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涛｜问题与方法：帝国研究的历史轨变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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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法：帝国研究的历史轨变及其
反思
吴红涛
尽管“帝国”（empire）一词随着历史演变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话题视线，但是关于“帝国”的研究却并未因此而停下脚步。正如克里尚·库玛尔（Krishan Kumar）强调的：“对帝国的厌恶与漠视是一种情绪，但对帝国进行研究则是另外一回事。”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兴起的“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生发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无不宣示了“帝国”一词所内含的强大学术生命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首先应区分“帝国”的两种显现形态：一是某种历史现象的帝国，一是某种研究内容的帝国。前者将“帝国”视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殊政体或特别阶段，随着时间推进和文明演化而发生转换；后者则将“帝国”看成学术研究的内容对象，内含了帝国独有的知识属性，且能够在不同情境中显现出不同的内容表征。这也印证了“帝国”一词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因而“帝国”一词不能在语意上化约为某个单一而确定的词义，它在历史和当代的诸多改变意味着该词演变的复杂过程，必须将其置于应有的语境进行探究。正因此，“帝国”得以在多个领域、学科和范畴中被频繁交叉使用，尤其是进入现代时期后以“帝国主义”之名衍生出来的学术语词更是层出不穷，“帝国”由此成为了一种切入各类问题的方法视角。那么，“帝国”究竟意指什么？它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在何种意义上从“问题”过渡为一种“方法”？我们该如何审视作为方法的“帝国”？本文将以这些问题为基点，对“帝国”一词进行学理性爬梳，考察帝国概念的多重历史转换，尝试提出和证成作为“方法”的帝国这一命题，以期为当今学界的帝国研究提供相关启思。
一、“帝国”概念的释义辨析
帝国概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非一以贯之，“在过去数千年里，‘帝国’这个词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含义”。帝国概念的变化，是帝国知识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史密斯（Mark J. Smith）在《文化：再造社会科学》（Culture: Reinventing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中提到，从知识维度上说，“我们永远不能与我们所研究之物相互脱离”，我们必须“努力明确我们利用和表达分类系统、以投入分类实践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梳理“帝国”问题时，首先有必要对帝国概念进行知识论上的界定与甄别，以免在某种含混与模糊的语境下使用这个概念。
一般说来，西方学界惯用的“帝国”一词，词源可追溯至拉丁文“imperium”，由于该词的词根为动词“指挥、命令”（imperare），所以“imperium”最初可直译为“军事指挥”（military command），早期关涉罗马将领们行使军事指挥权的领地，英文语词“empire”由此逐渐衍生而来。“帝国”一词在中国属于舶来词——赵汀阳提出，“帝国”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由于19世纪后“帝国主义”（imperialism）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诸种恶行，使得“帝国”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往往被理解为某种贬义性语词。对此，我们必须明白：尽管“帝国主义”与“帝国”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联，但从词义上看，两者绝非同一概念。“历史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有人指出，人类最早的帝国可以溯源至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埃及南部，而“帝国主义”不过是“帝国”进入现代时期、随资本主义一并产生的特殊形态，有着明确的历史边界及鲜明的时代特征，“‘帝国’这个概念在现代演变成为一个失去了自然朴实品质的改版概念‘帝国主义’”。据著名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考察，“帝国”并不全然是“被谴责和辩驳”的所指，在中世纪欧洲，“帝国的概念几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不少欧洲人亦相信“帝国”是个积极的概念，“成为帝国就是成为一个强国”，即使是当时那些“欧洲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亦“没有人再质疑欧洲帝国的正义性”。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和“帝国主义”强烈且直接的贬义色彩不同，“帝国”应被视为一个中性词，是贬是褒，取决于它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具体运用。譬如有时“帝国”指向的仅仅是某种势力强大、幅员辽阔的国度或政体，如罗马帝国（Roman Empire）；有时“帝国”形容的是某类极具侵略性或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有时“帝国”还可以形容某个特定领域或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和集团，如乔布斯所缔造的苹果帝国（Apple Empire）。
考虑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叉使用，很难为帝国规定一个标准、通行的定义。如前文所述，“帝国”含义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生着转换。但无论其如何演变，帝国概念在以下三个症候上一直持有共同的基底：其一是广阔性。这里的“广阔”涵盖了两个维度——统辖范围的广阔性以及管控权力的广阔性，前者指代帝国疆土面积的辽阔，芬纳（Samuel E. Finer）认为帝国的第一个言外之意即是“面积广大”；后者指代帝国权力在覆盖面上的庞大，《现代汉语词典》为此将“帝国”释义为“版图很大或有殖民地的君主国家”。无论是早期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巴比伦帝国、埃及帝国，还是后来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德意志帝国，抑或是商业领域的微软帝国、亚马逊帝国、谷歌帝国，在这点上彼此都形成了默契呼应。韦氏词典也从两个方面阐释“帝国”的概念：一种是“主要的政治单元”（a major political unit），辖有“很大范围的领土及民众”，另一种是“类似于帝国国家的东西，特别是在单一势力控制下的企业”。其二是威权性。这里的“威权”同样也涵盖了两个维度——帝国自身内设的威权性以及帝国给他者所架设的威权性。学者迈克·多伊尔（Michael W. Doyle）认为，无论是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扩张高潮之前还是之后，“帝国”始终都意味着某种“有效的政治控制”。而这种“有效”的政治控制必然要建立在“帝国”自身强大的实力之基础上。从人类过往的历史来看，大凡能称为“帝国”的政体或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本等各个方面，无不具备超强的威权性。同时，帝国自身客观的威权性，不论是对其内部的各类组织和民众，还是对其外部的政体、机构和国家，也都造成了巨大威慑力。乔治·李斯卡（George Liska）强调，帝国在“实力、范围、显著性和使命感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他者”。其三是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指的是帝国内部所架构的具有等级之分的权力机制，依据源于帝国总是需要建立在诸多服从于其管辖的附属势力之基础上（如册封地、殖民地、债务国等），帝国成为这个权力分层的中心。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帝国’所指的无非就是在各自的时代状况下，超越了作为基础单位的各个共同体，部落、社会、地域、权力、政权、国家作为基础单位而居于其上的统合性权力，以及以本身为核心而形成的关系、势力圈及秩序。”为了凸显这种层级性，古代帝国甚至设有“皇帝”（emperor）、“君主”（monarch）等统揽一切的专制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如此描述这种高高在上的权力：“罗马帝国的领土布满全球，只要这帝国完全在一个人的掌握之中，那整个世界便成了他可以禁锢他的仇家的万无一失的监狱。”为此，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莫托尔（Alexander J. Motyl）将“帝国”定义为一个“分层组织的政治体系”，它有“轮毂状结构”（hublike structure），展现了“核心精英”（core elite）对“周边外围”（periphery）的层级统治。
二、帝国研究的时代转向
和“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所呈现的多重面貌与占据的显要地位相比，针对“帝国”而展开的研究似乎要显得沉寂得多。即使是在“帝国”活动极为活跃的18世纪欧洲，帝国问题也并非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史学之外的社会科学领域，帝国研究更是乏人问津。对于这种极具悖论的现象，莫托尔在《帝国的终结》（Imperial Ends）一书中总结了其中几点原因：一是概念方面的，学者们首先很难为“帝国”进行概念上的准确定义；二是理论方面的，鉴于帝国的“混合型特质”（hybrid nature），导致其很难进行理论上的定位；三是历史方面的，由于最后自封的帝国——英国、荷兰、法国和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纷纷消失了，“帝国”在历史上的退隐，成为其缺乏被学界关注的现实动因；四是政治方面的，由于很多左翼学者习惯将帝国等同于帝国主义，使得帝国浸染了极权主义的性质，成为某种为主流学者所厌弃和反感的东西，因此他们在主观上便对帝国产生了排斥心理。
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等一系列学术转向的热潮，由史学界率先开启的“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使得帝国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学者分析，“帝国转向”之所以发生，是由于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1968年前后的种族斗争及女权运动等，显示了帝国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其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换句话说，“帝国转向”并不是学界内部自然出现的研究风潮，其内含着深刻的时代状况，告示了帝国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密切关系。“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以下两大历史事件对于“帝国转向”至关重要：一是苏联的解体，“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在20世纪90 年代创立（或重建），这让人重新意识到帝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二是“9·11”事件，出于报复，美国“突然而非常不正当地、赤裸裸地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引起许多学者重新反思他们以为‘帝国时代’只存在于过去的假设”，“帝国”正在以某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复归。
尽管“帝国转向”最早出现在史学领域，但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这个领域。“帝国转向”不仅迫使学者们反思帝国在历史上所遗留的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让学界开始重新考量和审视与帝国相关的各类命题，“帝国研究”（empire studies）这个专业化的研究术语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帝国研究”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研究”（research of empire），前者是晚近学界的一个专属名词，“当代帝国研究主要是指冷战前后总结现代欧洲殖民史的帝国研究，专有名词的帝国研究可以限制在这个范围之中，它和后殖民、新历史主义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跟赛义德、福柯有很大关系”；而后者则是对关涉帝国内容之研究的统称，人类历史上所有与“帝国”相关的研究，都可在这个维度上称之为“帝国研究”。因此，严格说来，“帝国研究”（empire studies）隶属于 “帝国研究”（research of empire），是“帝国研究”随时代演进到当代而出现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也再次印证了“帝国研究”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转换的事实。概括而言，“帝国研究”（research of empire）在历史时间序列上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是传统的帝国研究。这里的“传统”，更确切地，指的是“前现代”时期的帝国。无以否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长期而关键的作用”，帝国政治、帝国实践和帝国文化曾经深刻塑造了人类过往的生活世界。当代西方极具盛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前现代所涵盖的数千年里，国际政治变革的模式被描述为一个“帝国循环”（imperial cycle），世界政治的特征被描述为“强大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走向普遍帝国的倾向是前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吉尔平认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主要依赖于对农民和奴隶的剥削，其又直接与领土的规模有关，因此“一个帝国的领土范围和政治控制越大，帝国的权力就越大”。古罗马帝国被誉为前现代时期的帝国典范，“对于帝国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不同，在古代欧洲就是罗马帝国”，所以传统的帝国研究，很多都是针对罗马帝国内部体制的专门性考察，或围绕罗马帝国与其他帝国之关系渊源的比较性探析（如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和基督教帝国等）。
其二是现代的帝国研究。当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古代帝国相继终结后，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帝国”开始以“帝国主义”的形式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对此，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指称更为明确，他把这一时期的“新型帝国”直接形容为“殖民帝国的时代”，他提到，“帝国主义”一词，“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含义，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大英帝国是帝国主义的突出代表，它被国际社会及史学界视为人类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大的殖民帝国，有人甚至将19世纪表述为“英国的世纪”。由于殖民征服与殖民掠夺对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剥削及压迫，使得“帝国主义”一改早期“帝国”的中性词态，进而成为一种贬义性概念。因此，该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帝国研究，大多是针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帝国批判，更是在学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列宁、考茨基（Karl Kautsky）、卢森堡（Rosa Luxemburg）、霍布森（John A.Hobson）、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学者共同构建的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理论，直至今日依然意义深远。
其三是当代的帝国研究。随着以殖民征服和领土扩张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当今世界已不再有国家自封为帝国，“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公开主张帝国，至少在正式帝国的意义上是这样”，过往帝国的诸多典型症候也逐步消解，人类步入了所谓的“后帝国时代”。在后帝国时代，学界的帝国研究也迎来了重要改变，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聚焦现代帝国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辐射，譬如殖民地遗留的历史问题，譬如帝国主义对全球政治格局、经济分布及文化状况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则关注帝国主义的最新形态，其认为殖民式的帝国主义虽已落幕，但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相反，帝国主义正结合时代的更新势态，超溢自我的表现语法，譬如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结盟，比如与赛博空间、数字文化的联合，不断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大卫·哈维（David Havery）所论及的，帝国主义可划分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进程”，前者把帝国主义视作某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占有较大的领土，能够动员人力与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后者则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种“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其具有完完全全的当下性。因此，在哈维等学者看来，帝国在当今世界依然无可质疑地存在着。
三、“帝国归来”的新旧透析
前现代时期，帝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普遍出现过，如欧洲的罗马帝国、非洲的埃及帝国、亚洲的波斯帝国等，但是当人类社会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后，帝国几乎都与“资本主义”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也即常见的“帝国主义”），它或者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某个特殊历史阶段而被讨论。如列宁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或者被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固有属性，贯穿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历史，这也是考茨基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
从表面上看，列宁的判断与“广泛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似乎存在着一定矛盾，前者为帝国设置了一个时间期限，后者则把帝国投射到资本主义的全部过程。但正如学者强调的，“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视野出发，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现代历史流变的多向形态呈现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会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帝国主义运动的几次历史性蜕变并没有改变其内在的垄断性质，由此导致的根本性矛盾和冲突并没有消失”。换言之，帝国主义在当代生发的异变，并不意味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失效，尤其是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特性及最终命运的论断，依然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只不过由于生活时代所限，列宁没有预判到帝国主义的最新趋向及其话语方式的转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进入20世纪后，人类历史演变的复杂性以及国际局势的易变性，的确给后来的帝国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扰。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身、单边霸权主义的兴起、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过往的帝国研究似乎已难以为继。即便是列宁等人所领衔的帝国主义批判，也似乎在这些历史新象前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就像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谈到的那样，列宁等人所说的帝国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于特定时刻或特定情况下可观察到的事件和趋势”。那么，如何从迷雾重重的现实中继续延接帝国研究谱系的有效性和当下性呢？“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与“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的出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应该说，两者都充分把握到了帝国的当代诸相，有力驳斥了帝国的历史终结说，但它们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后帝国主义”最早由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科拉（Richard L. Sklar）和大卫·贝克（David G. Becker）提出，其主要以“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为关注对象，认为“跨国企业”是帝国主义摆脱殖民征服的限制后，在后帝国时期试图渗透并控制其他地域的最新方式。有学者强调，后帝国主义就像是一道“权力的面纱或面具”（mask or veil of power），表面虽然祛除了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实际上依然内含着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只不过比过往更加隐匿与伪装。而“新帝国主义”则聚焦于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logic of capital），而非过往的“领土逻辑”（logic of territory），后者即是将资本积累建立于领土扩张的前提之下，尤其凸显“空间”之维度，是传统帝国主义的核心命脉；“资本逻辑”的指向更为宽泛，只要符合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诉求、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则都是资本逻辑的体现。尤其是当传统帝国主义遭到各地“去殖民化”及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强烈反抗，其外在的地理扩张和空间殖民日渐式微，在新自由主义的庇护下，经由“空间修复”（spatial fix）或“空间转移”（spatial transfer）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显得迫在眉睫。美国被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代表国家，在哈维、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学者看来，由美国陆续挑起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以及美国在全球多地所施加的经济制裁与金融封锁，将当代“新帝国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从来就未曾真正地消失过。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用“帝国归来”（empire returns）形容帝国在当今时代的再现，同时也借此呼吁当代学界对于帝国的重新审视。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后，哈特和奈格里师徒二人联袂合作的“帝国三部曲”，是“帝国归来”后最具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新帝国研究。其中，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一书，在学界引发了极为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齐泽克甚至将这本书誉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哈特和奈格里在这本书里开宗明义地宣告：“帝国正在我们眼前出现”，其动因来自于全球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当殖民制度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障碍最终崩溃，我们已然见证了经济和文化上不可抗拒、难以扭转的全球化”。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指代一种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新主权形式”（a new form of sovereignty），其与过往的“帝国主义”存在着鲜明差异：首先，“帝国主义”奠基于利维坦式的“民族-国家主权”（sovereignty of nation-states）体系，“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帝国主义国家构成了权力的中心。而“帝国”不建立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空间疆界，它是一架无中心、去空间化的统治机器，因此它已变得无处不在。其次，“帝国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时间限度，“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发展阶段”，虽然它能借以在“后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庇佑下暂得残存，但正如列宁所判断的那样，其终会迎来最后的消亡；而“帝国”不意味着历史运动中转瞬即逝的规则，其是一种“成功地终止于历史并因而永远停驻于当下事态的秩序”，也即无历史、去时间化，因此它就变得无时不有。再者，“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总是建立在强力的军事打压和政治霸权上，如霍布森所说的，“帝国主义意味着现在的军国主义和将来的毁灭性战争”；而“帝国”则深度融合了生命政治，其统治的对象不只是疆土、经济和政治，而是“完全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in its entirety），包括人们的交往、休闲甚至道德范式，如张一兵所总结的：“不同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其权力中心所能直接支配的疆界，新型的资本帝国对全球的支配是无形的控制结构，混合的身份认同对应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交融，富有弹性的分层指认了社会结构的动态特征，而多元的交流则拒斥单边力量的建构。”
哈特和奈格里为人们审视帝国之新变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然而他们的帝国概念似乎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其不但期想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帝国来取代过往具有明确实体依托的民族国家及帝国主义，还试图以“诸众”（multitude）这个模糊的主体概念来替代过往反抗帝国的“革命者” “无产阶级”及“劳动者”等既定主体。尤其是他们简单地认定“帝国主义”已经结束，粗糙地扬弃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极富创见的论断，无益于透析帝国主义的当代残余，更是无益于解读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在当今时代推行的单边主义及对弱国施加的霸权行径。“哈特和耐格里把美帝国主义放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就很难讲清冷战后的帝国是怎么回事”。
四、作为方法的帝国之辨
由前文所述可知，帝国研究在当代学界逐步形塑了某种愈来愈突出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源自于“帝国”内涵和边界的不断拓深，其不再像过往那样专属于史学领域，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甚至艺术学等诸多学科中，“帝国”也开始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欧立德在探讨“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的命题时提出，帝国研究中，“话语和方法”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语言和语境的分歧”。作为一名史学家，欧立德清醒地意识到了帝国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学科”问题，其要求研究者们必须走出传统帝国研究的窠臼，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审视和延续未来的帝国研究。
换句话说，“帝国”已不只是研究的最终“目的”，它还成为一种超越帝国研究本身的“方法”。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著名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对“目的”与“方法”进行了极有启思的区分，沟口雄三认为：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将中国作为目的”的立场，而是要扩大其研究自由度，也即从那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目的”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因为“中国学”不单是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知识为目的，或以埋头于中国本身为目的的中国学；比“目的”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方法”，也即透过“中国”来了解多元化的世界，“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过往的“帝国学”倾力于将帝国作为“目的”来考量，那么当代的“帝国学”则尝试把帝国作为一种“方法”来探究，从而赋予“帝国”以更多的可能性。
把帝国作为研究的“目的”，就是以构筑帝国的客观知识和阐析帝国的概念考古为内核，凸显与帝国直接相关的学术问题，切近与帝国直接相关的历史图景。由于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多重形态，同时由于帝国自身也涵盖了多重特性，因此以帝国作为“目的”的研究内容极为庞杂，有的聚焦某个帝国的整体历史兴衰，譬如波里比阿（Polybius）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或崛起》（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朱迪斯·赫林（Judith Herrin）的《拜占庭：一个中世纪帝国的传奇历史》（Byzantium: The Surprising Life of a Medieval Empire）、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的《奥斯曼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衰》（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等；有的集中讨论帝国的某种类型特质，譬如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草原帝国》（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的《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Empires of the Sea）、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还有的着力反思帝国内部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譬如霍布斯鲍姆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凯尔·哈珀（Kyle Harper）的《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等。从以上所列举的多种著述来看，把帝国作为“目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史学界，其当然为人们认识帝国提供了多方位的选择，也为学界搭建帝国的知识谱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帝国”毕竟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一个纯然“价值无涉”（Wertfreiheit）的概念，各种帝国研究的背后通常关涉着特定的意识取向及文化差异，譬如所谓的“东方学” “非洲中心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等，因此作为“目的”的帝国研究也常常遭遇各种价值立场上的质疑，拉卡托斯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理论偏见”，他认为“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与之不同的是作为“方法”的帝国。我们知道，学术研究中，“方法”首先往往指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然需要使用的“方法论”（methodology）。德国哲学家西格沃特（Christoph Sigwart）曾如此定义“方法论”：“方法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应用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就能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来达到人的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诚然，要达成任何认识的“目的”，就必须经由相应的“方法论”，诸如归纳、观察、假设、比较、证伪、统计等，它们都可被归为方法论的范畴，“不同的研究方法会产生研究现象的不同种类的知识”。从这个维度上看，“帝国”当然不能视为一种科学意义的“方法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一种“方法”。在内容范畴上，“方法”比“方法论”要宽泛得多，它是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把帝国作为方法，即是改变以帝国为“目的”的研究惯习，将“帝国”化身为研究、解释及反思某个问题的媒介或视角。帝国研究的提问方式，也从原来的“什么是帝国”转变成“通过帝国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如果说作为“目的”的帝国像是一个历史实体，那么作为“方法”的帝国则意味着一种话语符号，它不是被动性地研究对象，而是能够触发研究动因、拓展研究路径并形塑研究价值的有效方法，譬如：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医疗与帝国》（Medicine and Empire: 1600—1960）中通过帝国来考察现代医学的诞生问题；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经由帝国来分析18世纪以来的旅行书写问题；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中以帝国来探索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问题，等等。
当然，作为“目的”的帝国与作为“方法”的帝国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研究中，“目的”和“方法”本来就可以互相依存，前文所提及的帝国研究著述，很多都同时融合了作为“目的”和“方法”的帝国，只不过两者侧重点有所区别。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的深刻影响下，作为方法的帝国被赋予了鲜明的批判特质，被诸多学者塑造成极具张力的批判话语，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Imperialism）、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等在晚近学界相继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基底，即指向对资本主义体制下某种异化现象的最新批判。这就提醒我们注意，作为方法的帝国，尽管极大地扩宽了帝国研究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不能是无限度的。由于“帝国”是一个具有历史延承性的语词，其词义演变内含着相应的时代情境，无论是将帝国作为“目的”抑或“方法”，都不能忽略和脱离基本的历史常识。此外，“帝国”亦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帝国的形式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版本，只有暂行形式而没有所谓的‘最终形态’”，这就需要研究者必须以明确且具体的问题意识来把握它，以免让“帝国”成为一个无所不包而又言之无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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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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