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后的回乡观感：现代生活冲击下，故乡只是在不断调整姿态

小秘书：

这里是另一位从农村走出的博士，对故乡以及广大乡村的观察总结。从乡村到城市，是一个长久被书写的主题，其中的个人体验，其实就是城镇化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之前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不同的是，作者认为自己的故乡虽然和其他乡村一样，存在诸种问题，但其实也在变得更好。他说到更多的，是乡村对知识的矛盾态度，这也与城市里出现的“凤凰男”概念互相映照。

可回复”罗田“，查看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回复”古鱼“，查看另一位从乡村走出，已博士毕业并成为高校教师的青年学者对乡村的看法。

文：常培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

最近网上很热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描述出了当前部分地域农村生活的一些情境和问题。读过之后，我感觉那里的状况和我的家乡（鲁西南）有些地方近似，但也有不同。文章有些地方很有启发。

我也试着写写我的回乡观感。我从大学起离乡读书，算起来已有十二年，回家早已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我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得不全面，可能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不过，既然有人写了，我也试着描述下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绝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我家在鲁西南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我八岁前在农村生活，也干农活，之后随父母进城做生意。我在县城待了七年后，又搬回村里务农两年，暑期劳作，起五更打黄昏，很是辛苦，也明白庄子所谓天人合一的感觉。两年后，父母去镇上做生意。11年后，父母再次搬回村里居住，我则从高中读到了博士，目前处于“博士之后”的阶段。

我在村里、县里、滨海小城、北京、美国读过书，在这些地方都有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但是是否深入，却很难说。因为，个人感觉，八岁离乡后，就从与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社会生活中的漂浮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漂泊和无根感。对他乡，你想融入，但它的疏离感却总让你觉得隔一层。对故乡，因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也不再有那种亲密感。从鲁迅开始，这就一直是个很重要的写作主题。

作为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可谓奔波，但我也因此具备“双重视域”：以一个“乡下人”视角看现代城市生活，也以一个“城里人”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而且，就“家庭成分”而言，我爸这边，早前是贫农，根正苗红，高中毕业，当过兵，称赞毛泽东。我妈那边早前是地主，被人欺负，被骂为“地主羔子”，辍学回家，小学不毕业，感恩邓小平。可以说，我家的话语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同样给了我一种双重视角。

对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有待正式调研，这里不便多加讨论。仅就当下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者是情感问题、养老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情感问题。此问题的多发群体是青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急剧市场化以及有缺陷的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在钢铁水泥筑成的城市里贩卖自己的体力。我们知道，相对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这带来城市生活的理性化和冷漠。其后果也是双重的：作为理性人，大家谨小慎微，保持有节制的礼貌和距离；同时，有的人却大胆放纵自己，因为只要离开了这里，就没人认识你，没有“口碑”，没有乡亲的指指点点，行为成本降至最低。

如此，许多青年人在城市开始“新生活”。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然而，他们的性教育普遍不足，很多人未婚先孕，有的甚至未到婚龄。双方父母喜忧参半地有了媳妇或女婿。子女未婚先孕，在传统社会是很不体面的，这在农村尤其明显。现在，大家对这一现象见怪不怪。但是，因为“小年轻”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彼此个人和家庭了解不足，这种草率结合的感情，稳定性较差，许多家庭婚后不久问题重重，甚至离婚。

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和匿名化为再次寻找“合适的”配偶提供了可能。我不知是否有人对农村的离婚率做过调查，个人感觉不会比城市低。其原因大概有：

（1）再次择偶的可能性增多。许多夫妻两地分居。夫妻单方进城务工，一人留守，双方出轨可能性都很大。中国婚姻的一贯取向是嫁高娶低。女性多愿往城市嫁，男性则多愿找比自己稍弱一点的女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痼弊，所以农村男光棍多，大城市则是剩女多。这也导致婚姻的不稳定，今年听说一个女孩两年内居然结了六次婚。

（2）婚姻的交易化倾向。如王磊光一文所言，农村男性现在的娶妻成本不比城市少，以我家那边的情况而言，大多要求有房有车，最好城里再有一套房。彩礼金额年年攀升，少则三两万，多则八九万。前段时间，网上有个辟谣贴，说“彩礼超十万涉嫌违法”是谣言。这样的谣言之所以产生，其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彩礼过高。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实在太亏，要捞回来，确有“卖女儿”嫌疑。有的家庭这么做，则是出于攀比心理。

当然，其中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农村养老问题，即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家庭对养儿防老的担忧和不信任。

（3）父母子女异地和父母权威的瓦解。传统家庭的稳定在于，父母一方面可以帮儿女料理家务，让儿女专心打拼，另一方面凭个人生活经验，订正儿女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但现代社会，很多父母和子女都是异地，即便同住，进城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也多有“父母什么也不懂”的观念。在处理情感问题方面，传统的以长期经验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短暂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

城市在物质上已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很大。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养老问题。如上文所言，农村婚姻之所以存在交易化倾向，其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养老问题。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城市和农村非体制内的人而言，养老问题基本要靠自己和儿女解决。无病无灾，基本都很好，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在大部分农村，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和儿女多少，往往没有直接关系。古语言，寿则多辱。这种情况在农村比较普遍。

虽然现在农村已有了一些合作医疗，报销比率也在提高，但对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老人一旦得了重病，若要治疗，不用多久，就会家徒四壁，老人病情也不会有多大好转。老人重病不治疗，不全是儿女不孝，而是老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拒绝治疗。老人对慢性病，更是任其发展。

养老问题里，容易被忽视的是老人的情感问题，亦即老人生活陪伴问题。有的老人丧妻或丧夫，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很大的缺失，只有从儿女那里获得慰藉。但是，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现在农村的儿女能真正做到体谅父母、感同身受的人很少。

很多人的养老观念仅停留在让父母吃饱饭、穿暖衣这个层面，有的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对不孝子女，乡俗的约束力微乎其微，外在的干预力量，如政府的作用，基本无效。孔子说，养父母不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还要有一颗恭敬之心。这一点，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

空巢老人则多是现实原因造成，老人们在家乡，生活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体恤。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发酵。说句题外话，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包括春晚，一直在诉说“温情”二字，我觉得，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哪个有良心的人愿意跟父母两地分开？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解决，一遍遍铺天盖地说教孝悌，反而让人觉得逆反。

今年发现的一个有意思也较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习俗的崩解。我家那边，经济在省内相对落后，传统习俗却保持得较好。比如，大年初一要去给长辈磕头拜年，上供供奉四方之神和先祖，天不亮不能往外泼水，平时有好吃的东西先要敬神（俗称愿语），三十贴了花门（春联之类）不能上门讨账之类。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一年一年，这些做法一直在延续。

但是，现代生活对传统的冲击还是很多。这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外打工，过年已不再返乡。年轻人睡到很晚还不去给老人拜年，有的城里一套房，家里一套房，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紧张。

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年附近地区疯传，过年不能吃饺子，不能上供，不能贴对联，不然如何如何，居然很多人信了。分析后知道，这种谣言来自信基督的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居然采用了迷信的方式，其作用对象除了教徒，还有非教徒。后来问了问，据说这种“谣言”还包括亲人逝世不能哭、不能烧纸之类。有趣的是，出门拜年，发现后面的邻居，贴了一副对联，内容却在歌颂基督的伟大和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中西合璧！而且，这一家已经把族谱请到兄长家了（一般族谱供奉在最小的儿子家里）。这在基督教语境中或合理，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则是匪夷所思的。文革期间破四旧，不让烧香拜佛，不让过年磕头，都没能阻止村里人磕头拜年。村里人常提起的一件事，就是文革时一个在外任公安局长的人，要回家拜年，不磕头不行，磕头又不行，于是半夜赶回家，天亮前给长辈磕完了头。政治挡不住的，“信仰”或“谣言”却做到了。

说到底，农村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是制度问题。

在经济上，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略有好转。但是，既然土地承包到个人，为何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一些文章谈了很多，但有个重要原因没有谈到，就是农村之前存在多年的税负问题。农业税，换个说法是交公粮和“提留”，有“三提留”、“五统筹”之说，说白了就是“地租”。这种收费形式存在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税费基本是定额的，无论产量是否因气候受影响，都要上交，而且分量不轻。我们那早前有因交公粮而与政府人员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人的情况。

除了公粮，还有“徭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发生在旧社会。然而，即便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农村挖沟修渠，以及修建大型的水利项目和工程，各家各户也都要出人出力，不然就交钱冲抵。这么做有好处，就是修建了很多水利项目，但这就是变相徭役。直到21世纪初期，农业税才被废除，农村稍微缓口气。但农资的上涨，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都在侵蚀着农村生活。

前段时间热播的《老农民》，基本上再现了1949年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有人说，这部戏仍沿着官方叙事的路数在讲故事，塑造的农民形象过于传统而古板，即爱土地，却夹杂着农民式的狡黠。我觉得，这部戏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若说有问题，其最大问题就是历史化得不够：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环节轻描淡写，如大饥荒的政策原因、围绕交公粮的抗争等。而是否顺着官方的历史叙事讲故事，并非否定这部戏的关键，因为官方叙事也基本符合史实。我回村后问我妈，这戏她觉得真不？她说，一件件就跟在眼前一样。但是，历史的呈现和历史地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描述，后者是批判。对历史，哪些地方呈现，哪些地方不呈现，会直接影响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判断。

至于说当前，农民是否还热爱土地？可以肯定地说，对土地有感情，但有多爱很难说。上了岁数的老人，无论走到哪，他们都会挂念着土地。年轻人却不一定。其实，大多数农村人确实在想方设法摆脱土地。

我爸以前常对我说的是，农村人要走出土地不容易，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他们这辈人用尽力气，让我们读书走出来，我们费些心力，在城里落下来，下一辈的孩子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逻辑。焦波先生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乡村里的中国》，很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村的一些问题，但也只是一个侧面。

有朋友问我，农村对知识的态度，简单点说，就是对于读书的态度。这个问题，说起来不太乐观，就我个人而言，也有很多感触。我家两个博士，哥哥目前在大学教书，我在研究所做博后。我俩现在的收入嘛，说起来不理想，可能还比不上打工的月薪。更是远不如在家做生意的妹妹一家。我爸妈常说的就是，若你俩有一个在家，咱家的收入和经济条件都会很不一样。

可以说，我和大哥读书十多年，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大部分花销，都要靠爸妈做生意赚取。头些年，每年从家里抽取两三万块钱，对父母的小本生意来说，也是不小的冲击，导致爸妈虽然看到商机，却没有投入再生产的足够资金做支持。不过，就经济情况而言，我家算好的，我们读完博士，家里没有亏空，盖了新房，生意也不断好转。

但对于务农的家庭而言，子女读书的压力极大，大多要靠借债来完成。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很多女孩在初中或高中之后不再读书，男生好一点，但也有人觉得读书无用，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

爸妈此前对我说，我们哥俩读书，对他们自己而言，就是个名誉，听起来好听，但很辛苦，回报周期很长，而且，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他们有时也会怀疑这么供给我们读书的意义何在，逢年过节难免暗自伤怀。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们读书取得的成绩还是很骄傲的。

早就有人说，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城里人的游戏，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很残酷的现实。其原因，不只是城乡经济能力差异，还有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视野差异，以及政府对城乡教育投入的差别造成的教育水平的悬殊。

城市吸收了最好的资源。在北京，博士会去教高中，硕士会去教小学，本科生基本没有很好的留京机会。但在农村，大多是高中教小学，专科和本科教初高中，农村的孩子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才能弥补自己一出生就注定的落后状态和人生体验的缺失。这还只是学校教育的差别，不涉及家庭教育的悬殊。

总体而言，农村人对读书的态度很矛盾，他们一方面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方面，又发现，这条路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的投入基本无法收回成本。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观念，仍然盛行。很多人不明白，在遗传上，就绝大部分人而言，智力上的差异微乎其微，所谓遗传主要是家庭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更是决定个人后天禀赋的主要因素。村里人对读完书最后选择做研究而非当官或经商挣钱，更无法理解。穷读书人回乡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是很高的。

最后，我想就“凤凰男”问题说几句。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它污名化了一个群体，体现了一群人的傲慢和无知。这和我个人的农村出身无关。我自己就是乡下人，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身份及相关阅历，尤其对我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资源。

“凤凰男”之所以成为话题，根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从农村读书出来的男孩子，稍有点良心的，都必然想着反哺家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在城市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恋爱、娶妻、生子、买房、置业等。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压力比城市男青年往往大许多。他们大多数有学历、有才情、有抱负，只是人生的规划和事业还没有逐步展开和实现。但现在很多人婚恋观念很实际，收入多寡、有无房车、有无户口、身高多少等，都会成为征婚寻友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情感已经参数化的时代，这些人能在北京、上海留下来，本身是有含金量的。

之所以有人吐槽“凤凰男”，在于一些姑娘看重这些男生的个人品质，但想摆脱围绕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在农村的亲友。如此，这是个悖论：女孩想要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却又让自己的男人忘恩负义！我时常看到很多人指责农村生活陋习的文章，比如群己不分、喜欢窥探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等。其实呢，说到底，这都是接受了现代生活观念的人，对稍微传统一点的生活方式的责难和拒绝，细想来，农村人所有这些问题，城市人也有，只是农村人彼此熟悉，做起来顾忌就少，城市人彼此不熟悉，所以也不去探查，但相互熟悉的城里人，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方式。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些吐槽，没啥道理。我看那些吐槽文章，很多都出在”自私”二字上。其中既有男方无原则的责任心泛滥和对自家人的妥协，也有女方的自我、骄横和不体谅。

符号化地谈论和对待一个群体，是一种笨拙、懒惰甚至野蛮的认知方式。不加限定地将普遍经验特殊化和将特殊经验普遍化，是两种常见的却也很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和误判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凤凰男和城市剩女（包括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孩），这对痴男怨女，是社会和时代内在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它既有政治经济症结，也是观念的畸变。

农村早已不是陶渊明描述的世外桃源，其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是一副凋敝破败的图像，不同地域的农村图景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我绝不愿用“凋敝”二字来形容我的家乡，因为她近些年确实在不断地好起来。近年来，废除了农业税，真正实行了义务教育，创建了合作医疗，老人也有了很少的一点养老补贴，农业补贴也在增多。无论怎样，农民的收入在增长，购买力也确实在增强。他们有宅基地和土地，不用非得在城里置业，也不会最后失去依靠。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如通了公路），翻新房屋、买汽车的家庭也在不断增多。随着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很多人不再外出打工。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故乡只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

我这里讲的，是农村受到的冲击，经历的阵痛，并试着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对我这样农村读书走出来，在城里漂泊的时间比在家安定的时间还要多的人来说，早就分不清哪是故乡哪是异乡了。过年回家出了门，认识的也就是族内和近门的人。同辈早已面目生疏，叫不出名字。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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