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崇文｜符号、通感与应和：福克纳美国南方象征诗学建构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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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通感与应和：福克纳美国南方象征诗学建构刍论

秦崇文

文学世界的诸多要素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着，文学空间为符号的意义生成和秩序建构提供条件，而且文学空间本身作为整体符号系统，在建构、交流和对话的意指实践中，表征了意义，既有对人、事物和时空关系的秩序与结构的认知，也有对人类意义深度模式的确立和追问。象征本身有着巨大的能量，人们相信什么就会塑造出他们生存的社会现实，这时，象征变成连接客观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桥梁。一旦象征变成一个群体或民族理解自身、探究自我本质和目的的想象框架，象征便与文化密不可分。在文化发展进程中，20世纪对象征诗学的认知成为传统象征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在美国文学中，环境与历史结合起来，它们以故事的形式被灌输进意义”。在此语境下，本文对福克纳的艺术创作是如何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叠加“复合”内涵、象征符号是如何参与建构象征意义的，以及“约克纳帕塔法”如何成为美国最具民族象征的过程等问题进行剖析。具体而言，福克纳的绝大多数作品以诸多象征性符号呈现美国“逻各斯中心”式的文化模式，以“上帝之眼”审视“现实世界”的同时，对人类精神世界和超验世界进行哲思。显然，在这种艺术手法和主题指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艺术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源于故事的“象征形式”和形式中的“文化内涵”。

一、象征美学视域中小说的修辞向度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认为人是“意义的创造者”。卡西尔则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因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而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从意义的缔造者到符号的动物，人与象征紧密联系了起来。如果从狭义的象征概念出发，那么这里“符号”与“象征”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即象征是人类表达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的一种重要的符号形式。这里借用韦伯和卡西尔对人与象征的关系言说，进而分析福克纳的文学世界，即可发掘出作家围绕“约克纳帕塔法”建构起来的诸多象征物，其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象征（或神话）体系。

象征美学是在“象征”知识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与渗透中渐生出来的，“符号（象征）”与“意义”成为其核心概念。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象征美学概念的历史由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人类学意义上，“象征”原初的意义指涉就是原始社会以来人类表达自我、沟通世界的一种方式，强调文化的意义，即象征是意义的“浓缩形式”，主张跃过直觉和对文艺作品的爱好，去发现那些隐藏的意义所转译出来的比喻。不过，18世纪末期以后，“艺术作品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到了一个单一的命题上来，即浪漫派所谓的‘象征’”，而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征”则被后来的叶芝、卡夫卡、马拉美、T.S.艾略特、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人确立为一种创作手法，而后又于20世纪初被西方文艺批评界引证生发为一种批评理论，即象征美学，而这一理论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后，被后现代主义催发释放出“反象征”的对抗性文化思潮，传统被解构，意义被消解。事实上，我们可以概括由象征美学催生出来的两条发展路线，即象征主义（symbolism）和反象征主义（anti-symbolism）。勒内·韦勒克在对R.托班的《法国象征主义对美国诗歌的影响》（巴黎，1929年）做出评价时指出，在文学理论上，象征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在此意义上，象征诗学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方法论，即成为创作者的思想“牵引力”和接受者诠释解剖作品的“手术刀”。

对于接受者（读者）来讲，可以用“客体化”和“主体化”这两个集合对福克纳文学世界中的“象征”和“反象征”修辞向度给予辩证审视。当然，这种审视需要以福克纳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为逻辑起点。特纳曾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对象征符号的意义进行研究，他认为:“同一个象征符号在仪式表演的不同阶段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时期里不同的意义变得最为重要。哪一种意义变得最重要取决于它在其中出现的仪式阶段的表层目的。”著名人类学家尼达姆说：“送给爱人的蔷薇表示火热的爱情；置于棺木之上的蔷薇表示沉痛的哀思；徽章上的蔷薇具有特定意义；广告中的蔷薇则另有含义。”茨维坦·托多罗夫的表达则更为直接，他说：“如基督教义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所以在基督教的建筑里往往可以看到一些三角形，象征神的三位一体。但当我们在某个不明来历的建筑物上看到三角形时往往无法确定它是否具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是在若干种象征意义之间的犹豫。如三角形除了象征三位一体外，对炼丹士来说则象征火，而玛雅人却用它来象征丰收。因此，没有上下文环境就很难确定象征的意义。”象征只有在不同的文化场合（语境）才能成立，意义并不内在于象征。

如此一来，从象征诗学向度去审视福克纳的文学世界，基本上可以梳理出其意义的文明图式：“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为整个美国南方的象征，最终成为一首南方的挽歌。具体而言，首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掠夺者》（The Reivers）无意间构成一个以反战为象征主题的循环模式；《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展现了处于新旧社会体制交替时代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从繁兴走向没落与时代伦理困境问题；“大森林三部曲”——《熊》（The Bear）、《古老的部族》(Old People)、《三角洲之秋》(Delta Autumn)和“斯普诺斯三部曲”——《村子》（The Hamlet）、《小镇》（The Town）、《大宅》（The Mansion）都暗含着人与大自然、工业文明与种植园冲突等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共谋关系，这也照应了布鲁克斯所说：“火车里运载的本德伦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圣殿》（Sanctuary）展现人类精神异化和“性”的苦难，表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福克纳式”的“避难所”主题；《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展现美国南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和时代面貌，涉及罪与罚、作孽与救赎等主题；《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原来是一首黑人灵歌的标题，源自《旧约·出埃及记》，这部作品展现了种族主义的主题；等等。

除了小说主题层面所关涉的象征意象群外，“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细节表述有时候也暗含象征性。比如，《喧哗与骚动》中对人性的描写,小说多次出现时间和忍冬花的意象：手表、太阳和影子、教堂的钟声象征时间，忍冬花象征昆丁乱伦的欲望、软弱、痛苦和人物的需要与压抑等。这些象征物意象群集体表征着昆丁无法逃脱的时间和他的内心痛苦以及无法阻止的社会巨变。小说中昆丁倒着走路，打碎先辈留下的象征时间的“钟表”，象征他无法从社会变革之中挣脱出来以及无法阻止时间前进的绝望。在这条链条中，有一个严格的秩序“控制着放荡者的生活：每个表象必须立即从欲望的生命体中获得活力，每个欲望必须在表象的话语的纯粹之光中得到表达”，并且“由此产生了那个僵硬的‘场景’序列，在这些场景内还产生了肉体的组合与理性的连接之间细小的平衡”。

如果说福克纳的小说主题象征意象群的铺排源于欧洲的象征美学传统，那么他在小说创作上可谓承继性与创新性并置，在先辈们创下的文学基业基础上，在与同辈的互动熏染中，开辟出“约克纳帕塔法”这块新的艺术领地，并最终“因为他（福克纳）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的文学创作受到诸多文学家的影响，他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如莎士比亚、奥尔德斯·赫胥黎、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士、查尔斯·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在14岁时，他阅读到了美国本土作家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并对其赞不绝口。1921年，福克纳在纽约一家书店谋职，利用职务之便，阅读了包括霍桑、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由此推测，福克纳把这些作家的艺术手法悉数“拿来”，并为我所用，特别是对“象征”手法的“模仿”借鉴与实践，且不断突破自我，这种精神贯穿于作者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从主体化象征视角审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则可发掘出作者内心深处的“上帝情结”，他借上帝这位人类道德意识的最终源泉、道德判断的最高权威来表达自己的道德理想。布鲁克斯认为，福克纳是一位杰出的宗教型作家，他的人物处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中，无论是性格缺陷者，还是信奉其他神学异端的边缘人，最终只有参照基督教的预设背景，才能被理解。从《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中的卡什、《熊》中的艾萨克、《野棕榈》（The Wild Palms）中的大个子囚犯、《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等人身上，都能找到作品创作者形象化代言人的象征性变体与耶稣基督的影子。这些象征群承载着美国历史文化的变迁，共同构成美国南方历史的缩影，他们的命运成为美国南方命运的象征。

福克纳通过那“邮票大小的地方”，在文学世界中，用符号象征群建构起一个“浓缩的美国”。由此，进一步去分析象征美学的思维认知模式，大致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力求以具体可感之物，表达“形而上”的抽象理念和意义的象征序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象征美学与小说生成的隐性逻辑，即可概括为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思维模式：创作者以符号隐喻抽象的意义，而后再由接受者从抽象的意义反射符号指称。人类的行为、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对象，对人类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东西。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不断生产意义、利用意义、规定意义又被意义所规约的循环过程。因此，格尔兹也引用韦伯的话说：任何一项文化事件“不单只是存在、发生，它们还具有意义并因这意义而发生”，作为文化事件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例外。不过，福克纳所营构的象征艺术世界，更加突出“人文主义”性质，强调了象征符号的对应象征意义的含蓄性、多元性、超越性和不确定性等，与“科学主义”侧重从逻辑学和认识论角度去分析象征符号并强调符号的认识功能有所不同，福克纳小说世界的反象征性修辞侧重从本体论角度去认识象征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二、象征小说文本构镜中的隐性逻辑

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象征美学追求意义的恒定和深度，产生于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却秉持对世界祛魅、价值多元立场和不确定的主张，放逐了对意义的深度追问而走向平面化的征途，从而让小说文本构镜具有了显性的“象征性”与潜隐的“反象征性”双重修辞向度。

象征作为人类思考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同时象征也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以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为例，“如果说在小说中心理活动的自由联想,如同一张网，网罗住复杂的人生的方方面面，那么象征就是纲，网为纲而张，纲为网而设。由网，把生活的繁复尽量捕捉住；由纲，使小说的意义得到了拓展、升华”。由此，可以分析出象征是由符号的形式和形式的“意义”两要素组成“复合态”，其通过类比联想的方式，以客观存在物或想象物来反映特定社会语境之中的心理状态、抽象概念、意识形态及历史文化现象。

如果说福克纳青年时期的作品《士兵的报酬》还具有传统象征美学印记的话，那么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蚁群》（Mosquitoes）开始，就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反象征性”味道，至此，福克纳开启了象征思维的转变之路，在“能指”与“所指”的滑动链条之间，搭建起“符号”与“意义”的桥梁。

实际上，对于《蚁群》中的这种具有“模仿”性质的实验性创作理念，可以借助福柯关于人文科学的思考，给予合理的解释，即“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知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蚊群”的标题就极具象征意义，充满了抽象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该小说由六部分组成，包括“序言”“尾声”，主体为四天活动内容，在写法上模仿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故事通过写一次湖上出游，众人空谈爱情、艺术和死亡，男女主人公弃船上岸，被蚊群叮咬，不得不重回船上，充满哥特式的味道，这也初步呈现出作者的“反象征”修辞倾向。

福克纳第一部真正成熟意义上的作品——《喧哗与骚动》,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采用意识流、多角度和“神话模式”等叙事手法，通过对康普生家族的多层面书写，如小说中“原型结构象征,神话对位结构,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象征和原型意象,突出了福克纳利用自己创造的宇宙去探讨和表达人类内心世界冲突的种种普遍性问题的创作主题”,使得该故事从描写一个南方家庭的日常琐事之中跳脱出来，从而上升到书写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高度，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这部小说拥有多元化的主题、抽象性的表达以及不确定性的意义，对象征叙事的空间进行了拓展，至此，福克纳也在真正意义上推开了小说象征叙事的大门。在象征美学的学理上，福克纳的象征叙事已经由哲学上的一元“本体论”走向了多元“认知论”。

在《喧哗与骚动》以后，福克纳推出了《圣殿》（Sanctuary），Sanctuary本就是一个多义词。这部糅合侦探小说和哥特小说特点的作品，展现了在现代工业冲击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性的苦难、人性“恶”的普遍存在，以及人们精神的异化。《我弥留之际》可谓是一部“荒诞剧”，它具有20世纪五十年代荒诞剧的一切特色，却诞生于1930年，可见福克纳超前的艺术眼光。把“圣殿”与《我弥留之际》并读，主旨更清晰明了。《圣殿》描写发生在十天之内的事，可谓是《士兵的报酬》风格的延续与深化（《士兵的报酬》描写发生在四天之内的事情），借凶杀、死亡等暴力刺激的情节，来展示一个背离上帝、充斥罪恶、颠倒是非的世界，现代人那种虚无、无所寄托的心灵像是主人离去的圣殿，其中堆满垃圾和布满厚厚灰尘，发着霉味，象征着现代人的迷失、空虚肮脏和令人厌恶的本质，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的一次“奥德赛”。《圣殿》以生动独特的象征艺术手法，描绘了受工业文明冲击的南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道德心理，尤其是通过对男女两性人物的剖析，赋予其象征意义，揭示“圣殿”已被玷污，表现了作者对社会道德堕落的尖锐批判。比起《圣殿》，《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的反象征性更为隐蔽，含蓄的暴力描写之中糅进一些喜剧情节和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使得纯然暴力的印象得到节制，在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中，揭示更为广泛的美国南方社会问题。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昆丁讲述的那部分：“在老家八月底有几天也是这样的,空气稀薄而热烈,仿佛空气中有一种悲哀、惹人怀念家乡而怪熟悉的东西。”《八月之光》的酝酿，源于福克纳脑海中的一个意象，后来他回忆说，最初在他头脑里“只是一个名叫莉娜·格罗夫的年轻姑娘,怀着身孕,决心赤手空拳地去寻找她的情夫”。这部紧接《沙多里斯》（Sartoris）之后的作品，继续展示象征美国南方社会的杰弗生镇，而且比以往小说更加集中和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八月之光》可以作为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的注释,“象征着人类赖以‘永垂不朽’的古今延绵的‘人类昔日的荣耀’”。

对于伟大的实验主义者福克纳来讲，写作永远在路上，在完成《没有被征服的》《买主》等短篇后，便开始了《押沙龙，押沙龙！》的写作。“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我喜欢的书名：《押沙龙，押沙龙！》；故事是讲一个人出于骄傲想要个儿子，但儿子太多了，他们把他毁了……”福克纳在写给哈里森·史密斯的信（1934年8月），故事最后萨德本倒在了一个穷困的白种人的镰刀下，这个曾经辉煌的托马斯·萨德本家族只剩下查尔斯的混血后裔，一个白痴。作品并非简单叙述了萨德本所遭遇的“现世报”，小说呈现的罪与罚、作孽与救赎主题，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困境和命运，具有浓浓的《圣经》的宗教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学总是绕不过《圣经》的影子，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明确提出《圣经》“是由一系列反复出现的意象组成的统一体”，它在2009年被评为“美国南方有史以来的最佳小说”也不例外。

相对于长篇小说，福克纳的中篇和短篇小说也堪称是“象征小说”中的经典，其中《熊》《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最受关注。中篇《熊》是在短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将故事扩展为五节，对短篇中的相关细节进行修饰，修改后“故事风格庄重,不乏隐约可见的神妙事件。此外,我们还得到一个肉体化身为人的现象,即使不是基督化身为人。更确切地说,我们得到了肉体的再生；我们看到了一个赎罪行动,可以相信它会发展成为拯救赎身”。作家将故事情节延亘到荒野以外的人类社会，并从宗教道德角度对南方奴隶制进行猛烈批判，对人、对大自然的摧残和毁灭行为进行揭露，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反思，表现了作家独特的宗教观和文化历史观。对此，文学评论家R.W.B.路易斯对《熊》这样评论：“《熊》（中篇）是了解福克纳全部作品的关键(钥匙)。”他还在《<熊>：超越美国》中指出：“《熊》表现了一种时间同永恒互相结合的意境”,走向了对“价值的超越”。

相较于《熊》而言，《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里隐喻手法更为浓厚、隐蔽和含蓄。故事发生的场地依然设置在杰佛逊镇，艾米丽·格里尔森这个美国南方没落贵族的孤女、小镇上的传奇人物毒杀未婚夫并与尸体同床共寝多年的故事惊骇了故事内外的所有人。艾米丽住在一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却被“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的“虽已破败”却“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的旧宅里。她被认为是“纪念碑式”的人物，是“传统的化身”，也是“义务的象征”。通读小说全篇，玫瑰也并未出现，只是在结尾处出现了“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福克纳把“反象征性”推向了极致。玫瑰意象，作为一种浪漫、爱情的象征物，使得福克纳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理想精神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艾米丽、托比、巴伦及艾米丽的父亲等人物的消失，分别象征他们生活制度的消亡；巴伦的死亡，则象征了在新旧制度斗争中，所付出的难以避免的巨大代价。作者对艾米丽传奇般经历的深描，在表达对艾米丽的怜悯的同时，也显露出对旧的社会体制的某种眷念和对其走向灭亡的无奈之感。杰斐逊小镇，这个物理空间，成为当时转型时期美国社会的象征和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缩影。

以上对福克纳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型小说展开论述，因为后现代作品的价值的多元立场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给予读者极大的主动性和广阔的阐释空间，也就使得福克纳的这些作品的象征诗学意味得到凸显。因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小说文本构镜中的一个“意象”可以一次被转换成一个隐喻，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成为一个象征，甚至是“约克纳帕塔法”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由于象征(符号）对社会生活和人的观念的界定和影响，社会成为一个用符号象征进行表述的统一体，即社会是建构的社会。福克纳小说象征系统中“意义”带来的“符号”与“象征”交错叠加式的“复合”形态，正是人与社会相互影响、不断追寻意义的形态，象征的形式和形式的意义是作家同时也是读者阐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象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既是统一的，又是具有两级意义的”。在象征与反象征之间，抽象性与意义的多元以及不确定性，使得作家的创作并非是“能指”的游戏，意义背后遵循的是“美”的“复数逻辑”，这也使得语言的物质性与世界的联系达成能动默契。

三、美国南方问题与作家的文化诉求

提起美国，人们想到的是所谓的现代本身——“进步、自由、机会”。当然这些只是基于象征，而非历史描述。在美国南方经历了一连串象征的公式化表述与再表述后，作家对南方的关注本身提示我们：象征从来不是独立于文化的，它既受到意识形态的扶持，也受其限制。

基于人化自然的世界，使得世界作为物化形态而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开拓自由境界的技术——艺术，都植根于人的精神及其符号化的活动之中。在20世纪中期以后，涌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对传统象征美学释放出一种强烈的对抗态度，形成一种“反象征”思潮。由暴力、强奸、乱伦、死亡、快餐文化、消费逻辑、工具理性等符号催生出“反象征”诗学，在碎片化、非中心、多元论、不确定性等审美逻辑下，传统被解构，意义被解构。但是，从辩证法的视角看，正如劳伦斯·布依尔所言，这种“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在此意义上，同一象征在意识形态中是肯定的，在文学中则可变成抵制或批评。

当然，关于象征诗学中从“单一”到“多元”的超越性阐释结构是由相应的哲学知识体系予以架构支撑的。“象征”作为一种美学创作原则和诠释路径，随文化的发展而向前推进。尤其在后现代主义勃兴浪潮下，象征理论几乎渗透人文社科的所有领域，建立在神圣与世俗的对立基础上的“二元论”传统象征美学体系开始被解构。随着现代或后现代的各种理论介入，如弗洛伊德和荣格采用心理学方法来剖析艺术与象征之间的关系，卡西尔以文化哲学的眼光对象征进行审视，伽达默尔、德里达、拉康和巴特等提出关于文本与符号的意义理论，在阐释学或后结构主义立场上，突出了象征意义的多元性或不确定性。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模式，同时对后现代的文化生产形成冲击。

从象征的发生学看，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象征”奠定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后，经由中世纪的“片面化”的宗教象征主义在“圣经阐释学”领域得到强化，到近代康德、黑格尔在美学、诗学领域对“象征”的开拓，再到卡西尔、列维·施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及拉康、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反象征”性表述，这种变化离不开知识全球化与跨学科发展，在此语境下，人们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的主体性在场给予了再次关注。

福克纳作为美国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伟大之处，似乎在于其能够很快地从19世纪所宣扬的浪漫主义的氛围中突围出来，前瞻性地以后现代的象征艺术手法表达这一历史趋势。工业文明的后果，不能及时满足或填补人的主体性精神的需求。人们消费着机械复制出的各色文化产品，似乎只记住了消费它的形貌，而忘记了追溯它的意义，导致人类整体上的精神衰弱——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这样的“反象征性”表述，实际上在小说《蚁群》中已经流露了出来，而在创作《喧哗与骚动》时业已走向成熟，并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作者用一张汇聚象征元素的手绘“约克纳帕塔法县地图”将小说的这一象征美学构镜推向高潮。

评论家克兰斯·布鲁克斯曾说，福克纳“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开始，至死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笔者看来，福克纳在他的作品之中呈现的浪漫气息，已然带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福克纳是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他早期作品中能够较为清晰地找到那种传统浪漫派的影子，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他文学创作风格走向成熟，作品中逐渐褪去了早年那种“模仿”其他作家笔调的痕迹，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评论家米尔格特说：“30年代初期，福克纳的创作在同时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探索小说形式在结构和风格上存在的最广阔领域和可能达到的极限，二是进一步建构他业已开始的神话王国——约克纳帕塔法世界。”在此情形下，象征也随着福克纳的小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阐释的向度上，涉及象征美学的核心概念——形式和意义，杰姆逊说：“现代主义的必然趋势是象征性，一方面涉及到某一具体的情形，另一方面又通过象征来反映更广泛的意义”。而语言的建构性使得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文字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符号意义的超越性得到实现，这种超越性正是在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化象征系统里完成的。

以《喧哗与骚动》为例，这部被誉为美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作品的“反象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不同，一是人物的思维活动不必有顺序，也不必有逻辑，可以从这一思想活动随时跳到另一思想活动，而这些跳跃并未出现违和感与凝滞感；二是人物的内心活动直接被作者记录下来，前面不必用“他想”之类的引导语言；三是人物内心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动之外，还包括潜意识、下意识之类的意识活动，这些活动使得故事画面快速转场。这些表述为读者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另外，福克纳在运用多重视角进行故事表述的同时，把《圣经》中的“神话模式”也导入进来。他有意识地使故事的人物、结构和人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平行，像这样比较成功的例子，如艾略特的《荒原》套用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叙事模式。在《喧哗与骚动》中，大量使用蛇、水、火、十字架、伊甸园、耶稣基督、诺亚方舟等意象构成复杂的隐喻和象征，在每一章节都隐约可以找到与《圣经》所记载的基督受难大致平行的结构，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为参照，就无法真正深刻理解福克纳的创作”。福克纳以基督的庄严和神圣反衬康普生家族子孙的自私、猥琐、失败和得不到爱，也象征着“现代人”违反基督死前面对门徒所作的“要你们彼此相爱”（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的教导。其实，“象征”这个词的希腊动词意思是“拼凑、比较”，说明在符号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进行类比是这个词的最初意思。在宗教里，“象征”的基本含义是“符号”及其“代表的”事物之间的某种固有联系，是隐喻式或换喻式的。人对自我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也意味着人与其外在世界共存的体验式秩序开始丧失。哈佛大学美国文学教授、剑桥《美国文学史》总主编萨克凡·伯克维奇认为，美国的象征已将民族的思维和想象习惯与其公民制度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由此，也结合了神话与意识形态（或信仰结构）。神话就是想象中的美国故事，意识形态则关系到那些故事里包含的观念和价值 。可以说，福克纳的小说文本构镜不是一个旨在以单一的符号系统表述的抽象体系，而是把其中的每个意象组成不可重复的模式，其中的每个意象既是一个符号，又表示一个事件。

作家的符号象征系统成为连接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联域。在福克纳看来，南方问题面临“两重性”：一是作家如何思考自然与人类文明之关系？二是作家如何思考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颓败与技术时代新文明的形成？在此意义上，很多著名作家都受福克纳影响，诸如略萨、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耶霍舒亚、奥尔罕·帕慕克、莫言、余华、贾平凹……福克纳，他们缘何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答案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致辞中说的那样：人类的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直击人的内心，“一遍一遍地重复讲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自己”，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福克纳如何通过象征体系言说南方问题。福克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如何思考南方的“未来性”指向，把生活世界经验的重建视为本己的任务。作者通过讲故事，将从个人事件辐射到美国南方社会的整体性问题，乃至人类所面临的系列公共性问题，并对其中的深层伦理价值进行追问与哲学反思。可以说，从《喧哗与骚动》开始，直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福克纳借助象征与反象征性的双重艺术表现手法，把所表述的人类主体性精神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从而在文学实验层面检验了反象征性表述在阐发人类精神追求——从意义到超越的现实可能。

结  语

威廉·福克纳作为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代言人，他将松散的、冲突的文化（多元文化）聚合于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为中心的象征诗学系统之中，使作品超越具体的故事情节和时空限制，上升到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从而使得作品充满哲理和诗性的光芒，同时也使得读者必须关注和重新思考象征美学在文化行进中的相对主义问题。文化的象征性不仅仅是“反映论”与“建构论”之间的争论，“发现和解释文化现象背后仍隐含着的深刻意义”，并成为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面对的文化难题。

由于传统象征美学的内核是对意义深度模式的建构、确认和追问，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对象征的抽象性、立场的多元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进行言说，使它在文学、美学等众多艺术领域对传统象征美学进行反拨，拒绝形而上学和一元论的意义观，从而使作品充满了反象征性色彩。由于象征美学作为传递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方式，具有时空性、主体性、志愿性、多重性、承继性、普遍性及神圣性等特征，如对传统文学书写技法和形式的继承，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转型。它对意义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本质的追问，并不会因为时空的流转而轻易地被否定，或退出历史舞台，象征仍将持续为阐释人类精神超越的意义提供更大的可能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刘洊波所说：“反对在小说中直抒胸臆，主张象征暗示，即用象征性的物象暗示主题，暗示其他事物，暗示作者的思想感情。”作家以文学为工具，对人的本质和精神追求进行叩问，并对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人类精神“伊甸园”的陷落开出处方——这些问题的真正有效解决，必须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福克纳把对美国（或世界）的经验“编成代码”，从而让读者可以体验和感知这种经验。读者对历史的回眸，往往散发出辩证法的灵光，福克纳这种经验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杂糅的表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命题：“世界的意义注定在世界之外。”不仅仅是诗人，作家和读者也应积极争做“通灵者”，去寻求三个世界的“应和”关系，用可见的“客观现实世界”去破译存在于“精神世界”和“超验世界”的“象征物”。

参考文献

[1]David Mazel. American literary environmentalism[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0:3．

[2]Bowie, Fiona.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38.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2-43.

[4]何林军.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5][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178.

[6][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0.

[7][日]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27.

[8][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M].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

[9][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简介[M].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89.

[10][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11]Cleanth Brooks. Faulkner’s vision of good and evil[M].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962(4): 692-712.

[12]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131.

[13]严云受，刘锋杰.文学象征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464.

[14][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

[15]刘启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演说词精粹[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66.

[16]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7][美]F.格温，J.布洛顿.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录(1957—1958)[M].里士满: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74.

[18]Northrop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M].New York: A Harvest Book, 1983:224. 

[19]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0]李文俊.福克纳的神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68.

[21]Faulkner, W. A rose for emily. 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119-130．

[22][美]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M]//斯通贝克·世界文学丛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11-112.

[23][美]凯·埃·吉尔伯特,[德]赫·库恩.美学史[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36.

[24][美]劳伦斯·布依尔，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J].文艺研究,2004(1):64-70+159-160.

[25]秦崇文.《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神话叙事与人类学想象[J].神话研究集刊,2022(1):221-237.

[26]Cleanth Brooks. William Faulkner: toward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51．

[27][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35.

[28]汪耀进.意象批评[M].成都:四川文学出版社,1989:51.

[29][美]萨克凡·伯克维奇.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M].钱满素,等,译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30]瞿明安.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385.

[31]刘洊波.南方失落的世界[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4.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7.

[3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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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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