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丽|元宇宙空间中的政府介入及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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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丽，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一期第56至第65页

元宇宙空间中的政府介入及其原则

摘要

 Abstract

Web1.0的理想是扁平化和匿名性。Web2.0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繁荣，也导致了平台化。Web3.0则要在区块链的基础上重新回到扁平化和匿名性。在目前的元宇宙空间中，平台型数字企业具有显性的优势地位。平台型数字企业从财税重要来源、产业升级支撑、新的国家竞争力、国防工业辅助等方面对政府战略合法性形成重要支撑。平台型数字企业表现出革命者和寡头的双重面向。数字非正义向物理空间的外溢，以及元宇宙空间的政治化，都使得政府介入变得极为必要。政府要在元宇宙空间中站稳脚跟，其根本要依赖于自身转型以及对元宇宙空间中新规则的理解。政府要形成以元宇宙空间为中心的新观念，还要培育自身足够的数字能力。政府对元宇宙的介入不能以一种机械介入的方式来展开，而应该形成一种有机介入。这种有机的介入就要求政府在元宇宙空间中以某种中间仲裁者的角色出现，并遵从数字正义原则，对空间中的相应事务进行适度干预。在元宇宙空间中，政府需要通过一种深入而非弥散性的介入，通过良性互动和适度干预以及阶段性地实现数字正义，形成长期的数字文化认同。

关键词

Key words

元宇宙；数字世界；政府介入；Web3.0

当前一个规模巨大的数字世界正在形成，而元宇宙则代表了未来数字世界的发展方向。目前还处在元宇宙空间发展的早期。在如今元宇宙的发展和建设过程当中，政府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存在。本文将围绕元宇宙空间的政府介入问题展开讨论。首先，笔者梳理了元宇宙建设过程中的早期拓荒者，并从互联网的三个发展阶段来讨论元宇宙空间的核心特征；其次，笔者将聚焦当今元宇宙建设过程当中已经出现的明显的平台化，以及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平台型数字企业；再次，笔者将围绕政府深度介入元宇宙的必要性展开讨论；继而，笔者将讨论元宇宙空间中的政府介入方式以及政府自身所要全力推动的数字化转型；最后，笔者将围绕政府介入元宇宙空间的基本原则展开剖析。

一、元宇宙的拓荒者

数字世界的雏形始于互联网时代。信息革命通常包含三个阶段：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目前，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交叉口，换言之，我们正在经历移动互联网革命向智能革命的转型。

互联网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扁平化特征。早期互联网也往往称为Web1.0。早期的互联网革命与计算机革命有重要区别，计算机革命可以视为更为早期的数字化，然而，这种数字化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孤岛状态。在计算机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计算机作为辅助人类行为的一种工具而出现，正如车辆或其他生产工具一样，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完成计算，而互联网的出现却是革命性的，互联网使得计算机成为网络联系的节点。在万维网的架构之上，每个计算机终端得以相互联系，从而形成数字世界的雏形。因此，相较于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效应更加巨大。计算机革命的主要内核是将传统的巨型计算机进一步小型化，并在体积变小的基础上保持相应算力。这是计算机革命的核心；而互联网则意味着人们借助计算机终端相互发生联系，并真正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在此时期，一系列关于数字化的成果开始出现，如《数字化生存》一书。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道：“过去，大部分的信息都经过人的缓慢处理……而这，很快将被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传输所取代……在新的形式中，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互联网早期的理想是扁平化，因此，互联网起初被描述为一个去中心的、节点平等的世界。出于对这一特征的敏感性把握，《世界是平的》这一重要著作得以问世。在以“世界是平的”为特征的互联网世界中，平台将会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财富和权力也会越来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创建或联结到平台的主体那里。

早期互联网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匿名性。人们对于这种隐匿身份的沟通非常好奇，因为在传统的熟人世界当中，个体会附带大量的信息，如身体、样貌、穿着、谈吐等。这些信息反映着个体背后复杂的社会联系。然而，互联网是一个“戴面具者的游戏”，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与自己互动的个体背后的社会信息。因此，在网络上经常流传这样的笑话，如一个人的网恋对象既有可能是自己的同性，也有可能是自己年龄非常大的家属。当然，这都是一些极为夸张的案例，然而，这也反映了互联网的早期特征。正如阿尔斯·扎夫斯尼克（Ale Zavrnik）所说，互联网通过抹掉人的社会属性，使个体变得极为平等。社会属性反映着人们的不同阶层、财富状况以及个性特点，然而，互联网的标准化会遮蔽掉许多信息。同时，伴随着匿名性而出现的网络符号掩盖了社会本身的现实意义。居伊·德波（Guy Debord）用“景观社会”来描述这一社会样态。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换言之，人们在早期进行互联网互动时，大量的社会性信息会被遮蔽。尽管我们在网络上沟通时仍然会传递自己的个性信息，但网络语言的流行却使得互联网沟通变得更加一致，从而难以辨别个体属性。例如，淘宝中的“亲”的表述。淘宝客服在跟个体沟通时会使用“亲”用语，而这个“亲”的表述就大大遮蔽了沟通者的其他社会信息，从而使得消费者处在一种虚假的温暖之中。当人们看到“亲”的时候，就好像喝了某种加甜味剂的饮料，感觉到一种温暖。这样的标准化加速了互联网的个体沟通，却也使得个体之间出现另一种奇怪的陌生感。因为互联网的早期状态，非常类似于罗尔斯所描述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在标准化和一致性的基础上，互联网的匿名性更加容易实现。这种匿名性蕴含着极强的平等主义理想，这也可能是互联网早期吸引人们的最重要动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网络中可以通过自然地遮蔽某些信息来获得某种身份反转或解放的可能。在年龄信息被遮蔽之后，老年人在沟通中往往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年轻人。再如，残疾人在遮蔽其身体信息与健康信息之后，也可以将自己展示为一个身体机能完全正常的人。而在网络游戏中，标准化的行为使得个体只要通过完成任务就可以达成升级，这与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形成鲜明反差。这也是网络世界吸引大量用户进入的一个重要背景。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数字世界建设的第二波浪潮，其往往被称为Web2.0。移动互联网的革命性在于，将个体信息更加紧密地导入数字世界之中。此前，互联网中的信息导入仍然以计算机为中心，因为人不可能长时间地与计算机在一起，所以当人外出时由于无法便捷上网，最终导致个体信息与互联网相分离。而移动互联网的诞生则革命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个体可以通过网络与数字世界即时地发生交互，并催生了一种以协同共享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认为，在21世纪中期，此种经济体制极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移动互联网APP和平台型数字企业会随时上传个体的相关数据，并从他们的在线数据跟踪中提取价值和利润。这就构成了一个更加稠密、且以个体为中心的数字世界。例如，人们使用打车软件，自然会涉及叫车数据、出行相关信息和位置数据等。由此，相关数据得以同步到出行平台的服务器上，但多数消费者对于平台的这一行为并不知情。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数据生成的过程描述为一种自愿的双边交换行为，并将其目的隐藏在以“服务条款”为形式的法律术语中。每个APP在下载时都会与消费者签订相关的格式条款。这些格式条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霸王条款性质，即不签署同意，就没法使用APP。因此，马里恩·福克特（Marion Fourcade）等人认为，这些APP的根本目的仍然是通过掌握海量数据来赚取巨额利润。而多数消费者出于便利的考虑，往往会同意上传其数据，这就使得个体原本流动于物理空间的大量数据导入数字空间之中，并构成了个体数字化生存的一部分。此外，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类将工作越来越多地委托给计算机器，将文化和思想交付给计算过程，最终，数字世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算法文化”（algorithmic culture），甚至是一种“计算神权”（computational theocracy）。

因此，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平台化的特征逐渐明显。朱莉·科恩（Julie Cohen）指出，平台业务模式出现在技术和经济偶然融合的时刻。而在此过程中，尽管个体是数据的所有者，但数据的实际保管、掌控以及运营和分析都是由平台型数字企业来完成的。同时，用户在移动互联网上输入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都成为平台型数字企业生产利润的手段。由此，人们逐渐感受到平台型数字企业在这一领域中的特殊地位。但是，由于这种平台化导致的便利化，又使得每个个体无力抗拒这种强大的发展趋势。正如肖沙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说：“我们曾经认为数字服务是免费的，但现在资本家们认为我们是免费的。”而这也表明，数字世界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实际生存状况，使得人们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参与其中。

近期兴起的元宇宙则代表了数字世界的第三波浪潮。元宇宙往往也被概括为Web3.0。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区块链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块链是元宇宙的核心支撑技术之一，并构成元宇宙的基本经济系统。区块链反映了一种新的互联网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如前所述，互联网在最早出现的时候，就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来运营，然而，不久之后网络就出现了平台化，并且这种平台化还成为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互联网世界当中偏好自由的人们，就希望通过一种社会联合重新形成一个更加平等、去中心化的世界，这就是区块链的缘起。因此，区块链的早期实践是由一群被称为“密码朋克”的群体所推动的。比特币就是“密码朋克”们的第一个重要发明。比特币运行的主要空间是暗网，正如“暗网”这一词所表现出的本质含义，即逃避平台们的控制和政府的监管。因为对于“密码朋克”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对手，一个是平台，另一个则是作为监管者出现的政府。然而，相较于比特币，区块链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例如，尼克·萨博（Nick Szabo）认为，智能合约的作用之一就是在数字世界中建立一套价值转换的金融服务体系。

区块链可以看成是互联网平等主义理想的再复兴，并有多中心和扁平化两个主要特征。区块链往往被称之为新一代互联网，即价值互联网。从区块链的两大特征和这一名词上也可以看出，区块链的推动者希望重新复兴互联网平等主义的愿望。这些推动者背后的理想是数字自由主义。数字自由主义继承自由主义的原则，激发数字资本无限的扩展力，并具有意识形态性。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其背后甚至反映着一种流亡者的隐喻。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基督教的密切影响。因为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非常全面，个人不可能逃避和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所以，自由最初的含义就是宗教自由，即人有选择自己个体行为的自由。但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下，个体的自由空间非常之小，因此早期的流亡者，实际上是宗教中的异教徒或者是持不同政见的人。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延续到数字世界中，就会成为元宇宙建立者的基本理念，即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元宇宙新大陆，类似于欧洲的流亡者到达美洲大陆并尝试建立一块新大陆。

二、平台型数字企业与元宇宙的平台化

元宇宙是一个由互联网公司、平台、应用程序和设备共同构建的未来生态系统。贾坦·萨多夫斯基（Jathan Sadowski）指出，尽管每个平台或设备独立地来看都只是这个系统中微不足道的一环，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数字世界就足以打破物理空间中的平衡，改变甚至最终接管整个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资本会充分地运用数字世界对物理空间的改造潜能。元宇宙代表了一种新的动员方式，其扁平化的特点会有极强的逆转功能，原因在于元宇宙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物理空间中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被元宇宙这一全新的数字世界打乱，并加以构建成新的社会关系，如元宇宙中会形成新的等级结构。然而，资本会借助元宇宙的这种潜能。艾伦·伍德（Ellen Wood）认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树立经济霸权。泰勒·谢尔顿（Taylor Shelton）也指出，资本运作的本质是在适应数字时代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排斥、提取和剥削的基本特征。整体来看，资本的基本目的仍然是逐利，即在数字世界中继续挖掘新的利益。同时，资本还会以社会责任的方式将自己包装起来，将这种投资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资本精英们往往会谈及新技术对整个社会的赋权效应，这其中就有趋势性内涵，其所希望表达的是技术对人类社会整体性的改变。虽然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表达，但是在这种善意中往往存在着伪善的一面。

平台型数字企业表现出革命者和寡头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对传统企业而言，平台型数字企业就是一个革命者。例如，传统商业平台会出现交易成本较高或者消费者难以退货等问题，而在电商平台上，退货会更加容易。因为它必须以一种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否则就无法吸引消费者和商家入驻。平台型数字企业不仅重塑了商业模式、金融活动和劳动力管理模式，还重塑了信息传播、娱乐、社会互动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传统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平台型数字企业会在新流量的基础上形成寡头效应。起初，平台型数字企业会通过补贴大量成本，让数字世界的交易运营起来，而平台的补贴往往来自于资本。资本通过补贴吸引大量商家和消费者的参与，且这种参与度往往体现为日活跃度。这就代表了一种新的未来，换言之，只要能刷到一定的日活跃度，平台就可以向资本交出满意的答卷。上市平台企业的股价也会不断上升，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流量。由于元宇宙是一个新大陆，在其中，流量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有流量就会有资本的介入。资本会首先控制流量，然后通过流量强化寡头地位，这也是资本的最终目标。只有在获得寡头地位之后，才可以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流量，而这样的流量就意味着未来的利益。所以，平台型数字企业以革命者的方式进入，然后在不断的运作当中形成新的寡头地位。

通常来说，政府对于平台型数字企业的态度较为矛盾。平台型数字企业是政府战略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里的战略合法性是指政府一系列战略考虑的组合，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财税重要来源。数字平台意味着新的税收来源，因此，扶植一个新的平台就相当于开发一个新的税源，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税收。当然，此处税收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其他地方税收的减少。然而，由于数据能够反复多次加入生产过程之中，因此相较于传统的物质产品，数据具有更强的生产潜力。同时，数字平台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工具，而这种税收对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说往往是有利的，因此，政府会支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第二，产业升级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需要依靠其辖区内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较优的位置。克里斯·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和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ca）使用“技术经济范式”来描述新兴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和企业行为过程的影响。如果一国的核心支柱企业主要生产农业品和初级工业品，那么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该国的这些企业就会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最终影响政府的整体财政收入。因此，政府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平台型数字企业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这对于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第三，新的国家竞争力。平台型数字企业往往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上不断投入大量资金，而这些又构成新型基础设施。例如，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领域，平台型数字企业对这些数字技术的占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此早有所言：“新技术对维持经济竞争力和国家权力至关重要。”因此，这些技术所取得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国家的整体发展。

第四，国防工业辅助。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的重要经验是军事工业的民用化。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的研究表明，一些曾经只提供给军方使用的技术，现在已经延伸至各州政府和执法机构。而平台型数字企业的整体运营所涉及的大量数字技术（如云计算、人工智能）都是国防工业的重要辅助和支撑。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技术的两面性，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有助于维持甚至扩大国家的整体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这种新兴技术可能对国家的传统角色提出挑战。

上述原因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于平台型数字企业。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平台型数字企业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功能替代，因为在数字世界当中，平台型数字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类政府的存在。例如，其在平台内针对不同商铺和消费者之间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类司法的功能，同时，平台型数字企业打击存在于平台中的黑色产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类行政能力的体现。平台型数字企业不仅会形成强大的高效率动员组织，还会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和媒介平台。总之，平台型数字企业会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强大能力，而这种多元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实现政治转化的。

三、为何政府需要深度介入元宇宙之中？

政府需要深度介入元宇宙的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数字非正义向物理空间的外溢使得政府介入变得极为必要。数字世界正在产生大量新的非正义内容。数字世界在建立时更多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理想。然而，在实际过程当中，由于缺乏政府监管，数字世界中出现了大量的黑色交易，也产生了数字歧视、数字剥削等一系列问题。例如，人们使用谷歌浏览器进行搜索时，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看到高薪工作的广告。因此，阿米特·达塔（Amit Datta）呼吁软件工程师“生产机器学习的算法，从而自动避免对用户的歧视，并为用户提供更加透明的信息”。再如，有研究表明，“零工经济”（gig economy）平台中所体现出的强大算法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按需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问题。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也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当一个新的技术进入经济，它会召唤新的安排——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模式”。质言之，数字世界通过代码、算法和规则将用户驯服为数字劳动者。由此，数字消费“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犯罪已经成为数字世界中的常态内容，同时，数字世界中的犯罪又可能会外溢到物理空间。例如，大量侵犯他人权益的数字事件可能会使利益受损者精神崩溃，并在物理空间中制造悲剧。另一个典型数字非正义的案例就是比特币。比特币作为一种数字货币之前主要用于黑市交易，然而其影响正在进入物理空间。例如，比特币的交易价格在2021年3月份一度达到6万美元，这就是其影响外溢的典型例证。比特币本身只应该用于数字世界的交易，将其折算为法币本身就是外溢的表现。比特币价格的高涨也使得针对比特币的犯罪成为一种新形态，同时，黑客在勒索事件中也往往以加密货币作为交易工具。

第二，数字世界正在政治化，而正在生成的元宇宙空间同样会成为政治角逐的重要场所。数字技术和平台都可能被用于政治，这一点已经在国外的案例中得到体现。例如，美国运用推特等工具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并推动了第三波国家的政局变动，同时，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中，这些数字平台也会对人们的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前些年的案例所表明的，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团队就雇佣了“剑桥分析”，对脸书的个人数据进行分析和舆情扰动，从而为特朗普的选举获胜服务。伴随着人们在元宇宙空间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些新的空间便可能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场所。

作为潜在的替代者，企业和企业家在西方政治中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目前，在西方已经出现了新的政党类型，即商业公司型政党（business firm party）。这类政党把商业公司运营的一整套架构移植到政治领域，并以政党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由于其多次获得执政地位，意大利力量党在政治中的运作非常高效和成功。另一个重要案例是他信在泰国领导的泰爱泰党。他信的泰爱泰党也曾经一度获得执政地位，但是泰国的军事政变打断了正常的政治进程，并最终使得泰爱泰党走向失败。另外，特朗普以企业家的身份介入政治也是典型例证。这也与美国的政党制度有密切关系，不同于欧洲传统政党，美国政党是例外主义的政党。美国政党更多的是一个选举标签。尽管特朗普之前与共和党并无密切联系，但特朗普最终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超级平台的企业家将来有可能参与政治，因为美国是一个可以跨领域、形成综合性垄断的国家。换言之，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在迅速消失。对于这一点，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就提出过批评。沃尔泽认为，自主分配是实现复合平等的正当方式，而自主分配的红线就是“不管哪一种社会物品X都不应该这样进行分配：拥有社会物品Y的人不能因为他拥有Y而不考虑社会物品X的社会意义而占有X”。

美国目前却正在出现一种跨领域的垄断。亚马逊、微软、谷歌等企业正逐渐成为跨越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庞然大物，而像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这样的商业领袖，本身在民众中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因此，一旦这样的企业家宣布参与总统选举，就很有可能获得特殊优势。而企业家直接参与政治的最大风险，就在于其反体制的特征。企业家的思路与政治家不同，政治家会平衡各方面的要素，企业家可能更多地会希望将企业运作的规律移植到政治领域，而这对政治领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颠覆性。正如特朗普四年任期时反映的特征一样，这种颠覆性不仅将对美国社会产生长期影响，而且对全球治理和世界政治都会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影响。换言之，平台型数字企业可能将数字资本权力转化为现实社会力量，从而实现其政治版图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进入元宇宙这类的数字世界。平台型数字企业在数字世界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发挥出类政府的功能，并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如果未来平台型数字企业不受到一定限制，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它就可以更换一件外套成为政治家，进而削弱国家独立的控制权。

总之，在目前的元宇宙空间中，政府更多是一种弱存在。例如，在元宇宙的整体秩序搭建中，Meta、亚马逊、微软、英伟达等头部企业明显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换言之，平台型数字企业已经在发挥类似于隐性政府的功能，这就使得平台型数字企业与政府之间产生了一种内在竞争关系，也意味着政府必须进入元宇宙才能夺回领导权。政府在元宇宙中的弱存在，意味着其影响力在元宇宙中被不断边缘化。政府原本是物理空间的中心，然而在元宇宙空间中，由于其不进入的行为最终导致自身被边缘化，并且政府拒绝数字化的程度越深，被边缘化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政党亦是如此。因此，对于政府、国家和政党而言，数字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四、元宇宙空间中的政府建构与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政府进入元宇宙空间具备某种符号意义，意味着要在元宇宙空间重新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对于新进入的政府而言，习惯性思维可能是政府规则的数字化，也就是将政府在物理空间中的一整套规则或传统思路直接迁移到元宇宙空间中。这种思路在元宇宙空间政府建构的过程中会遭遇许多困难，原因在于元宇宙空间的运行规则与物理空间已大大不同。首先，政府需要克服组织上的内生性矛盾与分歧，并打破由于各部门的分割和孤立所导致的信息孤岛，从而建立起融通政府内外数字信息的新型治理网络；其次，数字技术对政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组织结构，还包括政府收集信息，以及利用相关信息进行决策和管理等行为。

政府要在元宇宙空间中站稳脚跟，其根本要依赖于自身转型以及对元宇宙空间中新规则的理解。经过几十年的运营，数字世界已经形成一些新规则，类似于一块新大陆完成了新的社会契约。此外，在这块新大陆上已经出现了原住民，即最先入驻的拓荒者和平台型数字企业，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实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元宇宙空间发展的早期，政府可以使用强行进入的方法，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因为政府在物理空间是一种强势存在，而元宇宙空间的基础设施在某种意义上需要放在物理空间之中；同时，元宇宙空间运营的能源也是由物理空间提供的，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强行进入是不可阻挡的。

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中，如下两点至关重要：一是观念，二是能力。首先，政府要形成以元宇宙空间为中心的新观念。这一点要依靠强大的学习能力。传统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因为元宇宙空间的建构速度和知识更新速度超乎寻常。例如，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区块链仅有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并且在绝大多数的传统教科书中，并没有关于区块链的知识。而区块链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更短，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对于大量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并不理解区块链。同时，区块链自身较高的知识门槛使得普通人在学习之时具备较大困难。布伦特·米特施塔特（Brent Mittelstadt）建议，政府应该提升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中心的学习能力，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务员需要避免由于不理解新事物从而可能颠覆自身。另外，思考如何将数据和技术为公共利益所用也是政府需要关心的重要事项。同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指出，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还应当得到内部人员的广泛认同，并进一步满足公务人员对于应用数字技术的需求。政府只有掌握新的技术，并将其转化成增强自身能力的工具，才能在发展浪潮中占据主动。因此，学习是观念改变和提升的基础。

其次，政府要形成自身足够的数字能力。在数字能力形成的过程中，除需要依靠基础设施（例如硬件和软件）之外，核心要素是人才。因为只有靠人才的专业技能，才可以组装相关硬件，并运行整个软件，从而帮助政府有效运用这些基础设施。然而，政府的数字人才可能会受到资源和编制的双重约束，因为政府规模本身受到财政和税收的约束，所以不可能大量雇佣数字人才。一旦未来将整个政府过程数字化之后，政府和企业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技术鸿沟，这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能够使政府形成自主的数字能力是一个关键问题，传统的做法通常是政府采用企业外包的方式。然而仅仅是外包还不够，将来需要形成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的双重体制。专职人员是那些在政府中固定工作的数字人才。同时，政府还要通过开放体制来吸纳企业、科研院所的相关数字人才以兼职的身份参与政府的数字治理。

五、政府介入元宇宙空间的原则

虽然政府在短期内可以强行进入元宇宙空间，沿用其在物理空间中的威望和暴力手段，然而，长期来看，如果政府要在元宇宙空间中站稳脚跟，其领导权的根本还是要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元宇宙空间代表着一个新大陆，企业在早期元宇宙构建中主导形成了新的规则和文化，而政府需要依靠自身转型逐步在这个新的世界中获得数字公民的认同。笔者认为，政府介入并获得元宇宙空间领导权的基本原则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仲裁者原则。元宇宙空间中会出现许多冲突，其中以平台间的冲突最具代表性。这种平台间的冲突在初期往往会体现为平台竞争。补贴大战就是典型的平台间冲突。数字平台要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市场占有率，其在早期会利用补贴来吸引参与者。例如，在打车平台运营的早期，滴滴、快滴等平台就长期处于竞争状态，这背后就要依靠大量资本来协助其进行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过度竞争会引起巨大的资源浪费，如城市中运营的共享单车在前些年就出现了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许多单车的平台运营公司在竞争中出现诸多乱象，媒体经常将其报道为“单车坟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然而，这恰恰又是资本运营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在运营中一旦平台垮台，则用户在其中的利益就可能会受损，如用户可能遭遇押金难以退回的问题。当今世界还处于元宇宙发展的早期，平台型数字企业已经围绕元宇宙的入口展开激烈竞争，因此，政府要以一种中间仲裁者的角度进入元宇宙来平衡多方利益并调停平台之间的冲突，或者协助相关平台型数字企业在更加有序的范围内竞争，从而避免无序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政府也可以通过仲裁和调停赢得进一步的公信力。由此，数字公民们就会理解政府介入的必要性，这将促使元宇宙空间进行更加有序的竞争，同时进一步保障数字公民的权益。

第二，数字正义原则。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典型的新弱势群体，如不熟悉数字技术的老年人。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这种数字剥夺会变得更加普遍。这时，元宇宙空间会出现一种“数据暴力”（data violence），并主要表现为对处于数字空间边缘的特殊群体的选择性忽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认为，这种数据的不平等占有，将导致“数据霸权”的享有者极有可能获得数字社会的独裁权力。而这违背了数字赋能的本意，即帮助无权者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换言之，我们在快速进入数字化社会的同时，将面临着大量人口被新的趋势所排斥的问题。如果这种紧张关系长期存在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平衡，甚至是社会冲突。政府赋能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因此，政府介入就要发挥重要的辅助弱势群体的功能。政府要通过差别原则的推行，使得弱势群体在元宇宙空间中得到一定补偿和加强。另外，人工智能同样是元宇宙的核心支撑之一，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则可能使得社会出现较多的失业人口，这也需要政府进行政策调节。例如，向快速智能化的企业收取一定的智能税或数字税，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失业人口的保障和补助，从而使得快速数字化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与平衡。尽管这项政策可能会减缓数字化的速度，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速度减缓会更加有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协调。如果元宇宙推动的快速数字化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那么整个传统秩序就有可能被完全颠覆。

第三，适当干预原则。政府可以适当干预，但是不能形成支配性影响。“干预但非支配”是共和主义思想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的核心思想。佩迪特认为，自由的关键在于非支配，并指出即便“我缺乏实现自主（self-mastery）所需要的意愿和智慧”，也“无人拥有干涉我的专断权力”。政府在元宇宙空间中可以适当干预，因为不干预就无法实现中间者的角色，也无法协助数字弱势群体来恢复正义。然而，这样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因为在元宇宙空间中的基本运营逻辑是个体的自主性。元宇宙空间本身就存在极强的虚拟性特征，这会吸引参与者以更加自主的状态沉浸其中。在元宇宙空间，个体的创新潜能可能会进一步发挥出来，同时不同的参与者以某种多元主义的逻辑相互发生作用，政府的强干预则可能会破坏这种创新和多元的氛围。

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并给社团和企业留出足够的空间。这里可以选用无害原则。换言之，只要不是企业和社团活动中出现明显的有害内容，政府就应该允许其活动。这里并不是完全反对政府干预，而是说政府的干预要采取最小必要原则。换言之，政府的干预需要有一定限度，同时也要尽可能区分一些情境。例如，在一些重大舆情事件或者元宇宙空间中的热点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可能会进行一些引导性干预。然而，在常态之下还是需要元宇宙空间的自行运营，同时鼓励企业和社团在其中积极创新。元宇宙空间会创造一些物理空间很难实现的具有想象力的东西，而想象力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只有持续保持这样的创新，国家的整体数字实力才会不断发展。元宇宙空间包含着未来创新的核心内容。如果用三大系统（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来概括元宇宙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关系，那么物理空间更多需要实现的是秩序功能，而元宇宙空间更多需要实现创新功能，赋权功能在两个系统中需要并存。通过在元宇宙空间中采取弱干预原则，政府进入后可能会获得某种长期认同，即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如果政府进入元宇宙空间秩序之后强行改变元宇宙空间的规则，最终可能会引发元宇宙空间的大反抗，因为无论是资本还是平台型数字企业，亦或是数字参与者，都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用脚”投票。

结  语

目前的元宇宙反映了Web3.0的特征。在Web1.0阶段，扁平化和匿名性是其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使人们更乐意进入这一全新的世界。在Web2.0阶段，数字经济在其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然而相应的问题是平台化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者的创新。因此，Web3.0在区块链等技术的基础之上，力图重新实现一种互联网内生的扁平性和匿名性。在元宇宙建设过程中，平台型数字企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类企业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平台型数字企业以某种革命者的角色出现，其对传统产业形成颠覆效应，这意味着其在元宇宙空间中会构建一个基于美好愿景的全新世界；另一方面，平台型数字企业在元宇宙构建的过程中利用其软硬件以及人才优势形成全面而巨大的平台效应。同时，平台型数字企业也构成了政府战略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这使得政府不得不依赖平台型企业。无论是在财政税收还是在新的国家竞争力方面，平台型企业都对政府形成全面性支撑。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充分推动整个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则不得不依赖平台型企业。然而，这其中形成悖谬的是，平台型企业在功能上又会对政府形成某种意义的替代，因为在元宇宙空间中平台型企业已经在发挥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功能。这也使得政府介入元宇宙之中就会变得极为重要。

目前，在数字领域出现了许多非正义的现象。例如，数字剥削问题与平台经济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数字歧视和数字暴力等也成为重要问题。尽管元宇宙仍然在发展的初期，但是这些元素已经出现在元宇宙目前已经构建的内容之中，并且这样的数字非正义正在从元宇宙空间向物理空间外溢，使得政府的介入变得极为必要。同时，元宇宙空间也在进一步政治化。在元宇宙空间中已经获得优势地位的平台型数字企业很可能会将这种新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这一点在西方政治中已经表现出一些端倪。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需要通过深度介入来重新获得在数字空间中的领导权。当然，政府在元宇宙空间的介入不应该是粗暴和刚性进入，政府要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元宇宙中新规则的深刻理解，逐步在元宇宙空间中获得更为广泛和牢固的数字认同。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以元宇宙空间的新规则为中心，调整自己的观念并通过强大的学习能力形成新的元宇宙思维。同时，政府还需要在元宇宙思维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强大的数字能力，以支撑自己在元宇宙空间的新治理功能。整体来看，政府介入元宇宙空间仍然需要有一定的原则，政府对元宇宙的介入不能以一种机械介入的方式来展开，而应该是一种有机介入。这种有机的介入要求政府在元宇宙空间中以某种中间仲裁者的角色出现，并遵从数字正义原则，对空间中的相应事务进行适度干预，过度干预可能会使得元宇宙空间的创新力不足。如果放弃数字正义，则可能会使元宇宙空间中的暴力、歧视、剥削等元素肆意横行。在笔者提出的这三大原则之中，仲裁者原则是核心。这也是政府介入元宇宙空间的基本准则。在元宇宙空间中，政府需要通过一种深入而非弥散性的介入，通过良性互动和适度干预以及阶段性地实现数字正义，以形成长期的数字文化认同。

注：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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