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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枕梦千秋——中国古代陶瓷枕
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号东汉墓出土了“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鸡鸣枕（图一），外形基本完好，枕由一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文句锦缝缀，中部是鸡身，两端各有一鸡首。鸡首相背，缝制出了尖嘴、圆眼及冠、细颈等。眼睛由三层圆绢片叠放而成，底为白绢，中上皆为红绢。冠作锯齿状。枕芯为植物茎杆填充。借中国西部特殊地貌气候环境的优势，这件距今2000年的填充织锦枕得以保存。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满城县县城西南 1.5公里的陵山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发掘出土了青铜鎏金镶玉兽头枕，清晰的向我们展示了当时诸侯王生活用器的奢华。这些出土文物让世人看到了距今2000多年前的珍贵睡卧枕具实物。
自唐以后文献记载中提到枕的地方更多了。在生活中除那些布枕、木枕、花枕、漆枕、藤枕、竹枕、石枕、玉枕外，随中国陶瓷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一种特殊材质的，经过工匠加工，借窑火神力而催生的陶瓷枕大量出现，并广泛走入人们的生活和睡梦之中。这种现象在后来大量考古发掘中获得了实证。
如（图二、三）所示皆为典型的唐代陶瓷枕具。这类方枕，因尺寸大小一般多在11--15厘米范围上下，多有学者判断此为医生诊脉搭腕用的“脉枕”。但就已知出土实物尺寸及文献中所描述的使用情况分析，此型小方枕应该不是医生诊脉搭腕用的“脉枕”。北宋末金初人杨万里《杨万里选集》第225页“竹床移遍两头冷，瓦枕翻来四面凉”。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曰：“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介甫（王安石）尝言‘夏日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曰：‘久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就前所录文字记载，可明确的判断，一，这类陶瓷方枕（也就是所谓瓦枕）可四个面翻转，夏日使用时能起到凉颈清爽的效果。二，多为午休使用。就当时的生活状态判断，这种小方枕体小而轻盈，便于携带、安放，以古代人习惯于将白日小憩——时间不长的闭目休息称为“假寐”，能想象这种小方枕的使用再合适不过了。它既满足了人们携带方便，书匣、提笼、背几各处都可安放，又做到了休息时仅能局部枕头，可休息而又不会因睡的过沉而光阴飞度。这种构思和实用的结合，足见中国古人的超凡智慧。
今日用惯了各种花色及百变材质枕具的人们，总认为柔软的枕头最舒服，想象那些冰凉坚硬有相对固定高度的古代陶瓷枕，其硬且硌，人枕躺没有舒适感，根本不具备实用性，因而对这类硬枕的实用效果疑惑多多。那先来判定枕头究竟要多高才合适呢?每个人体态不同，且睡眠姿势有别，具体高度各有不同。科学研究测定，习惯仰卧的人，枕头高度应是颈部生理弯曲的后沿顶点与头和背部连线的距离，也就是人平躺时，床铺平面到颈部生理弯曲后沿顶点的高度。至于习惯侧卧的人，枕头高度应是1/2肩宽——颈部最小宽度。就此图录中所列器物，这些古代陶瓷枕的高度尺寸主要集中在8—15厘米上下，其中10厘米上下的数量最多，这一尺寸几乎完全符合今天科学研究的最佳枕头高度“1/2肩宽——颈部最小宽度”。由此足见，近1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非常熟悉人体脊椎解剖原理了，所以才能如此准确的用硬质材料制做出完全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枕具。古代陶瓷枕高度既然是最优化的，那么枕卧舒适感如何呢？汉刘熙撰《释名·卷三（释床帐第十八）》记有：“枕，检也，所以检项也”。“检”，约束。“项”，泛指人颈，本义脖子的后部。意思是说，枕，是用来约束和承垫颈项的。又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枕，卧所荐首者。” “荐”，衬垫。“首”，头也。意思是，枕，睡卧时垫头的用具。两人所述也分别体现在遗存所能看到的这些古代陶瓷枕具上。如图二、三的造型当属“荐首”。（图四、五、六）造型应为“检项”。“荐首”与“检项”的争论应该一直都存在着。今天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枕具整个头颈衬垫包裹的使用，很少有人去分辨自己睡觉的枕，是枕头还是枕颈了。事物一切都是发展的，有些事物道理我们日日接触，却从来不去注意，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熟视无睹吧。一种事物熟悉到不能再熟悉时，我们大家也就不会去注意了，但它的本质我们未必是完全的清楚。不过进化与改变却是默默的存在，并一刻都没有停止。枕，到底枕颈还是枕头，从其他更多的图录所示的枕中可以窥测到更多的信息。就图录所列器物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一部分是“荐首”，一部分是“检项”，那除这两者之外的呢？就实物图例分析，其他的这些枕具应该是“荐首”与“检项”的结合体，也就是这些陶瓷枕使用时是放在头下部颈上部的结合点，所谓“枕骨”的位置。笔者曾留心试枕过部分古代陶瓷枕，这些高度在10厘米左右的硬枕，因枕面微凹形成浅弧面，人的头颈部和其接触时会出现自然包合的现象，枕面可以将人的头颈部包裹支撑，不但没有硬硌的感觉，反而特别的舒适，夏季使用不但凉爽而且睡眠醒后颈椎非常的轻松舒服，同时因为枕是硬材的，头颈在最初接触枕面时会局部移动，但妥贴后就不再晃动了，因而睡眠姿势保持的也非常好。我完全相信古代经常使用这些枕具的先人应该没有今天流行的高发颈椎疾病。
这些古代陶瓷枕不单单实用舒适，而且因不同制作工艺和技法的使用，使得种类花色多变，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气息。陶瓷枕在古代文献图书中多有记载，但真正被广大学者和世人所认识了解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河北省邢台地区巨鹿古城的发掘说起。回溯公元1918年，直隶省巨鹿县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赤地炎炎，河床龟裂，顽强的巨鹿人掘深井以自救，在这过程中意外挖出了被淹埋在地下达810年之久的宋代城邑——巨鹿古城。那是公元1108年，北宋徽宗大观二年，巨鹿邑被漳河洪水吞没，一夜之间神秘消失。在掘井农民的铣、镐之下深埋了八百多年的大批陶瓷遗物，源源不断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所发现陶瓷器数量之大，器物之精美，令人瞠目。特别是古城遗址内屋舍之中发现的大量陶磁枕，令世界为之震惊。这些屋舍中大量发现的陶瓷枕一改人们对这类器物是古代墓葬冥器的陋见，而明确判定在八百余年以前它们是城镇市民日常生活实用器，且使用非常广泛。但那个年代社会动荡繁乱，这些在农民铣镐下发现的珍贵遗物，很快就引来各种各样的掠夺者，随之而来的就是破坏和抢掠，这些珍宝被扫荡一光，甚至北京琉璃厂古玩街亦出现了专售“巨鹿遗物”的专营店。这其中许多重要珍贵遗物流失海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为日本研究者及收藏家所获。1923年天津博物院根据调查整理汇编了《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使世界对这一珍贵宋代遗存有了更多的广泛的了解，同时也使许多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在古城屋舍内出土的那些陶瓷枕。
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陈万里编著《陶枕》（图七）一书。书前有陈氏撰写的《宋代陶枕和它的美术价值》一文。此书收入陶枕作品40件，其中彩图2件。除彩图2件标记为“唐代”以外，其他的40件作者都标注为“宋代”，而就今天之研究成果和新出土的考古发掘纪年器，可以确认陈氏书中所录这些陶瓷枕并非都是宋代的，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金代”甚至“元代”的。特别是书中“图录三十一：宋白地赭色鱼藻纹枕”（图八），鱼纹、水藻划刻的不自然，枕外墙一圈的花叶纹特别僵硬，应是民国间的仿品。但这些问题和错漏仅是白璧微瑕，决不掩盖陈万里先生这本《陶枕》成为此类研究的开山之作。《陶枕》是第一本较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古代陶瓷枕的专著，它对海内外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1993年香港杨永德先生捐赠一批200余件古代陶瓷枕给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永久陈列，同年出版大型彩图画册《枕》（图九）。这批收藏是杨永德先生二十多年，透过无数友人在日本、香港、欧美等世界各地收藏家、拍卖会、古董店里搜集到的，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辟专馆永久陈列的杨氏珍藏，是目前已知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整组中国古代陶瓷枕专陈，倍受瞩目。1984—1985年间这批陶瓷枕，先后在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热海MOA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以及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海外学术、收藏界的广泛关注，产生巨大轰动，这一展出及全新材料的公布，使中国古代陶瓷枕的研究跨上一个新的高度。杨氏所藏汇编而成的《枕》一书，在窑口及产地分区研究上多有创见，特别是于山西窑场制品和以前笼统的“磁州窑系”制品的分解厘清，对古陶瓷研究有着特殊的参照价值。《枕》中编号110号的“白地黑花鱼藻纹元宝形枕”（图十），和前揭陈氏《陶枕》一书“图录三十一：宋白地赭色鱼藻纹枕”（图八）的鱼纹、水藻纹非常相似，但《枕》中所示较之《陶枕》器物更显笨拙，器表多龟裂缩釉，且支烧点离奇的出现在枕面四角（图十一）。杨氏所藏“白地黑花鱼藻纹元宝形枕”的侧枕墙所绘芦雁纹又和日本安宅公司珍藏民国间得自大陆的“泰和元年（1201年）款红绿彩芦雁纹碗”（图十二）如出一辙，但线条笔触有非常明显的描摹感。因而可以确认杨氏所藏这件比《陶枕》所录那件还要晚，且有多器物图案纹样拼合使用的可能。
因为中国元代以前的陶瓷器烧造不像明代以后那么讲求款记和标识，所以有年款及书铭者甚少，因而个别有纪年款的器物就倍受学术界关注。其中陶瓷枕有明确纪年款记的更少。就今天所见和已发表的材料，有三件北宋纪年款陶瓷枕广受关注，且多被引用来作为年代排比定时的标尺。因而对这三件北宋纪年器的详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褐釉划凤纹叶形枕（图十三），底部分别戳印“至和三年（1056年）”、“张家造”款记。二、台湾郭良蕙藏白地剔花叶形枕（图十四），底部分别戳印“至和三年（1056年）”、“张家造”款记。三、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珍珠地双勾“家国永安”剔花枕（图十五），枕面左边题刻“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右边刻“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十九日画”。首先一和二的造型相似，同属叶形枕，而款记是完全相同的“至和三年（1056年）”、“张家造”戳印，但两件器物又是完全不同的装饰技法，种种令人生疑。此类叶形枕就所有已经发表的考古材料和重要馆藏器物及标本研判，都是前枕墙叶型边棱刮胎无釉，这种处理应该是为了便于烧造，在窑室匣具内竖立摆放，提高空间使用率和防止叶边变形。另这类叶形枕的底墩都是倭圆五边形，顶部成三角状。而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褐釉划凤纹叶形枕和台湾郭良蕙藏白地剔花叶形枕两者都是器面满釉，前枕墙叶型边棱无刮修露胎现象，且两者底墩都是五边直三角形，这些现象都完全偏悖于同类年代可靠的标准器物。加之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褐釉划凤纹叶形枕的枕面凤纹处理，头、身组合不伦不类，看不出凤鸟的整体效果；至于台湾郭良蕙藏白地剔花叶形枕的外枕墙满划卷草纹，此种装饰在其他的叶形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不符合艺术装饰的视觉效果原则。另外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褐釉划凤纹叶形枕和台湾郭良蕙藏白地剔花叶形枕的“至和三年（1056年）”、“张家造”戳印都是分开戳印于两处不同的位置，这也不符合已经发现器物的戳印规律。因而可以客观的确定这两件年款完全相同，但烧造工艺却完全不符合当时实际烧造技法的纪年枕，同属于赝品。关于“至和三年张家造”七字款问题，在陈氏《陶枕》书中有记载，文中提示款记是在枕侧墙上，但遗憾陈氏没有给出图像和收藏地，不知此文所指是哪一件。
第三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珍珠地双勾“家国永安”剔花枕，枕面左边题刻“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右边刻“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十九日画”。是件非常重要的珍珠地剔刻花纪年器，多被研究者引用。其中特别是“元本赵家”的刻划款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段店地区窑场的遗存标本中多有发现，叶喆民先生在做窑址调查时在鲁山县段店地区也采集到过划刻“元本赵家”款（图十六）的珍珠地梅瓶标本。因而可以确认大英博物馆所藏枕为河南鲁山段店窑制品，其他同类型及装饰风格的器物，时间断代大致都可以排到北宋神宗前后。但此枕右侧划刻款“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非常耐人寻味，书“元本赵家”者在鲁山县段店地区窑场的遗存标本中多见，但有“冶底”者，仅见大英博物馆所存。就文字学解释，“元本”同“原本”，如果顺此思路考虑，那款记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原本冶底赵家枕永记”是它的标准意义。那“冶底”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地名呢？后查文献确认“冶底”是山西晋城地区的一个地名，并且是古代晋陕豫驿路“清化大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晋城是山西的东南门户。山西自古有八条峡谷状车马道路通往华北平原及中原腹地，人称“太行八陉”。其中南部三条陉道就分布在晋城市境内，即阳城至河南济源的轵关陉、泽州通往河南沁阳的太行陉和陵川通河南辉县的白陉。贯通沁水、阳城、泽州并通往河南博爱(古称清化)的就是清化一大道、清化二大道。“冶底”就处在清化一大道的中段，今山西晋城泽州县西南10公里处的山坳里，北枕高岗岭，南沿冶底河，东依晋普山，西接清化古道，自古被称为“晋豫陕通衢之地”。古时的“清化一大道”是西通陕西，连接洛阳、长安，东经清化(今河南博爱)，沟通东京汴梁的重要驿道，是古代晋、豫、陕各省官、兵、商、豪和百姓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又是重要的驿站、兵站和商号。交通便利。加之水、煤资源丰沛，因而当地打铁、制陶等手工业十分发达。冶底村至今仍遗存着两条完整的老街和多处古店铺，村西北还保留有数里长青石铺就的古清化一大道遗址（图十七），从古道上坑凹的蹄印辙痕，可以想见当年的驿路繁忙，物流如水。冶底的岱庙也非常有名，自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东岳之神被封为天齐仁圣帝后，冶底岱庙就开始兴土动工。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村人捐银纳粮维修岱庙。金正隆二年（1157年）前后，岱庙（图十八）部分建筑再次维修，并加固庙中舞楼（图十九）。以后历代均有修葺，遂成今日保留之规模。从岱庙建设的情况人们可以确定自宋及金时冶底都非常繁荣发达。自冶底经清化一大道可以直达河南博爱（古清化），也就是宋金时期另一个巨大的陶瓷烧造地---焦作，此地就是闻名遐尔的当阳峪窑核心区域。由此可以确认两地的陶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包括学习与借鉴，甚至技术工匠和人员的交流。当年的行人过博爱，转沁阳，走济源，很方便就可以经孟津渡黄河，直入京畿腹地。按这条路线行进，可以发现，自山西泽州的冶底到河南鲁山的段店，是非常顺畅的一条通路。那么，在河南鲁山段店窑器物上出现的“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款识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它可能是当年---宋神宗年间自山西泽州冶底迁徙到河南鲁山段店的赵姓陶瓷商户，特意为了表明窑场商号和来源而写的标记，意思是“原本冶底赵家烧造的磁枕，永记为念”。后逐步发展为仅书“元（原）本赵家”的简化标记，而不再标明“冶底”了。期待考古工作者早日对山西晋城泽州冶底附近的窑场遗迹进行调查发掘，以取得更多资料信息与河南鲁山段店的资料进行比对，这将有可能厘清许多问题。包括河南焦作当阳峪窑群在陕西与河南，山西与河南，华北地区南与北、东与西窑业交流和传播中所起到重要作用的从新判定。
陶瓷枕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必然带来其艺术装饰上的百花齐放。中国古代陶瓷装饰技法就研究文献显示其主要分为“胎装饰”和“釉装饰”两大类。“胎装饰”主要指陶瓷器皿的图案花饰是依靠对胎体本身的贴、塑、剔、刻、划、印、绞泥、镶嵌等工艺处理来完成，器物多出现在元代以前。“釉装饰”主要是指陶瓷器表上的图案花饰是依靠釉及彩的使用来完成装饰，如：青釉、黑釉、黄釉、绿釉、三彩、影青、官釉、钧釉（乳浊釉）、红绿彩、哥釉、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等等，器物多见宋金以后。另在“胎装饰”、“釉装饰”之外还有一种陶瓷装饰技法---“粉装饰”，从工艺现象讲，“粉装饰”也就是“化妆土装饰”，它以土粉的不同使用状态及技法组合而演变出许多别具特色的装饰效果，这一装饰现象值得关注。“胎装饰”、“釉装饰”、“粉装饰”，不同装饰技法的独立及组合使用最终呈现了中国陶瓷艺术大花园中的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也为整个人类艺术世界留下了最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这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只要提到中国，都会想到如黄金、宝石般珍贵的中国陶瓷。就目前对所有中国古代陶瓷器皿的研究，可以发现陶瓷枕无疑是花色纹样、装饰技法最多变的品种之一，几乎所有已知的陶瓷工艺装饰技法在陶瓷枕上都有体现。因而对古代陶瓷枕的深入研究就有了更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图录所示器物即包含了相当的品种，就此图录可窥见陶瓷装饰技法百变之一斑，其中有些装饰工艺及图案纹样较为特殊，值得留意。
宋代磁州窑区域窑场剔刻工艺最具特色，其中白地剔黑花属典型工艺，多制做贵重的花瓶和罐子等立器，制做枕头者较少。这件磁州窑黑剔荷花枕（图二十）呈元宝形，胎质细腻呈青灰色，平底无釉中心偏左处有一小气孔。器体除底外，遍施白色化妆土，枕面白色化妆土上又涂一层黑色土粉，然后以刀具勾划轮廓，将多余部分的黑粉剔去，露出白粉，反衬轮廓线内的黑色荷花、慈菇纹，再施透明釉烧成。花瓣与枝叶饱满绽放，黑白对比反差强烈，艺术感浓郁，是磁州区域窑场的精绝之作。此枕纹样同美国史密森尼机构收藏的一件小口丰肩梅瓶（图二十一）一致，可以确认两者烧造地应同为一处。
虎枕是陶瓷枕造型中的一个重要品种。这件金黄釉黑花淋粉虎形枕（图二十二），却和常见的虎枕造型有较大的差别。此枕呈卧虎状，模印成形，砖红胎，通体遍施化妆土，虎身上黑花勾绘轮廓、眉眼、尾巴。形象逼真，写实传神，额头的“王”字符号明显。后脊制成略带弧度的枕面，尤其特殊的是枕面用黑彩淋绘出云水效果，抽象而有韵味。就已知存世材料，河南省焦作市博物馆馆藏有一件出土于当地的虎枕（图二十三）与此相类，就当地窑址调查，焦作城西柏山地区窑址遗存出土有和此完全相同的标本，因而可以确认此类制品是焦作柏山窑烧造。
在存世馆藏陶瓷枕中很少有同窑同模者，而下面这四件两组就属于同窑同模器。
酱黄绞釉双狮形枕（图二十四）和黄釉绞胎双狮形枕（图二十五），两枕造形、模印风格及尺寸近乎一致，当属于同一窑场制品，唯一区别的是釉色和枕面装饰，前者酱黄釉枕面绞釉（就工艺角度判断是化妆土装饰变化，并非是釉的变化）后者黄釉枕面绞胎。同窑烧造同模纹样，但不同装饰效果的器物能成组保存至今者甚为罕见，对工艺研究有重要价值。
三彩刻花子母狮形枕，两枕（图二十六、图二十七）枕身都模印子母狮，子母狮腿部有刀扎开孔，小狮的淘气可爱与母狮的慈爱之态刻划生动，胎色灰黄，整体形象逼真、目光传神、呼应有序、娇俏可爱，工艺极为精湛。两者的不同是器表釉彩组合的变幻以及枕面纹饰图样的差异。一个枕面划刻团花卷草纹，比较常见。另一个枕面上划刻童子执球（图二十八），球为古钱花纹有长帛带。此童子在一头下配了三个身子，一首三身，可分别组合成正坐童子、右侧伏童子、左侧伏童子，帛带、身体各有转换，互不影响，又相互补充，整体纹样俏皮有趣，在已经发表的古代陶瓷装饰纹样中未曾出现过。这种造型采用的是适形造型中的共用形，它是用几何中的形与形的部分重合和借用来造型的。此造型早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就有使用。如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两只夔龙共用一个身体；敦煌藻井中隋代创作的“三兔共耳”图案都属于这种造型。自宋元以后流行的“四喜人”更是此类造型纹样的典型传承，但一首三身者极为罕见。另就这两件子母狮枕的模印局部及造型、胎色观察，基本可判定它们属于同一窑场，甚至同一批次的制品。
“枕”的种类千变万化，对这些枕的细致研读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认识。
原文刊载于文物出版社《千年梦华》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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