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旺传 陈先红 | 作为政治话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考察——基于中国日报网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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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话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考察——基于中国日报网的话语分析

李旺传，陈先红

民主话语权占据了当今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核心位置，冷战时期，西方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使西方国家实现了民主话语权的逆袭，取得了对民主的界定权。由于与西方的民主道路截然不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便被西方污名化为“威权”乃至“极权”政体。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看来，民主并“不存在”于中国，民主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阿伦·利普哈特就未将中国划入民主国家之列。近年，西方世界进入政治经济衰退期，不少发展中国家贸然移植和照搬西式民主的失败案例印证了西式民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拜登政府“民主峰会”的高开低走更是显示出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日渐式微。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时的“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政治格局表现出“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提升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正当其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更是为中国的民主道路提供了一个可以与全球对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强调选举民主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主体和内容的广泛性，民主实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更突出民主的“全覆盖”“过程性”和“人民性”，强调民主的质量。因此，中国如何在国际舆论场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本土政治话语展开民主话语的竞争，做好中国式民主话语的国际传播对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目前，学界已经展开民主与国际传播的交叉研究，学者们多从国际话语权视角出发，将民主价值观界定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核心，将提升中国式民主话语国际传播能力视为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路径；还有学者基于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历史。但总体来看，民主与国际传播的交叉研究成果尚少，已有的研究仅从思想和历史两个维度对民主的国际传播进行了探讨，相关议题的探讨亟待丰富。在民主的国际传播话语研究上，现有研究仅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民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进行了简要分析，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探讨尚未涉及，更缺乏方法规范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置于国际传播话语视角，致力于从微观层面通过话语分析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表征及原因进行探讨，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提供方向性的参考，助力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围绕这一概念建构的一系列话语均可归属于政治话语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身是高度凝练的政治概念，由其衍生的政策文本、新闻报道等均处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初始政治话语文本与新文本之间形成的“言语传播链”之中，故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话语进行分析亦属于政治话语分析范畴。亓光指出，政治话语分析以批判性话语分析为基础理论渊源，社会语言学为语言思维渊源，实践语用学中的“政治语用理论”为语用阐释渊源，此三者是政治话语分析的前提学说。由此可见，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此，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进行分析是具有阐释力的理论选择。

批判性话语分析早期领军人有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沃达克（Wodak）、克莱斯（Kress）、范代克（Van Dijk）和范柳文（Van Leeuwen）。其中，作为语言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的费尔克拉夫在1985年时便对主流语言学“语言和话语的非社会化”以及语言结构（语法、能力）和语言使用（话语、表现）之间缺乏联系的情况进行了批判，他将自己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命名为“辩证关系方法”，即他的研究一直落脚于探讨话语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同时包含话语、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事件，是构成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成分”。

基于此，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第一，对文本的形式特征进行描述；第二，解释文本与交际的关系，即文本被看作生产（交际）过程的产品和解释过程的资源；第三，说明交际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即阐释社会情景对生产和解释过程的制约及生产和解释过程对社会的影响。”这构成了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即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文本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其中，文本维度注重考察文本的语言学特征，话语实践维度主要考察话语的生成和表达过程，社会实践维度主要探讨话语与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分析框架被学界广泛应用，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以探讨其在国际传播话语上的表征及背后深因。基于此，本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搭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文本进行由表及里的挖掘，同时采用语料库分析法，借助语料库工具Antcoc软件统计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高频词汇和短语，由此总结归纳其报道特征，并借此从微观层面对报道的修辞隐喻使用情况进行整理。由此，本研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进行全方位的研判。

2.研究抽样

（1）媒体选择。目前，国际传播话语分析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内含三种视角：自述、他述与对比视角。鉴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属于新概念，国际主流媒体尚缺少相关新闻报道，故而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采取自述视角，探讨我国主流媒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国际传播时的话语特点，并深入分析其原因。基于此，本文以我国最大的英文资讯门户网站中国日报网作为研究对象，以该网站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英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2）样本情况。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分别以“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和“whole-process democracy”为关键词，并以标题和文中出现该关键词为筛选标准，在中国日报网（英文版）搜索新闻样本（时间范围为2019年11月2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进而通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新闻报道和白皮书后共检索出106篇涉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闻报道，编码为CD-1~CD-106，并基于此自建含94929个英文词汇的语料库。

3.研究问题

基于研究目的，本文系统探索和回答以下问题。

（1）主流媒体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报道其对象的主要要素为何？建构了其怎样的形象？

（2）主流媒体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是如何生成的？其话语来源为何？如何进行话语呈现？

（3）主流媒体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的影响因素为何？

4.分析框架

基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三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其中，文本维度旨在通过分析文本本身，了解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时，其主要的传播要素有哪些，面向国内外民众建构了怎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象；话语实践维度旨在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来源和互文性两个层面出发，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特征；社会实践维度旨在从政治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两个维度出发，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影响因素。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文本分析

在文本维度，费尔克拉夫提出从“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四个要目进行分析。鉴于本研究无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语言学特征进行探讨，而在于通过文本分析以探讨其报道重点及形象建构，故而本研究的文本分析着眼于“词汇”，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词汇选择与修辞隐喻。本研究借助语料库工具，基于名词词组选择探讨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主要传播要素，基于修饰用语分析国内主流媒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象建构。

（一）传播要素分析

韩礼德在1978年提出“过度词汇化”概念来说明一个领域密集的语词表达，费尔克拉夫将其称为“过度语词表达”。“过度语词表达”标志着强烈的关注，指向对之负责集团的“意识形态特质”。“过度语词表达”体现的是话语生产者对某一概念的强调，具体表现为相同或相近的语词密集地对话语事件的某一方面进行阐释，反映了话语生产者对话语事件的立场偏向与意识形态。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高频词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时的报道重点。由于实词更能体现出话语生产者的看法和态度，故而本研究对高频词进行筛选时限定在高频实词上。研究使用语料库软件AntConc中的word list工具对本研究自建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筛选出在语料库的语篇中出现频次排名前1000且出现篇次超过15篇的英文实词作为本研究的高频词库。然后，本研究基于相关文献，从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建构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素系统，其中概念维度主要包含定义、思想来源和特征三大要素，实践维度主要包含实践主体、根本遵循、制度保障、实践维度、实践环节与方式五大要素。本研究对照该要素系统，对高频词库中涉及相关要素的名词进行整理后得出表1。囿于篇幅，表1仅列出出现篇数大于等于25篇的名词。

从表1可以发现，国内主流媒体在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突出其人民性。频次表中，“people”以1598频次和106篇次位列第一，这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的人民立场。第二，彰显其中国性。频次表中，“China”以1230频次和105篇数位列第三，“Chinese”以633频次和93篇数位列第六，此外高频词表中的“communist”“socialist”“CPC”（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写）、“socialism”“NPC”（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英文简写）等名词均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其中国性不容忽视。第三，体现其实践性。频次表中，“decision” “practice” “participation” “supervision”“election” “management”等具有民主实践导向的名词占据了一半以上，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在新时代的实践产物，其实践性导向明显。

根据表1可以从整体上得出国内主流媒体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特点，但是其重点报道要素还不够明晰。研究通过语料库软件AntConc的Cluster工具对语料中与表1中的高频名词和democratic组合生成的名词短语进行抓取，并基于本研究建构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素系统对其各要素名词短语出现的频次和篇数进行了分类整理，得到表2。囿于篇幅，表2仅保留了出现篇数大于10的名词短语（该要素名词短语出现篇数均小于10的，保留出现篇数最高的）和有代表性的名词短语。

如表2所示，国内主流媒体在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时，基本涉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所有要素。首先，在概念维度，国内主流媒体鲜明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治文明，体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其次，在实践维度，国内主流媒体既聚焦于顶层设计层面的介绍，也讲述了基层民主实践的故事。

同时，从表2的频次和篇数可以看出，国内主流媒体在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时有所侧重，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重实践轻概念。如表2所示，相较于实践维度，概念维度的名词短语数量及其出现的频次和篇数不足其一半，而主流媒体面向国际社会报道“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全新政治概念时，不仅仅要说明我们是怎么做的，更要说明概念是如何来的，尤其中国日报网的主要受众是海内外中高端人群，这就更需要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概念阐释。第二，重理念轻叙事。从表2名词短语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理念层面的名词占比较高，术语较多，而现实层面的叙事话语较少，像“小院议事厅”（courtyard meeting hall）、“村庄聊天厅”（a village chat booth）、“基层立法联络点”（gras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stations）、“争端解决室”（dispute settlement room） 等更具象的、接地气的、能够引发共情的传播要素应当成为报道重点。第三，重政治轻其他。目前，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报道多停留在政治层面，虽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政治话语，但民主不限于政治领域，我国在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等民主维度亦做出了具有显著成效的实践，这些亦属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范畴。

此外，从表2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国内主流媒体在报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指标时，其指标内部各要素的选择也有所侧重：首先，在概念维度的思想来源上，重点报道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民本主义略有提及，但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和西方民主理论有所忽视；其次，在实践维度的根本遵循上，彰显了党的领导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决定性作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目标，但对依法治国这一根本手段报道不够；最后，在实践维度的制度保障上，突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性保障，但是对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报道较少，对西方社会（尤其是学界）最为认可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重视度不够。

综上所述，国内主流媒体面向国际社会报道“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在要素选择上有明显的侧重点，但缺乏一定的受众思维，如何更加合理地选择报道重点，更加有效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传播到世界人民心中，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世界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窗口，值得进一步深究。

（二）形象建构分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新概念成果，国内主流媒体使用怎样的修饰用语来面向国际社会报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在全球的形象建构，进而影响中国式民主国际形象的塑造。本研究的语料中，包括形容词、修饰短语和隐喻在内的修饰用语最直接地反映了国内主流媒体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象建构。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高频词库中形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容词进行整理后得出表3，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修饰短语进行检索和整理，得出图2。同时，通过通读语料，总结语篇中出现的隐喻后得出图3。

在形容词层面，国内主流媒体使用的多为褒义词和中性词，体现了其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通过表3可以发现，国内主流媒体通过对形容词的使用，突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性（如new、different等）、真实性（如true、real等）、广泛性（如extensive、broad、wide等）和有效性（如effective、scientific等）。同时，从common、international、global和various等形容词可以看出，国内主流媒体突出表达了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向世界传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球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建构的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而非文化霸权的形象。

在修饰短语层面，国内主流媒体主要向国际社会重点传达了三方面的要点信息：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roote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最广泛的（guarantees universal participation）、最真实的（greater authenticity）、最有效的（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forms of democracy）和最适合于中国（best for china，works well for China）的人民民主新形态（a new type of people’s democracy）。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people-centered），体现了人民的集体利益（representing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a whole），更好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better reflects the people’s will）。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关注过程也关注结果（emphasizes both the process and outcome），推动人们更广泛参与国家治理（be broadly involved in national governance），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improve grassroots governance）和决策的科学性（promote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隐喻，即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费尔克拉夫指出，特定经验领域的隐喻化是话语实践斗争的关键，也是关于话语实践斗争的关键。“在政治话语中，说话者会经常使用隐喻谈及对待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引导人们按照其暗示的方向行动。”由此可见，隐喻并非简单的类比，透过隐喻可以发现说话者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情感。在隐喻层面，国内主流媒体直接针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隐喻较少，更多的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及事件的隐喻反向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象建构。国内主流媒体通过“隐喻”的使用，建构了如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形象。

（1）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形象指相较于西方的“投票箱民主”“哑剧表演”，“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做“装饰品”和“营销材料”，拒绝“民主秀和政治戏剧”，它如同“太极拳”，安静却真实有效。民主在中国不是“失去意义的术语”，是举足轻重的“治理工具”。

（2）全民参与者。全民参与者形象指与西方选举民主是“金钱为基础的富人游戏”和“否决权”游戏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它不是西方所谓的“少数寡头政治”，是切实有效的全民民主。

（3）文明交流者。文明交流者形象指的是中国坚信民主不是“可口可乐”，没有“一刀切的模式”，民主是“不同季节绽放的多彩花朵”。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民主的灯塔”和“民主的典范”，各国更不应该将民主变为“大规模杀伤武器”，“枪口下执行的民主品牌”没有意义，“胡萝卜加大棒”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已经过时，如中国从不向世界“出口发展模式”一样，“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为全球民主贡献的新形态，它如水利万物而不争一般。

此外，通过隐喻的使用，国内主流媒体为中国赋予了“全球化推动者”角色，它强调民主不是由其“核心圈子”垄断的“武器”，意识形态排他“小集团”已经不符合全球发展趋势，美国“民主峰会”这种“虚伪的大师班”只是“煽动裂痕的火焰”；用“单一的标尺”“单调的眼光”和“双重标准”对待国际社会不可取，中国不是“假想敌”，而是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者，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综上所述，国内主流媒体在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象上，展现了积极和自信的态度，正面回应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直接指出西式民主的问题所在，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切入点，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分析

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中，话语实践处于中间层，起到连接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实践分析的作用。话语实践分析侧重于对话语的“阐释”过程进行分析，即对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政治话语，其报道议题集中于政治议题，受众稳定，故本文不欲探讨其分配和消费过程，而着重于从话语来源和互文性两个维度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生成过程进行分析。

（一）话语来源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是衡量其质量的首要标准。由于新闻报道文本的特殊性，其新闻来源会直接影响新闻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基于此，本研究从宏观的信息来源和微观的话语来源两个方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来源进行探讨。

1.宏观：信息来源

据统计，本研究在中国日报网选取的106篇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英文报道中，11篇来自中国日报网自身，36篇来自《中国日报》，30篇来自新华社，9篇来自外国报刊，9篇来自《中国日报·全球版》，5篇来自《中国日报·香港版》，2篇来自CGTN，其余信源有《北京评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观察》（《中国日报》旗下智库）。

由此可见，国内主流媒体报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信息来源呈现了“以我为主，兼顾八方”的特点。其信息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内主流媒体自身，其中《中国日报》占比34%，新华社占比 28%，中国日报网占比10%，由此可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上，国内主流媒体坚持“以我为主”，占据了主要话语权；第二类，外国主要报刊，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基于各种原因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采取漠视态度，但是还是有一些外国主要报刊，如《雅加达邮报》等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报道，中国日报网将其收录并进行了全球报道，体现了其“兼顾八方”；第三类，驻外使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上，驻外使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举行各类座谈会，向世界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综上所述，“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所涉信息来源兼具专业性与权威性，从信源层面保证了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多个信息来源也进一步保障了报道的客观性。 

2.微观：话语来源

从报道作者身份和引语的话语来源两个方面出发，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来源进行分析。

从作者身份来看，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占比最高的为一线新闻记者，达72篇，占比68%；其次为专家学者，达19篇，占比18%；驻外官员也在其中积极发声，达9篇 ，占比8%；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了论述，达 3篇，占比3%；此外，还有美国作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探讨。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作者身份多元，既有一线新闻记者带来最为前沿的报道，亦有专家学者从学理层面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其定调、驻外官员为其站台，但总的来说，来自海外的声音和民众的声音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海外读者的接近性，不够接地气。如何实现“海外声音”为我所用，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声音真正走向全球的关键。

笔者通读语料，对引语情况进行统计整理后得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中共计引语775条，编码为Q1-Q775。通过对引语来源进行分类整理后得到图4。

图4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引语来源广泛，从空间维度上兼顾中外，从时间维度上打通古今，从话语主体上兼顾官方与民间，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的阐释，亦有专家学者的深入解读，还有基层民众的反馈。与此同时，引语来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官方文本的占比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权威性。总体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引语来源多样且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

（二）互文性

在政治话语转为新闻文本时，费尔克拉夫引入“话语描述”这一术语，以分析其互文性。基于此，本研究从“话语描述”的角度出发，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的互文性使用。费尔克拉夫将“话语描述”分为了四种方式，即直接引语、蜕变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无标记话语。其中，直接引语为还原度最高的引语，指对被描述话语进行原貌呈现，常用双引号进行区分；蜕变直接引语为还原度次高的引语，话语转述者只描述原句中的部分词汇或短语，而非完整的语句；间接引语为还原度次低的引语，话语转述者借助言说动词、连词等方式模糊了话语和被描述话语之间的边界；无标记话语为还原度最低的引语，指被描述话语在描述话语中没有被清晰地标示出来，两者之间几乎无边界。通过通读语料，对语料库中所有引语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775条引语中，238条为直接引语，占比31%；70条为蜕变直接引语，占比9%；467条为间接引语，占比60%。间接引语使用量相对较大，以下详述各类引语使用特征。

1.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还原度高，保持了语句原貌，不易被二次加工，不带有转述者的感情色彩，因而最具客观真实性。本研究结合直接引语语用功能对238条直接引语进行分析后发现，国内主流媒体在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时，常在以下情况使用直接引语。

（1）忠实记录，保证可信度。在对领导人重要讲话、政府部门声明、官方文本（如法律文件、白皮书、公示等）等权威性文本进行转述时，转述者直接引用其文本原文而不加评论。面对这种情况，媒体以转述者身份忠实呈现话语原貌，以保证话语的可信度。例如，CD-24中对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讲话的直接引用：

（Q189）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郑重呼吁，国际社会“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又如，CD-15一文引用了驻外大使馆对中国民主情况的陈述：

（Q116）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说：“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国的民主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的支持，是真正的民主、行之有效的民主、成功的民主。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2）情景再现，增强现场感。“记者引用信源，相当于为讲话人提供了一个与公众沟通的平台。直接引语有让信源面对面与公众说话的功能，因而可以让信源放大其声音、想法和观点。”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引语能够增强读者的“在场”感，使读者“身临其境”，在脑海中建立相应的画面，也能够使新闻报道更有温度和更具感染力。例如，CD-70一文的开篇便使用了这样的直接引语：

（Q505）“城市里立交桥的楼梯对于老年人来说太高太陡峭了。人大对此能做些什么吗？”

这是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位居民在访问当地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提出的问题，CD-70在开篇便使用这一直接引语，仿佛将人带到了现场，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更生动地体现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服务宗旨。

（3）客观评价，保持中立性。在新闻报道中，记者有时会借新闻人物之口，通过直接引语来表达自己不便直接说出的观点，借以疏离责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作者为了保持中立者的形象，不直接给出评价，而是借信源之口来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或“中国式民主”进行评价，这样的直接引语使评价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例如，CD-8一文中，作者直接使用了外国政党领导人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评价：

 （Q65）“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充分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符合本国国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他说。

（4）佐证观点，增强说服力。除了上述三种最常见的直接引语的使用情况外，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作者为了佐证观点，常常会对“权威人士”的话语进行直接引用。例如，CD-89一文中使用孟子的话来说明中国民本思想历史悠久：

（Q637）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又如，CD-31一文中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民主的“民主本质”：

（Q225）再次引用列宁的话：“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人提供民主，为富人提供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资本主义民主的机器，我们会看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将穷人排除在政治之外，排挤在积极参与民主之外。”

2.蜕变直接引语

蜕变性直接引语作为还原度次高的引语，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真实性和权威性，同时较之直接引语更加灵活，给转述者以更多操作空间。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蜕变直接引语多用于以下情况。

第一，句中出现专有名词、文件名称、官方文本里的概念和权威性定义。例如，在CD-2一文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历史进行追溯时使用了蜕变直接引语：

（Q5）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期间首次称中国民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又如，CD-11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一国两制”两个专有政治概念使用了蜕变直接引语：

（Q9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也与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有很大关系。

还有在CD-89一文中，提出林肯总统关于民主的定义时使用了蜕变直接引语：

（Q633）林肯总统将民主定义为“民有、民治、民享”。

第二，句中运用数据和话语者提出的事实。例如，在使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提出的事实上使用了蜕变直接引语：

（Q112）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论说，拜登在峰会上的开幕词遗漏了“美国和其他地方显而易见的背景”。

第三，呈现话语情感鲜明的态度和评价。比如，CD-8一文中在转述外国政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经验和西方民主的评价时使用了蜕变直接引语：

（Q66）并补充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非常重要”；

（Q69）他说，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正在“恶化”，存在许多弊病，包括民主空间被挤压、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3.间接引语

相较于直接引语，转述者在使用间接引语时往往需要借助一些言说动词、连词等，按照一定的话语结构和语法原则对原话语进行加工、整理、概括总结。对于转述者而言，间接引语更加自由灵活，在行文上可以使叙述更加流畅，同时能够在视觉上避免因使用引号而带来的语义干扰。本研究通过对468条间接引语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一般有以下两种形式使用间接引语。

（1）借助言说动词。第一种形式为借助言说动词引出引语，引语通常是宾语从句（连词常被省略），连词后常为名词。其中，使用的言说动词分为两类，一类不带感情色彩，如“say”“note”“add”“point”等词，在语料库468条间接引语中，其中有超过一半的间接引语由“say”及其过去时态和进行时态引出（大部分为said，占298条，saying占13条，say为三条）。例如，在CD-2一文中，使用“said”引出专家对民主制度的观点：

（Q1）他说（said），民主制度的多样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塑造了民主制度的多样性。

又如，在CD-10一文中用“noted”引出外交官对中国式民主的介绍：

（Q90）这位外交官指出（noted），中国式的民主在从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整个政治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不带感情色彩的言语动词引出的间接引语往往是话语者对某件事自我的研判或者是对某一概念的介绍。

另一类言说动词带感情色彩，如“stress”“highlight” “call for” “reiterate”等词，在语料库468条间接引语中，占比相对较少，其中超过10条的有“stressed”（20条）和“called for”（13条）。例如，CD-53一文中使用了“stressed”引出栗战书关于推进宪法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指示：

（Q376）栗战书强调（stressed），新时代全面贯彻和推进宪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宪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好作用。

又如，CD-77一文中使用“called for”引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Q544）他呼吁（called for）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通过对467条间接引语进行通读后发现，转述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言语动词转述的多为会议话语，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精神或者是对过去工作的评价，此外还有专家学者们在研讨会上的精彩观点。

（2）使用固定搭配。第二种形式为借助固定搭配引出引语，在本文语料库常见的是“according to”，出现了19次。例如，CD-17中使用“according to”引出声明的内容：

（Q155）声明称（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内的许多地方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造成数百万人受伤，并使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还有CD-39中使用“according to”说明数据来源：

（Q772）根据（according to）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最高，超过93%。

由是观之，借助固定搭配引出引语的方式多为对官方文本和调查数据进行转述。

综上所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话语描述使用数量较大，共计775条，平均每篇新闻报道有7条以上的引用。其来源和使用体现了如下特征：首先，其来源广泛，空间维度上兼顾中外，时间维度上打通古今，话语主体上兼顾官方与民间；其次，引用的话语多为权威话语，话语的真实性有所保证；最后，在其使用上，忠实地展现了话语原貌，虽然间接引语使用量相对较大，但大多是对原话语进行的直接转述，并不夹带转述者的个人立场和私人情感，保证了话语转述的客观性。总的来说，国内主流媒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上做到了话语来源广泛、话语内容真实和话语转述客观，在一定程度上向国际社会呈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中，话语即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分析便是对话语进行“解释”的过程，即分析话语与社会实践中其他成分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费尔克拉夫在社会实践维度探讨的主要是话语与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内主流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其国际传播自是立足于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因而自述视角的国际传播话语分析难以从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研判。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政治话语，其国际传播要匹配相应的语境，因此本研究引入韩礼德和范代克等学者的语境思想，从政治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两个维度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影响因素。

（一）政治语境

2008年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自鸦片战争以后首次重返国际体系主角席位。在全球抗疫背景下，中国的制度优势更是得以进一步彰显。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态度经历了从友好到遏制的180度大转弯。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掌控了更多话语权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污名化中国，致使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国际政治格局波诡云谲的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政治话语，其国际传播要置于国际政治的大语境之下。

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是针对西方以“威权主义”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的有力回应。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在国际社会就西方自导自演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民主问题”大做文章，试图以“人权”之手干涉中国内政，以“民主”之名扰乱中国秩序。而对于中国显著的抗疫成果，西方一些国家至今没有勇气认可，频频使用“威权政府”“举国体制”“剥夺自由”等污名化的词汇评头论足。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中国“人权”和“民主”进行抨击，冠中国以“威权主义”之名，污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其为转移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国际矛盾的常见手段。基于此，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国内主流媒体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了全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鲜明地表达了中央支持香港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态度，用数据说明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抗疫成效及中国对全球抗疫做出的贡献，对西方污名化中国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应。

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是对美国试图以“民主”分裂国际社会这一做法进行的正面出击。2021年12月9日至10日，拜登政府以视频形式举行了“领导人民主峰会”，该峰会以美国标准公然将世界划分为“民主”与“非民主”两大阵营，这种以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的行径，与全世界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国际政治应有走向“格格不入”。“领导人民主峰会”是美国近年来大肆推行“集团政治”的一个缩影，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到“五眼联盟”、七国集团以及由七国集团扩大成的“民主十国”等，美国组建各种“意识形态排他小集团”，不断制造国际事端。中国历来主张多边主义，近年来更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种国际事务和国际争端解决中体现了大国担当。面对“领导人民主峰会”，中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予以正面回击。“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在“领导人民主峰会”前后形成了高峰，国内主流媒体从中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民主道路取得的成就出发，向国际社会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容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使用来自美国的调查数据对美国自称“民主灯塔”的现象予以抨击，从政策和事实两个层面对美国试图以“民主”分裂国际社会这一做法予以了正面回击，多次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推动全球合作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符合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自冷战后掌控了“民主界定权”，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核心圈子”，开启了向全球输出“西式民主”的历程。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所指出的：一个好的政治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予以支撑，“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因此，西式民主只有嵌入在其特定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近年来，不少照搬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接连受挫，西式民主神话已然破灭，而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各国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作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新闻报道中，国内主流媒体借外国专家和民众之口，强调了“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仅造福于本国人民，也造福于外国人民（CD-4）”的事实，彰显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对打破西方民主垄断、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重要作用。尽管美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将中国塑造为“旧敌人形象”，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不会停止，中国推动新型国际秩序建构的步伐必然会得到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综上所述，“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面临的政治语境并不乐观，在国际舆论场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威权主义”污名化中国，以“领导人民主峰会”孤立中国，但国内主流媒体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在一定程度上为提升中国“民主话语权”产生了积极效果，也为全球民主多样性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社会文化语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总结，是社会主义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其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民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其走向国际社会，进行国际传播时，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语境，如何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对话，是其真正成为能与全球对话的政治话语的关键。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全过程人民民主唯有寻求文化共通点，凝聚共识，方可突出重围，真正成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首先，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通点奠定“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基础。东西方民主思想是两种政治文明的产物，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与东方文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对话并不容易，寻找共通之处、精准传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必由之路。在民主的实践模式上，选举民主一直是西式民主的根基所在，而西方民主理论经历了从竞争式民主到参与式民主再到协商民主理论的三轮转向，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我国的协商民主不尽相同，但能从中看到西方民众亦不满足于“选举”期间的参与，愈发强调日常政治生活的参与，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了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司法民主和社会民主等民主实践的所有模式，人民参与到民主实践的各个环节。因此，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以及民众对参与民主生活的诉求是中西方在“民主”命题上的文化共通点。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国内主流媒体重点体现了其实践性，同时突出报道了中国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的实施情况，用中国民众的声音证实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

其次，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共鸣点凝聚“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共识。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然“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那么在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时，必须摈弃意识形态差异，寻求共情点以凝聚共识。对于中西方民众而言，民主既是价值追求，更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基于此，国内主流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用案例和数据证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将民众诉求转变为社会现实的，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下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怎样的提高，用海外调研报告数据体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支持，借以凝聚“民主是治理工具而非政治武器”等共识，实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共情传播。

最后，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里建构民主话语权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目标。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传播要正视差异、凝聚共识，但不可落入西方文明的窠臼，仍使用西方话语阐释中国本土概念。在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式微的现状下，中国是时候摆脱被动局面，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上做到以我为主。目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的自主性尚未真正确立。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设，“通过自主性的学术研究，让中国学术说中国话，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元素、核心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来界定”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何，由此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中用理论话语补充政策话语，实现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建构中国民主话语权这一根本目标。

从古希腊直接参与民主到近现代自由主义民主，西方的民主思想几经流变；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的民主思想经历了近代的杂糅与现代的发展。两种文化土壤生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民主政治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但差异从来不是人类交往关注的焦点，求同存异方是国际交往准则。面对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正视差异、寻求共识、精准传播和共情传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的现经之路，但在此之外，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话语的自主性诉求还有待努力。鉴于此，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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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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