙调水了，如果没有通知施工人员，那这口井就被冲掉了。又比如，管道要经过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一角，这里属于军事禁区，必须要有中央军委的同意才能穿过。
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文物局突然提出意见，说管道穿过古长城了，不能穿。甚至到了上海，还有问题。当时进上海的第一站要经过白鹤镇。这个地方有个棚户区，有很多仓库，所以上海希望管道经过此地，正好进行拆迁工作。但对中石油来说，这样要多花很多钱，他们就不愿意走。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出面进行大量的协调。
在上海的事情上，就是我出面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韩正同志，最后韩正同志协调才解决的。这里面各个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四】
张国宝：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一个英明且及时的决策
2015年，国际油价一路下行。2016年1月下旬，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期货价格已经跌破30美元/桶，跌幅超过60%。现在国际油价徘徊在50美元/桶左右，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同时2016年我国进口原油3.8亿吨，达到创纪录水平，增长13.56%。
面对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大家都认为，我国此前在高油价时期着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是一个非常英明而且及时的决策。储备基地建好后，正好赶上油价下跌逢低吸储，大大降低了石油储备收储成本，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
作为这一决策的亲历者，回顾这一过程，我深深感到当时作出这一决策非常正确和及时，其过程伴随着反复比选论证和攻坚克难、积累经验，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这一决策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能源工作者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强烈责任心，以及他们所付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01
石油储备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注和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工作，曾在2005年12月26日和2015年5月25日分别以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视察了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
国际上，战略石油储备诞生于战后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得到加强，在之后的历次石油价格暴涨暴跌中不断成熟和完善。1973年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欧佩克组织（OPEC）通过控制产量，使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升至11美元，沉重打击了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方经济，使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石油供应是其经济的“软肋”。
于是1974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联手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要求成员国至少要储备60天进口量的石油，以应对石油危机，被称为应急石油储备。石油储备包括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两种形式，在必要的时候成员国之间应该互相提供储备支持。其中的政府储备也被称为是战略石油储备。
上世纪80年代以伊朗革命为主要诱因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油价从每桶13美元上升至43美元，进一步凸显了石油依赖经济体面对油价危机的脆弱性。IEA于是进一步要求成员国必须把石油储备增加到90天净进口量以上。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每次当国际石油供应存在风险时，IEA成员国都动用石油储备。例如美国政府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直接销售的方式向市场投放了3300万桶储备原油。美国也曾要求中国，作为同样的石油进口国，在释放原油储备、平抑国际油价方面与美国协调一致。
西方国家通过应急石油储备，一是有效地削弱了石油生产国以石油为武器对西方国家的威慑，使人为的供应冲击不至于发生或频繁发生；二是在真正发生供应危机时，也通过释放原油储备，平抑危机风险，将石油供应冲击的影响降到最小，确保了自身经济和政治稳定。可以说，应急石油储备已成为西方国家重要和有效的能源保护措施和经济武器。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刚建立应急石油储备时，我国也有一些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同志提出应该建立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但由于那时中国石油还供大于求，是一个石油出口国，国家层面对石油供应的短缺或中断的危机感并不强烈。那时很难预料到中国未来的石油需求会快速大幅度增长，会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会达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因此，这个提议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而付诸实施。
02
1993年：中国变身为原油净进口国，
战略石油储备提上日程
1993年，是我国能源供需变化的重大分水岭。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油进口急剧增加，这一年我国由原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原油净进口国，结束了大庆油田发现以来，我国实现石油自给并略有盈余出口的30年历史。
此后，原油进口量不断跨上新台阶。2004年首次突破１亿吨大关，2009年突破2亿吨，2014年突破3亿吨。201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60.6%，2016年更进一步升高到65.4%。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化的能源发展格局下，建立我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研究界和决策层逐步统一了思想。
随着我国石油消费和进口数量的逐年增加，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出发，对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保障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加强石油储备”。
2000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明确要求对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等关系全局的项目要抓紧论证，尽早实施。
2002年3月20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加原油储备设施建设的几点情况”，时任总理朱镕基在该报告上批示：“请计委进一步论证后，报总理办公会审定。”
2002年底，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听取并审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实施方案的请示》（计综合〔2002〕2082号），标志着我国从此正式启动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设。
03
2004年：国家石油储备拉开序幕
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基地被提上了日程。但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建？该采取何种管理模式？是建地面油库还是建地下储备库？这些问题看似非常具体细微，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好，将极大影响建设过程和工作效率。这些决策都经历了非常详细的论证研究。
第一个问题是在哪个地方开始建设？
当国家筹备建设战略石油储备的消息传出来后，各地都非常积极，认为这是拉动本地经济的一个重要机会，刺激本地石化产业发展。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现有石化生产能力均不相同，再加上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必须先试点，积累经验再全面铺开。
为此，我们邀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工程的选址及其他建设条件、项目投资、安全生产设施等进行了评估，提出了“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应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规范管理、循序渐进的原则，并充分依托和利用现有设施布点建设”。一期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尽快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建设。因为东部地区石油需求较大，现有炼油厂也比较多，石油储备能够就近服务炼油厂，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又有便于海运进口原油的有利条件。
2004年时，我国进口原油除很少量从中哈以及中俄跨境铁路运输外，绝大部分是通过海上运输的。
最后选择了第一期4个储备项目，包括舟山岙山、宁波镇海、青岛黄岛及大连4个基地。这4个地方均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需求旺盛，而且附近均有大型炼油厂。当时也确定了，接下来的第二期、第三期储备项目可以在西部适宜地区建设，以使布局更为合理和安全。后来，西南、西北多地都非常积极地申请建设储备基地。二期工程安排了若干西部石油储备基地。
第二个问题是该采取何种管理体制？
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管理模式分两个层面。管理层面，由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储备政策和规划；由设在新奥尔良的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运行管理。操作层面，采取市场化机制，由市场招标确定石油公司和基地管理公司，石油公司负责储备的采购和投放，基地管理公司负责储备基地的日常运行、维护和安全保护。
当时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同志建议部分仿照美国模式，在管理层面和美国相同，但在操作层面拟成立专门的基地管理机构负责基地管理以及所在基地原油的收储和投放，也就是说，石油储备办想一竿子到底，基地的人财物、产供销统统归储备办管理，成为一个从上到下的管理体系。还有同志建议完全仿照美国模式。
但我当时认为，这两者都有不妥的地方。如果专门成立基地管理机构并且招聘人马，那么国家又得支付这些机构人员的各种开支，给储备工作增加额外的成本负担，而且由于当时人才、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大型国有石油石化企业，一时也招聘不到这么多熟悉石油储存、采购、销售的工作人员，必然影响储备工作的效率。在北京的办公室看似有权，遥控指挥基地的工作，不能有效抓住市场机遇，收储石油，一旦出现安全事故责任也很难界定。全盘照搬美国的模式，当时中国的国情也还不具备条件。美国的石油市场是完全市场化的，有大量的专业石油公司和服务公司，可以通过招标迅速确定石油公司和管理公司。但我国的石油市场并不具备美国的条件，短期内难以做到。
两种模式都有不足。我认为，美国模式在管理层的设计是不错的，主要问题在于操作层面，为了节约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应该采取美国模式通过市场招标确定操作层，但是中国的石油主要集中在三大油企，大的炼油厂分属这三大油公司。换一个角度想，中国的市场格局是国企独大，国有企业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那么可以直接把基地管理运营和原油收储投放责任委托给基地附近的石油企业，这样不仅为国家节约了操作层面的各种成本，而且充分利用了国企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这也让国企能借助管理石油储备，为企业自身的经营获取更多的信息、硬件和资金。因为石油储备的建设费用和运营经费都是由国家财政出资的，这样处理财政部也便于接受。
我在有关会议上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石油储备的三级管理模式，大家表示赞成。设立一个石油储备办归属国家能源局，属政府管理机构，负责顶层的储备政策和规划，代表政府决定收储规模和动用石油储备。由一个类似于美国项目管理办公室的机构作为中间层的事业单位，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运行管理，操作层则委托就近的国有企业，负责承建和管理对口的石油储备基地并承担安全责任。原油储备投放根据石油储备办编制的国家计划由企业负责操作。
按照这一思路，2003年，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加挂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的牌子，后来随着机构改革调整到现在的国家能源局储备办公室，作为石油储备体系的龙头。
2007年12月18日，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正式成立，作为国家发改委的事业单位，后来也调整成为国家能源局的事业单位，作为我国石油储备管理体系的中间层，行使出资人权利，负责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建设和管理，承担战略石油储备收储、轮换和动用任务，同时监测国内外石油市场的供求变化。操作层是国家出资，委托国有企业管理的储备基地公司。一期的4个基地，舟山基地委托中化公司管理，镇海、黄岛基地委托中石化的镇海石化公司和青岛炼油厂管理，大连基地委托中石油大连炼油厂管理。这样省去了人员额外配置，也加重了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和安全责任。
第三个问题是建地上油库还是建地下储备库？
由于美国在墨西哥湾附近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境内集中分布着大量盐穹，靠近石油化工产业带，所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大多是地下盐穴储油库。这种洞库建设非常容易，将水打入盐穹溶解岩盐，然后将卤水抽出，地下就会产生体积巨大而且封闭性良好的洞穴，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都非常低。不具备这种自然条件的国家，只能采取建设地面大型油罐的方式。
还有一种地下水封岩洞库，是指在地下水位以下的岩体中人工挖掘形成一定形状和容积的洞室储存石油，具有占地少，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低，安全可靠等优点。在地下水位以下，是为了使缝隙中的水压高于洞内的油压，防止石油外泄。我国不少地区具备建设地下水封岩洞库的地质条件。
对于采取何种方式，当时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战略石油储备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应该模仿美国模式建设地下储备库，最大限度地保障储备安全。但中国东部没有像美国地质条件的地下盐穹，建设洞库只能直接在地下开凿洞穴，建设成本将远远超过在地面建设储罐。在成本和安全之间难以平衡。为此我们多次开会讨论。我们综合分析了影响储备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战争因素和恐怖袭击因素。这些都是各国普遍要面对的问题，并非中国一国特有的问题，也不能因此就不建地上油库了，今后的储备库应是地上油库与地下储备库相结合的方式。
一期工程我们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大家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一期的4个基地全部都采用地上储罐的方式。当然，考虑到我们曾经在烟台、汕头等地建设过LPG的地下水封岩洞库，为了积累地下储备库的经验，我们也考虑因地制宜，在地面空间有限以及地下地质结构较好的青岛黄岛等地规划建设大型地下水封洞库。而利用地下盐穹储油，由于现有的地下盐矿距离沿海较远，盐层厚度欠佳、卤水处理难解决等问题，而未能采纳。
这些问题解决后，2004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了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一期项目建设启动会，在会上我做了推进一期项目建设的动员报告，与几个集团公司领导签订了项目建设责任书。镇海基地第一个开工建设，拉开了我国建立国家石油储备的序幕。
国家石油储备基地一期项目的建设并不顺利。其间，项目建设遇到了国内大型储罐高强度钢板的试制和供应问题，而进口钢板价格成倍上涨。为此，我决定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大型储罐高强度钢板国产化攻关工作。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原宝钢集团、武钢集团等公司生产的高强度钢板相继通过国家容标委的认证和施工单位的工艺焊接试验，并在储备基地成功推广使用，打破了日本钢铁企业对我国高强度钢板市场的垄断，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并提高了国内钢铁企业制造水平和竞争力。
经过项目建设者的共同努力，镇海、黄岛、大连和舟山基地分别于2006年9月、2007年12月、2008年11月和2008年12月建成投入运行。到2008年底，一期项目4个基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石油储备。
04
基地建设和原油收储大获成功
一期项目建成之时，正遇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从150美元/桶下跌到50美元/桶。4个基地抓住时机，收储了大批廉价原油，并于2009年上半年注油完毕。当时平均收储成本仅为约56美元/桶，基地建设和原油收储大获成功。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报告呈国务院领导。
根据一期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组织着手编制了石油储备规划。2008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计划到2020年完成三期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
2009年开始，第二期储备基地启动，新建的储备基地包括舟山（二期）、黄岛（二期）等，二期储备基地包括了西部地区和地下储备库，储备布局更加完善，储备方式趋于合理。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设进入了正常推进阶段。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有关石油储备的事情。
我在2008年10月去舟山基地检查建设情况，中化公司负责原油期货业务的钟韧同志同往。这位同志是原油期货操作的行家，而且通过期货套期保值为中化公司获取了不菲的利润，曾被评为全国劳模。他在考察中介绍了原油期货，让我学到了很多套期保值的知识。
有天晚上饭后散步，我跟秘书聊天，目前国际油价下跌，我们的储备库都快装满了没办法再买油。为了抢抓油价下跌的机遇，现在完全可以通过购买期货锁定一部分廉价原油。即便是短期内期货价格还会下探，但长期来看肯定会再次上涨的。只要我们购买期货的目的不是投机，而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原油实物，那么从长期看我们肯定是买到了便宜的原油。我判断，那时候油价处于低位，趁机购买期货应是合算的，即使出现价格波动，只要我们不是为了炒作，风险是可控的。
2009年初春，我去检查大连储备基地建设情况。大连造船行业的同志对我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很多船东现金流紧张，无法缴纳造船费用，导致很多新船包括油轮押在船厂。当时有报道，欧洲有些国家利用闲置的油轮趁低收储原油。我当时想，不如把这些船东不要的半成品油轮先租过来，也不用加装动力和别的装置，直接把密封船壳拖到近海作为浮动的储油基地，正好解决储油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举多得。我把这个想法跟随行的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的同志说了，大家都觉得是个好办法。后来，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与中船重工集团合作，研究提出在船厂直接制造VLCC模块，采取坐滩方式放置在硬基岩的滩涂上，短期内建成大型石油储备库的方案。
在石油价格低迷时，我曾希望利用价格低迷的机会增加收储，当时大部分储备基地没有建成，也曾考虑利用社会民营油库。但民营油库规模小，而且所处的港口位置都不能停靠大型油轮，更重要的是财政部不同意向民营油库支付租金，所以没有搞成。
我把这些想法专门写了报告上报国务院。但可能由于事情的操作比较复杂，财政部有不同意见，尤其是期货操作让大家都还是心存疑虑，所以没能真正实施。现在回想起来非常遗憾。但我觉得这些想法可以作为未来开展多元化石油储备的思路。
可喜的是，民营企业华信公司现已在海南洋浦建设了300万立方米的民营储备库，开创了民营企业参与收储的先河。这个民间储备库没有报国家批，但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海南省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出席了开工典礼。我在参观该储备库时也鼓励他们大胆干。
05
体制制约，曾错失收储最佳时机
由于我们的体制，石油储备经费由财政部出资，每年收储多少，先由储备办提出计划，送财政部会签，财政部同意后与国家发改委共同上报国务院批准后才能实施。相对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而言，这一决策过程非常缓慢，常常错失了油价低迷时收储的最佳时机。
有一次，油价跌到40～50美元/桶时，我紧急召开会议，认为油价基本已经跌到谷底，应该抓紧收储，要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化公司赶快行动，同时启动会签财政部，上报国务院的程序。我知道，国际油价瞬息万变，等批下来已经时过境迁，所以会上我说，大家回去后立即行动，不要等批复下来再行动，出了问题我负责。但是， 大家都不敢，中石油零星购买了一些，后来看还没有批文又卖掉了。
还有一件事，2010年7月16日，中石油大连商业储备库发生原油储罐着火事故，我正好到大连出差。因为事先不知道哪家油库出事，以为是大连储备基地。我迅速赶到大连新港，参加应急指挥部现场组织的灭火行动。后来才知道不是大连储备基地，是企业的商业储备库。
事后，一位随行人员问我有没有上保险？当时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确没有上保险，同时还发生过雷击的风险。受此启发，我想到了国家储备石油的保险问题。回到北京后立即召开了会议，储备办和储备中心随即与财政部协商，在财政部的支持和领导下，国家石油储备中心从2011年起，通过招投标选择几家保险公司，对一期4个基地资产全部投了保险，并建设了防雷击装置。
当我国第一个大型地下水封岩洞库建成时我已经退休，我利用封库前的时机，深入到地下洞库中仔细做了考察。地下水封岩洞储油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特别是瑞典已有60—70年的历史，从军用到民用，他们也曾想向中国转让技术，后来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掌握了技术，基本上可以自主建设。
经过考察，我纠正了过去认为地下水封岩洞库造价贵的误解，其建设成本比地上储油库实际要低，占地少，运营成本也低，只是建设期较长。我国在水电、铁道建设方面有很强的隧道涵洞施工队伍，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争取多建地下水封岩洞库。
我后来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情况与建议》对第一个大型地下水封岩洞库的情况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了总后勤部领导的批示和国家物资储备局的重视，也准备应用于成品油的储备。后来规划了多个地下水封岩洞库建设，部分已经建成。
06
岙山基地极大节省长江沿岸石化企业原油成本
位于舟山群岛岙山岛的储备基地是唯一一个三大油企以外，由中化集团管理的基地，因为在岙山原来就有一个中化集团自己的企业储备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领导时十分关心岙山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登岛视察基地。担任总书记后去浙江视察，又专程视察了岙山基地，作出重要指示。
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岙山基地时，基地领导反映，岛上还有少量居民，希望国家出资把岛上居民全部迁走，整个岛都成为储备基地，这样更加安全。我接到该中央领导转来的意见后，协调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拨款3亿元，把岙山岛全岛变成了储备基地。
岙山基地建成后蔚为壮观。中化集团曾组织退休干部去参观，这些老同志看到建设起来的每个10万立方米的大型储油罐，为祖国的建设成就激动不已。
我看到建设起的连营成片的巨型白色储罐，心情也十分激动，填西江月词一首：
西江月·舟山岙山岛
建成国家石油储备基地
华东输油管道起自岙山，经册子岛，穿过西堠门海峡航道，经金塘岛登陆，沿长江直到武汉。五年筹划建设，终成正果。
海天佛国普陀，
散落岛屿星罗，
岙山惊现白营盘，
筑起巨罐座座。
观似连云樯橹，
却是国储原油。
海上管道穿西堠，
直输苏皖湘鄂。
过去沿长江布局建设了许多石化厂，例如扬子石化、安庆石化、九江石化、武汉石化、岳阳石化等，所需原油靠长航公司用轮船逆流而上运输，岙山基地和沿江管线建成后，这些沿江石化企业所需的原油主要改为用管道运输了，节省了运输成本。但问题来了，长航公司的经营因此受到了影响，为此我专门研究，批准长航开展远洋运输业务，并让中石化给长航一些成品油运输业务。
第一期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建成恰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油价下跌，当第二期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陆续建成之际，又正好赶上了2015年世界经济放缓造成的油价下跌。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无论是在选址布局、运营模式，还是时机把握上，都积累了非常丰富和成功的经验。
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和石油市场，只要我们不断学习国际经验，实事求是地结合我国国情，谦虚谨慎、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把握经济发展和国际油价变动的规律，建设好战略石油储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