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娟｜《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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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李慧娟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写道：“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了。他用了25年工夫来从各方面研究社会状况，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总是包含有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资本论》对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资本论》中所包含的“解决办法的萌芽”，特别地体现在《资本论》所展开的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内含着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图景与《资本论》的“对象”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它要论证的是个体的人作为公民的独立性和人与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论的自由，这一研究走的是一条主体化的“见人不见物”的路径，这使得它所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仅仅是提供一个关于时代的理想性图景。与它同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停留于物质性的外观，走的是一条客体化的“见物不见人”的路径。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见物不见人”的道路，还批判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见人不见物” 的道路，作为对这一批判的完成，马克思吸收了“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清算，在《资本论》中通过它的“对象”，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揭示了被掩盖的资本主义的“真相”，走的是一条“见物又见人”的道路。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共同架构，隐藏了资本主义是一种支配和剥削制度的本质，而这一被隐藏的真相，是需要被揭示出来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为政治社会所寻找的根源主要是人类的本性，而马克思要强调的是人的这些自然本性是基于经济社会条件产生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权利和自由，最终导致的是公民的利己主义，而它们自己实际想要追求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利益，这一点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焦点的财产权是近代的产物，它并不具有合法的分配功能。这是一个把现代社会的某些权利再重新自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试图把某些本身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根源于人类本性的内容加以自然化，从而使其获得了永恒性的存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图景中的契约论自由所描述的正是人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康德认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是‘文明状态’而不是‘社会状态’”，自然权利的基础是理性，而社会状态中是可以掺杂私人权利的，只有在文明状态中，才是公共权利在起作用。“康德把自然权利转换成一种理性的法则……黑格尔具有同样的假设，他认识到自然权利的政治意图是不可能在资产阶级财产概念的基础上得到实现的”。黑格尔一方面批判了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经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基于当下的社会状态或者说是为了论证当下的合法性，去虚构了一个他们设想当中的可能的自然状态。“这里，决定性的规定无非是，其中所具有的东西，不折不扣就是人们为了说明现实中碰到的东西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后天的东西就是那种先天的东西的指导性原则”。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批判了以康德为代表的形式的方法，这种方法试图通过理性进行先验的建构，实际上就用绝对命令代替了自然法，但是“形式理念……没有从差异走出来，而且观念物也没有达到实在性”。黑格尔不是去区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而是捕捉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别，“预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马克思也正是在对作为副本的法哲学的批判中，转向了对正本——市民社会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从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的运作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存在着工人有未付酬劳的剥削制度。“对马克思来说，财产所有权的纯经济租金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实际上剥夺了社会成员获得和使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正当权益；而且，任何制度性地设置了这种租金的制度都是一种剥削与支配的制度”。财产法和交换法保证了经济过程的运行，在这一法律的保护之下，资本家就可以去任意支配工人了。“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同一页的注释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所有原则的“辩证转变”，使得劳动成果的原则也发生了辩证改变，而这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所没有意识到的，并且被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等价交换形式表现出来的仅仅是表象，它的实质是一种征服和剥削。

物质生产过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被以经济规律的形式永恒化，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方法使得资本、土地所有权以及雇佣劳动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隐而不现。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划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不变资本和工人是没有关系的，它只和资本家相关。对于资本家来说，一方面基于资本的本性他要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又要节约不变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对利润的无尽的欲望，如果不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处于竞争当中的他就失去了在这个生产当中的有利地位，而他追求利润的欲望也没有很好地得到满足。对于工人来说，不变资本和他是无关的，而资本家和工人能够产生关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资本家要购买工人的劳动。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不变资本又和工人密不可分。生产资料和工人看起来是不相关的，但是这个被动的和被加工的东西成为了资本家对于工人控制的中介，马克思称它为“劳动吸收器”。

资本是“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面上看来是经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确认的平等交换关系，而实际上是剥削关系，只不过这一关系在交换关系中是隐而不现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成为一个熟练工人是有一个过程的，劳动在某些方面还可以限制生产，劳动对于资本更多的是形式上的隶属；而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人对生产的限制已经消退。在现代工业中，人们之间不可能再产生直接的交换，即作为生产者直接去交换所需要的产品，交换和分配、消费在时空上是分开的。工人作为生产者只是生产出了产品，但是他并不具有对于产品的支配权，没有产品支配权的工人只是获得了工资，他再拿着工资去换取他所要消费的产品。现代工业的发展取消了各个环节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工人连计算自己的劳动价值都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单独劳动和单独交换的消失，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实际统治成为现实。现代社会中的人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表面上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各执一端，实质上殊途同归，它们都没有看到作为现实对象的资本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作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被剥削和被奴役，还揭示了“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的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虚假自由。表面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概念都属于经济学的范畴，直指的是“物”，但是马克思没有仅仅停留在“物”这里。在马克思这里，资本概念具有多重内涵，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确认的作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资本的这一重含义之外，马克思还发现了资本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另一种重要含义，这个含义是隐藏在第一重含义背后的，是一种特定的被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的本质已经不再是物，所以仅仅停留在物的表面是无法发现它的本质的。马克思通过物要揭示的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隐含在物与物的关系中的，所以只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洞穿资本主义的这个秘密的。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靠物的方式实现了剥削，更以物的形式实现了对人的奴役。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揭示必须诉诸物与物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揭示出来的，这是《资本论》采取的一条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见物又见人”的路径。

《资本论》不是去呈现一个资本主义的经验现实，马克思通过“术语的革命”所再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表象的理论现实，这一现实更区别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所描述的理想性图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是自足的，同时也是封闭的，它完全隔断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所提供出来的解释原则就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它们遵循的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把现实囿于逻辑，现实的活生生的感性生活消失了。《资本论》则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从而实现了描述和批判的统一。《资本论》通过描述资本主义所履行历史使命的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作为一种剥削与支配体系存在的，通过批判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才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描述的目的。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论”理路与《资本论》的“历史”原则

马克思不仅从内容方面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展开了批判，还特别地从理路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的观念论理路上，观念论以理性为出发点去构建它的体系，这一构建起来的体系借由理性使得自身具有了永恒性。马克思批判了这一理路在穿透现实方面的乏力，通过赋予《资本论》的经济范畴以新的内涵，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实现了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

17世纪被萨拜因称为是一个论证时代，在这个论证时代中，政治哲学效仿的是几何学的确定性，所寻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确定性。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格劳秀斯在谈论自然法理论时，是诉诸理性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理性是作为一种洞穿现实之基本性质的要素，和近代的数学几何学的精确性联系在一起的。在17世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这个时代对于理性的强调。近代和古代发生断裂的重要标志就是理性的出现，理性作为洞穿现实之基本性质的要素，造成的后果就是理性能够自主，它以自身为原则就可以构建起来一整套以理性为基点的体系，而在体系构建出来之后，它就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的特殊性，只关注理性本身所做出的抽象即可。理性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这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历史在这里也消失了。

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观念论理路同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做的是一种虚构的抽象，他们从一些脱离了现实的假设出发，试图把一些概念永恒化从而使之能够运用于一切时代，“他们把从当前社会制度推引出来的概念，无条件地运用于历史上以前出现的社会形式”，进而把他们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蓝本，使得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分析都是现在的一个延伸。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把社会整体的个别方面孤立起来并把它们转变为抽象概念以后，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配第在他的《政治算术》中，就强调了要从算术和数字的方面去考察，而这个被强调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把历史排除在外的。无论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遵循的方式都是从自然科学移植过来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历史，成了研究中无法忽视的内容。“维柯的重要性倒是在于他显示了十九世纪及其哲学发展的迹象，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他的社会学里，他抛弃了理性论的理想社会的想法，而是根据经验来研究社会是如何成长和发展的。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独出心裁的，对于人类的文明第一次提出来一个纯正的学说”。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人的历史首先是一种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历史，生产呈现出来不同的形式，而这些不断变革和不断发展的形式，就是历史。

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选取的从理性角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虚构的抽象不同，马克思是以“抽象力”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之所以强调要用抽象力，而不能用化学试剂和显微镜，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抽象的，其现实已经被抽象化。因此，马克思批评李嘉图虽然对经济事实做了抽象，分析了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但是他的这个抽象不够深刻也不够完全，是把历史性给抽掉了的抽象，即把有来源和起源的在历史过程当中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作为一个永恒的范畴，使得这种抽象变成了一种形式和虚假的抽象。抽象在这里是做了一种翻转的，不是说去抽象出一些概念来进行分析，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分析已经在现实中被抽象的规定。现实的抽象不是人们在思维中所做的一种虚假的抽象，而是在现实中所体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在社会本性意义上的关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一种特别的社会状况的事实同任何‘观念’相对比；而马克思的批判则限于把现存的事实，‘不是与观念，而是与其他事实’相对照”，因而是一种历史的抽象。马克思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是适应一定的物质条件发展的一种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却不具有绝对性。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采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按照恩格斯的判断，“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逻辑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只是它排除了历史方法本身的偶然性。仅仅用历史的方法是没有办法看透社会现实的，因为历史的方法还是和经验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联使得这种方式没有办法去穿透表象而达到本质。“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历史的抽象实现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于经验的超越和抽象，同时也一定是对特殊的经验或者历史现象的超越，但是这种特殊的超越并不代表着它就是非历史的。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于现实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的抽象，一种是非历史的抽象，而判断它究竟是一种历史的抽象，还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并不在于它是否使用普遍性的概念，因为哲学都是用抽象的和普遍的概念去概括与囊括，问题在于它使用的概念本身是否被封闭了，或者说它是否用一些绝对化的概念导向了一种意识形态。历史的抽象要形成的是一种相对的绝对概念，而不能是一种绝对的绝对概念。仅仅从政治或者经济角度去理解历史过程是不够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遁入了非历史性，马克思把他对于经济研究的视域从交换过渡到了生产，看到了生产中的人与人的矛盾和对抗关系，经济的和历史的原则在马克思这里实现了统一。马克思不是探讨何为解放，而是探讨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即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变。

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普遍性”与《资本论》的“特殊性”

被称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有这样的描述：“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这一“新世界的形象”，就是现代文明。在对现代文明的探索中，凸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现代性的难题。从这一框架来看，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所使用的是非时代性的普遍性概念，给自己提出的是超历史的时代任务，即确立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资本论》则恰恰相反，《资本论》的概念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概念，给自己提出的却是“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任务”。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平等概念以及和它具有同构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劳动概念，都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因为这里面缺少了具体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力、雇佣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等。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一方面，一个资本家可以同时雇佣多个工人，他们是资本家雇佣过来生产商品的，工人具有劳动场所、生产产品、受雇资本家的同一性。通过这个“一”对“多”的过程，资本家完成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多”受制于资本家的“一”，“一”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存在，这是同一性的理念在现实世界的复活和生动体现。同一劳动场所、同种商品、同一资本家，一方面表明人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具有了普遍性；另一方面又表明他们之间的直接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定要通过中介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它必然要以物和物的关系为中介，才能使人们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就是要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马克思的立足点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对它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不仅要在抽象形式上去思考，而且要说明这种抽象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为了摆脱这种抽象，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出发点去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因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是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对于商品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关系。通过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看到在商品这里有一个蜕变过程，“蜕掉了它的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商品通过蛹化最后化茧成蝶，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商品原来的模样了。“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性，但是它满足的是资本家的特殊利益，而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

正是因为忽略了满足利益的特殊性，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和永恒存在的，他们没有去寻找剩余价值源泉的意识，他们关注的是剩余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关于这三种收入的观点被称为“斯密教条”。这一教条在庸俗经济学家萨伊那里被进一步归结为三位一体公式，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看起来是“整齐对称”的，但它们只是表面上来看是“整齐对称”的，对称是因为三个不同的生产要素以同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土地和劳动的拥有者都是作为平等的经济主体参与到这个活动和生产过程当中的，所以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整齐对称的特征。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又是“不一致”的，因为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劳动的拥有者或者确切地说劳动力的拥有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产要素，他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创造新价值的。资本的拥有者和土地的拥有者是不创造新的价值的，利润、利息和租金这些都是由剩余价值所产生的，但是如果用这个三位一体公式表述之后，就把这些都掩盖起来了。

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一定要去分析价值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去分析价值形式，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变为普遍性，并把它永恒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要分析价值形式，首先就要把价值区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要看到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所具有的核心的位置。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意义已经被削弱，人们看重的是它的交换价值，即作为价值形式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交换价值本身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抽象本质。“商品的交换价值自身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抽象价值。交换价值只能是量上的区别，并且，这里呈现出的量化，反过来又是与使用价值的数量规定(Mengenbestimmung)相对照的抽象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本身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交换价值的规律成为了一个最为普遍的规律。“价值变成了一个目标，劳动中实现的每件事物都是为了它；它变成了一种‘积极形式’、一种具体的普遍规律，统治着每一个个体事物的命运” 。作为一个阶级社会，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同样也是对于人的支配和剥削，只是这种支配和剥削更为隐蔽罢了。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的，正是“隐而不见”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奴役本质。

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批判旧世界。《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旧世界的核心文本，马克思通过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图景、观念论理路和“普遍性”假象的批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人在神圣形象中的对自我异化的批判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工作，它确立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强调理性，通过理性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但是同时又确立起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对于这一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完成的；揭露人在“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为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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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vcg.com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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