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的10大忠告，临死称：世界希望在中国！

整理：水木然  微信号：smr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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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科斯与中国情缘颇深，他生于1910年12月，第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

他在83岁的时候，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活到了102岁，在2013年去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很不满，认为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改变，因此一直想自己的理论在中国实践。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尤其是当下的中国，依然具有重大的研讨意义。

这10大忠告是科斯在生前发出的，他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虽然有的忠告听上去比较犀利，但是现在看来，很多都切中了重点，而且我们正在践行他的理论。而且他仍然对中国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并发出了这样的感言：

我出生于1910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下文就是他的十大忠告：

来源：凤凰财经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科斯：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很多，但像科斯这样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的却不多见。在中国经济学界，科斯恐怕是被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做经济学研究，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科斯都是绕不过去的，不了解科斯的理论，会被同行笑话，这一点也不夸张。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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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科斯的两大理论成就分别是：

1、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

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2、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这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重大补充，他发现传统经济学错就错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们应该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