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兵 陈志霞 郑玮博 | 积极还是消极？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CSSCI来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作者简介
●任兵，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志霞（通讯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郑玮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四期第118至第128页
积极还是消极？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
双刃剑效应研究
摘要
Abstract
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公众因偏见和误解将部分基层干部的负面特征刻板化为整个干部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而使其社会身份受损的动态过程。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形象带来直接威胁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政绩效，因此研究干部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是基层干部面对干部污名的两种主要应对方式。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影响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或消极退缩行为的选择，且这两类干预方式对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通过对所搜集的374份两阶段匹配的数据进行分析显示：对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并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正面影响行政绩效；对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引发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并通过消极退缩行为负面影响行政绩效。
关键词
Key words
干部污名；公共服务动机；积极干预行为；消极退缩行为；行政绩效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和基础，而处于国家治理最前线的基层干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践行共同富裕伟大事业的基层底座，是密切联系群众、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相关研究显示，基层干部由于诸多原因业已成为五个高危官员群体之一，其被污名化已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这主要表现在部分群众认为基层干部是“小老虎”，只会“慵懒散馋、吃卡拿要、作威作福、不办实事”等。诸如此类带有歧视性的标签，使得基层干部形象在新媒介生态的舆论场域中，呈现出两面化、脸谱化、极端化、刻板化和污名化等趋势。
党和政府一直格外重视和警惕基层干部的污名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理解、信任和格外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不能因为基层干部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随后，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点是“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基层干部素质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引领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因而基层干部的“去污名化”理应成为当前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共同议题。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当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基层干部污名不仅影响到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进取心，影响其工作绩效，而且会造成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威胁社会稳定和“中国梦”的实现。值得商榷的是，基层干部污名总是降低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吗？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层干部污名会负向影响基层干部的自我评价，产生强烈的焦虑感、无奈感和委屈感，致使其污名认同的形成，进而降低其行政绩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干部污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干部进行反馈控制，采取更有价值的行为开展“去污名化”的集体行动，进而带来社会的进步。具体来讲，基层干部被施以污名，势必会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和身心健康构成新的挑战。然而，当基层干部意识到自身有必要且有能力去积极开展“去污名化”的行动时，这种主动应对挑战的积极心理状态就会转化为努力工作的势能，提高其行政绩效。那么，干部污名造成以上两种不同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引用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和“压力—应对”理论模型，构建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的解释框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基层干部污名对其行政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具有使其身份受损的侮辱性、贬低性的标签。基层干部属于社会身份的一种，其污名意味着基层干部的社会身份受到贬损。在中国情境下，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对“干部（官员）污名”进行了概念界定。王锦认为，官员污名是因官员“受损的身份”特征而致使其社会声誉、名誉贬损以及社会地位下降，进而遭受排挤和歧视的过程；乔磊认为，基层干部个别的负面特征刻板化而掩盖其他特征，导致其被污名化；孙春惠认为，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因为基层干部的不良特质而被基层群众认为是其固有本性，致使基层干部的正面形象被曲解或误会的过程；另有部分学者基于互联网视域，将干部污名定义为部分网民由于种种原因而对基层干部存有误解或不怀好意，有意为其贴上侮辱性的标签而使基层干部形象被丑恶化的过程。综合以上学者的定义，本文认为基层干部污名是指公众因偏见和误解将部分基层干部的负面特征刻板化为整个干部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而使其社会身份受损的动态过程，而基层干部污名感则是基层干部对干部污名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
随着人们对污名认识的不断加深，一系列“去污名化”的干预策略也随之出现。所谓干预策略是指在污名化的社会情境中，受污者为了化解污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从认知层面（如工作价值重塑）、态度层面（如污名内化、内群体偏好、外群体偏好）和行为层面（远离或驳斥施污者）对污名予以回应与干预的一系列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压力—应对”模型以及国内外学者关于“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构建基层干部污名的干预策略。首先，拉扎勒斯与福克曼提出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应对压力的方式主要是基于自身经验与能力认知对压力源进行评估而做出相应的行为，即个体在面对污名压力时，既可能对其予以正面评估，采取积极干预行为，又可能对其施以负面评估，采取消极退缩行为，从而导致个体工作绩效出现正负相反的差异性影响。进一步地，凯萨等人结合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和污名化情境构建并完善了污名的“压力—应对”理论模型，它是基于被污名者对其所遭遇污名的认知评价而做出的干预行为。认知评价又分为初级和次级两个阶段性的评价，初级评价是以污名的威胁性为评判标准；次级评价则是以污名干预的能力和资源为评判标准，当污名威胁的程度使得干预污名的能力与资源承接不上时，就会显著地负面影响被污者的自我认知。同时，认知差异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动机并影响到其行为。因而，本研究认为基层干部污名既会通过基层干部采取积极干预行为提高行政绩效，也会通过基层干部采取消极退缩行为降低行政绩效。据此，本研究将干部污名干预策略划分为积极干预行为策略和消极退缩行为策略。积极干预行为策略是指受污的基层干部通过“认知-态度”两个层面实施的对抗、减弱和消除干部污名负面影响的策略。它主要包括四个维度：一是价值重塑，即通过向基层干部灌输工作的积极价值或淡化其负面价值，提升其工作意义；二是污点重述，对基层干部工作的污点特征进行重新叙述，进而弱化其负面影响；三是焦点重聚，将关注重心聚焦于基层干部工作的优势上来，尽量避免提到其不好的方面；四是内群体偏好，积极做出向内群的人靠拢的行为。同理，消极退缩行为策略亦是从“认知-态度”两个层面采取的认同、回避以及内化干部污名负面影响的策略，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污名内化，接受并认可施加于自身的污名；二是外群体偏好，积极与那些没有污点特征的人加强联系。受污干部实施消极退缩行为策略的目的在于接受并逃避压力源。这两种污名干预方式共同构建基层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二元路径中介的研究框架。
1.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正向影响: 积极干预行为的中介作用
积极干预行为被定义为一种问题聚焦性污名干预策略，其目标是为了改善污名情境下组织内成员与压力环境的关系，具有自发性、预见性和变革性特征。布伊萨等人通过一项调查研究验证了积极干预行为对“去污名化”的有效性，大约90%的被试者认为积极干预行为能够维持被污名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因而，干部污名的积极干预行为是一项富有主动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污名应对策略，能够促使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其行政绩效。即使积极干预行为能够正向影响干部行政绩效，那么这种积极干预行为又将何以提升呢？既有研究认为，行为个体的内在特质是一种能够引发积极干预行为的关键情境变量，其主要表现为被污名者对其所处污名情境的感知和评价。因此，本研究认为干部污名有利于提升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原因在于：干部污名作为一种压力源，可以被基层干部视为一种挑战性刺激，引发基层干部的挑战性评价，即将干部污名评价作为一种鞭策自己的动力源。这将促使基层干部提高自身的绩效期望值，即坚定自己能够完成既定行政任务能力的理想信念，从而驱使基层干部主动采取更多的污名干预策略，以投入更多的工作量来实现自我期望。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干部污名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正向影响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
2.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的负向影响: 消极退缩行为的中介作用
基层干部在面对干部污名时将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其展开次级评价，进而在自身应对资源和应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会施以消极退缩行为。退缩是一种个体自我保护机制的应激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受害者的痛楚。消极退缩行为是一种情绪聚焦型策略，其目的是管理压力情绪，即被污名的基层干部从“认知-行为”两个维度采取认同、回避以及内化干部污名负面影响的策略。消极退缩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他污-自污”的过程，即由“污名赞同”趋向“污名认同”的自我污名的过程。工作期间其主要表现为上班时间打盹、缺勤、迟到、早退、离职倾向等，使得基层干部减少其工作投入，难以高效地执行工作任务，进而降低其行政绩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基层干部在压力型体制下会将干部污名视为一种潜在威胁，会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进而激活基层干部的自我保护机制，以消极退缩的行为方式来逃避干部污名的刺激性威胁，最终导致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不理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干部污名通过消极退缩行为负向影响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不同个体会根据自身心理特质对其所承受的压力源作出差异化的评价，并据此施以干预措施。即个体特征是决定被污名者在对自身所处污名化环境进行感知和评价时，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的重要影响因素。动机是个体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内生动力，而公共服务动机则是个体基于自身内在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关爱他人、服务大众的利他动机，主要包括情感、规则、理性等重要内容。公共服务动机本质上是个体为服务于他人、社会、地方、国家或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一种内在心理倾向，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与行政绩效有着显著的预测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在个体所处工作环境与行为特征间往往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精神需求，更能够加强个体热情工作的行为倾向，促使其工作投入水平的提升。因而，公共服务动机能够影响基层公务员服务群众的工作意愿，使得公务员表现出不同的工作行为状态。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高低可能会对基层干部污名与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即公共服务动机可能会在干部污名对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
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在面对干部污名时，常常抱着一种提高工作效率和改进公共服务的理想信念，坚信自己可以掌控全局，且能够通过自身的积极行为达成理想目标。此种积极心态可以让基层干部对干部污名作出积极评估，增强干部实施积极干预的动机，从而激发其积极干预行为，即高公共服务动机能够增强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两者间的正向相关。但是，当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较为低下时，他们就会缺乏足够的自信以利用自身的能力与资源来积极应对压力，且认为自己难以承担应对失败所带来的风险，使得干部污名不易激发基层干部主动干预的内在心理动机，从而降低了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的推进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 公共服务动机调节干部污名与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干部污名越能够影响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
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对自己应对污名压力的能力不自信。因而，此类基层干部在面对干部污名时，更容易对其持消极评价并由此生发焦虑，进而去寻求一种能够减少干部污名所带来消极影响的干预策略，如回避、退缩。由此，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动机会强化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消极退缩行为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讲，具有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更容易察觉干部污名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引发其更大的压力，并作出消极评价。他们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去应对污名，因而为减轻污名压力带来的不适感或痛苦，他们会刻意回避污名，在工作上主要表现出诸如上班时间打盹、闲聊、迟到、早退甚至缺勤等一系列的消极退缩行为。因而，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 公共服务动机调节干部污名与基层干部消极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低，干部污名越能够影响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
（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综合假设H1和假设H3，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对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两者间通过积极干预行为的中介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讲，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和乐观自信，进而激发了基层干部积极主动的干预行为，使之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智力等个体资源来应对污名，提高行政绩效。因而，公共服务动机可以使基层干部将干部污名评估成一种激发自我的动力、机遇与挑战，增强干部污名通过积极干预行为影响干部行政绩效的间接关系。反之，那些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由于对自身应对干部污名的能力不自信，对干部污名作出负面评价，进而减弱干部污名通过积极干预行为影响干部行政绩效的间接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 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干部污名与基层干部行政绩效间通过基层干部积极干预行为的间接关系，即在低公共服务动机下该间接效应更弱，而在高公共服务动机下则更强。
综合假设H2和假设H4，本研究推断公共服务动机对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两者间通过消极退缩行为的中介效应起着负向调节作用。详而言之，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具有低韧性、自卑感等特征，在面对干部污名时，会有习惯性的退缩、逃避的消极心理而不敢挑战、应对污名。此类基层干部会将干部污名评估为一种威胁刺激，其为了进一步减轻自身承受的心理痛楚则在工作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退缩行为，进而降低其行政绩效。但是，当具有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面对干部污名时，则较少产生消极退缩行为，从而削弱了干部污名经由消极退缩行为对干部行政绩效的负向影响。
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6 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干部污名与基层干部行政绩效间通过基层干部消极退缩行为的间接关系，即在低公共服务动机下该间接效应更强，而在高公共服务动机下更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问卷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所称的“基层干部”是指市县、区各职能部门的普通干部及乡、镇、街道工作人员，包括基层公务员和基层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调查对象主要包括重庆市、四川省和湖北省等部分基层政府部门的基层干部，主要分布在土地、扶贫、社保、信访和维稳等民生领域。本研究的问卷收集主要采取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为了降低同源偏差，本研究使用两阶段数据收集匹配的方式，分两次发放问卷，时间间隔为一个月。第一次问卷发放主要测量基层干部的干部污名感、干预策略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发放问卷430份，回收有效问卷401份；第二次问卷发放主要测量基层干部的绩效水平，由下属基层干部对自我行政绩效进行评价打分，发放问卷401份，回收有效问卷387份；最后将二次数据进行匹配，删除无效数据，获得有效样本374份。其中，男性基层干部占61%，略多于女性；学历为本科（含大专）的基层干部占63.6%；科员、副科级、科级和处级的比例分别为61.5% 、25.7%、7.0%和5.9%；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公务员居多，占59.9%，11万～15万元的占34.0%，15万元以上的为少数，占6.1%；年龄35岁以下的基层干部最多，占75.4%，说明调查的公务员样本以青壮年为主，比较符合基层干部的人口结构特征（见表1）。
（二）测量工具
干部污名感量表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中立，5=有点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干部污名干预策略、公共服务动机、行政绩效三个量表都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好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
干部污名感量表（Cronbach’s α=0.86）借鉴了阿曼达和乔纳森有关职业污名感的量表，按照中国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境进行前测修改设计为5个题项，如“群众对我们基层干部很有意见，虽然他们不会直接表露”“没有干我们基层工作的人很难真正地理解我们”等。
干部污名干预行为量表借鉴绍布罗克等人关于职业污名干预措施的量表，按照中国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境进行前测修改设计为18个题项，分为积极干预行为量表（Cronbach’s α=0.91）和消极退缩行为量表（Cronbach’s α=0.86）。
公共服务动机量表（Cronbach’s α=0.88）采用包元杰等人开发的量表，一共8个题项，包括“公务员的行为一定要符合准则”“他人是否幸福很重要”等。
行政绩效量表采用贝克尔和柯南编制的角色内绩效测量量表（Cronbach’s α=0.86），设计为7个题项，包括“能够适当地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符合工作的正式业绩要求”“忽视了自身有义务履行工作的各个方面(反向得分)”等。为了避免行政绩效概念的重叠和冗余，本研究中的行政绩效主要指基层干部的任务绩效，并且测量方式采用自我报告（self-report）的方式，即由被调查者自己回答自己绩效水平高低的感知，测量结果主观性较强。已有学者研究证实主观测量的结果与客观绩效测量的结果显著正相关。
（三）分析技术
本研究使用Amos 24.0与SPSS 24.0对问卷数据和研究假设展开验证分析。首先，运用Amos 24.0对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同源偏差进行检验；其次，运用SPSS 24.0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并利用Bootstrap检验程序检验交互效应进行条件过程分析，并设置随机重复抽取样本为5000次。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检验
为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AMOS24.0对各变量量表题项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可知，五因子模型与其观测数据的拟合度最优（χ2=1165.419，df=655，χ2/df=1.779，CFI=0.981，TLI=0.980，PCFI=0.914，RMSEA=0.046）。由此，本研究中干部污名、积极干预行为、消极退缩行为、公共服务动机、行政绩效五个变量能够相互区分。
（二）同源偏差检验
通常调研问卷中的自我报告法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源数据偏差，因而，本研究首先采用Harmans单因素因子分析法对同源偏差问题进行检验。通过对五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不旋转）而获得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题项共析出五个因子，并且其主成分特征值都大于1。其中，析出的第一个因子的主成分可解释方差（29.221%）占五个因子的总解释方差（78.420%）的37.26%，表明本研究的同源偏差问题不严重，符合检验标准。其次，本研究补充使用控制非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如表2所示，在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度有所优化，但各项指标变化量（△CFI = 0.002，△TLI = 0.011，△PCFI = 0.007, △RMSEA = 0.005）均未超过0.02。因而，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验证可知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对研究结论的程度不会造成决定性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3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显著负相关（r=-0.289, p<0.001），同时，干部污名与消极退缩行为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r=0.294, p<0.001）。积极干预行为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r=0.953,p<0.001），消极退缩行为与公共服务动机则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0.937, p<0.001）。行政绩效与积极干预行为显著正相关（r=0.562, p<0.001），与消极退缩行为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0.568,p<0.001），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性符合预期。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24.0进行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基层干部污名通过两条不同路径对行政绩效的影响机制，包括积极干预行为的强化作用和消极退缩行为的削弱作用，以及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影响。最终的全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
积极干预行为与消极退缩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采用伯伦和肯尼提出的分步分析法分别对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表4可知，干部污名对积极干预行为有着正向预测作用（β=0.126，p<0.01），且当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同时预测干部行政绩效时，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318，p<0.001），说明积极干预行为在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1得到验证支持。同样地，由表4可知，干部污名对干部消极退缩行为有着正向预测作用（β=0.272，p<0.01），且当干部污名与消极退缩行为同时预测干部行政绩效时，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0.144，p<0.001），说明消极退缩行为在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支持。
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检验。采用层级回归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控制员工性别、年龄、学历、职位、婚姻状态、工作年限和实际年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依次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代入方程以预测结果变量。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进行回归前分别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分析结果见表4。首先，公共服务动机对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交互项系数β=0.088，p<0.01），另外，公共服务动机也在干部污名与消极退缩行为之间有着显著的调节效应（交互项系数β=-0.142，p<0.01）。其次，本研究分别以高于和低于公共服务动机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以进一步揭示不同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基层干部，其分别在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消极退缩行为之间关系的差别，具体如图2和图3所示。图2表明，对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β=0.521，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215，0.720]，不包含0；对于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对积极干预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弱（β=0.318，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75，0.524]，不包含0。此外，高低分组差异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049,0.119]，不包含0。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支持。图3表明，对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对消极退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弱（β=0.085，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42，0.423]，不包含0；对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对消极退缩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β=0.263，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14，0.513]，不包含0。此外，高低分组差异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213,-0.058]，不包含0。因此，假设H4得到验证支持。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调节变量公共服务动机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来区分高公共服务动机组和低公共服务动机组，Bootstrap检验程序重复抽样5000次以检验两组中介效应的大小及其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在“干部污名—积极干预行为—行政绩效”这一路径中，在高公共服务动机分组中，干部污名与干部行政绩效通过积极干预行为的中介效应结果显著（估计值为0.0122，置信区间为[0.0090, 0.0345]，不包含0）；而在低公共服务动机分组中，干部污名与干部行政绩效通过积极干预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估计值为-0.0087，置信区间为[-0.0279, 0.0096]，包含0）。因而，假设H5得到验证支持。同样地，在“干部污名—消极退缩行为—行政绩效”路径中，在高公共服务动机分组中，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通过消极退缩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估计值为-0.0049，置信区间为[-0.0162, 0.0046]，包含0）；而在低公共服务动机分组中，干部污名与干部行政绩效通过消极退缩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估计值为-0.0613，置信区间为[-0.0958, -0.0267]，不包含0）。因而，假设H6得到验证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干部污名经由积极干预行为和消极退缩行为两种行为应对方式所产生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公共服务动机对上述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具有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干部污名通过积极干预行为显著地正向影响行政绩效；对于具有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干部污名经由消极退缩行为对干部行政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二）理论意义
第一，通过探讨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行政绩效的双向影响，拓宽了干部污名领域的研究视野。既有对干部污名影响机制的研究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以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产生较大工作压力而导致行政绩效降低为主流，而关注干部污名的积极效应方面的研究较少。基于以上研究分歧，本研究提出一个整合的研究模型，认为干部污名对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存在着“双刃剑”效应，即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不仅会产生积极主动的正向影响，提高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还会产生消极退缩的负向影响，降低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该“双刃剑”效应模型有助于学界以均衡、辩证视角来看待基层干部的污名化问题，从而使干部污名领域的相关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推动与拓展。
第二，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探讨了干部污名与行政绩效两者间的潜在机制，也就是探讨积极干预和消极退缩两种中介行为对上述两者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干部污名可以正向影响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从而降低其行政绩效。该研究结论支持并验证了当前学界关于干部污名的主流观点，即干部污名可以降低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进而负向影响其行政绩效。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发现基层干部污名对积极干预行为有着正向影响，进而提升基层干部行政绩效。本研究通过构建起积极干预行为与消极退缩行为两条双元式的中介路径，打开了干部污名影响行政绩效的过程黑箱，为干部污名何以能够提高或降低基层干部的行政绩效建构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
第三，本研究发现了干部污名作用于基层干部的调节机制，即探讨了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效应。如前所述，干部污名既然能够对行政绩效具有“双刃剑”作用，那么干部污名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的机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为探究该问题，本研究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认为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能够调节干部污名与积极干预行为、消极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对具有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干预行为；对具有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干部污名会导致基层干部的消极退缩行为。因而，公共服务动机作为关键的条件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干部污名的“双刃剑”作用机制，即能够有效地阐释干部污名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的发生机制。
（三）实践意义
基层干部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基层底座，如何有效应对基层干部污名以提高行政绩效是完善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本研究结论对基层干部管理有以下两点启发意义：
第一，上级领导要清楚认识到，当基层干部处于污名化情境时，一般会采取积极干预和消极退缩两种污名干预行为，而不同的污名干预方式则可能导致差异化的行政绩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上级领导应引导基层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树立积极的工作心态，强化基层干部积极主动行为来提高其行政绩效。除此之外，上级领导还要认识到干部污名会给基层干部带来较大的工作压力，基层干部容易产生消极退缩行为，降低其行政绩效。因而，上级领导在日常工作中，除了给下属下达行政命令、布置工作外，还应该给予其更多行政资源和工作支持，提升其工作能力，减少因干部污名而导致行政绩效下降。另外，在任务繁重的基层治理工作中，上级领导要多关注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就工作进展加强沟通和交流，给基层干部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让基层干部将干部污名作为能够提升自我的动力源，积极担当作为，提高其行政绩效。
第二，在基层干部遭遇污名的过程中，上级领导还需要考虑基层干部作为公职人员应有的个体特质。例如，当基层干部处于污名化情境中时，上级领导要综合考虑基层干部的成就动机，差别化地给予其工作资源支持和业务指导，从而能够更好地去除污名。对于具有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而言，在面对干部污名时，他们通常更能积极担当作为、化解干部污名。干部污名对这类干部而言往往具有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是基层干部提高工作能力和行政绩效的动力源泉。因而，能者担当大任，上级领导可以考虑给此类基层干部适当增派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反之，当基层干部具有较低的公共服务动机时，干部污名会对基层干部行政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对于低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干部，政府领导应给与他们更多工作资源支持和更多的干部培训机会，以减少消极退缩行为，进而提升其行政绩效。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研究选取了积极干预和消极退缩两种污名应对方式来解释基层干部在面对污名时做出的积极干预和消极退缩双元行为路径。但后续研究还可以通过其他基础性理论来展开对干部污名“双刃剑”影响机理的研究。实际上，干部污名主要的压力源来自于广大基层群众，它既可以引发基层干部趋近群众行为，以正视污名问题，减少污名不良影响，从而提高绩效；也可以导致基层干部回避行为，面对基层群众问题推衍塞责、行政不作为，从而使得干群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加深干部污名，降低行政绩效。基于此，后续研究还可以构建起“趋近—回避”研究框架来解释干部污名的“双刃剑”效应。
第二，本研究的两阶段样本数据是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收集而得。第一阶段的数据（包括干部污名感、积极干预行为、消极退缩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和第二阶段的数据（行政绩效）均来自于基层干部的自我报告。首先，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测量可能存在自我报告偏差的情况，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采取“领导-下属”互相打分的方式进行变量测量；其次，虽然本研究采取了两阶段匹配的方式予以减少同源偏差，但却无法完全避免同源偏差，亦可能存在数据时滞性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希望采用诸如元分析法、实验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途径来控制同源偏差问题。
第三，本研究仅选取了公共服务动机这一调节变量来作用于干部污名对行政绩效的影响过程，但也会有另外的调节机制存在。比如，具有趋近型人格特质的基层干部则会具有更高的政治抱负和追求更多的任务绩效，该类基层干部更可能将干部污名视为一种提升自我的动能挑战，从而驱使其在基层治理中有着更多的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动机，以达到较高的行政绩效。但是，对于具有回避型人格特质的基层干部来说，他们对潜在的刺激威胁有着更强的敏觉感知能力，可能致使其产生较多的心理隐忧和恐惧感，进而选择消极行为的回避方式面对污名，最终导致行政绩效降低。
注：封面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大社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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