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琪|“凤凰男”的婚姻市场地位研究——家庭背景、教育和性别对婚配分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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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男”的婚姻市场地位研究——家庭背景、教育和性别对婚配分层的影响

作者：许琪，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摘要：本文使用2003年至2015年九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从初婚年龄和婚姻匹配两个角度分析了“凤凰男”的婚姻市场地位。研究发现，与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但家庭出身较好的男性相比，“凤凰男”的初婚年龄并未推迟，但他们更可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对“凤凰女”的研究同样发现，她们在教育匹配方面也存在低就现象，但低就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凤凰男”。跨世代的比较研究发现，“凤凰男”和“凤凰女”在婚姻市场的不利地位并未随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因此，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家庭背景对婚姻的影响逐渐削弱的景象与中国实际并不相符。这些发现拓展了以往对婚姻分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婚姻市场上的社会不平等。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初婚年龄；婚姻匹配；性别差异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一期第23至第33页

一、引言

自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地位获得模型以来，“先赋”与“后致”已成为社会学家分析劳动力市场地位获得时的一对常用概念。大量的研究发现，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教育为代表的后致性因素都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具有积极影响，但是这一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婚姻市场却依然存在疑问，特别是，当个体占有的先赋性资源与后致性资源不匹配的时候，婚姻市场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一问题。

本文对“凤凰男”的婚姻研究则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通俗来讲，“凤凰男”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但通过后天努力在个人成就方面跻身社会上层的男性。如果借用地位获得模型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将“凤凰男”定义为先赋性资源（家庭背景）占有量较少、但后致性资源（教育）占有量较多的男性。一些研究发现，“凤凰男”大多拥有较高的收入和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因为家庭背景资源不足，他们在职业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阻碍。例如，有研究发现，“凤凰男”能够相对轻易地获得初级乃至中级职称，但再往上获得高级职称的可能性很小；除此之外，“凤凰男”大多只能在专业技术方面获得晋升，而较难获得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务。这些发现无疑为我们了解“凤凰男”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发展机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表现又将如何？是否与劳动力市场上的情况相类似，“凤凰男”在择偶时也会面临一些阻碍？如果是，这种阻碍有多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凤凰女”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阻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阻碍是变得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对于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都没有提供答案。我们认为，在中国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对一个初入成年期的个体来说，“成家”和“立业”是判断他们成功与否的两个主要标准，因此，对个体地位获得的研究需要同时考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这两个市场的表现。然而，现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仅关注劳动力市场，本文则主要关注婚姻市场，这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其次，在研究个体的婚姻市场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性别。众所周知，男性和女性在择偶时对理想配偶往往有不同的期待，这种性别化的择偶期待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的国家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本文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研究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男女两性婚姻市场地位的不同影响，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男女两性婚姻市场地位的理解。最后，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先赋性因素对婚配选择的影响将逐渐削弱，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则不断增强。如果这一理论正确，那么我们预计，家庭背景资源不足对男性和女性婚姻市场地位的不利影响将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削弱，而教育则对两性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结合中国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家庭背景、教育、性别与婚配分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随时间发生变迁。

二、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择偶行为的研究通常会假定存在婚姻市场，并假定很多拥有不同择偶偏好的单身男女在同一个市场上寻求合意的配偶，那么，拥有何种特征的男女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择偶偏好并最终进入一段美满的婚姻呢？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家庭背景为代表的先赋性资源和以教育为代表的后致性资源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单身男女在婚姻市场的境遇呢？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从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这两个不同的研究路径给予了回答。

（一）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是否结婚”以及“何时结婚”。奥本海默最早结合婚姻市场理论为初婚年龄提供了一个一般化的解释框架。她认为，个体在择偶时特别看重婚姻所能带来的长期回报。为了降低未来婚姻收益的不确定性，那些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工作或有较好收入前景的个体往往在婚姻市场上更受青睐。由于男性在婚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经济角色，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工作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男性进入婚姻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虽然奥本海默强调个体（特别是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能较早地进入婚姻。她同时也指出，社会经济地位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初婚年龄。首先，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个体设定的最低择偶标准。通常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择偶标准越高，择偶所需耗费的时间越长，因而进入婚姻的时间也越晚。其次，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影响个体所能承受的婚姻搜寻成本，特别是长期维持单身所需承受的社会经济成本。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即便单身也能维持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因此，他们更可能在婚姻市场上保持耐心；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往往很难承受长时期的单身成本，因此，在缺乏合意配偶的情况下，他们更可能选择降低择偶标准，从而较早地进入婚姻。

综上所述，奥本海默认为，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地位对婚姻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因而家庭背景和教育等促进劳动力市场地位的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并不明确。从现有的经验研究看，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姻的抑制作用似乎要更强一些。首先，几乎所有研究都发现，良好的家庭背景会推迟个体进入初婚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为成年个体长期维持单身提供物质保障，因而降低了他们结婚的动力；第二，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个体对婚后的生活有较高的期待，因而只有当他们确定婚后能够维持较高生活质量时才会考虑结婚；第三，良好的家庭背景会提高个体的教育期望，从而促使个体追求更高的学业成就，进而推迟结婚；第四，良好的家庭背景也会提高个体对职业生涯的期望，从而促使他们认为“立业”应该在“成家”之前。几项针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其次，教育也会推迟个体的初婚年龄。研究发现，在校就读时间延长会推迟个体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从而推迟婚龄。但是，如果将在校就读的影响排除掉，那么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则并不明确。一方面，教育带来的经济优势会提高人们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教育也会提高人们的择偶标准并降低单身的成本，从而导致婚龄推迟。对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在校就读”这个变量以后，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性别。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教育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对男性进入婚姻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女性来说，教育有助于提高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因而降低了她们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中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不仅如此，由于“向上婚”（“向上婚”指的是与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对象结婚，英文为hypergamy）的择偶偏好，女性自身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她们对配偶的要求也大幅提高，这大大压缩了她们的择偶空间，从而导致婚龄推迟。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受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教育会显著推迟女性的初婚年龄，但对男性初婚的推迟效应则小很多。

（二）婚姻匹配

综上所述，关于初婚年龄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和教育这两个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地位获得的因素并不能帮助个体尽早进入婚姻。但是，结婚晚并不表示个体在婚姻市场上缺乏吸引力，事实上，正如奥本海默所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之所以结婚晚，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配偶有更高的要求，且能支付更高的婚姻搜寻成本。所以，要全面评估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姻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关注初婚年龄，而且要关注配偶的特征，即婚姻匹配。

通俗来讲，婚姻匹配是关于“谁与谁结婚”的研究，研究者往往借助夫妻在年龄、地域、民族、宗教、教育、职业、家庭背景等多个维度上的关联模式来探究婚姻市场上的匹配过程。与对初婚年龄的研究不同，这类研究区分了配偶在各个特征上的差异，因而更有利于分析婚姻市场上的分层现象。大量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夫妻双方在诸多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口特征上的同质性匹配是婚姻匹配的主流。就本文的研究问题来说，很多研究发现，家庭背景较好的个体更可能与拥有相似家庭背景的人结婚；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也更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婚。对此，学术界从择偶偏好与婚姻市场结构两个角度给出了解释。

首先，从偏好的角度说，个体倾向于寻找与自己有相同价值、品味、兴趣爱好及生活方式的结婚对象，这导致拥有相似社会身份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更可能结婚。其次，从结构的角度说，社会结构对婚姻匹配的作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一些研究认为，接触与交往是形成亲密关系与组建婚姻的前提，由于交往的阶层同质性，跨越不同阶层的社会交往非常困难，因而家庭背景较差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很难获得与社会上层接触乃至通婚的机会。此外，另一个被大量讨论的结构性因素是学校，因为学校具有教育同质性，随着教育扩张，大学越来越成为人们结识未来另一半的重要途径，这也被认为是导致教育同质性匹配越来越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未尽的研究议题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初婚年龄和婚姻匹配两个角度分析了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配结果的影响，发现良好的家庭背景和较高的教育程度会推迟个体进入初婚的时间，但也会显著提高他们与社会上层结婚的可能性。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将家庭背景和教育视作两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而很少考虑二者的不同组合对婚配结果的影响。本文所要研究的“凤凰男”实际上就是将家庭背景与教育搭配组合以后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沿着前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对“凤凰男”下一个操作化定义，即家庭背景较差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针对这一群体，我们可以进行以下三个层面的研究。

（一）“凤凰男”在婚姻市场的处境

“凤凰男”在婚姻市场会遭受怎样的境遇？或更具体一点，与同样家庭出身不好且没有考上大学的男性相比，高等教育是否使“凤凰男”在婚姻市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与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庭出身较好的男性相比，他们是否会因家庭背景上的劣势而在婚姻市场遭受歧视？这些问题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理论并不能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

一方面，自布劳-邓肯模型问世以来，社会分层研究一直非常强调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关键作用。现代化理论更是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家庭背景，贫弱阶层的子女只要获得高等教育，就能弥补他们在家庭背景上的不足。事实上，“凤凰男”这一词语本身就暗含凤凰涅槃之意，即家庭背景不好的个体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获得重生。所以，基于现代化理论，我们认为与家庭出身不好且没有考上大学的男性相比，“凤凰男”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 与家庭出身不好且没有考上大学的男性相比，“凤凰男”的初婚年龄更早，且更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在中国的语境下，家庭背景对人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却始终挥之不去。很多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中国人的收入、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都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在公共舆论中，关于“拼爹”还是“拼搏”的讨论也始终甚嚣尘上，以致“凤凰男”这一原本积极向上的、鼓励拼搏奋斗的褒义词逐渐沦为带有污名的贬义词。现有对“凤凰男”劳动力市场地位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凤凰男”在职场晋升中会存在一些阻碍，例如与家庭背景较好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凤凰男”较难获得高级职称，且很难获得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务，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处境有可能传递到婚姻市场，影响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结果。此外，一些研究还发现，即便在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依然在择偶过程中得以保留，如果年轻人在择偶时依然看重门当户对，那么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依然会对“凤凰男”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上述研究，我们认为家庭背景的不足依然会使“凤凰男”在择偶过程中遭遇各种阻碍，这种阻碍在将他们与家庭背景较好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比较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 与家庭出生较好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凤凰男”的初婚年龄更晚，且更可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

（二）“凤凰男”与“凤凰女”的比较

以往关于“凤凰男”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凤凰”二字，即关注从底层到顶层的阶层跨越所产生的矛盾与问题，而或多或少忽视了“男”。实际上，除了“凤凰男”之外，还存在“凤凰女”，即与“凤凰男”一样出身社会底层并通过自身努力获得高等教育的女性。“凤凰男”与“凤凰女”有区别吗？“凤凰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境遇与“凤凰男”相同吗？以往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很少。

对“凤凰女”关注不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群体规模上，“凤凰女”确实比“凤凰男”少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使得父母在教育投资的时候更加偏重儿子。这种状况直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后，很多家庭因为生育数量下降而没有儿子才有所改观。但总体而言，出身社会下层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的女性还是少数，至少相对男性来说少得多，本文后续的数据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凤凰女”关注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使得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婚姻市场都显得更加重要。因此，男性的阶层流动更加引人关注，出于同样的原因，男性在家庭背景上的劣势也更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被凸显出来。很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男娶女嫁”的婚姻制度使得男性往往要承担比女性更多的结婚成本，且“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也赋予男性更多的养家责任，这种性别化的婚姻期待会迫使女性在结婚时更加看重男性的经济资源。因此，如果家庭背景资源的不足会使个体在婚姻市场上遭遇歧视，那么我们预计这种歧视主要针对男性，而不是女性。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 与家庭出生较好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凤凰女”在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两个方面的差别较“凤凰男”小。

（三）社会变迁中的“凤凰男”

最后，我们认为，对“凤凰男”的婚姻研究应当放到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来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关注“凤凰男”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随时间的变化。基于现有研究，我们认为“凤凰男”的婚姻市场地位可能会朝两个方向发展。

首先，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个体将逐渐从以往家庭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因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将逐渐削弱，而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将逐渐增强。如果这一理论正确，我们预期“凤凰男”因为家庭背景资源不足而在婚姻市场可能遭受的歧视会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削弱，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4a 与家庭出生较好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凤凰男”在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两个方面的差异会随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其次，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相悖，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婚姻的影响并未消失。这主要表现以下在两个方面。

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结婚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除日益提高的彩礼、嫁妆和婚礼标准外，一路飙升的房价更是让年轻人望尘莫及。因此，年轻一代在结婚时依然对父母存在很强的经济依赖。在婚配性别比不断失衡以及“男娶女嫁”的婚配模式依然占主导的背景下，结婚成本的上升主要转嫁到了男性身上，因此，男性是否拥有殷实的家境依然对其结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是在现代社会，门当户对的婚姻依然受到年轻人推崇，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计迎春的研究发现，即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大都市，门当户对这一传统的择偶标准依然非常重要。不过，与通常理解的门当户对不同，现代社会的单身女性更加强调门当户对所能带来的婚姻双方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性。因此，即便刨除经济方面的影响，门当户对在现代中国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择偶标准，男性的家庭背景依然是影响其婚姻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凤凰男”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将持续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因此提出一个与假设4a相悖的竞争性研究假设：

假设4b 与家庭出生较好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凤凰男”在初婚年龄与婚姻匹配两个方面的差异在不同世代一直存在，甚至有所扩大。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将使用2003年至2015年的九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展开研究。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该调查从2003年正式启动，此后在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5年先后执行了八轮横截面调查。CGSS的每轮调查都采用了大体相同的抽样方法，且每轮调查都询问了受访者的教育、家庭背景、婚姻状况和配偶的相关特征，问卷的提问方式和选项在每轮调查中也基本一致，因而该数据特别适合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在分析时只保留了出生在1960年及以后的样本，这些样本几乎都在1980年以后结婚，因而可以尽可能地避开“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这一限制以后，符合条件的样本有48894人。在去除缺失值以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是46532人。数据缺失主要来自家庭背景变量，总共有2157人在父母的教育、职业或党员身份这三个变量中存在缺失值，占所有缺失数据总量的91.3%。不过，考虑数据缺失情况并不严重（缺失值仅占总样本的4.6%），本文直接对删除缺失数据以后的样本进行分析。

（二）因变量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是初婚年龄，二是婚姻匹配。初婚年龄可直接通过初婚年份减去出生年份得到。婚姻匹配主要考虑的是受访者在教育程度上的匹配。如前所述，“凤凰男”与“凤凰女”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根据教育同质性匹配的原则，他们会优先在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寻找结婚对象，因此，根据配偶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我们可以判断“凤凰男”和“凤凰女”在婚姻匹配方面是否受到歧视。

表1分性别描述了这两个因变量的基本情况。从该表可知，样本中结过婚的男性占79.2%，结过婚的女性占86.5%。基于结过婚的样本可计算得到，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4岁，女性为22.8岁。在婚姻匹配方面，样本中有7.6%的男性娶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配偶；女性的情况与男性类似，有9.4%的女性嫁给了受过高等教育的配偶。

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有一部分受访者在调查时点尚未结婚，所以，无论是初婚年龄还是婚姻匹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右删失”（right censoring）。针对这种数据结构，事件史模型（event history model）是目前最好的分析方法。本文将使用事件史模型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discrete-time hazard model）进行研究，这种模型能有效避免Cox模型所暗含的比例风险假定（proportional hazard assumption），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为了应用这一模型，我们首先将原始数据转换为人－年格式（person-year format）。参考以往研究，我们以15岁时的年份作为初婚风险的起始年份，以初婚发生的年份或调查结束的年份作为结束年份，构造每个观察个案的风险集。对于初婚年龄，我们构造了一个二分变量，该变量在初婚发生之前的年份取值为0，在初婚发生当年取值为1。如果观察个案在调查时点尚未结婚，则该变量在整个风险集内都取值为0。对于该二分变量，我们使用二分类logit模型来估计进入婚姻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考虑同一个观察个案在风险集内的序列相关，我们在模型估计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ed robust standard error）。

对于婚姻匹配，我们构造了一个三分类变量来标识个体的三种不同状态：未婚（取值为0）、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对象结婚（取值为1）以及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对象结婚（取值为2）。在初婚发生之前，该变量始终取值为0；在初婚发生当年，根据配偶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进行判断，如果未受过高等教育，该变量取值为1，如果受过高等教育，该变量取值为2。与之前类似，如果观察个案在调查时点尚未结婚，该变量在整个风险集内都取值为0。对于该三分类变量，我们使用多项logit模型来估计离散时间竞争风险模型（discrete-time competing hazard model），在估计时，我们同样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分性别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分析的核心自变量是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综合这两个变量，我们可以判断受访者是否是“凤凰男”或“凤凰女”。首先，根据受访者是否上过大学，我们将教育程度分为两类：高中及以下、大专及以上。我们综合考虑受访者出生时的户口性质、父母的教育、职业地位和党员身份四个指标来生成家庭背景变量。具体来说，我们以受访者出生时是否拥有城市户口、父母的最高教育年限、最高职业地位得分（ISEI）和父母中是否有党员这四个变量为观测指标，使用因子分析法生成一个代表家庭背景的综合因子，然后，以因子得分的中位数为界将家庭背景分为两类：出身于中下阶层（家庭背景得分小于中位数）、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背景得分大于等于中位数）。最后，将教育和家庭背景这两个二分变量交叉分类，得到一个四分类变量：出身于中下阶层且未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于中上阶层且未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于中下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这一类即所谓的“凤凰男”或“凤凰女”）、出身于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

除这个四分类的核心自变量外，我们在分析时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年龄平方、出生年、民族、调查时的居住地和地区。从表2可以发现，样本中男性受过高等教育的百分比为12.4%，高于女性的9.7%。在家庭背景方面，男女两性相差不大。如果将教育程度与家庭背景交叉分类，可以发现，样本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大多来自中上阶层，“凤凰男”的比重仅占所有男性样本的2.5%；相比之下，“凤凰女”的比重更小，仅占所有女性样本的1.2%。这一结果也与前文所述“凤凰男”的群体规模大于“凤凰女”相一致。在控制变量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分布比较接近，此处不再逐一论述。

五、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图1分性别描述了拥有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的个体初次结婚时的中位年龄。

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高等教育都会推迟初婚年龄。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家庭出身较好的一方结婚较晚；但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家庭出身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并不大。由此可见，与那些出身社会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凤凰男”和“凤凰女”并未因为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而被迫推迟婚姻，所以在初婚年龄方面，他们在婚姻市场并未受到明显的歧视。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转向婚姻匹配，结果就很不一样。

从图2可以发现，不同人群与高等教育者结婚的百分比有明显差异。首先，无论男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更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这体现了教育的同质性匹配的影响。其次，即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家庭出身也会影响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的可能性，对女性来说，出身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的百分比要比出身中下阶层且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高出8.5个百分点，对男性来说，二者的差异更是达到了1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虽然“凤凰男”和“凤凰女”在初婚年龄方面并未受到歧视，但他们在婚姻匹配方面却更可能低就，且婚姻匹配中向下婚的现象在“凤凰男”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二）模型分析结果

我们使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对“凤凰男”和“凤凰女”的婚姻市场地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表3展示的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进行模型分析的结果。

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背景和教育都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影响。对男性来说，出身中下阶层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结婚最早，其次是出身中上阶层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群体在初婚年龄上都要明显更晚一些，这也与图1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相一致。不过与图1不同的是，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出身中下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即“凤凰男”）的初婚风险要显著高于出身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由此可见，“凤凰男”的初婚年龄不仅没有因为自身家庭背景上的劣势而被迫推迟，反而有所提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凤凰男”在婚姻市场上还具有一定优势。

对女性群体的分析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从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出身中下阶层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最早，其次是出身中上阶层但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再次是出身中下阶层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即“凤凰女”），最后是出身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与男性相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女性群体的回归系数要更大一些。我们可以合并男女样本，然后设置性别与二者的交互项来检验这种差异，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统计显著的（结果未显示）。这说明高等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

综合这些发现，我们认为，较好的家庭背景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会显著推迟男女的初婚年龄，且高等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效应更大。这也与前人的很多研究相一致。不过，我们并未发现“凤凰男”和“凤凰女”的初婚年龄因为家庭背景原因而被迫推迟，所以他们在初婚年龄方面受到歧视的观点不成立。

我们使用离散时间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男女与高等教育者结婚的影响因素。

从表4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自身获得高等教育都是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这说明，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低阶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不过，即便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家庭出身也会显著影响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的概率。首先，对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家庭出身越好，越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这对男性和女性都成立。其次，即便受过高等教育，家庭背景依然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有所不同。对男性来说，出身中下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即“凤凰男”），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要比出身中上阶层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低39.5%；对女性来说，这种差异只有18.9%，且在统计上不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女性的统计检验结果不显著需要给予格外的注意，因为18.9%的效应值并不是一个小到可以忽视的值。实际上，因为“凤凰女”的数量实在太少，数据中符合定义的“凤凰女”只有293人，只占所有女性样本的1.2%，在如此小的样本下，除非效应值非常大，否则统计检验很难得到显著的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实质显著性，而非统计显著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凤凰男”因为家庭背景上的劣势更可能在婚姻匹配上低就，即更可能与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对“凤凰女”来说，家庭背景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存在，但是相对“凤凰男”要小一些。

最后，我们还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凤凰男”与“凤凰女”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从表5可以发现，在初婚年龄方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群体与初婚年龄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在初婚年龄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或者说，高等教育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在随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不过，“凤凰男”和“凤凰女”与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但家庭出身较好的男女相比，他们在初婚年龄上的差距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在婚姻匹配方面，所有交互项都很小，且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说明各群体在与受过高等教育者通婚方面的差距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换句话说，“凤凰男”和“凤凰女”在教育匹配上更可能低就的现象在所有出生世代中都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面没有好转，但也没有加剧。

六、结论和讨论

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姻的影响是社会分层与婚姻家庭两个领域共同关心的研究问题，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关注家庭背景和教育对婚姻的独立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二者的交互组合以及这种组合可能产生的独特结果。本文对“凤凰男”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凤凰男”作为成功实现代际流动的典型代表却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饱受污名，这种污名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他们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探究家庭背景对人生发展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个体命运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03年至2015年九轮CGSS调查数据，从初婚年龄和婚姻匹配两个角度分析了“凤凰男”在婚姻市场可能遭遇的歧视，比较了“凤凰男”与“凤凰女”的差异，并探索了社会变迁背景下“凤凰男”与“凤凰女”的婚姻市场地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与家庭出身不好且没有考上大学的男性相比，“凤凰男”的初婚时间更晚，但他们更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这充分说明，高等教育虽然显著推迟了“凤凰男”的初婚年龄，但对他们的婚姻市场地位却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作用。本文的假设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是，与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但家庭出身较好的男性相比，“凤凰男”更可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结婚，因而在婚姻匹配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低就现象。因此，“凤凰男”在择偶时确实会遭到一些限制。不过从分析结果看，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婚姻匹配方面，在初婚年龄方面，“凤凰男”与同样受过高等教育但家庭出身较好的男性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文的假设2部分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其次，对“凤凰女”的研究同样发现，她们相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但家庭出身较好的女性而言更可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结婚，但“凤凰女”在教育匹配方面低就的现象远没有“凤凰男”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男性身份也是限制“凤凰男”婚姻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中国“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和“男娶女嫁”的婚配模式导致女性往往在经济上对男性有更高的要求，女性“向上婚”的愿望也远比男性迫切。因此，“凤凰男”也比“凤凰女”更可能因为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而在婚姻市场遭受阻碍，假设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最后，跨世代的比较研究发现，“凤凰男”和“凤凰女”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并未随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因此，现代化理论预言的家庭背景对婚姻的影响逐渐削弱的景象与中国实际并不相符。结合现有研究，我们认为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结婚成本迅速攀升，年轻一代在结婚时依然对父母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二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年轻一代更加看重婚姻的情感体验，家庭背景作为影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依然受到年轻人的重视，这导致“凤凰男”和“凤凰女”依然会在择偶时受到限制。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假设4b相比假设4a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和自身研究能力的缺陷，这项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凤凰男”与“凤凰女”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本文结合家庭背景和教育两个维度来界定“凤凰男”和“凤凰女”，这种界定方式也有缺陷。具体来说，本文以高等教育作为后致性因素的唯一测量指标，这可能会忽视职业、收入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但考虑CGSS数据并未搜集受访者结婚时的职业和收入，教育是本文唯一可用的指标。除此之外，家庭背景的测量虽然考虑了父母的教育、职业、党员身份和出生时的户口等多个指标，但分割点的选取依然是一个问题。本文以家庭背景因子得分的中位值作为分割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样本量的限制。如果我们将分割点定得过低，会导致“凤凰男”和“凤凰女”的数量过少而无法进行统计分析。虽然本文尝试将九轮CGSS数据进行合并且使用一个相对较高的分割点，最终得到的“凤凰男”和“凤凰女”依然非常少，所以后续的研究需要基于更好的数据来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检验。除此之外，本文发现“凤凰女”相比家庭出身较好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结婚，这一结论在模型中并未通过统计检验。虽然“凤凰女”的数量太少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此还需要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存在上述不足，本文对“凤凰男”和“凤凰女”的研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前人的研究有所拓展。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将社会分层的视角引入传统的婚姻研究之中，进而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婚姻市场上的社会不平等。虽然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仅仅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了一次初步尝试，但这一领域依然有着很强的学术生命力和可拓展性，因此，我们期待后续的研究能沿着这一方向取得更大的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分层和婚姻家庭这两个领域的共同发展。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一期第23页至第33页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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