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德 胡泳|重思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关系——以图底关系为方法论的本土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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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政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助理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一期第74至第84页
重思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关系
——以图底关系为方法论的本土化考察
摘要
Abstract
作为“新基建”的核心内容，数字基础设施在我国备受瞩目，但相关研究过重技术本身之“新”，往往落入功能主义窠臼并流于过誉，忽视了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间蕴藏的冲突。如果引入麦克卢汉的图底关系方法论予以反思，就不难发现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呈现为一组由图底关系过程组成的装配：它通过图底互逆过程使人的角色在“伺服系统”与“用户”间波动；通过图底竞争过程与自然展开复杂博弈，暗中促逼自然交出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令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的关系极有可能偏离变和博弈，逼近零和博弈。上述装配存在但不尽合理，学界、业界有必要回归中国语境，将数字基础设施嵌入其与人、自然结成的图底关系网中加以理解并重思利弊。
关键词
Key words
数字基础设施；图底关系；图底互逆；图底竞争
一、引言
自《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宣布建设“数字中国”并将“泛在先进的基础设施”界定为信息化发展的基石至今，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内容的“新基建”愈益引人瞩目，其不仅被视作“人口红利之后的第二波要素红利”，还被誉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依托。该趋势在“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跃居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施政重点之后臻于全盛。一时间，聚焦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解决方案层见叠出，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内涵、范围、发展规律等元问题仍然认识不足，相关对策性研究尤其较难超越经济效益优先原则。正视并反思数字基础设施于民生、环境领域实际存在和可能诱发的负外部性，这使“新基建”在实践中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呈现出一定张力。因此，如何深刻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关系已是当今要务，而达致上述目标的逻辑起点，正是把近乎浮词的“数字基础设施”概念问题化。
尽管国内学界对何谓数字基础设施众说纷纭，但诸多定义殊途同归地暴露出将质变诠释为量变的简化倾向：研究者一方面承认数字基础设施是足以改写人类未来、重构人-物/物-物关系乃至催生新物种的全局性颠覆力量，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把此类复杂善变的宏观力量降解成特定数字媒介的特定效验，即云计算、5G、数据中心、物联网、区块链、智能终端对社会生活以及交通、物流、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叠加、增强与完善。该倾向屡屡导致研究者以发现新大陆的口吻复述着不出功能主义窠臼的预言，普遍忽视了数字基础设施从诞生伊始就酝酿着空前剧烈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让数字基础设施与其说是被人“科学测控”的工程客体，不如说是符号流、物质流、社会流交织生成的装配（assemblage）——它缺乏统一内核且不断被人/非人的行动“组合起来”（being put together），因此涵育着异质性、权宜性的秩序以及欲望、情感和权力斗争。
当我们讨论作为装配的数字基础设施概念时，我们既不是在讨论一个用“数字媒介”作定语修饰“基础设施”的偏正短语，也不是在讨论一个用“基础设施”映射“数字媒介”的结构隐喻，而是在讨论一连串充满比特、原子相生相克关系的位移过程，它们使“数字媒介”“基础设施”的意义域敞开边界，与多元他者参差互文并发生共变，集体见证数字基础设施的涌现。可以说，理解上述过程即理解数字基础设施本身，但这谈何容易？
毕竟，张先广（Peter Zhang）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长子早在七年前的那场辩论就已告诫我们：采取装配视角意味着克服为技术物赋予独一无二、精确无误的本质的认知惯习，同时否思把技术物的涌现当成向社会场域叠加额外附件的思维定势，转而承扬麦克卢汉关注间性（interality）的媒介环境学精神——抛弃动力因（efficient causality）的线性意识形态，探索技术物、环境与人之间变化多端的图底关系（figure-ground relationships），像诗人那样使不可见者可见，使不可闻者可闻，使不可言者可言。这种围绕图底关系相颉颃的研究路径激荡着诗学冲动，与饱受功能主义规训的传播学方法论大相径庭，如麦克卢汉所言：“我始于底，别人始于图。我执果索因，而传统研究模式首先就武断选择某些‘原因’，然后将其与某些效果匹配，这随意的匹配引发了碎片化的肤浅。我不自带观点，只是简单地和整体情境打交道，整体情境就是显眼的图映照着隐晦的底。”
上述评论与本文对当代数字基础设施研究的批判遥相呼应，揭示了立足图底关系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启发意义。那么，由这一理论谱系来看，图底关系究竟牵涉怎样的关系构型？具体深入中国语境，数字基础设施又生成于怎样的图底关系之中？下文将对此逐步展开讨论。
二、从图底关系到数字基础设施
说起图底关系的理论谱系，多数人会追溯到1915年格式塔心理学家设计的鲁宾瓶（Rubin’s Vase）。如图1所示，当你凝视画幅中央时，你的意识里将浮现一只敞口、细腰、高圈足的瓶；当你凝视画幅两侧时，你的意识里将浮现两张对望的人脸。瓶和人脸极难被同时看见，因为任何一方从意识里浮现，都意味着另一方退隐，而在通常情境下，瓶比人脸的浮现率要高。鲁宾由此指出：当视野内的两个区域共享边界时，擅于利用边界在人的意识里塑造出形状的区域为图，反之为底。后世研究陆续发现，图和底相比往往具备以下某种或数种特征：面积更小、布局更对称、明度更高、被全包围、轮廓上的凸面更多、看起来更像熟悉事物等。这些特征使图比底更容易令人感到“有意义”，并因此被人优先识记，但图和底并非二元对立，倘若人的观察角度或经验体系发生改变，曾经鲜明的图底关系就会趋向逆转、模糊、混乱，刺激人产生新的认知。
图1 “鲁宾瓶”原型
然而，对格式塔学派居功至伟的“鲁宾瓶”并非本文重点，因为它的盛名也使图底关系研究在晚近愈发偏向微观实验室环境里的心理测评，这极大地掩翳了图底关系理论在20世纪前的宏观脉络，而上述脉络恰好与本文讨论的基础设施息息相关。对本文更重要的不是20世纪初诞生了格式塔学派的德国，而是巴洛克时期的罗马。时间退回1736年，意大利建筑师詹巴蒂斯塔·诺利（Giambattista Nolli）接到教皇克勉十二世（Clement XII）谕旨，后者希望看到一幅极尽详密的罗马地图，以便推行城市分区管理体制改革。历经12年测绘，诺利在1748年完成了由12块铜版刻就的《大罗马地图》（Pianta Grande di Roma），这幅地图颠覆了从鸟瞰角度重点渲染少数地标外廓的制图传统，成为史上首个依据图底关系全面、精确厘定公私界限的城市平面图。
诺利把宅邸、园苑、商店、作坊等私有领域内的细节省略，并化零为整地用冗余性剖碎线（poché）填实，然后把具有公共性的市政建筑全部留白，充分展现其内外空间布局（图2）。上述技法使路网、广场、河道、桥梁、码头、城防工事、水利工程等一系列被人熟视无睹的基础设施显得空前夺目，从消极、空虚、次要的底跃升为积极、有意义、引人关注的图。透过诺利的笔触，人们发现基础设施通过塑造公共空间使自身成长为对罗马不可或缺的媒介：它是把物理质料与社会生活编织为一体的生成性要素（generating ingredient），是整个城市结构赖以涌现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它，罗马将失去城市肌理的连续性、开放性与生命力，崩解为无数孤立、僵死的碎片。
图2 《大罗马地图》及万神庙周边的细节
诺利不是一名传播理论家，但他或许是最早诉诸图底关系并揭示基础设施即媒介的实践者，他用非语言方式与麦克卢汉的导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达成了微妙的默契。20世纪20—30年代，英尼斯从搭乘火车、独木舟考察北美大宗货物贸易的实践中逐渐发现，基础设施位于媒介理论的核心。但比百年前的诺利更激进的是：英尼斯对基础设施何以作为媒介的理解虽始于交通、公共工程等通俗范畴，但极大地超越了它们，乃至发展到用基础设施描述一个由土地、技术、制度交叉而成的活动层（a plane of activity）：在这里，自然与文化、人与非人、科学与人道、技术与环境的人为区分消失了，环境、工具和行为彼此汇聚，创造出灵活、耐久的结构，奠定了居住、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上述洞见促使英尼斯写出了《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这样的名著，在传播学界开启了颠覆“重图轻底”传统的先声，通过深挖历史、经验之底来洞察媒介建构新服务环境、重组社会经验的模式及其利弊，同时详析不同媒介塑造的文明形态如何与相应的物质条件结成可逆、恒变的图底关系。正是受到英尼斯的持续影响，麦克卢汉在晚年发展出了立足图底关系理解媒介的方法：
（格式塔学派的研究范围）需要被拓宽以便容纳知觉与意识的全部结构。所有情境都包括一个受注意区（图）和一个更大的被忽视区（底），二者跨越并界定了彼此共享的边界，间隔不断地相互强迫、游戏……图从底中升起，又退回底，底是由其他所有可用的图组成的构型……按照顺序，底比图出现得早。底是图在即将显形前投出的影子。任何技术或人工物都产自它们的底，后者也是促成这些技术或人工物发挥服务/破坏作用的总体环境（媒介）。
上述方法包含三方面：(1)在宏观尺度上重点关切作为总体环境（媒介）的底；(2)具体分析图底的相互作用机制；(3)谨慎权衡底的利弊。其中，第(2)方面可被细化为四元组（tetrad）：提升（enhancement），把底的局部要素凸显为图或让现存的图更明显；淘汰（obsolescence），让现存的图退隐回底中；恢复（retrieval），让底凭借某种新情境重获图的角色；逆转（reversal），现存的图与底令彼此超负荷运作（overload）达到极限，以至于它们彻底颠倒了各自的角色并呈现出一种互补的构型。
不难发现，晚年的麦克卢汉既克服了格式塔学派聚焦微观实验室环境的局限，又比诺利和英尼斯更明确、更辩证地将图底关系作为针对总体环境（媒介）的研究方法予以贯彻。纵然他没有专门结合基础设施来阐释图底关系，但他对底，或者说隐蔽环境的关切已昭示了最根本的基础设施意识。受此启发，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提出了基础设施主义（infrastructuralism），即关切那些退隐为底的媒介（media that stand under）开展的一切最基本、乏味、平凡或有害的组织、定位工作，追问这些媒介如何通过人工设计和自然过程令我们习焉不察，如何以底的姿态衬托出人为自然/文化建构的区分，如何在塑造宏观世界秩序的同时靠中立、抽象的假面掩饰政治、宗教偏私，由此搅动变化。值得强调的是，彼得斯与时俱进地把视域推向了被他称作“人与非人组成的杂合网络”的数字基础设施，尽管着墨不多，但足以和英尼斯遥相共鸣，并对后续研究产生深刻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本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麦克卢汉的图底分析法探索彼得斯的未尽事宜，即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存在于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中”，又如何在图-底光谱上发生复杂波动，进而改写上述关系。
不过，本文无意在麦克卢汉和彼得斯的余荫下更相祖述，因为他们的学说从西方语境诞生后，或多或少缺失了至关理论成长的“旅行”环节，而我国大力推进“新基建”恰好为促成理论旅行提供了契机。已有中国学者呼吁：切忌把数字基础设施当成数字技术与物理基础设施的融合，因为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独特性体现为大尺度创新系统和复杂社会系统的共同演变过程，其中涉及众多相互演变的子系统，这意味着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仅凭科学政策、创新政策、部门政策等分散政策，不再适合处理社会-技术复杂性和预期的长远变化。但是，迄今鲜有研究深入分析上述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具体后果，这种认知层面的滞后与高速迭代的技术之间颇富张力，也使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与人、自然之关系愈发迷离。如此情势下，以图底关系为方法剖视中国问题，不失为交补中西、探赜索隐的尝试。所以，下文将紧扣中国语境展开，分别讨论数字基础设施与人、自然结成的二位一体式图底关系：图底互逆、图底竞争。这组呈现为动态过程的关系构型即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招致的具体后果，若我们像麦克卢汉那样透过“后视镜”来执果索因，或能对“何谓数字基础设施？”产生不主故常的本土化理解。
三、图底互逆: 人的角色在数字基础设施的“伺服系统”与“用户”间波动
传统的功能主义社会学通常认为基础设施与人是典型的客体与主体，或底与图的关系。比如我国《社会科学大词典》就断定基础设施是“为保证生产和居民生活等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服务系统的总称”，人“必须对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以保证项目建成投产后尽快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这种定义凸显了主体（图）较之于客体（底）的绝对优先与支配性，和现代化建设以来广受宣传的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呼应。当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转变，“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分布式智能、多中台协同、海量服务随需调用的技术体系”等未来主义话语又跃居新宣传热点，可它们对技术工具论的图底观报以恋旧情结，很少注意到麦克卢汉提醒过我们：“所有传播模式里，若底发生变化，图也会被新界面改变”。
不过，纵有各路意识形态冀求把变化藏进基础性遮蔽（infrastructural concealment）底部，仍有一些敏感的瞭望者捕捉到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异动，典型例证是国内最近对人工智能和人工（manual labor）关系的反思。业界、学界倾向认为人工智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它使5G传输的大数据被自动采集、存储、分析、反馈，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助推人机协同，令机器取代重复、枯燥和危险的人工，为人奉上创意岗位、自由发展机遇、闲暇和高端体验。若不出意外，上述逻辑通顺的观点可能在纯理论状态下持续自洽，但与此同时，刷新欧洲A轮融资最高纪录的Engineer.AI公司，以及谷歌的民生服务平台Duplex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曝光，有40%~80%的人工智能靠廉价人工冒充，而英国风投机构MMC调查发现，有40%的人工智能“新”公司徒具噱头。此等奇闻使国内部分媒体开始倡议：“在人工智能频频变成‘智能的人工’的今天，是时候警惕AI背后的人类了。”这种倡议和“新基建”带动的流行思潮相比不成气候，却以非常具有麦克卢汉风格的口吻启发了我们：与数字基础设施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人不一定总是处于图的位分。
2020年2月25日，恰逢“新基建”载入政府工作报告前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问世五年后的第二批新职业中，人工智能训练师名列其内。随后一年来，当种种标新立异的“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弄潮舆论浪尖时，鲜有人把视线投向晋豫冀蒙黑等内陆省份的县域数据工厂——在那里的外包平台终端上，月薪3000元左右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年无休，从事语音辨识、图像记号点标注、脏数据清洗等低技术含量劳动，帮助人工智能理解世界。他们/她们为科技公司创造千万元产值，但“工作程序和工作效果都是‘看不见’的，就像是存在于AI和数字经济背后的‘幽灵工作’”。
据调查，我国从事数据标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约50万人，2022年后将增至500万人，但仍难填补加速扩大的用工缺口，今后会有越来越多人在工厂、医疗、交通等场景幕后“不断培养和训练帮助AI产品‘长大成人’，让其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各种问题”。尽管科技公司制造了一些半自动标注工具，但我国数据科学家蔡莉等人发现，这些工具理解复杂社会情境的效率极低，且在长时间内难有突破，所以我国人工标注占70%。如果技治主义者曾许诺让人工智能成为数字基础设施“以人为中心”的依凭，那么年均增长450%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恰恰证明数字基础设施以人为底的现实。我国数据标注平台普遍靠众包分配标注任务，这使“百度（山西）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产业基地”等显性数据工厂以外的隐性工厂可以借5G遍布千家万户，让形形色色“从设备商那里得到业务，然后自己组建团队，建立微信群”的幽灵工人在不用到公司打卡且工作时间灵活的环境里随处集散。而数字基础设施让我们离“万物智联”越来越近，人人都可能是人工智能训练师，因为数据标注要调动经验推断、具身操作、多模态识别等“人类的不可计算的生命活动……它植根于我们共享的生活形式，并且依赖我们鲜活的身体”，这使人工智能非但很难淘汰人工以求自立，反倒要频繁征调人的判断力辅弼它消化大数据里的未知信息，它只能与数据标注行业共舞着迈向人机耦合时代。更进一步，一旦数字基础设施促成了“万物智联”，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外延也将超溢数据标注员，泛化成全部社会角色的共性，因为人工智能已“不仅仅是机器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跟周围环境的互动和关系化的问题……和我们已经进入一种共生关系之中，那么我们每次活动实际上是在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当多数人把目光聚焦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物上，后者恰在图底关系中反客为主、反底为图，筑起拜物教的神坛，把技术物凝聚的人类劳动和关系湮没在祭火下的阴影里。如麦克卢汉所言：“通过不断悦纳技术，我们以担当伺服系统（servomechanism）的方式与技术建立关系。技术是人的延伸，人为了用技术就须伺服它们，但又把它们当成上帝或小宗教来崇拜”。在数字基础设施把数字化生存的一举一动转换为训练人工智能的分工之际，以图自诩的我们频频出让着图的位分，却像眷念“万物智联”景观的新型那喀索斯一样，陶醉地将自己充当伺服系统的真相淡忘了。
那么，“频频出让着图的位分”是否代表我们陷入了技术硬决定论的宿命？不然。麦克卢汉把图底关系变迁的四元机制视作灵活互化的连续体，这启发我们既要看到数字基础设施逆袭为图的异动，又要看到人在充当伺服系统的过程中虽不再独占“万物智联”景观的构图中心，却也绝非坐困底部乃至丧尽向图复归的主体性。当我们把宏观、整体尺度的“人”的概念降维并代入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层次，就会看见作为数字基础设施伺服系统的人同时扮演着另一重角色，即哈蒂姆·布姆哈瓦德（Hatim Boumhaouad）所说的用户（l’usager）。布姆哈瓦德指出：在数字人文语境中，一个用户不是纯粹的个体人，也不是纯粹的数字设备，而是个体人与数字设备的具体交往关系所新生的第三方实体（une troisième entité）。这些实体可被理解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描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他们/她们和同样是行动者的技术物缔结关系，却没有被上述关系赋予优先性，所以技术物和他们/她们交往时会用预制的使用规则、条件去框限他们/她们的行动潜势，但他们/她们也会依据自身的利益和资源对技术物提出的规则、条件加以转译，还会把经过转译的意向铭刻进技术物里。相应地，技术物也会对用户的意向再做转译，但任何转译皆非单向度施动，而是互相定义和铭刻，所以转译的一切既成后果都出自行动者的协商，且面临随即发生的新后果的挑战，可以随时逆转。
由此，反观加速嵌入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国社会，就不难发现作为伺服系统的人虽在“赛博格化”的后人类大潮下频频出让着图的位分，但同样作为用户的他们/她们并未使图的位分彻底失守——当他们/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陆续遭遇数字基础设施控制时，逆反控制的转译与铭刻从未停止，最典型的例证莫过外卖骑手。这些用高体力消耗、低技术含量的人工来帮数字基础设施把“智能”服务真正落实的人奔命街头，比数据标注员更直接地充当着伺服系统，但正如束开荣对47位骑手的深度访谈所示：被外卖平台及其算法“困在系统里”的他们/她们不甘逆来顺受，于是把自身铭刻成了屏幕点击刷单器、外挂和虚拟定位软件等“技术盗猎设备”的用户，由此挑战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的时空秩序，协调平台对自身的实时管控与利益冲突。不宁唯是，孙萍通过考察IT程序员这群伺服数字基础设施代码框架的人发现：他们/她们纵然身处“去技术化和电子监狱式的控制”，仍不忘把技术提出的异化要求转译成“码农”等逆反性集体话语，使后者成为彼此“挑战不平等、不安定境况的有力武器”——2019年，这种逆反转译在以Github为据点的“996.ICU”运动中借制造舆论，赢得了多元行动者支持，程序员们甚至设计出反“996”的开源软件，直接把集体意向铭刻进数字基础设施。除了成年用户向数字基础设施发起的种种逆反，朱政德、胡泳对“童模妞妞受虐案”的追踪调查则发现，即便在儿童这一“情感无价”的神圣化角色也被数字基础设施吸纳进伺服系统之际，只要舆论抗争、媒体监督和干预技术结构的行政管理及时到场，最无力自保的“数字童工”也有望逆反角色，摆脱人权异化的例外状态。
综上所述，人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关系在我国呈现为图底互逆（commutative reversal）过程，即人的角色在数字基础设施的“伺服系统”与“用户”之间交互波动、更相逆转。一方面，人和数字基础设施打交道的过程使人被逆袭并吸纳为伺服系统，变成比数字基础设施更“基础”的生命基础设施，乃至频频以底的位分去支撑数字基础设施获得“智能”，维持运作。另一方面，人又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寻找各种技术、文化、政治、情感资源，把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力转译为用户主体性，尽其可能向图的位分复归——此番行动或轻而易举，或屡遭梗阻，但不曾止步。因此，图底互逆的核心特征在于“互”所彰显的可逆性、反复性，该特征使人和数字基础设施无法形成层级严明的图底关系定局，只能形成充满权宜色彩的图底关系变局。诚然，上述变局让我们较难得出此方业已（或终将）覆压彼方的论断，但这并不代表围绕图的位分浮沉波动的人与数字基础设施达到了各得其所的均势。事实上，在“麻木不仁的伺服系统”和“全面发展的用户”这两大极端之间，存在一段蕴涵各色处于渐变状态的光谱，不同的人因自身条件不同而错落分布，可是，若要促成多数人（或帕累托法则制造的80%劣势者）有效抵抗技术异化并朝着“全面发展的用户”位移，仍然难称容易。以之前提到的外卖骑手为例，他们/她们的逆反行动可被视作弱者武器，此等武器或多或少遏制了他们/她们由图到底的下沉趋势，但缺乏组织性和可持续性，治标不治本，尚不足以使他们/她们充分获致“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若要使人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图底互逆关系过程在我国真正趋向和谐甚至大同，不能仅靠弱者武器在日常细节上针对个别技术物发起逆反，还需要让人“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换言之，人在伺服系统与用户这两重角色间的波动能否向善演变，能否避免从“图底互逆”之变局转向“图底已逆”之定局，取决于不甘充当伺服系统的个体能否团结起来，把微观、具体的弱者武器整合并转译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的社会技术（在整体上以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为最终目的的实践、动作和随之而来的机械发明），稳步剔除数字基础设施凝聚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目前来看，上述愿景任重而道远。
四、图底竞争: 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的复杂博弈
在我国，传统的功能主义社会学通常把基础设施描绘成明显异于自然的人造生态系统，它高效摄入自然物质、能量然后转化输出，以图的角色和自然结成图底关系，能强力覆盖并改造自然之底，却往往“没有把污染治理设施同时纳入计划，造成了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污染源也不断增加”。时移世异，当基础设施转变为数字基础设施，后者相对自然来说依旧是位分显耀的图，但国内业界、学界倾向认为此时之图已非彼时之图，因为数字基础设施与物理实体解耦且吞吐着虚拟的数据流，足以用信息联动式线上活动抵消线下出行产生的能耗与碳排放，同时让通信、供电、燃气、给排水、废弃物管理等传统基础设施被智能化，进而规避负外部性。
若把上述倾向转译成一则流行譬喻，即：数字基础设施仿佛清虚玄妙、高逸出尘的“云”，它对自然之底报以空前的荫护而非玷污。可是，端凝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国人似乎遗忘了“总为浮云能蔽日”的先贤忧思，以致其中多数很难像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这等旁观者那般较早看清：被喻为“云”的数字技术往往因其鲜为人知的电子污染（e-pollution）而悄然蜕化成“乌云”，而“中国和许多不富裕国家废弃了倚叠如山的计算机部件，由此滋生了危险的化学流毒”。
莫斯可的“乌云”之叹或能用来提醒我们勿把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想象得过于融洽，这呼应着麦克卢汉描述的图底竞争局面：“图和底无不通过双方穿插形成的间隙向对方施加压力，处于动态的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之中。间隙要靠共振维持，绝非静止。”一旦这微妙的权宜性共振被颠破，图和底就将失去各得其所的博弈均衡状态，集体陷入在变和博弈、零和博弈间升沉的复杂情境，即：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图的角色，或将随着它激活了“善治自然”的可供性而被增强，或将随着它张扬了“滥用自然”的可供性而被淘汰——此时，自然会通过灾害等极端手段宣示主权，短期或长期地复辟自己作为图的角色，由是向数字基础设施发起严厉的报复。所以，分析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之关系，亟须纠正布满学界、业界的数字乌托邦情结，以便全面理解图底竞争所涉及的复杂博弈。
庆幸的是，国内传播学者已开始将目光投向电子废物的污染问题，揭露数字技术的毒性和非清洁设计，倡议打破将数字技术无条件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救世主迷思”。这对剖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提供了有益启发。事实上，早在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颁布之初就有调查显示：中国的电子废物产量从2005年（约100万吨）到2016年（约600万吨）增长了500%，每年有150万吨~330万吨的电子废物被主要来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的贸易商非法转运入境，使中国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废物倾倒场。与此同时，有44万人在龙塘、大沥、台州、贵屿（仅此镇就有10万处理工）等地的私营作坊用锤击、手动分拣、露天焚烧、酸浸等高污染技法提炼电子废物里的金属——他们/她们隐藏在作为图的数字基础设施背后，把自身和自然都置于底的位分来承受图的毒害。
近期统计则揭示，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废物生产国，每年有7000多万电子废件被拆除，电子废物总产量由720万吨飙升至1010万吨，至2030年有望企及2700万吨。尽管《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使境外电子废物的非法进口在2020年末得到空前打压，但国产电子废物还是难如官方所料的那样达到40%的正规回收率，因为官方常常只统计5种电气和电子设备（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而国际电子废物分类表里其实有54种——若将这54种都考虑在内，国产电子废物的正规回收率仅有15%，此外多数都流入了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地下作坊和黑市。
随着“新基建”兴起，遵循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高速迭代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和将要向自然之底投掷多少电子废物不得而知，但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已不乏由电子废物量剧增引发的自然环境恶化和居民健康危机，倘若继续对数字基础设施藏纳的污染强加掩饰或选择性遗忘，自然之底终将逆袭并反噬我们，强迫我们俯首承认——“万物皆媒”的底色原是“万物皆废”。
诚然，电子废物的污染问题足以反映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博弈的残酷，但这绝非博弈的全部。其原因很简单：在沦为电子废物之前，数字基础设施统御的各种算力装置、网络管路和智能终端从来不是餐风饮露的圣物，而是居高临下地促逼自然之底奉上能源的掠食者。以数字基础设施中用能最多的数据中心和5G基站为例：二者在2020年耗费的电量达2011亿千瓦时（占全国用电量2.7%），到2035年预计达6951亿~7820亿千瓦时（占全国用电量5%~7%），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除了上述耗电重镇，构成数字基础设施的其他技术物也不容小觑：仅仅再过四年，电网内就将添加25亿个智能终端（如电视、电脑、手机、智慧家居与智慧城市服务设施等），它们新增的电力容量预计高达17吉瓦，为了支持这些终端就地消化实时获取的庞杂数据，边缘计算服务器的新增电力容量预计高达39吉瓦。
那么，数额如此之巨的电能从何处获取？是从高蹈物外、光风霁月的“云端”吗？显然不是。我们必须看清当代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从未发生过质变：化石能源占比近85%，其中58%是煤炭——这导致近68%的发电量来自煤电，只有9%来自风电、光伏电为主的清洁可再生能源，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值得强调的是，“相较于对节能技术与指标的重视程度，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整体仍未大规模应用可再生能源”，哪怕到了“碳达峰”计划的截止期2030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里（预计达588464万~616762万吨标准煤）煤炭仍将位居主导，占比46%左右，石油则将增长至20%左右。所以，数字基础设施获取电能的渠道非但难比传统基础设施高明多少，反倒颇具新瓶装旧酒的嫌疑。
中国科学院院士滕吉文等人研究指出：当今中国已陷入油气对外依存度扩大、煤炭燃烧污染严重的双重困境，如何“在学科交叉中创新‘革命’，以达创立高效、清洁、低碳、安全的煤炭应用新途径乃迫在眉睫”。倘若数字基础设施迟迟不能对新能源革命做出切实的贡献，甚至为了继续榨取化石能源而变本加厉地促逼自然之底，那就必然会与后者走向零和博弈，最终两败俱伤。我们不妨将视线从未来感、科技感齐飞的沪广深移向内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它们也曾在现代化进程中出尽风头，某城还享受过“南有香港，北有鹤岗”的美誉，如今却遍布“流浪老哥基地”。国人或许很难想象大兴数字基础设施的沪广深遭遇类似厄运的场面，可即便上述豪邑坐拥“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政策红利的恩泽，无法再生的化石能源也终有耗尽的一日——彼时，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万物智联”图景将在油尽灯枯后跌破“云端”，化作遍地电子废物。
为了正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引入自然资本概念。自然资本包括所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以及由环境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如果将自然资本视为一种经济隐喻，它指的是自然材料、土地和生态系统的有限库存。换言之，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本不是无限的，因而会制约人类行动。可以把自然资本分为两个主要部分：（1）非生物自然资本：包括化石燃料、矿物、金属等不可再生且可耗尽的底土资产，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且不可耗尽的流动能量；（2）生态系统资本：主要包括可再生但也可能被耗尽的生态系统，它给人类提供了广泛的、有价值的服务，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
目前，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发展模式、资源开发方式、环境改造方式正在迅速消耗自然资本。这不仅会产生财务方面的压力（如因资源耗尽而导致的市场价格上涨），还会产生环境方面的压力（如因生态系统的服务机制被破坏，无法有效运作，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难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我们深切怀疑，数字基础设施若无善治，亦有可能同时触发这两种影响。
不过，鉴于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博弈的复杂性，我们不妨在批判之余重温海德格尔的那句提醒：“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明亮地开始闪烁，我们便愈加具有追问之态”。目前已有业界人士开始了追问，比如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所撰《重构地球：AI FOR FEW》，富有代表性地传递了技术精英想靠“技术猛药”救渡“技术痼疾”的筹谋——把人工智能用到极致，为整个地球重新编程，以便纾解食物、能源和水的紧缺。与之相似，阿里云欲借数字基础设施打造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底座，促进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业务融合、协同共治，全局建设生态环境智能决策引擎。种种救渡思路确实各有合理性，但它们何其相似地滑向了技术解决主义的误区！技术精英把自然之底的全部疮痍、全部抗议都视作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殊不知过度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个问题。在渐趋零和博弈的图底竞争过程中，一味增强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图的角色，必将激化它与自然之底的矛盾，加快其超负荷运作以致“物极必反”的倒计时。
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把自然全盘卷入数字基础设施麾下是否正当？是否必要？或许，让数字基础设施与自然远离零和博弈、重归图底共振、趋近变和博弈的良药不是全连接，而是反连接。正如善蒂德瓦（Ś āntideva）那句著名的偈语所言：“何需用皮革把世界覆裹？鞋底大小的皮革就足以支撑你的跋涉”。若将数字基础设施比作正在覆裹自然的“技术皮革”，它在适度范围内开展环境监测确实利于抵消自然界的熵增，但当它不受限制地被科技公司的资本逻辑俘获，就会假环保之名无节度、无休止地安插冗余终端，持续吸引浪费性投资，把大可不必数字化细枝末节的统统数字化，令自然界的熵值不减反增。所以，宣扬全连接貌似为了改良自然，实则助推技术垄断。是时候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那样呼吁技术谦抑（technological modesty）原则了——“我们应提醒自己有如此多的事情无需计算机也能办成，这很重要……我们应提醒自己使用计算机时会失去什么，这同样重要”。
五、结论与讨论
麦克卢汉曾以汽车为例指出，理解“何谓某种媒介？”就是理解这种媒介对人和环境做了什么，他同时强调被媒介改造、创造的环境貌似容器，实为行动过程。倘作如是观，回归中国语境理解“何谓数字基础设施？”亦不再困难。当我们挣脱本质主义的束缚，把数字基础设施嵌入它与人、与自然通过行动建立的图底关系网络中，便不难发现最真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定义恰是图底互逆、图底竞争的过程集合。这些因时而异、随事而迁的关系过程使数字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和影响常变常新。但就目前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阶段性地呈现为一组络合了人与非人的奇异装配：它最初被设计成对人俯首听命的“智能”底座，却在诞生后逆向吸纳了人，使人在“伺服系统”和“用户”这两重角色之间沉浮波动，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去捍卫、重建人的主体性；它凌驾于各种自然地理边界之上，幻化出“万物智联”的和谐图景，却一边高擎“非物质”的幌子，一边又暗中促逼自然之底交出物质，使双方趋近零和博弈。这组装配虽不至于开启末世厄运，却也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寻求救渡之途，尚待有识之士发出盛世危言。而此刻，至少要做到正视问题，勿再粉饰与逃避。
展望未来，无法独占“万物智联”构图中心的我们将和数字基础设施迈向多元共生，这也成为当代数字位移浪潮的最关键走势。所以，后续的传播学研究者既要突破人类中心论，又要突破学科中心论，毕竟“数字位移的一大特点是，过去的边缘会变成中心”，否则像基础设施这种原本被认定与传播学“隔行如隔山”的外缘议题也不会迅速地崭露头角。时至今日，中国传播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物质性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俨然在这场转向中乘势崛起，迈向学界前沿。但是，国内现存研究依然难称充分，遑论颠覆性创新——研究者们不仅极少针对中国社会的典型个案展开田野调查、从中挖掘地方性知识、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层理论，而且普遍缺乏批判意识，将数字基础设施研究矮化为文件注疏、政绩宣传、产品营销甚或概念炒作，这使真正窥察风险的洞见寥若晨星，同时也强烈凸显了把图底关系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在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研究议程中，如何避免见图不见底、见底不彻底的肤浅倾向？如何破除照搬旧有图底观念的思维惰性？如何利用本土经验材料修正、完善、重构图底关系方法论本身？凡此种种，皆须回应。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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