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耀虎：《磁枕玄珠》前言

编者按山西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孟耀虎
山西汾西县人，农工党员，农工党山西省委文艺工作委员副主任，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1980年至1984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2012年7月，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调至山西省文物鉴定站（国家文物局出入境审核山西管理处），任山西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国家文物局出入境审核山西管理处处长。多年从事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工作。曾参加或主持了侯马晋国古城、太原一电厂、曲沃晋侯墓地、襄汾小赵春秋大墓、新绛泉掌战国大墓、柳林县看守所古代墓群等多项重大考古发掘。1996年开始，主要从事山西古陶瓷的考古研究。对山西境内的古代窑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部分发掘，新发现并确认了晋城唐代三彩窑址、兴县北宋窑址、介休城内的金代窑址等以前所不知道的古代烧造陶瓷的窑场。发表考古报告、研究文章80多篇。梳理了山西古代陶瓷烧造面貌，并对区域特色进行了排比，取得了较大成绩。2004年获得国家文物局评定的高级职称——文博研究馆员。

| 《磁枕玄珠》 孟耀虎著 

 《磁枕玄珠》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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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到一定时期，便有了枕物的行为，以处理颈椎与脊椎在休息时的合理弯曲，依枕而憩，就枕而寝，以达舒适。法国一处尼安得特人居住的山洞里曾经发现过一个完整的男性骨架的头部枕在一块燧石上，身体周围还放着四十七件莫斯特石器(1)。这块燧石虽非特制，确在起着枕头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已足以体现生人对死者的妥帖安葬和尊敬，从另一个角度推测，或者还可以反映生人在休息时头下已经使用支垫物。在我国而言，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了枕物的习惯，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中较为普遍。大汶口一百三十二座墓葬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枕骨扁片(2)，经人类学专家的研究，确认其为“枕型”，是人类长期枕睡硬物所致(3)。这时期的枕物显然要以石、木类为主。进入文明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枕的质量定然得到很大改善。枕字从木，想必与造此字时的“卧时荐首用具”有关。《甲骨文字典》和《金文编》并不见“枕”字，许慎《说文解字》有：“卧所荐首者，从木冘声”。枕字的出现时间无从查考，从木而为枕，想是在那遥远的时代。

新石器以后的文明时代，枕的使用定然向着舒适、实用的一面进步。但由于年代久远，软质舒适的枕不宜保存，考古资料也未有报道，相信随着考古手段的进步和科技手段的渗透，以后将会有新的发现。考古发现较早的实物枕在河南信阳(4)、湖北荆门(5)有见，枕的材料为木、玉，汉代时，考古发现木、玉、铜等的硬质枕更多。这些硬质的枕都出土在墓主有较高身份的墓中，或有可能只是死后的葬具，主人生时是否使用还值得怀疑。以河北满城汉墓(6)、北京大葆台汉墓(7)为例，枕的宽度都只在8厘米左右，生人要用，自然别扭。因为是陶瓷以外的硬质枕，这里略略提到，不作深究，以后或再讨论。软质枕不易保存，目前见到的是广州西汉南越王赵眛墓中清理出来的一件素绢珍珠囊枕(8)。这珍珠枕用时凉而不硬，在广州这一年中炎热漫漫的地方，要算是枕中极致了，与我们想要讨论的唐代出现，宋金元极盛的陶瓷枕相比，也难分仲伯,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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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陶瓷枕应运而生。七世纪末，开始出现三彩、白瓷以及绞胎技法制成的箱形小陶枕 ，至八世纪前、中期时，迎来它的兴盛期。烧制三彩、绞胎器物的窑址在河南巩义市的大、小黄冶村已经发现(9) 。黄堡窑和邢窑也有唐三彩的烧造，推测陶瓷枕也不会例外，或者只是没有发现证据而已。三彩以外，应当也有其它色彩的小枕。

| 三彩鸳鸯纹枕  唐 7——8世纪  洛阳市博物馆藏| 高5.6   长12   宽10.1厘米

| 黄釉木理纹绞胎枕  唐 7——8世纪  偃师商城博物馆藏| 高7.3   长15.6   宽10.9厘米

这类箱型枕长度在十到十七厘米，又以十一至十三厘米者为常见，宽度比长度短二至三厘米，因此是一种近于方型的形式。高度在五厘米左右的较多，这类枕即为扁平的箱型枕。此种形式的箱型枕就是目前人们所习称的“脉枕”。“那么，作各种考虑，并加以分类，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五种可能。第一，是随葬用的模型明器；第二，是腕枕；第三，是脉枕；第四，是袖枕；第五，是颈枕”(10)。这五钟厢型枕可能的用途，是已故日本著名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教授的推测，至于以其中何种用途为主，看来目前还不能得到确证。是为明器，需要有足够的旁证资料，而作为多数人称呼的“脉枕”，也有人专门论及，予以怀疑(11)。大约八世纪中期，出现一种略高大的箱型枕，枕面下凹，平行六面体的边角修整圆滑(12)，作为卧枕的功能增大，为以后多样的陶瓷枕开创了先例，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类型的陶枕在湖南长沙窑(13)、陕西黄堡(14)、寿州窑、晋城窑(15)等都生产，同时期的其他窑口也当生产。九世纪以后的唐代晚期，陶瓷枕的烧造更为普遍，与此同时，烧造出一种以兽身为座支撑一个枕面的兽型枕。这种作为枕座的兽型有狮、虎、犀牛、兔等多种，为以后宋元时期大量的兽身枕开创了先河。耀州黄堡窑作坊遗址内出土的三彩犀牛枕(16)、长沙铜官窑窑址(17)出土的虎枕以及河南巩义的大、小黄冶窑(18)烧造的更多种类兽座枕，都是一种新生的现象。巩义窑遗址中，发现有三彩虎枕，象枕、兔枕，推测还会有其它品种。在塞外的山西浑源窑，狮兽类的陶枕也有发现，枕面为贴面绞胎，枕座作成兽型，发现为素烧的器物，当是未施釉前素烧残废(19)。浙江宁波市也曾出土过“绞胎花纹虎座脉枕”研究者认为是晚唐越窑产品(20)。相类的发现还有很多，由此可知，兽座枕及其它枕，自唐晚期起，其烧造已遍及华南、华北及全国。关于虎枕或兽型枕，《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中记：“韦后妹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韦后妹所为豹头枕、白泽枕、伏熊枕是否陶瓷枕，不得而知，即使如此，我们无疑了解到这类虎、豹、熊等兽类枕辟邪、辟魅的意义所在。虎枕或狮兽类枕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枕品的增加，它和宋元时期大量出现兽型或兽座以及形式多样的陶瓷枕在用途上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它在作为小憩使用以外，更多起到的作用是陈设玩赏中达到镇宅的作用，此问题将会在后面的陶瓷枕成熟时期的用途及其性质一节中作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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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唐初而成熟于唐末以后的使用陶瓷枕的习惯，延续至五代一直流行，甚而在两宋、辽、金时期达到空前的兴盛和发达。生产的地区广泛，窑口众多，尤以华北一带为最，烧造出了形形色色具有特色的陶瓷枕。北方的定窑、磁州窑、井陉窑、耀州窑、登封窑，禹州窑、当阳峪窑、密县窑、临汝窑、宝丰窑、新安窑、鹤壁窑、介休窑、长治窑、浑源窑、榆次窑、平定窑、霍州窑、平阳窑、淄博窑等等诸窑；南方的长沙窑、越窑、景德镇窑、吉州窑以及岭南的潮州窑等窑都烧造陶瓷枕。就常理推测，略有规模的窑厂就可能烧造当时民间大量需求的陶瓷枕，一些不明窑口但能够将其限定于某个区域的器物也可以说明陶瓷枕烧造的广泛。

这时期的陶瓷枕，最大的变化是形体向大型化发展，造型主要还是来自早期的箱型和象生系统两大类，但式样却大大增加，也新出现以建筑物为座的瓷枕。箱型枕，中空，如箱状，箱体或半圆、扁圆、长圆等不一而设；或长方，正方、梯形以及多边体。制作方法大体可以分三种：圆形箱体素身者以拉坯的形式制作出筒状枕身，再按不同要求修整形式，最后粘合枕面、枕底；圆形箱枕身印花者则需要多块范模制出几块带花纹片，而后粘接到一起，再粘合枕面、枕底。方形枕则要切整出泥片，而后粘联在一起，合面、底；有花纹者则需要在范模上印出花纹再行粘合，上枕面、枕底。箱形枕常见中腰接胎者，主要见于方形或多边形者，这可能和师徒传承有一定关系，也体现了一定的地域性。就目前所知，枕上采用这类手法接胎者以晋东南、冀西南、豫东北一带为常见。箱形枕再加以细致分类，又可显现大小不一的多种式样：一，长方形、长方出沿形、弧边长方扇形、元宝形、束腰或亚腰形；二，圆角长方形、椭圆形、圆形、腰形、豆形；三，花瓣形或云头形；四，如意形；五，叶形或桃实形；六，多边形（多见六边、八边者）。箱形枕在制作时都戳有气孔，或在枕侧，或近底部，较讲究者为保持枕身的洁净美观则在枕底戳出气孔，定窑、平定窑和山西中部的某些窑口就有此类产品，这种枕底部置设的气孔往往为两个。箱形枕在出土时往往箱内都有埋藏时期淤进的泥土，摇动时便发出响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平田整地时常发现箱形枕，农民听到枕里面有东西，以为里面藏有宝贝，便会拿整地的铁锹拍碎枕头，以观枕内之宝，此类故事曾多次听农民们说起。有学者曾经谈到：“箱形枕在烧成时，为排除箱中空气，一定要钻以小孔，并将陶制小球塞入内部，摇振时经常会发出呤呤响声”(21)，这种现象显然属于个例，或者说箱形枕在制作时并不塞小球于箱内，只是淤泥干硬以后所导致出的摇振时的声音。象生枕也同样有多种形式：一，兽形枕，包括虎形、狮形、兔形、龙形、象形等多种；二，童子形、卧女形；三，人兽组合形。象生枕的象生部分，主要以范模翻印，范模的块数依象生物的繁易而定，有时也辅以手工捏塑，有面、底者需再行粘接。气孔的设置很巧妙，一般以鼻孔、嘴角或一些不明显的地方戳出。箱形枕和象生枕的枕面和枕身一般都是粘接而成，所以在制作时枕面内侧的边缘都要经过篦划，以确保面、身粘接的牢靠，这种现象从窑址标本和墓葬出土残器都能得到证明。

这个时期的箱形系统陶瓷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装饰技法的多样化和纹饰的丰富多彩。在技术日益提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陶瓷枕达到了实用与理想的高峰。陶瓷枕中，尤以施化妆土后罩透明釉的白枕为最多，也有青釉、褐釉、黑釉、绿釉、三彩等器物。装饰主要是对枕面和部分枕侧，手法是首先对釉下胎体彩绘（黑彩、褐彩、白彩）、模印、刺轧、线划、剔刻等，然后再依需要施以不同釉水；在枕底素胎上也偶见有毛笔墨绘的花鸟纹饰器物。釉上施彩的陶瓷枕在这时期也出现了。

| 白瓷珍珠地剔划花长方枕  北宋  熙宁四年（1071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体现陶瓷枕最为发达、最具魅力的主要一面，当数争妍众多的纹饰，它是中世纪陶瓷装饰的颠峰。纹样以牡丹、花卉、折枝花、花鸟、忍冬等植物纹以及联珠纹、珍珠地纹、联续雷纹、篦纹等几何纹样为多。人物纹，鸟纹、兽纹、鱼纹、鱼藻纹也较常见。斑石所书黑色或褐色的诗文枕和单线或双线勾划的装饰文字枕，或抒情、或祈福、或警人，别有风味，极赋文人情趣。植物纹饰与文字组合者更是景上添花，赏心悦目。有的纹饰粗糙蹩脚、有的则栩栩如生，推测分别出于初学的孩童和熟练的艺人。诗书画之于陶瓷器，使用最多的就是陶瓷枕，从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便可得到证明(22)。这些书画作品，精美之作，或有可能就出自当时书法家和画家之手。

| 珍珠地剔划花长方形枕  北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十四世纪初、中期的元代，陶瓷枕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从不多的纪年器物中可以看出其端倪。日本冈山的林原博物馆收藏一件山西平阳窑瓷枕，墨书大德六年（1302）款，其釉水和胎质都比较粗糙，枕身多半无釉(23)。另一件平阳窑纪年枕出土于山西曲沃，底部墨书“至顺叁年（1332）仲夏中旬后四日张宅置到瓷枕一个”(24)，虽然器身为满釉，但漏胎处不少，釉水和胎体同样粗糙，但它的购买时间和“张宅”的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信息。平阳窑的元代瓷枕发现较多，已有专门的文章述及(25)。由纪年资料推测，元代质量尚好的诸如磁州窑大量的绘画繁琐的黑或褐彩瓷枕，可能烧造时间都在十四世纪早期或以前。

| 白釉黑花“招财利市”八方枕  金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至十四世纪晚期以后的明代，发达、繁荣时期的陶瓷枕的社会功用已荡然无存，人们已经不明白陶瓷枕作为夏日伏天“卧所荐首者”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高濂《遵生八笺》记：“石枕，枕制不一，即石枕虽宋磁白定居多。有尸枕亦旧窑者，长可一尺，古墓中得之，甚不可用。有特烧为枕者，长可二尺五寸，阔七寸者；有青东磁锦上花者；有划花定者；有孩儿捧荷偃卧用花卷叶为枕者。此制惊绝，皆余所目击，南方一时不可得也”。高濂说的“石枕”和“即石枕虽宋磁白定居多”让人有混淆不清的感觉，后面所列举者应当是明以前的一些传世之物，当时并不多见，难怪高濂有“此制惊绝”的认识。文震亨的《长物志》：“有旧窑器，长二六寸者可用，长一尺者谓之尸枕，乃墓中之物，不可用”，也以枕的尺寸定枕性质，同样不解明以前枕的社会功用。这时的陶瓷枕主要保留了夏天实用的功能，有的极尽“荐首”功用，如晋东南常见到的一种三彩枕，枕身元宝形，镂空，中间为一圆形凹坑，力图予人以舒适，但终于是败笔之举。器形也比较单调。清代一袭明代实际，有些元宝形、长条束腰枕之类。在河北磁州一带，姑娘出嫁时，娘家会陪嫁一对瓷猫或弓背形男、女孩童枕，以图吉祥，作婚后镇宅摆设(26)，这或许是古时习俗的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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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金、元时期，是陶瓷枕成熟和发达时期，遗物至今者数量巨大，较早时期的研究者以为是冥器，因为这些陶瓷枕多出土于墓葬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初，河北钜鹿古城的显现，人们对于陶瓷枕的用途又有了新的认识。钜鹿城在大观二年遭河水淹没，民国九年的大旱造成农民相继挖掘古物，从《钜鹿宋器丛录》一书得知，瓷枕得于屋内的炕上，是人们生活中的寝具(27)。这是所有研究者所认识的陶瓷枕实用最直接的资料。勿容质疑，陶瓷枕的功用之一就是实用，但钜鹿是遭河水淹没，水之大可以想象，那么，在房屋没有被淹没以前是否就置于炕上，或以为不尽然，也可以理解为水的作用使然，并且，那钜鹿城的淹没也在秋天。这里想要讨论的，便是陶瓷枕当时最为显著的社会功用——玩赏镇宅；同时，也想对其实用的时间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这里先从我们熟悉的陶瓷枕的实用功能说起。陶瓷枕硬且凉，这是人人明白的，古之也然。由此可以理解，它的使用时间应当是夏天炎热时候，而在陶瓷枕最为兴盛、发达时的五代、宋、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一年当中多数时间并不需要使用这种硬且凉的东西，只有炎热难当的暑天使用才会觉得舒服。宋代的几则记载，也颇具说服力。1，“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28)。2，“午起行：细藤簟展波纹绿，瓦枕竹床殊不俗，白日寥寥午眠热，起来更觉精神足。万缘寂静数瓯茶，半偈消磨棋一局，此间真味有余清，未羡纷纷厌梁肉”(29)。3，“宋庆历中，……一日午睡，有鼠走而前，以所枕瓦枕击之，鼠走而枕破……”(30)。4，陶枕枕面自书：“久夏天难暮，纱幮正午时；忘机堪昼寝，一枕最幽宜”(31)。这是目前收集到的陶瓷枕有明确使用时间的文献记载，都记述为午间所用，如果彻夜使用，它本身的硬是人所不能忍受的，这比较容易理解。多年前我们曾经使用窑址出土的枕头，也只在中午时才有人乐于享受(32)。那么，夏天炎热的中午以外，一年当中其它更多的时间，陶瓷枕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便是：成熟、发达时期的陶瓷枕在起着一种玩赏镇宅的作用，它自然成俗，为社会所追捧，在我国的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灿烂辉煌，出尽风头。由此，我们再返回到现在，便不难理解墓葬当中为何大量随葬陶瓷枕头，那是生者美好愿望的延续，是风俗使然。

当我们力图了解陶瓷枕成熟和发达时期的社会功用时，会发现很多的线索。而陶瓷枕本身，就有自书为“镇宅”、“镇宅大吉”者。研究者常引用的一件“镇宅大吉”枕(33)，文字下面，画着口衔绣球彩带的狮子，这与《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完全吻合，说明虎、狮形或虎狮纹的吉祥含义，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虎、狮类枕以外绚丽众多的陶瓷枕同样也在体现着大吉的意境呢？镇宅之物，自然吉祥，成为人们陈设把玩之物合于情理。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件自铭“珍玩”瓷枕，枕面边部刻画有诗文，落款为“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34)。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北宋叶形珍珠地划花枕，面刻“长命枕一只”(35)，吉祥之意体现充分。更多的陶瓷枕，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正是以雅玩的姿态出现在当时，雅成大风，雅出俗气来了。

| 白釉黑花“镇宅”狮纹八方枕  金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 珍珠地划花“长命枕一只”如意枕  北宋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还有一件及其重要的瓷枕，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香港杨永德伉俪捐赠，收集在《杨永德伉俪捐赠枕》一书中。

| 白地黑花“枕赋”铭长方形枕  元  | 高14.4  长42  宽15.7厘米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此枕在早些时候出版时定为金代，依笔者意见，界定在金代稍晚可能更为妥当。器物为长方形白地黑花赋文枕，枕面开光内文字达二百六十个，因为资料重要，兹抄录在此：“枕赋：有枕于斯，制大庭之形，含太古之素，产相州之地，中陶人之度，分元之全，名混沌之故，润琼径（瑶）之光辉，屏刺秀（绣）之文具。泥其钧而土其质，方其祥而枵其腹。出禹舜河滨之窑，绝不苦窳；灭伯益文武之火，候以迟速。既入诗家之手，忻（欣）置读书之屋，鄙珊瑚富贵之器，陋琥珀华靡之属。远观者疑（凝）神，押玩者夺目。来尺壁（璧）而不易，贾万金而不粥。囊以蜀川之锦，椟以豫冀之木。藏之若受圭，出之如执玉。是时也，火炽九天，时帷三伏。开北轩下陈之榻，卧南薰簟春之竹。睡快诗人，凉透仙骨。游黑甜之乡而神清，梦黄梁之境而兴足。恍惚广寒之宫，依稀冰雪之窟。凛然发之爽，悠然炎蒸之萧，思圆木警学之勤，乐仲尼曲肱之趣。庶不负大庭太故（古）之物，又岂持（特）不困于烦暑之酷而已也”(36)。宋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37) 此枕以赋“直书其事”，让笔者在抄完这枕赋后顿感失意，觉得前面的讨论其实已经要算多余，有这《枕赋》最后两句足矣。《隋书·经籍志》中有记，张居祖撰《枕赋》一卷，可惜失遗，虽可以肯定记载非陶瓷枕，但定然又是别一番情趣。

陶瓷枕因为社会的追捧而发达，也因为时代的的变迁、习俗的改变而走向衰落。

注：

(1)   转引自宋伯胤：《陶瓷枕的造型、工艺和纹饰》，《杨永德伉俪捐赠枕》，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宝发德企业联合出版，1993年。(2)    严文明：《略论大汶口文化》，《史前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3)   颜誾：《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古骨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5) 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年。(6)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7) 《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8) 《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9) 刘建洲：《巩义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3期。付永魁：《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1 期。(10)  三上次男：《中国的陶枕—唐至元》，《杨永德伉俪捐赠枕》，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宝发德企业联合出版，1993年。(11) 索德浩：《陶瓷枕的分类、演变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2004年2期。(12 崔利民：《“盈”字款邢窑白瓷枕》，《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12日。这件枕前高6.7，后高7.7，长15.2，宽11.2厘米。以目前对“盈”字款瓷器为玄宗、肃宗时期之物为据，这件邢窑枕产在八世纪当不会有太大出入。相类的绞胎枕也常见到，由此推测其时代也在中期前后。(13)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文物出版社，1992年。(15) 2008年初，晋城市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发现古代烧造三彩的窑址。一位陶瓷爱好者把发现资料首先在网上发出，引起不小的反响。经3月初的考察，确认为烧造三彩的窑址无疑。窑址的规模、堆积情况目前还不太明了，暴露部分约达3000平方米，地表可以看到散乱的三彩残器、支具、灰渣以及早期的绳纹陶片（东周）。从采集到的标本看，这里是以烧三彩为主的一处窑场。素烧器物很多，有执壶、盆、托、盏、盘、罐、盂等，素烧器物表面多施化妆土，可以看出化妆土是在施釉前素烧时就挂了的。施釉器物分单色釉和三彩两类。单色釉有绿釉、黄釉、赭釉、黄绿釉（有的近白色）几种。绿釉、黄绿釉釉面部分匀静外，其它单色釉则浓淡不一。三彩釉有外绿内白加绿斑、外黄内黄绿、外绿内三彩、内外黄绿釉加绿斑等多种。胎分青灰、土黄、砖红、白色四种；全部为瓷土胎，烧成温度较高，有的叩之有金属声，推测烧造温度在1000度左右，有的可能达到1100度或还高。三叉支具有青灰、土黄、砖红等种，瓷土为胎，有的支具上还有淌上的釉水。从发现标本分析，该窑场的烧造时间为中晚唐至五代。山西东南部墓葬、遗址常见三彩器物的出土，虽然推测为当地生产，但一直没有烧造窑场的蛛丝马迹，这次的发现，将为三彩的研究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1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文物出版社，1992年。(17) 《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1期。(18) 付永魁：《河南巩县大、小黄冶村唐三彩窑址的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1 期。(19) 孟耀虎，任志录：《山西浑源县界庄唐代瓷窑》，《考古》，2002年4期。(20) 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年7期。(21) 转引自三上次男：《中国的陶枕—唐至元》，《杨永德伉俪捐赠枕》，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宝发德企业联合出版，1993年。(22) 萧湘，李建毛编著：《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9月。(23) 大阪市立美术馆：《白と黑の竞演》，2002年10月1日。(2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天马─曲村》，科学出版社，2000年。(25) 孟耀虎：《山西平阳古瓷窑调查》，《考古与文物》，2005年3期。《山西平阳窑瓷枕》，《收藏》，2005年1期。《平阳窑的诗书枕》，《收藏》，2007年11期。(26) 张子英编著：《磁州窑瓷枕》，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27)  《钜鹿宋器丛录》，天津博物院印，1923年。(28)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29) 宋，唐庚：《眉山集—眉山诗集》卷三。(30)  宋，邵雍：《梅花易数》，刘光本、荣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31)  陈万里：《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8月。(32)  孟耀虎：《瓷枕识“随分”》，《文物天地》，2005年3期。(33) 陈万里：《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8月。(34) 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35)  蔡毅编著：《故宫藏瓷枕》，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9月。(36)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宝发德企业联合出版，《枕·杨永德伉俪捐赠枕》，1993。(37) 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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