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 周金阳 李婷 | 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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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孙雅，周金阳，李婷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根据《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0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高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 ，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的13.5%，二者都远远高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战略，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延长老年人的职业生涯，一方面可以增加老年人收入，缓解养老基金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然而，延迟退休、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等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再就业对老年人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其健康资本的影响程度。
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都选择了通过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来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政策。此类政策通过设置激励机制（如推迟领取养老金可获得更高的年息收入等途径）鼓励老年人持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目前，关于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其健康影响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例如，Reynolds et al.和Wahrendorf et al.分别通过评估英国和其他欧洲十六个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发现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政策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精神和身体健康。Hagen使用医疗行政数据评估瑞典的延迟退休政策，也发现延迟退休并未增加老年人医疗支出。但Atalay and Barrett和Mein et al.发现延迟工作年限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群体损害更大。Pilipiec et al.通过文献整理与分析，肯定了延迟退休政策对老年人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的促进作用，但认为其对老年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尚无明确定论。
在推广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鼓励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也成为各国提高老龄劳动参与率的重要举措。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现有研究大都发现，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也造成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下降。Zhan et al.使用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HRS)面板数据，发现退休后再就业对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黄乾、于丹和万媛媛等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已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年人再次参与劳动力市场对其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均发现劳动参与对退休老年群体日常活动能力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而，Xie et al.通过分析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发现退休后再就业对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黄文杰等和赵家豪等也发现退休再就业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个人主观幸福感。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健康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忽略了老年人的就业动机是源于自身选择还是外在约束。Wang et al.和Shultz and Weckerle指出，缓解财务压力与实现个人价值是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动机。如果老年人迫于生计等非自愿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那么再就业对其健康具有负面效应；如果是自愿参与，则对其健康具有正向作用。Dingemans使用荷兰退休人员的面板数据发现，退休后有意愿再就业而无法找到工作与迫于生计继续工作都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现有退休对健康影响的文献也发现了类似的影响机制，例如，雷晓燕等以全国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数据，发现实行强制退休（即按照正常年龄退休）对男性的健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自愿退休（即提前退休）则对老年人健康无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 2011年和2013年两年的全国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研究退休再就业对老年群体健康影响的因果效应；同时，本文考察了退休再就业对老年群体健康影响的异质性，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不同特征，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有：（1）阐释了退休再就业对老年群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政策（如返聘、老年创业等）对其健康的可能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2）相较现有文献基本沿用个体截面数据，本文使用两年的个体退休就业状态动态数据，将面板数据与PSM-DID方法相结合，识别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因果关系，解决已有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3）检验并分析了老年人再就业动机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根据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分别进行回归，从就业动机角度识别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对健康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描述了数据的来源、样本选择以及变量描述；第四部分使用纵向面板数据，利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针对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动机和其他个体特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以及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工作对健康的影响是健康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课题。Grossman构建了分析工作与健康关系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认为健康是一种可以生产的持久资本量，个人可以通过增加对健康的投资来提高健康资本量，减少因疾病造成的工作和效用损失。本文将在Grossman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考虑个人效用将基于两种消费品：一是个人健康，二是非健康消费品，即健康之外的其他消费品。在t时期，个人效用为：
其中，ϕt为单位健康存量Ht的服务流量；ϕtHt=ht，为健康服务总消费；Yt是除健康之外的其他消费。类似于其他资本，健康资本的存量等于健康总投资减去健康折旧，即Ht=It+(1-δt)Ht-1，其中It表示健康总投资，δt表示健康资本在第t期的折旧率。
根据Grossman模型, 我们定义健康和非健康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两种投入，一是资金投入，二是时间投入，即：
其中，HMt为医疗保险等健康物质投入，YMt为生产Yt如教育等其他产品的物质投入，HMt和YMt 均由非健康消费品进行度量；TIt表示个人花费在生产健康的时间，TYt表示花费在生产除健康外其他产品的时间。
根据生命周期的角度，个体受到两个预算约束的限制：一是所有商品支出的贴现值等于整个生命周期收入的现值与原始资产之和，即∑(WtHMt+VtYMt)/(1+r)t = ∑StWTt/(1+r)t+B0，其中，Wt和Vt分别表示HMt和YMt的价格，St代表工资率，WTt代表用于工作的时间，B0是财产收入的现值，r代表利率；二是个人时间满足WTt+TWt+TIt+TYt=，其中，TWt表示由于疾病或者受伤等在市场或非市场活动中损失的时间，那么ϕ则代表了个体在任意时段内可用的总时间。将个人时间约束代入生命周期资产约束中，得到：
结合式(2)式(3)两种投入的定义和式(4)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通过式(1)就可初步计算出Ht和Yt的均衡。第t-1期的健康总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Uht表示健康的边际效用，λ表示财富的边际效用，Uht/λ=∂U/∂htλ衡量了由于健康时间增加一单位而导致的效用增加的货币价值。式(5)表示第t-1期总投资边际成本的现值必须等于边际收益的现值，决定了最优健康总投资额。πt-1表示第t-1期健康总投资的边际成本，即生产一定数量的健康总投资时成本最小化的条件。Gt=∂ht/∂Ht=-∂TWt/∂ht，代表健康资本的边际产出，那么第t期的边际收益就由式(7)表示。如果在第t期的健康总投资是正的，那么通过式(5)可得到如下方程：
通过式(5)和式(8)可以得到：
整理得到：
其中，πt-1是在t-1期健康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πˇt-1是在t-1期和t期的边际成本的百分比变化，πˇt-1=πt/πt-1，并假设δtπˇt-1≅0。式(10)左侧表示在任何给定年龄下的最佳健康资本存量的边际收益，右侧代表了健康资本的租金或其使用成本。因此，在一阶条件下，工作个体健康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退休再就业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对健康的物质投资和时间投资，对健康的物质投资和时间投资越多，个体健康状况越好。二者的投资量则是由健康资本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所决定。一般而言，个体时间的货币价值是可得工资的最大值或者时间边际效用的货币值。对于退休个体，如果市场内潜在的工资率高于其时间边际效用的货币值，老年人会选择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反之，则会选择继续保持退休状态。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了老年人健康资本的边际收益，增加了老年人的总体收入，为健康资本的物质投资提供更多的预算，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健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有促进作用。
虽然再就业提高了老年人的健康资本边际收益，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健康资本的边际成本。工作时间的增加直接导致个人休闲时间的减少，因此个体用于健康投资的时间也相应减少。例如，再就业后的老年人去看医生、锻炼身体或做身体检查的时间都减少了，时间成本也变得更高。但老年人是否会因为成本增加而大量减少健康时间的投入则取决于老年人的时间机会成本。对迫于生计选择再就业的老年人而言，其对健康投资的机会成本会高于其他老年人，因此可能选择在再就业后大量减少健康时间投入，而减少的时间投入并不会被物质投入所补偿，从而导致健康状况的下滑；而对并非迫于生计的老年人而言，健康时间投入的减少可能被健康物质投资的增加所补偿，从而获得再就业的健康促进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退休再就业的健康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自愿参与劳动并且财务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身上。
假设3 退休再就业对财务状况较差、迫于生计参与再就业的老年人的健康无正面促进作用。
三、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和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群高质量微观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所使用的数据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45岁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劳动参与状况和经济状况等。其中，2011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共有17708个老年人，包含全国范围的150个县级单位，涉及450个村级单位。此后，每两年左右展开一次追踪调查，追踪调查中会新增部分家庭和个体。
(二)样本选择
涉及劳动参与样本的CHARLS问卷共包含以下六个问题：（1）在过去一年时间内，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是否超过10天？（2）在过去一周内，获取报酬的工作是否大于等于1小时？（3）是否仍有工作但由于特殊情况处于暂时休假状态？（4）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后，是否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取劳动报酬？（5）过去两年您是否工作过（其中包括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工薪工作或为家庭经营活动且不拿工资的帮工，但不包含家庭事务劳动、志愿者活动）？（6）目前您是否从事有一定收入的消遣性工作？工作部门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以上六个问题中，只要有一项受访者选择“是”，即认为当前存在就业行为，我们将这部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态设为“工作”状态。
在CHARLS中涉及退休状态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1)您是否办理了退休手续（包括提前退休）或内退？（2）在多大年龄时您将停止工作？即：停止以挣钱为目标导向的劳动以及不为家庭经营活动劳动的帮工，或未来也不打算从事相较于消遣性工作更加辛苦的工作？工作部门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部门。我们定义回答问题（1）为“是”的受访者和当前年龄大于问题（2）中年龄的受访者为“退休”。
我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样本选择：第一，选取2011年参与调查时就业状态是“退休”的老年人，共1219人；第二，剔除仅参加过一次调查的样本（共94人）。我们最终得到1125个受访者，共3905份样本。其中，583人出现过再就业，916人在2011年到2013年没有改变退休状态。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
1.自变量：退休再就业
我们充分利用CHARLS的面板数据结构定义再就业行为，即如果在t期就业状态为退休，在t +1期状态为工作，那么在t+1期再就业状态赋值为1；如果在t期和t +1期就业状态都为退休，赋值为0。
2.因变量：健康状况
为全面、充分了解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我们选取四个维度的相关变量进行分析，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日常生活能力、认知能力。受篇幅限制，本文将具体变量问题定义细表放在附录中。
（1）身体健康。包括自评健康和客观健康。自评健康指标基于问卷中“您认为您的健康状况怎样？”采用两分法进行定义：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较好的个体赋值为1，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赋值为0。作为主观性指标，自评健康反映的是个人对自身整体健康状况的判断。为了更加客观地识别真实的健康状况，本文利用问卷中“医生是否曾告知您存在以下十四种慢性病”的问题构建身体健康客观性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受访者“是否无任何慢性病”：如报告有慢性病，赋值为0，客观健康状况较差；反之则赋值为1。第二个指标是受访者患有慢性病的数量，即将受访者汇报的慢性病数量进行累计相加。同时包含主观和客观身体健康指标可以有效减少由于主观性带来的识别性偏差。
（2）精神健康。根据问卷中包含10个问题的抑郁量表简表（CESD）的回答得到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根据问题的消极与积极陈述调整各项得分，加总得到个体精神抑郁总得分，然后进行标准化，得分越趋向于0代表心理健康程度越高。
（3）日常生活能力。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两方面。日常生活能力(ADL)是根据用餐、穿衣、上下床、洗澡、如厕和控制大小便6项基本活动得到的，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则根据做家务活、做饭、购买物品、家庭财务管理和吃药5项基本活动得到。分别对两个指标的选项得分进行加总，得分越高的受访者日常生活能力越强。另外，我们还添加了由生理健康引起的生活障碍指标，包括跑或慢跑、行走、久坐站立、爬楼、弯腰屈膝或者下蹲、手臂伸展、提重物和拿起硬币八项活动，有困难的个体赋值为0，没有困难的则赋值为1。
（4）认知能力。包括定向力、记忆力两个方面。定向力询问了5个问题，包括年、月、日、季节和星期5个问题。如所有问题都回答正确，变量赋值为1，即精神状态健康；反之赋值为0。记忆力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自评记忆力，报告记忆力良好的个体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为减少自评记忆力的主观性影响，我们还加入了记忆力客观变量：单词记忆回顾，根据记忆单词正确数量来定义变量。
3.匹配变量
本文将匹配变量分为4类：第一类为受访者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第二类为健康行为特征，包括是否残疾、是否吸烟、是否喝酒；第三类为社会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债务水平以及是否照看孙子女；第四类为地区宏观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失业率。
表1描述了匹配前样本的基本状况，其中总体、处理组和对照组列的数据均为样本均值。在最终筛选出的2759个有效样本中，从退休进入工作的有583个个体，一直处于退休的有916个个体。根据对结果变量和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对结果变量而言，处理组不仅在主观自评健康指标上高于对照组，而且具有较少的慢性病数量，这意味着身体更健康的老年人更容易参与再就业。在心理健康层面，经过初步统计，两组之间的差异较小，在ADL、IADL和地区宏观变量方面两组之间的差异也不大。在定向力、自评记忆力指标方面，再就业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均低于处于持续退休的老年人。在特征变量方面，两组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退休再就业者男性较多，平均年龄更小，平均受教育水平更低，与此同时，再就业老年人吸烟和喝酒的比例更高。在社会特征变量方面，再就业老年人明显有着更重的负债，并且照料孙辈的比例也更大，说明再就业老年人的生活负担大于持续退休的老年人。由于对照组与处理组均包含了全国28个省份（除西藏、海南和宁夏外）的样本数据，故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差异较小。
四、模型估计与分析
(一)实证方法
在理想状态下，再就业对健康的因果作用应由外生变量来确定，如随机分配退休老年人进行再就业。这种随机性可以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具有相似的健康状况，评估结果不会受到老年人个体差别和自我选择的影响。而在非随机分配的情况下，从实证上确定退休再就业对健康的因果效应将更为复杂：一方面，个人的退休再就业行为和健康状况可能取决于一组常见的未观察到的因素（如生活史、财务状况和时间偏好等）；另一方面，退休再就业可能是健康的内生因素，即健康对个体退休再就业的影响。
考虑健康结果的结构需求函数Hit和代表退休再就业的劳动力供应函数REit的线性关系:
式 (11)是健康需求函数Hit，它是退休再就业REit、健康决定因素Iit（如吸烟喝酒、医疗保险）、可观察特征Xit（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和误差项εit的函数 ，以及与个人有关可能影响健康的不可观察的特征μi（如家庭背景、风险承受能力和时间偏好率）。式 (12)假设劳动力供应以退休再就业REit的形式出现，Eit代表特定的退休再就业决策变量（如退休状态下的医疗保险和工作单位可提供的医疗保险、当前包含退休金在内的总收入和再就业后的包含工资的预期总收入）。it指的是时间段t中的第i个个体。参数α1，即退休再就业REit对健康结果的结构性影响。
式(11)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将式(11)代入式(12)得到式(13)，即化简形式的劳动供给函数：
如果常见的不可观测的因素μi决定了健康和退休再就业决策，即α4≠0,β4≠0，那么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很可能与化简形式下的退休再就业决策相关，即π4≠0。另外，健康影响退休再就业决策也会导致相关性误差(β1≠0,π5≠0)。
在估计策略中可以利用纵向面板数据来控制部分偏差，如个体之间时间偏好的差异、个体风险厌恶程度等。然而，即便包含这些控制，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因素。就可观测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就业行为而言，过往生命周期的个体差异可能会对其产生的影响，如长期积累的慢性疾病、退休前的就业岗位等。这些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当期的健康状况和就业行为，从而对研究退休再就业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干扰。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个体固定效应来控制个体之间未观察到的时不变的异质性μi。然而，即使通过固定效应减少了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反向因果问题可能仍会存在(β1≠0)，即更为健康的退休个体更愿意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故β1的符号还是不确定的。为了缓解这种估计偏差，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将样本限制于基线时健康的个体，通过统一基线健康状况来缓解反向因果问题。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评估退休再就业对老年群体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利用PSM模型，根据个体特征变量在匹配后的综合倾向得分，在对照组与处理组之间进行匹配，从而为处理组的个体匹配相似度尽可能高的对照组个体，使得准自然实验近似随机，减少由于可观测变量造成的自选择偏差。对于不可观测变量造成的偏差，本文使用双重差分DID，根据时间和组别进行两次差分，去除共同趋势和个体异质性，以减少不可观测变量对评估的影响。为了保持模型估计的稳健，我们分别使用普通混合OLS回归和不同结构的匹配后样本回归。PSM-DID的方法既缓解了PSM不能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组间差异，又减少了DID本身的可观测因素的自选择偏差；同时本文在PSM-DID模型中加入的固定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偏差问题。
根据潜在结果模型，我们将处理组(D=1)定义为经历了再就业的老年人，而对照组(D=0)则没有，即一直处于退休状态的老年人。每一组在每个时间点都有两个潜在估计结果：再就业后的健康状况（Y1）和无再就业的健康状况（Y0）。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观察到其中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则是无法观察到的反事实结果。根据双重差分法，可以通过比较t到t+1时期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健康状况，识别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即E(Y1t+1-Y0t|D=1)-E(Y0t+1-Y0t|D=0)。其中，因果识别的关键是“共同趋势假设”，即E(Y0t+1-Y0t|D=1)=E(Y0t+1-Y0t|D=0)。
为了更好地满足共同趋势假设，我们首先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来构建对照组。具体分为两步：首先，运用Logit回归评估老年人在给定条件下再就业的概率，即评估lg(Tit=1)=β0+β1Xit+εi, 其中Xit为可能影响老年人再就业概率的匹配变量；然后，运用PSM算法构建对照组，在确定对照组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比较对照组和处理组个体健康状况的变化来分析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运用以下模型：
其中，D1(D0)表示处理组(对照组)，wij表示最近邻匹配权重，S表示共同支撑域。PSM模型通过在DID估计之前形成相似对，使标准DID假设更加可信。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是否残疾、是否吸烟、是否喝酒、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债务水平、是否照料孙辈、地区生产总值和失业率。
表2为倾向匹配得分Logistic回归结果。PSM模型的PseudoR2值为0.1431，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根据初步的Logit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一些基础结论，受访者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和受教育水平非常显著，说明男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退休再就业。
(二)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
表3描述了匹配后样本的基本状况。与匹配前相比，配对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个体特征、健康行为特征、社会特征和宏观特征变量方面均不存在明显差异，且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各个特征变量之间的误差总体均值差异从23.3减小至3.3。附表1和附表2描述了使用半径匹配法与核匹配法的检验结果，匹配效果与表2相似。图1为核密度图，匹配前两条核密度曲线偏差都较大，再就业老年人与一直保持退休状态的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差异较大，经过PSM匹配后两条曲线明显更为接近，说明匹配效果较好。
(三)共同支撑检验
共同支撑检验是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的前提，需要处理组和对照组有足够多的共同支撑区域。图2展示了各变量标准化偏差，可以明显地看到匹配后各变量的偏差缩小。图3则展示了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大多数的观测值处于共同取值范围内，因此进行匹配时只会损失极少样本，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四)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表4描述了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本研究分别利用混合OLS回归、使用权重不为空的样本回归、使用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回归和使用频数加权回归来确保样本估计的稳健性。
首先，考察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作用。我们通过老年人自评健康、客观健康、慢性病数量和CESD抑郁值来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进行衡量。以使用频数加权回归结果为例，再就业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
其次，分析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能力的作用。对比退休后没有再就业的老年人，退休再就业老年人完成包括慢跑、行走、久坐站立等8项活动的概率提高了0.11，说明再就业使得老年人的日常基本生活行动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除基本生活能力外，退休再就业也分别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的得分提高了0.24和0.38，说明退休再就业同样促进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生活能力的积极影响可能源自再就业后其社会参与度的提高，老年人在脑力、体力等各方面获得更多的锻炼，从而使得其生活能力得到改善。此项结论支持了已有文献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积极影响的分析。Sirven基于对欧洲50岁以上老年人的分析，发现退休后的社会参与减缓了大脑衰退的速度，从而促进了老年人健康状况。中国学者如位秀萍(2015)、陆杰华等(2017)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最后，再就业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我们用MMSE定向力（即对时间、日期和季节的认知能力）、自评记忆力和单词记忆回顾3个指标对老年人精神健康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再就业使得老年人的MMSE定向力指标下降了0.06，客观回顾记忆单词的数量下降了0.35。这两项指标的结果表明，再就业对老年人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运用老年人自评记忆力的回归结果显示，再就业对老年人认知能力无负面作用。针对这两个结论，现有文献中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兴趣或对工作的热爱等因素参与再就业，可以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工作压力对老年人认知能力有负面影响。因此，参与再就业的动机可能对再就业的健康影响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探寻工作动机的作用，我们在下文中将根据老年人收入和家庭资产水平分别考察再就业的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在筛选样本时，通过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够控制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偏差，但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隐性偏差，因此为了评估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可信度，还需要进行敏感性检验。本文使用文献中常用的可行性较高的Rosenbaum边界法，通过估计敏感性参数Gamma来判断隐性偏差程度，通过设置不同的Gamma值得到老年个体退休再就业的显著水平指标。由于篇幅限制，表5仅给出了日常生活能力指标的Rosenbaum边界估计。如果Gamma值的变动能够导致不存在隐性偏差时的统计推断与当前的统计推断之间差异较大，那么就认为该结果是敏感的，反之则不敏感。根据现有文献，一般将Gamma值接近于2才改变统计推断结果，认定为不敏感，那么从表中可以看出两项日常生活能力指标中能够改变统计推断结果的Gamma值已经远大于2，均无敏感性，那么倾向得分匹配中不可观测的隐性偏差可以忽略不计，说明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结果是稳健的。
使用PSM-DID只能缓解部分内生性问题，故我们仍需要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做进一步检验。为此需设置子样本，即将样本控制在2011年都是健康的个体，估计健康的退休个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健康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实证模型估计的内生性。表6给出了将样本控制在健康个体时的模型估计。具体而言，我们将样本仅限于那些客观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个体，这些健康的个体不会受到选择效应的影响，即排除了选择健康的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根据表中的回归结果，同样以频数加权回归结果为例，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仍没有显著影响。虽然在使用健康的个体样本缓解选择效应后，由生理健康引起的生活能力障碍显著性有所下降，但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仍能使得ADL和IADL分别提高0.21和0.3，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另外，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主观和客观记忆能力也有所下降。总体来说，控制在2011年都是健康个体的样本后，子样本估计结果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相一致，说明前文所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主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六)异质性分析
首先，从老年人就业动机视角分析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样本根据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收入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分析。其次，本文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异质性。
1.收入差异
财务压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老年人迫于生计等原因非自愿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那么再就业对其健康具有负面效应；如果是自愿参与，则对其健康有正向作用。国内现有文献几乎未对老年人不同的就业动机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机制作出分析，故本文基于可衡量的财务指标，即对老年人再就业前的收入（即2011年的个人收入）进行分组，对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与样本后50%的老年人分别进行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收入不同的老年人再就业行为对健康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再就业不仅降低了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概率，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对于收入位于样本后50%的老年人，再就业对其自评健康、客观健康和慢性病数量都无显著影响，也未能起到提高其生活能力的作用，但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记忆力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该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本身人力资本较高，且多因自我价值实现等自愿参与再就业，工作强度、内容等都相对拥有更多自由度，因此参与工作对其健康形成了积极作用；第二，收入位于样本后50%的老年人本身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可能因为财务压力大、收入水平低等原因被迫选择再就业，即便已经“干不动”，也可能因收入压力而继续工作，因此退休再就业对其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2.家庭资产差异
在分析个体收入不同的老年人再就业对健康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增加了基于老年人参与再就业前的家庭资产收入，即按照2011年家庭资产收入进行分组，对家庭资产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与样本后50%的老年人分别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家庭资产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再就业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同样有着显著的差异。再就业使得家庭资产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数量降低了0.897，并且自评记忆力也提高了0.49，同时在精神状态和自评记忆力方面也有所改善。对家庭资产收入位于样本后50%的老年人而言，再就业对其自评健康、记忆力和生活能力都无显著影响，日常的基本生活能力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有一定的改善，但却增加了其患慢性病的数量。家庭资产收入衡量的是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资产收入位于样本前50%的老年人家境富裕，参与再就业的主要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更多的是增加社会参与，延伸自我价值，故再就业对其健康状况产生积极作用。相较生活富裕的个体，家庭资产收入位于样本后50%的老年人生活质量较差，家庭给予的养老照料不足，财务压力和生活压力使得老年人非自愿参与再就业，所以再就业在更大程度上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3.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差异
上文从就业动机角度，剖析了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异质性，但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不同个体特征的差异也会影响健康效应的评估效果，故需要进一步就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由于不同生命周期带来的身体机能差异，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对其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依据我国推行的延迟退休政策，65岁之后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皆处于退休状态，以此为标准考察年龄异质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故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年龄小于65岁组和年龄大于等于65岁组，分别对两个子样本的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
估计结果与主回归结果相似，主观生理健康指标、客观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指标在不同年龄段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退休再就业并不会对这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对比三项生活能力指标（由生理健康引起的生活障碍、ADL和IADL）中的不同划分标准结果，可以清楚发现，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群体三项指标分别提升了0.14、0.34和0.56，而对于年龄小于65岁的老年人，三项指标的回归结果在统计学上均不显著。年龄小于65岁组老年人相较年龄大于65岁组老年人的总体健康状况较好，日常生活基本能够实现自理，处理一般家庭事务能力较强。处于身体机能衰退严重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身体逐渐羸弱，日常生活维持能力受到挑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适量增加体力和脑力劳动，帮助年龄大于65岁组老年群体减少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生活障碍。MMSE定向力指标在两类人群的回归结果中差异不大且都较为显著，分别降低了0.09和0.1。
由于退休年龄、家庭角色、职业生涯等不同，男性和女性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对其健康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退休再就业的健康效应进行评估。在区分性别变量之后，退休再就业对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不会产生负面影响。但较男性而言，女性的IADL指标结果更为显著，说明重新参与劳动对女性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更加明显。在认知能力方面，女性在自评记忆力和单词回顾两项指标的回归结果更为显著。退休再就业会给女性精神层面带来更大负担，这可能是由于其在传统家庭中更多处于照顾家庭的角色，重新参与劳动之后需要更多的精力来平衡工作和家庭照料。总体来说，相较于男性，退休再就业能够给女性带来生活能力的改善，但同时也应注意，由于家庭角色、工作类型以及就业性别歧视等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由于岗位类型限制、生活质量和观念、个人收入等差异，受教育水平会对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对受教育水平较低（未受过教育、未读完小学、私塾毕业；小学或初中毕业）和受教育水平较高（高中或中专毕业；大专学历及以上）两类老年人分别进行了回归。与前述结果相同，退休再就业并不会对受教育水平不同的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但可以清楚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较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的ADL和IADL指标结果更为显著。就客观记忆力角度，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参与再就业之后记忆能力下降，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则没有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退休再就业对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健康影响存在异质性。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的积极改善作用主要体现在年龄大于65岁组、女性、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但对其认知能力具有负面作用。相较其他老年人，年龄大于65岁组、女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平均健康状况较差，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参与度较低，因此，退休再就业的健康促进作用也就更明显。在精神健康方面，本文所得结论与现有文献中关于老年人再就业对健康影响的分析基本一致，即再就业对老年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带来了负面压力。对比现有文献，本文增加了基于老年人收入水平和资产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就业动机对再就业的健康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老年人迫于生计等原因非自愿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那么就业对其健康具有负面效应；如果是自愿参与，则对其健康有正向作用。
五、结论
基于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本文研究了退休再就业对老年群体健康的影响。首先，本文对退休再就业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机制进行了理论推演。为缓解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内生性问题和不可观测的反事实结果，我们采用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并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此外，我们从老年人就业动机视角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分析了退休再就业基于不同个体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收入水平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另外加入了对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主回归结果，本文发现再就业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客观健康和心理健康指标均无显著作用。虽然在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较小，退休再就业使其主客观记忆力降低，精神状态变差，但退休再就业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能力（ADL和IADL），并减少了由生理健康引起的生活障碍。根据退休再就业动机的异质性分析，笔者发现，区分不同个人收入水平和家庭资产收入水平之后，财务状况较好的老年人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客观健康状况、生活能力、精神状态和记忆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对财务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而言，退休再就业对患慢性病数量、精神健康和记忆力方面均有负面影响。从退休老年人选择再就业的财务动机看，再就业对自愿和非自愿个体健康状况影响有明显差异，即对自愿选择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的健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通过分析其他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本文还发现年龄大于65岁组、女性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群体，退休再就业对这些人群的健康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在当前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鼓励退休老年群体再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人口红利消失困局，减少养老金增大的压力，而且能使老年人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形成“老有所为”的社会氛围。但需注意到的是，再就业不仅会给个人带来财务收入，增加社会财富，同时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的结合也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基于实证研究，本文有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目前老年群体整体的健康状况，我国银发经济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关配套退休再就业政策不够完善，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修改老年人再就业条例办法，合理增设、分配银发岗位。企业应合理控制老年人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着力改善工作环境，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第二，根据老年人财务水平，鼓励有一定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收入的老年人再就业。提供老龄工作者相关技能培训服务，以提升老年就业者劳动质量，对自愿延长工作年限、积极参与退休再就业的老年人提供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既有利于老年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参与的增加，又可以在所得养老金不变的同时增加其收入，还有利于其生理健康、生活能力和记忆力方面的提高和改善。第三，维护老年人再就业工作权益，完善老年人工作医疗保险，降低老年人工作风险，提高老年工作预期收益，以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积极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将现收现付制逐步调整为基金制，以缓解未来养老压力，使其适配退休再就业政策，化解“社会-劳动者”矛盾。
虽然我们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短期健康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但长期健康趋势并没有进行分析，需要更长期、连续波段的数据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此外，在进行再就业分析时，我们并没有细分具体的再就业类型，考察不同再就业类型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可能会对制定具体有针对性的老年人再就业政策提供更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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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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