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爷爷辈的地质人讲述：60、70年代的地质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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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缠着爷爷听故事，爷爷用自己的故事赐予我们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爷爷的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大概爷爷本身就是一本意义深长的故事书……
每当我回忆起过去的地质生活，最先跳出来回响在耳边的就是“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的歌声。
每当听到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无名的触动，眼前就会浮现地质工作者攀援在崇山峻岭间，穿行在大河峡谷中的画面。它真实地描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与环境，抒发了我们的情怀、意志和执著的追求，激励了几代地质工作者为祖国的建设而光荣献身。
《勘探队员之歌》在地质队里人人喜欢，个个会唱。但是，说实在的，在平常生活中我们极少唱它，而每次唱它的场景却都是刻骨铭心的，笼罩在一片苦涩而壮美的情调之中，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崇高美。
1969年春节，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热火朝天。春节不放假，继续闹革命。单位组织一场新年联欢晚会，当然都是语录歌、对口词、样板戏唱段之类的节目。最后一个节目是地质队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唱完，意犹未尽。“再来一个要不要？”，“地质队，来一个”，台下掌声雷动。怎么办？几个人一合计，说上就上，哗啦啦再上台几十上百号人，黑压压站了四分之一的膳厅，唱的就是《勘探队员之歌》。因为人人会唱，用不着练习，虽然一没有指挥，二没有伴奏，却唱得气壮山河，全场惊讶，满堂喝采，许多人被气氛所感染也跟着唱起来。
1971年暮秋，在屏南棠口溪旺坑坝址作业时遇到大雨，无处可躲。我们几个人只好站直了，将背贴在岩壁上，让头顶上伸出的巉岩杂草当“帽子”，稍避风雨，但不久也被打得浑身湿透滴水，又冷又饿，直打哆嗦。此刻，不知是谁先哼出：“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大家闻声共鸣，跟着都唱起来，一遍又一遍，歌词都乱套了，却越唱越大声。天黑了，雨不停，只好冒雨回家，边烤火边烘衣裤，抽了好多烟，喝了不少酒，第二天有好几个人发烧病倒、爬不起床。
1973年春天第一场洪水，我们在福鼎南溪峡谷作业时不幸翻船，2人泅水脱险、2人落水遇难。为战友送行的那天，乌云密布，哀乐低回，家属泣不成声，用什么都无论如何也表达不了我们的悲伤。
这就是真实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这就是我们火热的青春，我们的无悔人生。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一直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具体的活儿有勘测钻探、有地质条件评价、也有初步设计及施工处理。我们当时所用的工具主要是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三大件，说实在话，那是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来探索岩体复杂多变的过去，为现代水坝的设计提供依据，并预测大坝未来的稳定。用时髦话来表达，工具与成果是极不对称的。因为地质锤，顾名思义就是用在地质勘探的铁锤而已，没有别的功能。至于罗盘，不过指示方向罢了。用农民的话讲，这玩意儿还不是地理先生看风水的“罗庚”吗？放大镜更不希罕，集邮爱好者所用的甚至比我们还高级。可见，我们的工作开展，下工程报告结论，特别要提出物理力学参数、指标，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了。
在地质三宝中，与我最亲密、感情最深的是地质锤。地质锤既是我的工具，随身携带；又是我的伴侣，形影不离。地质锤还是我的朋友与寄托，跟着我走遍八闽的山山水水，叩问沉睡的巉岩峭壁，在峡谷里低吟浅唱，也出现在我写的短诗中。
回忆我所用过的地质锤中，有几把地质锤留下难忘的故事。
1964年，刚来地质队，我在设计院器材科向刘孟冬领到了第一把地质锤。那是一把标准的苏式地质锤，块头大，下方近似园形，笨头笨脑。带着它，我下到南二水电站长潭边工地。老同志一见到这把地质锤就大笑起来，笑得我满脸狐疑，觉得奇怪：难道你们的地质锤不是这个样子？于是，老队员吕工娓娓向我道来：因为岩石不同，风化不等，硬度各不一样，所用的地质锤大不相同。
比如砂岩、页岩之类的沉积岩属软岩，用小一点（锤）就够了。可是火成岩很坚硬，像花岗岩、熔岩之类石头，（地质锤）没有一定份量就敲不开岩石的断口。还有的老队员吴工说：用途不同，对式样的要求自然也不一样嘛。打岩矿标本要大些重些才有劲；研究地质构造，地质锤主要用来去除复土、判别基岩，刮削石头，看清断层带里的断层泥、糜砾岩的性状特征（见上图），就要小些，不必太重。最好锤子的上头还要尖头型或一字平铲头型，稍往里弯，才适用。原来如此，别小看简单的地质锤，里面竟然还包含着“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道理。
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转入“抓革命、促生产”阶段，也就是恢复生产。我们地质队员又重操旧业、手拎地质锤、腰别大罗盘、肩挎地质包，下水电工地去。行前，一位老地质队员李工将他用过的地质锤送给我。这把锤是地质队自已打造的，在花岗岩地区实用，好使。我带着它到闽西、行闽东，它跟着我走了好多个工程。我越用越顺手、越用越喜欢。可惜，1971年在闽东霍童溪峡谷里做地质填图时，在左岸悬岩峭壁上作业，穿过“步步险”时，不小心我一脚踩空，整个人从岩壁上直溜溜、哗啦啦掉下河去。结果，人被大家七手八脚救上来，保住了命。而那把地质锤，连同罗盘和野外记录本，都被龙王爷没收去了，害得我心痛了好久好久，一直掂记着那把地质锤。下图为峭壁，及在峡谷建成的拱坝。
还有一把地质锤，那是在水电站工地上，我们几个人从工程队要来一根钢质很好的钢钎，画了一张图，专门请铁匠打造的。当地老百姓对我说，番石榴木比较油韧，不容易折断，当锤柄最适合。因此，有了锤头后，我就挑了一根50～60厘米长的番石榴木柄配上去，确实靓丽。这把地质锤不光好看，因为木柄长，在攀高跳下时也好用，倒过来抓在手心可以顶个小拐杖，煞是实用。更令人叫绝的是，它还是件武器。有一次，我们3人勘测小组正在丛林灌木里填图，突然遇到一只毒蛇，嗖嗖地从背后向司工扑去。我与刘工见状大叫，急忙分开从两边包抄过去。司工转回头来东躲西闪。随后，三个人各挥长柄地质锤，配合默契，将这只毒蛇砸死。说实话，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柄还真不灵。所以，脱险之后我戏称手上的地质锤是“护身长剑”，“保主有功”。
除了生产用的地质锤，有一把特殊的锤子，特别有意义，令我怀念。那是1970年代，一无职称，二无奖金。地质组专门打造了一批小地质锤，分发给“功勋”队员或“资深”队员，以资奖励，完全是民间行为，有点现在中国地质学会表彰“金锤奖”、“银锤奖”的味道，却有着特殊的份量，比拿到公办的劳模还荣耀。事情没有公开，人选也没有评议。谁该得谁不该拿，民心是一把枰，反正大家心里有数，特准。拿到小锤子的人不张扬，拿不到的人有自知之明，也不说什么。
我有幸获得一把，喜滋滋的。小地质锤，锤头长约8厘米，柄长12厘米，小巧玲珑，人见人爱。后来，一位朝夕相处的战友谢工要调回老家广西去。离别前那晚，大家在工棚里吞云吐雾，抽了好多包劣质烟，喝了不少土酿红酒，说了好多空话，发许多牢骚，唯泪水含在眼眶里没滴下来。但是说到动情处还是有些咽哽，虽没哭出来也已伤心，难依难舍，相当悲壮。他是1958年毕业后赤手空拳来福建，攀山越岭几十年，先为水电贡献了青春，再为水电贡献了家庭；先贡献了自己、再贡献父母，最后贡献女儿。一家老小至今还在农村生活，女儿在乡下读书，确实是无名英雄，也是我们大家的命运。难道就这样让他孓然一身，双手空空地走了？我前思后想，感慨万端，却无以表示，最后忍痛割爱，将这把小地质锤送给他，权当纪念吧。
地质锤，跟着地质队员形影不离、走南闯北，日久生情、感情笃深。你印记下时代的痕迹和沉重的话题，也留下地质队员当年的艰苦、贫乏与无奈。
我能够坚持干20多年的地质工作，首先要感谢登山鞋。
地质工作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和探索性。这就要求地质队员，再高的山、再深的谷、再险的岩、再陡的坡都要攀上去，亲身亲历，看个究竟。还要亲自搜集地质痕迹、地质露头、地质现象，以及矿样、岩样、水样，回来以后再仔细研究、分析、探索。说通俗点：没有看到、没有摸到、没有采到，就没有发言权。所以，野外作业是地质队员最主要的事情。
野外作业做什么？说穿了就是走路。行走，是我们的职业；行走，是我们的工作；行走，是我们的生活。每天起码要走几个小时、几十里路吧，不走不行。激励我们攀登的有伟人的诗句：“风景这边独好”，“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到长城非好汉”，“踏遍青山人未老”。既然地质队员经年累月要与大山为伍，与岩石为伴；要攀爬陡峭的群山，穿过茂密的丛林，跨越湍急的河流；还要提防脚下的毒蛇，意外的事故，那末，保护双脚就是头等大事了。
我的登山鞋，全称应当是：翻毛地质登山牛皮鞋。土黄色、大圆头，翻毛、高帮，厚胶底，一般用明线缝合。沉重、厚大、笨拙，长期磨穿而无法洗刷、发亮带垢，外观粗犷、略显土气。但是它可以在石头土块中磨损，在荆棘灌木中刮擦，不会为泥泞的沼泽和天降大雨而发愁，不怕蛇咬。
上山作业时，因为登山鞋有厚实的鞋底，耐扎，防滑，攀登中轻易不会滑倒、跌跤。走长路、碎石路时，鞋底的刚性和硬度可以减少弯曲，保护脚掌不会过度疲劳。高帮能让你的脚踝不会左右摇摆，不致于崴脚。大包头能保护你的脚趾，不致于踢伤。背负沉重的地质包时，登山鞋的抓地性能，给你脚踏实地的感觉。穿行在南方的崇山峻岭、密林草丛中，特别怕毒蛇。“蛇咬一口，入骨三分，不出七步，呜呼哀哉”。登山鞋可以预防各种毒蛇的攻击。
我也吃过不穿登山鞋的亏。1982年秋，厦门特区严重缺电，要紧急从岛外输入。可是当初规划经验不足，上空是飞机飞，下面是货轮走，此时插进一条高压送电线，就高了不成（距高崎近，碰飞机）低也不行（距东渡近，碰桅杆），这就使输电铁塔选址成为大难题。一旦由航空、航海、供电三部门敲定下来塔位，那接下来的事就全归地质的了。我们管这件事叫“棺材抬上山，不埋也得埋”，一要勘探清楚已定地基的地质条件，提出处理意见，这尚属常规的工作；二是万一下面是淤泥烂土，地质很差，也绝不能移位，非得处理加固到安全稳固不可。我带队支援某特区跨海输电工程铁塔塔基勘探。那天，我进城办事，穿的是凉鞋。回来时没顾得上换登山鞋，就直奔东渡工地，一到钻机立马和钻工忙着取岩心。不料出事故，右后脚跟肌腱被岩心管刮断，急忙送医院缝了7针。医生说，你这个伤跟西藏农奴逃跑被抓回来所受的刑一样，以后恐怕就跑不动了。结果，躺了一个月，跛了半年，我的命大，幸好没有致残。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地质还没干到期限，还得跑路。
地质队员不能没有登山鞋。登山鞋,伴我踏遍千山万水、保护了我的双脚，功莫大焉。
在那个年代，一年的探亲假规定为2周（14天），那是铁打的，1天也不能多，谁也不敢犯规，一天也不敢超。我们地质技术干部都是家在外省外地的，远隔江山，朝思暮想，一年到头眼巴巴地等着过年探亲，假期的宝贵不言而喻，被称为“候鸟”，“过年临时工”，真的是“一年盼到头”，“一寸光阴一寸金”呀！
话说回来，制度是死的，人还是活的嘛。如何争取能在家多呆几天，是我们“科研”、“攻关”的首要问题。怎么办呢？我们有三招。
头一招，靠自己抢时间。年终的枯水期正是下河抢钻河中孔的时候。为了赶时间，此时就不能像正常打孔那样按部就班了。我们自然而然调整为，边打河中钻孔边做岩芯素描图，边绘制钻孔柱状图的草图边做压水试验，边搬钻孔边整编压水试验成果。这样，等钻机一收工，隔二、三天后我们也可收工，一道放假，争取到好几天时间可提早动身回家。但也有倒霉的时候，河中孔打得不顺利，或者要增补孔，那就惨了，要多拖好些日子。有一年特晚收工，我辗转挤车到福州又买不到票，干着急，只好先买下大年初一的票。最后，蹲守在车站等退票，幸运地等到一张腊廿九回上海的票。当列车经过嘉兴时，夕阳西下，凭窗望去，车少人稀。路人在赶回家，餐车正忙着为列车员及旅客准备年夜饭。面对列车员的再三询问，我坚持着不吃，一定要回到家去吃年夜饭。因为我知道妻子、女儿一定在眼巴巴地等着我“围炉”，鱼、肉、菜也一定热过好几次了。如果你对他们说“我已经吃过了”，他们的心会是什么滋味？直到夜幕降临，火车才驶入万家灯火，车水马龙的北站，九点多钟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跨进家门。那一刻，你的疲劳、辛苦、忿满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才懂得这就是过年，才理解什么是地质队员的奉献精神，才体会到地质家属的襟怀和忍耐。
第二招，从工地直接走，尽量不回单位。单位在省会，工地多在穷乡辟壤，因为探亲的途中时间一律按5天计算，如取道省会，一回（省会）二等（票紧张），要多耗好几天。从工地走能省一、二天的途中时间。但是，从工地走，往往要肩挑步行一段路才到得了乡镇。不但要起早摸黑上路，好不辛苦，而且需要后走的帮先走的挑行李。从乡镇到县城的车票也难买呀，要苦苦哀求、软磨耍赖，央三托四、各显其能。通火车的县城还好一点，不然还得辗转换火车。上上下下，劳顿辛苦，其情其境，堪与当今春运期间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相比，唯此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不过，一想到要回家，只要能挤上车去，即使是站票，大家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第三招，迟来报到，再挤出几天。地质队按其流动性大的特点实行管理，春节后通常要集中到某个县招待所，开几天勘测工作会，将传达文件、政治学习，评比表彰、党团活动，部署工作、补充装备等事项统统搞完，反正至少得把上半年的集体活动搞完，然后才分道扬标下到各自的工地去。勘测工作会报到的日期，是按最迟放假的工地来取整划一的。这样，多数人都会从中多挤出几天的假期来。
如此三招，在规定的探亲假14天、往返路途5天（合计19天）之外，我们若能早收工、晚报到，用辛苦换来几天，总的就有20多天、甚至将近一个月的假期，大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年前大家共同关心的另一项“攻关”课题，那就是带什么东西给妻子儿女？有一首流传得很广的4句顺口溜，专门讽刺挖苦地质队员的，即：“地质队员、苦命儿郎。一年到头、四处流浪。不见妻女、不顾爹娘。过年回家、一袋（脏）衣衫”。第2、3句说得还比较接近现实，而第4句则是誇大其词了。其实，地质队员最爱家、爱父母，最爱妻子、爱子女，感情比别人更深沉、更丰富、更真切，只是条件不允许、要比别人差得多呀！过年回家，唯有将最好吃、最好看、最好玩的东西带回家，才是我们的心情。况且我们身在山区，土产山珍丰富，别处稀缺的猪肉、笋干、香菇、桂圆、茶叶等，在这儿价廉物美，谁不会就地取材带回家呢？说实话，日历在手中一頁頁撕下，手指掐着数放假的那天，越靠近心裡越急，似乎還有很多準備工作沒有完成，而最要緊的事就是：買东西。
山区土特产多归多、近归近，钱有限，怎么买？怎么挑？怎么带？倒是件费心费力的事儿。比如，那时过年的猪肉是头等大事。妻儿父母在家有猪肉定量供应，咱在家没户口就没有肉票，难道过年还吃老婆孩子的定量吗？村里农民年关都会杀猪卖肉，要打听要预定，还有在工地附近赶圩也能买到免票、便宜、新鲜的猪肉。不过要保鲜，才能带得走。有什么好办法吗？几个聪明能干、手脚灵巧的钻工，动了脑筋，从圩上买回一大担上好的腿肉、五花肉，自己动手配料、灌肠、凉干，做成红嫩嫩的香肠。大家见了纷纷仿效，人人都做一大堆，还创造出不同于广式、川式的新口味。此时，我们在尤溪街面的工棚上，到处都挂满鲜美艳目的一串串香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连四邻的农民都来取经学做香肠。这段时间，地质队里说的议的尽是回家的话题、干的跑的尽是准备回家的事、飘着荡着的尽是肉的芬香，以及香菇、笋干的气味，就像秋天农村那丰收的季节一样，喜气洋洋。
回家过完自己的年，归队还要再过地质队的年。年后集中开勘测工作会，那是地质队特有的节日，热闹非常；也是一件欢乐中略带悲情伤感的事。虽然在同一个队，平时却各处八闽江河各个工地上，在不同工程项目上，忙碌于水库大坝的建设，长年不见，有的人甚至好多年才能见一次面。此刻相聚，不分钻工、技术员、工人、干部、外省、本地，都十分亲热。见到好同学、好同事、好朋友更是欢天喜地。于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国家大事、事业家庭，家长里短、生死病债，兴趣爱好、隐情曲折，无所不谈，无话不说，吞烟吐雾，夜深方休。正好大家刚从家里带来家制的熏鱼、辣鸡、腊肉、腊肠、花生，还有咸菜、豆干、咸蛋、糟鱼，配上家酿水酒，真是琳琅满目、东西风味，应有尽有。此时还用多说吗？彼此不约而同、大方慷慨地拿出来“共产”不就得了。大碗筛酒，大块吃肉，配以回乡的逸情见闻、社会的乐事悲剧、自己的牢骚絮语、家人的叮咛牵挂；既有人开怀大笑、笑声不断，也有人伤神暗泣、长吁短叹；还有人兴致一来，引亢高歌，也不乏拉胡操琴、荒板走调，洋相百出、高兴就好。总之，像是回到一个大家庭，再过一个年，其乐融融，其情依依，叫人将离绪别愁全都抛到脑后去了。
几天勘测会议结束了，大家又挥手告别，各奔工地，开始新的一年地质生活，这才叫过完了地质队的“年”。
地质工作少不了攀山越水，地质工作很艰难困苦，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地质生活孤独无味，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体会得到的。
地质工作爬山涉水、野外作业，餐风宿露、迎雨冒雪；缺乏代步工具，工作条件简陋，常与死神檫肩而过；艰苦是无疑的。除了这些以外，精神上的痛苦，长年累月的孤独难耐，实在是一种更加难以排解的困难，甚至可以称为慢性、杀虐性的精神痛苦。
试想一想，一个人或一群青年，长时间处在人烟稀少、远离村落的荒山野岭，单独住在工棚里百无聊赖；既看不到报刊书信，也无人可以交谈；在六七十年代城镇以外尚无电视电话的时候，只有通过收音机里千篇一律的广播可以了解一点外界的消息；那是什么滋味？
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只有偶而请放映员来放一场露天电影，连四周农民都扶老携幼赶来共享，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的时刻；人因工程变动而不停地搬迁流动着，文化、生活都十分贫乏，无奈地将兴趣、爱好皆抛之云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之时；还有，夫妻分居、思亲想友的折磨，英雄袍湿、彻夜失眠的燥动长夜里；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地质队员的思想情绪波动很大，变得脆弱而经不起重大打击，往往会狂笑、独语、大哭、长叹；这种状态下的人能称为正常吗？你体会得到吗？
此时此刻，酒、烟、茶自然而然成为了地质队员的伴侣，虽然也知道会带来猝死、肺病的隐患，却也顾不得了。
那个年代，到钻塔上班必带三样东西：钢锯条、肥皂和烟丝。钢锯条用来锯钻管的回转水缺口，属工作需要的易耗品。肥皂是公用的劳保用品，洗手的。烟丝则是大家共同需要的“精神食粮”。赶墟的时候合伙买回来几斤、十几斤大片、厚重、金黄色的烟叶，自己加工切成细丝，越细越好。上班前，用中号的旧罐头罐子，装上满满一大罐，配上2刀雪白、薄如蝉衣的卷烟纸，带着上班。钻进的时候，歇息的时候，累了困了的时候，特别是大夜班（下半夜），就卷上一根喇叭烟，吸它几口。一个班3到4个人，到天亮下班时，差不多就抽光了。我们抽的烟叶中，数云霄、永定、沙县产的质量最好，真香。
至于喝茶，那就容易得多，享受得多了。我们老在云雾繚绕的深山峡谷，都是产好茶的地方。在安溪、永春、德化的山乡，何处没有上好的“铁观音”茶？在武夷山下，崇安、松溪、浦城，何愁没有“大红袍”、“肉桂”茶？还有闽东的坦洋工夫、政和功夫、白琳功夫等红茶，以及白毫、毛尖等绿茶，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好茶。走到那儿喝到那儿，真是享尽其“味”了。虽然有如此好的条件，我却没有学会喝茶。我的喝茶一不会品、二不是茗，分不出味道，只管大杯喝个够，所以地质队里戏称我是“牛饮”。
解我忧愁，惟有杜康。地质队的豪饮、酗酒名声在外，无人不晓。也确实如此，天一黑，荒山野岭的这群单身孤汉，不上夜班的，不打朴克、不喝酒，何以打发时光？喝酒是日常事，还要下酒菜，也是一笔开销。钻工的家属子女都在农村，大家还得寄钱回去养家糊口，所以经济能力有限，所以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所以只能喝便宜酒吃便宜菜。遇到赶墟，钻工合伙将整头猪、整头羊买回来，在尤溪街面甚至还买过整头牛，因为论头买、论毛重买，价钱会便宜，自己宰杀又可以物尽其用，用下水，头头尾尾来配酒，总是比较经济实惠。
酒，是整坛整坛买回来的，多数是当地农民自酿的红酒、黄酒、青红酒等，当然也有人喝少量白酒才过瘾，主要是廉价的“地瓜烧”，劲头大。下酒菜自己弄。工地上柴火多得很，花点力气捡回来就是，尽管烧到通宵天亮，也不熄火，随时可用。（见下图）大部分人就近在工棚外自己砌个灶，烧水做饭，炖汤炒菜，十分方便。钻工中不乏疱丁厨子、烹调高手，兼采各地风味，调人胃口。我们地质组那几头“湖南犟驴”烧的回锅肉、红烧肉、剁椒鱼头、辣子鸡，卤料也够美的，我至今不忘，可我自己怎么烧也没那份味道，真怪。我不喝酒，不时会被抓去陪吃，让我尝到不少美味佳肴。遇上高兴事，还要以不喝酒节省为由，罚我买一瓶北京二锅头请客，痛痛快快闹一场。
说实在的，工地上喝酒是经常不停的，但是酒醉和酗酒却是个别偶然的，并非传说的那样凶。喝到出事，那是有的人碰到天灾人祸、或欠债危急；有的人遭遇妻女伤病、或子女致残；有的人长期婆媳不和、家庭散败；有的家属淫乱、或好赌染偷。队里不管谁，如果碰上诸如此类苦闷犯难的事儿，干着急，憋得慌，就会借酒浇愁，甚至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旧怨重提、失态打架。不过，靠酒精麻醉岂能解决问题？酒喝过，醉醒后，他们苦未消，难未解，依然照样上班，努力干活，坚守在岗位上做奉献。此情此景，令人想起唐诗：“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只不过“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况且已泪湿衣襟，而我们是朝夕相处、同甘共苦、一起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尖兵。因此，虽然我不吸烟、不喝酒，却十分理解、同情我的地质兄弟。
有一次，与朋友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你们搞地质的，东奔西跑，理发洗澡怎么办？总不能专门理个头跑到县城去吧？何况有的城关虽有理发店也没有澡堂呀。我笑了，回答道：理发洗澡，自己解决。
先说理发。地质组流动性大，而且分散，学理发是“入伍”第一课，是必修课。所以，地质组一是“人人会理，各有所长”，二是全队的义务理发店。组内首推李声立最细致、丝毫不差。吕拱南式样多、跟得上潮流。其他人一般都会理“寸短平”和“小分头”。组内你替我理、我为你剪，洗头刮脸，自己打点，十几分钟解决问题。下图的情景与我们相似，同样简陋，但我们绝对比他卫生安全，也没有其他偏僻地方那种落后原始状态。
钻机的工人相对稳定、集中一些，一个工地一般有一、二台钻机。每一部钻机有3个钻工班，外加修配工、电工、钳工等，合起来十几个人。每部钻机都有会理发的人，虽然少一些，但技术精，式样多，刮刀使得娴熟。也有讲究一点的人，愿意跑到地质组去叫自己属意的“师傅”理，那就来去自由了。钻工中数陈延眼的头顶功夫最了得，他一个人忙半天就可以叫十个八个钻工改变容颜、焕然一新。推、剪、剃、刮，全套手艺比起镇上理发师父一点都不差，且免排队、讲卫生，不要钱。
地质队“师傅”的理发手艺在驻地是出了名的，村里的男女青年、老人小孩都愿意来凑个热闹、理个头，拉拉家常、喝杯茶。有的青年很少出门，最远就到镇上赶集，从画报、电影看到时髦的“式样”、流行的发型，很想试一试，只好跑来地质队求援点“菜”。那年，在云霄马铺乡（云霄与平和接壤处），峰头村几个姑娘邀约集群、一起跑来地质组住的那屋，站在门口，扭扭捏捏地要求我们按某片电影里的某个角色、这样那样地、帮她们剪个新式的“运动头”。这可是道难题，又不好拒之门外。可是电影一看完，早就忘了什么人是什么发型了。结果，我们推出二个人上场同时剪二个头，众人围在近旁指点，边剪发边交流，边说话边修改。好在是新发型，山区人流稀，谁也说不清新式的“运动头”是什么样子为准，好混过关。几个姑娘都剪完了，还互相议论一番，身影才随着笑声飘走，而且居然有2个获得“满意而归”的结果。其中一位是赤脚医生黄某的未婚妻。有了这层关系，但凡我们路过中药铺时，小黄总是笑眯眯地邀我们进去喝杯功夫茶。
再说洗澡。在一个工地上由几部钻机承担钻探任务时，要分散在不同山头，日夜不停、通宵达旦，同时作业、三班转。在钻塔与队部、钻塔与地质组，钻塔与钻塔之间靠拉电话线、安装总机实施联络。这样，就得自己发电、自拉电话。于是，副产品是每天夜里可以供电工棚4个小时，大家看书报、打朴克，喝茶、聊天，反正干什么都方便。自己发电最大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利用循环热水洗澡。不过，自己要动手搭一间洗澡竹棚房，要订制一个装循环水的大木桶。桶的直径与高度都在1.5米--2.0左右，人站在桶里让水位刚好淹到胸部，大小正好容纳二、三个人泡澡。有热水泡澡，热气腾腾，疏筋活血，浑身舒畅，冬天就更舒服了。不过，有时稍有点柴油味儿。
你如果想今晚洗澡，那就赶在傍晚开始发电时，就先去将大木桶洗刷干净，放进干净的凉水。到八九点钟，就有一桶滚烫的热水了。因为循环热水的量有限，当晚不能换好几桶热水。如果人少又早来，可以洗个单间“个人桶”，一次只泡一个人。要是碰上查勘、搬家，洗的人多，那就几个人合洗一桶水。如果来了客人，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要让客人先洗“单人单间”，享受地质队的特殊礼遇。假如来个女同志，还要由地质组派人在竹棚外站岗放哨。这种地方是地质队的神圣禁地，从来没出过问题。
地质组如果单独活动、单独住，离开了钻机集中的宿营地，比如跑路线、跑库区、跑隧洞、跑厂区，就无法自己发电洗澡了。即使途中跑得满头大汗、浑身臭酸，也只能忍耐。实在熬不过，就自己想办法拾柴火烧水，小桶小盆装满，找个僻静角落，不能冲也要“干洗”，檫洗一番。不过也有幸运的地方，比如到闽西，客家人不但热情待客，还很讲究卫生。人刚进门坐定，一会儿功夫，主人就打来一木桶热水，让你关在小房间里洗尘祛乏。等大伙儿都洗完澡，上桌沏茶吃饭，配上鲜蔬水酒，真是“宾至如归”。此时此刻，回到家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
地质队看病难众所周知，原因不必细说。可是，有一次回家跟几位朋友海侃聊天，才发现他们是凭空想象的，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由此想来，也有介绍地质队员如何看病的必要了。
其实，地质队“看病难”，是跟“理发难”、“洗澡难”同类性质的问题，是由它的流动性，野外作业和艰巨性所引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人吃五谷，难免生病。处在不良条件下从事笨重的强体力劳动，更容易生病。搞地质的人病了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治疗，给个人及其家属带来比常人更大、更深、更远的痛苦，也对地质生产力和地质队伍造成巨大伤害。
看病难，首先难在有病无处看。至于好医院、好医生、好设备、好药物，那是奢想了，就省点笔墨不去说它吧。
在野外、工地病了，上哪里看呢？我们的办法是：小病中草药，中病卫生院，大病回老家。大家从中可以体味出与众不同的“看病难”来。
所谓“小病”指的是感冒、咳嗽、中暑、拉肚子等常见病。地质队扎营荒山野岭，远离乡镇村庄，近处无医可求，远道去求医也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小病就全靠自己解决了。感冒用板兰根，咳嗽喝批杷糖浆，中暑灌十滴水，拉肚子吃神曲茶饼，严重的还要多吃2颗“子弹”（钻工戏称抗生素胶囊为子弹），如此等等，人人皆知，个个会用。差别在于能否分清热感还是冷感、热咳还是冷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症下药，才有明显效果。有的人久病成良医，判断较准，吃下去能立竿见影。大多数人搞不准，不过多吃几天药或者再换别种药，也渐有效果，以消耗时间和体质为代价，不用着急也不会害怕。
如果患上急症，可就有点麻烦了。但是，队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山区农村，各怀有验方、单方、秘方，其中有的还是蛮顶用的。更主要的是队里有一些懂得青草药的“土师父”，此时此刻全靠他们来救急解困了，比如我有一次中暑发痧，炊事员柯遵昌就是一个“猫师”，找他一准没错。只见他二话不说，打碗凉水过来，用稍弯的食指与中指蘸上水，逐次夹紧你的眉心、脖颈、胳膊弯等处的肌肉，一抽二拔，一道道紫红至紫黑色的痧痕被刮出来，他说痧愈重则色愈暗，刮处再在上面抹上白花油，喝上一大碗滚烫的热姜茶。半天过后，居然会头、背冒汗，而头晕乏力、发烧恶心的症状随之缓解下来。他还有治拉肚子的验方。有一次，我患急性菌痢，肚子疼得不得了，接连狂拉大泻。老柯见状，丢下一句话：“等等，有药”。只见他扭头往邻近的村子跑去，来回几里地，不到一个小时，从古井里沿采回来几把凤尾草（见下图）。然后，将凤尾草洗净、捣碎、摏烂，绞下墨绿色的原汁，冲上蜜，叫我喝下去。这一招真神，真灵验，真管用，稍过片刻，停泻停吐，立马见好。
不论钻工还是地质员，队里患胃溃疡、关节炎、腰肌劳损的人真不少。虽然人难受，却死不了，还得坚持上班，所以我们管这些慢性病、职业病叫“中病”。看这种病得等到赶墟的日子，近则走三五里，七八里路，远则骑自行车，搭手扶拖拉机，到公社卫生院去，就是现在乡镇一级的卫生院（见下图），找个医生，开个处方，付现金买药，结账后开张发票回来。整个看病的过程并不太难，兼带还是打发孤寂无聊的日子，过业余生活、过假日的一种方式。
但是，公费医疗如何报销、享受那就费周折了。我们单位是属省直机关，主管部门是省直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所以，先自己垫付，再报销那是肯定的了。按那个时候的规定：报销的每张发票额不得超过10元，如超过须附处方备查；每个月累计报销不得超过100元，如有超过先报销100元，超过的部分留待下个月再报销。每周有3天可以办理报销手续。
平心而论，“先垫后报、公费医疗”这个规定是从实际出发、人性化的。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经济水平实在太差了，所以执行起来还是颇感困难的。全队百把人，月工资达63元的12级技术员只有2个，不及2%；大学本科毕业多年的13级技术员10多个，月工资56.50元，不过占10%。这两种人（12%）是队里的“高工（资）阶级”了，其余的钻工、地质员月工资普遍不是38元，就是43元。因此，每个月允许报销医药费100元／人，相当于月工资额的2倍多，确实是不错了。可是报销的主管部门在省会，我们人在野外，本人是去不了的，委托报销的手续就比较繁琐了。其流程是：先垫钱看病并把发票积攒起来寄人带回省会；请院财务人员定时、批量地去门诊部办报销手续；再把钱寄下工地付给报销者。三个环节都有时间担搁、流转性差、无人可托之难。那时候，钻工基本上将工资悉数寄回家去买米、养家糊口了，自己的伙食靠外勤补贴费，所剩一点零花钱只够买烟酒茶，相当一部分人要垫付医药费是困难的。
为了看病，不是挤吃饭钱就是挤买烟钱，挖东墙补西墙，眼巴巴地等着报销的钱回头。一旦周转失灵，就无钱看病或要向人家借钱来看病，我有三五个钻工朋友即属此种情况。许多人包括领导并不知内情而发出“怎么会连看病的钱都缺？”的疑问。要做到报销及时，关键在于要有好的代办人。黄宝玉是大家公认的财务、外交、办事一把好手。他常住在一个工地任总务兼出纳，为此他每月都要不辞劳顿走一遍各大工地，收集汇总发票后带回省会，任劳任怨地去报销，再转回一遍各工地将钱分发到人，然后补干完自己出门拉下的活。他业务熟练，不出差错，态度耐心，及时勤跑。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并非全是他的本职工作，主要是乐于助人，帮人解困的精神在驱动。
在乡镇解决不了的，我们称为“大病”。要是遇上大病，可就麻烦大了。如果就地治疗，要走路、搭车，派人，陪着到城关，上县医院就诊，甚至住院，弄不好家属还要丢下农活、猪羊鸡鸭，远道跑来照顾。那待遇，那困难，那窘境，一句话：和农民一个样。大部分人遇到这份倒霉事，只好选择回老家这条路。咬紧牙，忍住痛，强撑着，央求一、二个肝胆铁哥趁早送他回老家治疗，详情就不必赘述了。曾有几个被怀疑患癌症的战友此去竟永不回头。走的时候，那病者无言、送者无泪、凄凄戚戚的气氛；那生离死别、天伤地泣、悲悲惨惨的场面；如刀割肉，伤心至今。
我在地质队20多年，对“看病难”有切身的深刻的体验。说实在话，看病固然难，中、小病倒也过得去。因为，地质是青春的事业。大家都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吃得了苦、耐得了病，少见有大病重病、危难病情的发生。真正感到恐怖的是半夜三更急性发病、或无法判别是什么病、或没有对症的药可用。碰到这三种情况，处在远乡僻野，哪里看急诊？何处买药？那有高手可以查询？此时此刻才叫货真价实的“干瞪眼”、“揪心犯难”、“束手无策”呀！
如今，随着卫生医疗、交通道路、经济生活等各项条件的改善，村村有卫生所，公路村道畅通，摩托车、汽车进了百姓家，那些充满风险与盲目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而变成久远的故事。地质队“看病难”问题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40年前那个人急病困、夜黑路陡、赶去棠口的情景，永远刻划在我的脑海里，那种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相互关心、患难与共的风气永远暖人心田。我更掂记着在地质队里，这种风尚会不会因条件改善而减弱、淡化呢？
对于地质技术人员，地质测绘的时候，没有工作服还真不行，确实起劳动保护作用。野外作业，清晨出工，日落而归，日平均走路在20至40里。其间要跑路线区域，找露头断层，搞观测记载；对于重要的地质现象、线索和苗头还要跟踪追索、描述记录、拍摄取样。穿上工作服攀峭壁，不会被岩壁孤石擦伤；钻林子，不怕树杈枝丫刮；穿草丛，不怕荆棘芒草刺；进探洞，不会被蚊虫、黑蠓甚至老蛇直接叮咬。汗湿了不在乎，挂破了不心疼，走累了随地坐不怕脏。还有两大优点：夏天，劳动布既透点水也透点气，穿在身上虽然热，无非被汗水湿透、又被高温蒸干，留下一道道白色的汗渍而已，但是不长痱子不中暑。冬天，厚衣服不好洗，可工作服好摆弄，扔到木桶里泡两天，加点洗衣粉，再用清冽的溪水一濯二踩，既干净又快干。地质测绘要历时几个月，大部分落在春天到夏天这个时段，顶春寒、淋梅雨，冒酷暑、晒烈日，爬山林、涉溪河，全靠工作服抵挡，谁都忘不了工作服。
我的工作服是灰色的劳动布，胸前印着“安全生产”4个白色的字。穿旧了以后，堪与当今年青人流行的什么水洗牛仔衣、石磨牛仔马甲、喷沙牛仔裤相比美。简直可以说工作服是牛仔布的始祖，也可以说老早我们就在引领时尚了。可惜，工作服差一个领子，叫人一看就不顺眼，真遗憾。有的工人还偷偷地自嘲：“跟劳改犯穿的无领囚衣差不多”，话虽然损，却道出真情，小小一个衣领折射出“人本观念”的深浅浓淡。
幸好，我的妻子手巧，裁缝的功夫过得硬。她不但替我的工作服加上了领子，还把宽敞肥大的上衣、裤裆低低的裤子改得十分合身。从此，我的工作服变得合身、结实，不论行走或作业，穿起来宽松，舒适，蹲站蹬跳都方便，实用又尽显风采。地质组里好几个同事也央求她帮忙修改。1967--1968年，我参加拆旧省体育场建五一广场的劳动，广场竣工后拍影纪念，还是穿着工作服。
工作服，我穿了二十多年，你是地质队员的军装。你见证了我们与山川为伴、以四海为家，为祖国奉献青春的地质生涯。你的风采，就是我们的自豪与骄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搬家，对地质队来说是“家常便饭”，意思如同吃饭一样频繁、正常。一个工地，一般待几个月，长的一年半载，也有的是几进几出。那个年代上个水电项目不容易，刚开始勘探、搞初步设计，财政就没钱支持下去，只好退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穷则思变不干不行，可无力支撑死顶软磨也不行呀。个别的项目像街面，属大型水电站，投资巨大，要求前期工作必须又深又细，避免在建设中出大差错、大浪费、大折腾，我们就要在工棚竹寮里几度风雨春秋。所以，我们对“搬家如家常便饭”这句话理解特别深刻。搬就搬吧，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比别人多搬几次家罢了。
但是，在工地上，所谓搬家指的就不是人员、住地的大迁移，而是专门指二种情况：第一种是地质组从坝址搬到隧洞、厂房；第二种是钻孔移位、钻机搬家。
在地质队内部，在工地上，所谓搬家指的还不是因项目原因的全体人员及住地的大迁移，而是专门指两种情况：一是地质组，从坝址搬到隧洞、厂房、库区或其他地点；二是钻机，因坝址、坝线比较在上下游、左右岸实施钻孔移位，或钻机搬离坝址搬到其他勘探点。
第一种搬家涉及的面小人少，但要单独远离坝址。坝址一般是临时的集中居住点，这就意味着要搬家是分散作业，要进一步远离工地，更加孤独。
地质勘察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尖兵。地质测绘又是地质勘探工作中最重要、最全面、最艰巨的全局性工作。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工作特别艰苦与危险，劳动条件差、体力物质消耗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强度都特别重。地质测绘我们俗称“普查”，范围要包括库区、坝区、洞区和厂区，不可或缺遗漏，是重中之重，苦中之苦。其中，库区面积大，呈面状作业；隧洞线从进口到出口一般长达几公里、要翻山过谷，呈条带状作业；厂区在下游，山区少有较大平地，呈立体作业。
地质测绘大部分工作时间在勘探之初始，落在春天到夏天这个时段，必须顶春寒、淋梅雨、冒酷暑、跑野外；必然长年累月地爬山涉水、野外作业、餐风沐雨。作业所用的工具是最原始、最简单的地质“三件宝”：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作业的方式是简单的重复，枯燥无味：每天清晨出工后，要按路线、方格、区域逐个做过去，最终形成地毯式扫过一遍，确保无漏；测绘中要找基岩露头，定点观测、记录描述，还要拍摄、记载、取岩样；对一些重要地质现象、线索及苗头必须跟踪追索。作业的强度很大，日平均路程在20至40里左右，全部步行，边走边干；午餐经常是自己背锅拾柴、带米带菜野炊，走到那里吃到那里；返程的背囊增加岩样、水样、标本等，颇为沉重。所以，关节炎和胃溃疡成为与地质伴生的职业病，难以幸免，这也正是地质工作艰辛与代价的体现。地质测绘中又以跑库区、隧洞区是最艰苦的活了。
与钻探相比，地质测绘发生事故的机率小，但是蛇侵、马蜂蜇伤较常发生（胡蜂一般称为马蜂，属于昆虫纲膜翅目胡蜂科，5到10月活动频繁，12月底进入冬眠。胡蜂体大身长毒性强，人被蜇后会出现过敏反应和毒性反应，严重者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还有被石头砸伤、滑溜、溺水等。遇到短途搬迁时，有时会用队里的汽车帮忙，节省体力。但是，勉强能通车的山路崎岖曲折，也暗藏着发生车祸的危险。
1964年，在去工地路上，山很陡，路更弯。突然在盘山公路的一个拐弯处，听到前方的汽笛声长鸣短嘶，不停地在发警报又像是呼救。眼前闪出一辆满载园木的林业卡车下山的影子，势头十分不妙。司机老吴锦霖判断是对方刹车失灵，正在采用各种办法不断减速处置中对外示警。可是我们怎么办？前面看不见，左侧是山坡，右侧是深涧，停也停不得，行也不敢行，只能放慢、靠边、待变了。幸好，来车的司机十分沉稳、老练，熟悉地形，选在一处全风化的土坡猛地斜插进去，避免了两车相撞，车毁人亡的惨祸发生。
1971年，我在赴光泽途中，经建瓯愁岭下大长坡，这次是我们的车刹车失灵，司机林师傅也同样硬着头皮、捏着把汗，采用各种办法不断减速处置并对外示警，躲过许多车，终于平安抵达山脚。
除这几次较危险外，其他刮碰、相撞、翻车、车内电路起火等，也是屡有发生。
地质测绘并不能完全了解测区的地质条件，也不可能就此掌握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因此，还需要钻探，结合坑槽探、物探、洞探、井探，以及水文试验、岩土试验等工作，才能掌握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我们一般将钻探称为重型武器，将槽探、洞探、井探称为山地工作，将物理、地震探测称为现代手段。一条坝线，至少要在左右岸和河中打十几个孔，一个坝址要打几条坝线做比较，从中选优。当然，也还有各个不同的勘测阶段，这样算来，从看上一个坝址，到选定坝址、坝线、坝型就要打不少钻孔。打完一个钻孔，就要钻孔移位、钻机搬家。这是第二种搬家。
钻机搬家，旧的钻孔平台，要搬得不剩一个零件；新的钻孔平台，要搬至机件全部齐全，缺一样都无法开钻生产。所以，这种钻孔搬家实际上就是一场时间紧、任务重，全员动手、十分艰苦的笨重体力劳动。
钻孔搬家有四个步骤：分卸钻机的另部件，搬运机器及另部件，在新的孔位平台组装起钻机，竖井架立钻塔。不言而喻，其中最笨重的体力劳动是搬运。钻机搬家，走的是羊肠小道，干的尽是肩挑人扛。跌倒、扭伤、闪腰都是常见的事，丢下河、打伤人也屡见不鲜。
记得1970年在龙岩大池水电勘探工地，有一次要从左岸坝顶钻孔移孔搬家到右岸坝顶钻孔，搬家时间预定3天。我和司徒新的任务是搬一个钻机飞轮。飞轮是钢铁实体，重200多斤，要先抬下山、再抬过河、然后抬上对岸的山顶。每天大清早出工，中途休息吃点心，接着干到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继续，天黑收工。我们俩一共抬了三天，下山是一步一步挪，唯恐连人带飞轮滚下河中深潭；上山是几步一停，汗流浃背，气喘如牛；过河更是艰难，走的是简易浮桥，摇摇晃晃。我们俩一共抬了三天，腰都直不起来，路也走不动，干躺几天才缓过气来。我们抬的只是其中一件而已，试想一部钻机至少要有柴油机、钻机、钻具、电机组成，该有多少另部件、配件，这三天的劳动量多大呀。
每逢钻机移孔搬家，除钻工全体参加、雇请部分农民以外，地质技术干部都得参加。食堂得送点心、馒头、包子上山，多烧菜、肉、鱼下饭，晚餐和冬天还得有酒。像这样充满汗与泪、痛与苦，刻骨铭心的搬迁，我经历的又何至十次百次！
在现场做施工地质
我们这一代人，历经酸甜苦辣，荣辱沉浮，真是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其中，在地质队最熟悉、最深刻、最难忘的字眼是“劳动”两字。劳动改变了我们的思想、立场、观点，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确实在劳动中锻炼，我们确实在劳动中成长。
开挖现场
再见，地质队的战友弟兄。再见，风雨兼程的二十年。再见，劳累我筋骨、磨练我意志、净化我灵魂的地质生涯。可是，我的心还是永远留在地质队里。
以上内容来自桔灯勘探，作者 芗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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