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地质学前辈的抗日战争
▲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部分学生毕业照。从左至右：卢祖荫，叶良辅，徐渊摩，周赞衡，徐韦曼，朱庭祜，刘季辰，李学清，谢家荣，赵志新，1915年摄于北京红楼（王竹泉，谭锡畴，李捷等未在照片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1937年7月7日全面爆发，到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才换来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也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抗御外侮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地域不分南北，战线不分前后，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为这场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主要简略介绍抗战时期地学界老前辈们的部分贡献。
地学界老前辈抗战时期忠贞为国
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生产设备和科学仪器都遭到了破坏，很多生产和科研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面对如此困境，地学老前辈们克服困难，不但没有使地质工作停顿，而且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为抗战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由于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也有一些人产生了极度悲观的情绪和焦躁的心理。针对这些情况，当时的地质学会理事长杨钟健，在《地质论评》1937年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非常时期之地质界》一文。文中除告诫大家在此非常时期要坚持工作外，还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一个非常时期，正是一个不多的机会，也许有许多新的材料发现与研究，会遭逢时会，特别发达起来……所以，我们只有埋头干，不必短期灰心，相信地质界人人若能如此，其他各界人人若能如此，对抗战的局势和国家的未来都是有益无损的。”
▲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卒业生之留影
坐者左起：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
中排左起：仝步瀛、朱庭祜、周赞衡、李学清、谭锡畴、徐韦曼、王竹泉，
后排左起：赵志新、叶良辅、徐渊摩、卢祖荫、李捷、刘季辰。
国民政府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也发表了《告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他不仅对地质所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还进一步指出：“平常所做之科学研究亦并不应看轻，科学人士当以研究为生命。……在欧战时期，外国学者亦多在困苦艰辛之环境中，自出钱，自出力，以继续其工作。凡此奋斗不倦之精神，即是民族自存之德行。……岁寒知松柏之劲节，时艰见国民之性情，当此国步艰难之日，更是我辈深刻策励之时。”
两位中国地学界的巨匠、中国地质科学的领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国难之际，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国的地质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正是这种激励，才确保了我国地质科学在山河破碎、日军压境的危难关头，始终没有停滞，并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表现得格外清清楚楚。1937年7月21日至7月30日，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我国的翁文灏、朱森、黄汲清三人分别代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中国地质学会成为理事会成员。在理事会上，英国和日本两国的代表分别提出申请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英国伦敦或日本东京举行。我国三位代表考虑，虽然英国离我们很远，参会很不容易，但在此日本侵略中国之时，如在日本开会，日本人一定要实施他们筹备已久的“满洲国地质旅行”计划，中国地质界是绝对不能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一致同意对英国投赞成票，并在会上及会下积极行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狼子野心，充分表现了我国地质学家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风亮节。结果，参会的70名理事，以65票对5票的绝对压倒优势，决定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
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1933年中国21位地质人摄于葛利普寓所，北京西城豆芽菜胡同15号。
前排左起：章鸿钊，丁文江，葛利普，翁文灏，德日进
中排左起：杨钟健，周赞衡，谢家荣，许光熙，孙云铸，谭锡畴，王鹤文，尹赞勋，袁复礼
后排左起：何作霖，王恒升，王竹泉，王曰伦，朱焕文，计荣森，孙建初
在抗战的艰苦年代里，除了地质工作本身的艰辛，还充满着很多意外。地质工作者不仅要有坚强的意志，还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193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开发当时还是抗日后方的湘西煤田，请地质调查所承担此项任务。当时，年仅28岁的工程师吴希曾因在湘西工作过，便主动请缨。但他在2月8日赴湘西途中，却因车祸不幸罹难。1938年5月15日，坚守在北平西郊周口店办事处的地质调查所技工赵万华、郑统宇等三人被侵华日军逮捕后，就地枪杀。1940年4月20日，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的工程师阎曾才在工作中，因所乘轮船失事，不幸以身殉职。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赣西受到侵扰。当时在赣西泰和工作的江西地质调查所工程师傅徽第等不幸被俘获。因坚守地质机密，英勇不屈，在遭受长期折磨后被日军残忍杀害。就义那天是1945年7 月25日，距抗战胜利仅仅还有两周时间。
抗战爆发后，许多在国外学习的地质科学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环境（特别是美国，当时美国本土根本不会面临二战战火的威胁），毅然返国，投入抗战的洪流，投入国内的各项地质工作。他们之中，比较有名的有1937年从德国柏林大学归来的李春昱博士，从瑞士归来的王恒升博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朱森硕士，从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归来的马希融硕士，从美国归来的中央研究所陈旭研究员，从英国归来的程裕淇博士，从美国归来的赵金科、杨遵仪博士，从德国归来的张寿常博士等等。他们不仅以科学的精神为抗战做着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祖国培养地质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其中很多人，被光荣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学界老前辈在抗战时期工作成绩卓著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调整了战时的经济机构，专门成立了经济部。193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同时隶属经济部领导。抗战爆发以后，地质研究所就暂时停止了纯粹地质理论的研究，全力从事地质实地调查工作，特别是注重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各矿区的估计与调查。由于当年我国主要煤矿多在华北，战争爆发不久即相继落入日军之手。经济部重点指示地质调查机构将能源调查工作重点放在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所以，当年对煤炭石油调查的工作成为当时整个地质调查部门的重点。
在不长的时间内，地学界老前辈们便在河南禹县，湖北大冶，湖南湘潭、恩口，云南易门及赣南、湘南、赣西等地区为国家提供了优质的煤、铁、铜及其他多金属、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的地质调查报告。1938年，谢家荣等调查了广西西部田阳、田东等地的辉锑矿床。1939 年程裕淇、王曰伦、卞美年等在云南昆阳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大磷矿。1940年王晓青、靳凤桐调查了湖南金矿并完成了湖南金矿分布图。通过地质老前辈的努力，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迅速扩大产量，成为当时支撑抗战最大的工业油田。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在我国西南大后方，就有二三百名地质工作者，在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西以及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区进行地质调查工作。总之，除西藏外，凡是日军没有到达的地方都留下了地学老前辈们的足迹。而这些地方不是深山老林，就是自然条件险恶的人迹罕至之处。
1938年~1939年，在李四光所长主持下，朱森、李捷、李毓荛赴南京钟山、宁镇山脉一带进行地质调查。该书就是他们考察的成果。全书共分“系统地质”和“区域地质”两部分，系统地质部分主要是论及考察地区地层层序，从寒武奥陶纪之黄墟系以上，以至第四纪均有论述，从地层学而言，颇有新意，其中特别对各类灰岩更为详细，并针对其岩相进行了有益分析和和讨论；在探讨雨花台层中，引述了巴尔博之《扬子江流域地文发育史》和杨钟健之《扬子江流域地层层序》两文，并加以对比和分析。
专著可以说图文并茂，尤其是6幅彩色地质图允称精美，不仅设色标记均极鲜明，举凡地形构造穷形尽相，纖细不遗，洵佳构也。这6幅彩色地质图是：南京城地质图、汤山镇地质图、高瓷镇地质图、镇江城地质图、孟汉城地质图，以及茅山地质图。图文阐述透辟，深得地质学界赞许。我国地质事业创造人之一—章鸿钊在1936年《地质论评》创刊号上撰专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值得提及的是，朱森还参加李四光领导下的对宁镇山脉地质研究的其他项目，也得到极其重要的成果，堪称该地区域地质之权威性著作。1932年，朱森与李四光联名出版了《南京龙潭地区地质指南》一书，该书中英文对照，并附有1幅1∶7.5万的彩色地质图，是研究该区地质之重要工具书。
此外，叶良辅、喻德渊撰写的《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叶良辅、谢家荣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上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刘季辰、赵汝钧合著的《江苏地质志》，谭锡畴、李春昱合著的《四川西康地质志》等，均见证了我国地质学前辈的实践与成就。
本文作者：尹家衡，发表于《钟山风雨》, 2014(4):43-44。部分文字来自：吴凤鸣的<地质史上的闪光足迹>。配图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一并致谢！
编辑：小矿君，责编：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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