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沙龙 | 把要消失的乡村拉回来：郝堂的实践
小秘书：
4月12日，市政厅沙龙开启，我们与NGO组织伴城伴乡一起，对“乡村的消失”课题进行线下探讨。
在上海松江洞泾创异工房的老宅，关心乡村未来的人齐聚一堂。聆听管理者、实践者及学者分享的经验尝试、矛盾困惑。城镇化与乡村是什么关系？个人或小微机构如何介入乡村，达成共赢？如何让乡村自身与外界力量更好地互动？乡村为谁而建，它究竟是背景，还是目的？这些问题一再显现，引人思考。来自不同背景的各位发言者，其思考与实践本身，也形成了非常多的张力。我们近日会逐步发表本次沙龙实录。
关心乡建的人，多少都听说过郝堂的事情。中国乡建院副院长薛振冰，也在此为我们做了更加系统的分享。
我来自中国乡建院，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乡村做的一些小事。对刚才冯先生讲的，我们也有很多呼应和共鸣。
我主要分享两方面的事情。一是说说河南郝堂的故事，二是说一下乡建院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实践。这些思考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炼。
今昔郝堂
我先讲讲郝堂的故事。昔日的郝堂，和今天的主题“乡村的消失”非常贴切一致。那时，说郝堂是一个要消失的村庄，名副其实。它当时的样子和我们见到或可以想象到的中国很多村庄非常接近：环境脏乱差，青壮年基本都外出了。
拍这些照片时，是冬天。那时村里见不到什么人，是这样一幅破败的样子。而且，当时村里每年时不时有老人自杀。李昌平当初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村支书胡静的时候，胡静刚给两位老人办过丧事，心情非常沉重，她说，自己17岁开始在村里工作，越做越灰心。这两位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家里收入主要靠儿子，两个老人又病得很重，不能自理。如果让孩子回来，家里就没有收入了；如果不让孩子回来，村里的人就说他家孩子不孝顺，老人一想，就一了百了吧。这类事对村支书有触动。她说，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李昌平老师，以及我们很多的人和团队，在这个村里留了下来，做一些事情。
这些都是当初的样子。
这里是现在的样子。一个村子，如果鸟回来了，鱼回来了，人也回来了，就有出路了。这个村的年轻人都回来了，环境也好了。老人脸上有了笑容，感觉过得很惬意。这是过年发红包的时候。对小孩子来说，他们生活在农村，但感到非常有自信。我在村里的时候发现，孩子见到陌生人，直接会跟你说叔叔好、阿姨好。我第一次去，发现这些小孩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是有触动的，比如我生活在城市里，在我们那个单元里，和邻居可能一起生活很多年，但在电梯里见面都不会打招呼。
怎么让村里的年轻人回来，留下来？其实村子已经实现了这种状态。村里有一个人，十七八岁时在外打工，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孩子都上学了。但他去年回来了，在他的破房子里，他的房子已经破到不能住了。但他也不进城。他在房子边上搭了一个棚子，住在里面，做点小生意。他说，现在村里环境这么好，我是不想回去了。后来他还要修自己的房子。总之，这个村在我们做了几年的工作之后，有为数一两百的年轻人回来，不再出去工作了。之前孩子丢在家里，老人也顾不上，现在虽然说他们不一定发多大财，赚多少钱，但能够在家人身边，也算安居乐业。
郝堂实践
为什么郝堂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做了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做了两件事。郝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李昌平老师做了内置金融合作社。内置金融合作社，简单说来，可以理解成是村内部的银行。2014年一号文件使用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说法，可以看做小额信贷的一种方式。但内置金融合作社，仅限于村庄内部，不对村庄外进行存贷款。
合作社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用一句话来说，是“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直接意义是，要解决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贷款难的问题；也解决养老难的问题，利息可以给老人发红包，老人过年口袋里有几百块钱，特别当时还没有新农保，让他们很开心，说可以去买新衣服，去给孙子包红包——对他们而言，几百块钱，意义非常重大；更深层次的意义是，重建村社共同体，恢复这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对一个村庄来说，村民可以组织起来，村集体经济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在村庄的治理以及村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村干部或两委班子，可以做很多事。这个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村民内在的、希望发展的劲头被激发了，而不是通常的”等靠要”。
第二个，是以郝堂茶人家为基础的物质空间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这样一些事，包括硬件和软件。硬件方面，可以设想，我们做大部分的新农村建设中都会涉及规划建筑景观、基础设施改善、民居改造、改水改厕、生活污水处理，以及各种公建。在郝堂，我们对村庄公共空间的营造投入较多，比如学校、村民礼堂、大戏台、村民图书馆、书吧、养老中心。而且有一个特点，村民的公共空间和村委会分开，因为老百姓觉得村委会是去办事的地方，是官方的地方，村民他们自己活动，要看书或扭秧歌，不愿在村委会的地方进行。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听到村里的人跟我们反映的。现在我们做其他项目时，村里可能会说需要一个村民活动中心，或很大的村委会等综合体，我们也考虑是否能把一些办公功能和村民活动分开。
软件方面，我们做了环境治理/垃圾分类、健康教育、改善学校教育、社区大学/郝堂公开课、乡村公益站、文化修复、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大学生创业合作社，等等。
挑剔地说，这个村庄的垃圾分类没有做到那么好。但我有一次亲身经历，当时有一个活动在村里举行，从外面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丢垃圾在外面，我看到村里有人在后面把它捡起来，当时心里有很多感触，他可以做到这样，是不是100%分类了，可能并不重要。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发现，村民会主动把经过的厨余垃圾捡起来。对于之前基础条件那么差的村子来说，村民可以做到这样，已经是值得钦佩的了。
我们会请有一技之长的人或是名人，在村里面给村民做公开课，叫郝堂公开课。去年我带了一位同仁医院的眼科大夫去，我说他可以顺便讲讲，然后村里就贴了大红纸海报，郝堂公开课在几点几点开始，结果不少村民就拿着医院里拍的片子去了，这样很有趣。当然也有乡村公益站，是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在运营，所谓村庄的包打听，也就是旅游信息中心，包打听是我们后来给它起的名字。还有慈善超市、社区大学等都是乡村公益站负责经营。
村庄里有大学生创业合作社经营的书吧，每周给小孩子开手工课、图画课，给年轻人举办读书会，以及郝堂公开课或组织看电影这种活动。通过这些小事，运用这个空间，把村里的年轻人逐步笼络回来。一开始，只有外面来的两个大学生村官在这里折腾，但现在很多村里的年轻人都会来，很多事情他们也会做。像去年，大家吃了两顿饭之后，决定做一个郝堂春晚，自己编，自己导。村庄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村里还有一件小事，有一个小鹰计划。两个姑娘喜欢读古文，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在屋檐下读书。即便这样小小的行动，对村里的孩子们，也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父母会说，这两个姐姐每天读书。小孩每天上学路过那个地方，看到有两个姐姐，每天都在读书，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武大的。这就给村里的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
协作者、组织农民和农民组织
以下说一下我们的思考。乡建院专注于乡村的建设，我们把乡建院的文化定义为协作者文化，我们的角色是协作者，而不是主体。我们的同事，需要明确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我们认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对复杂巨系统认识、修复、改善、激活的系统性工程，不仅是物理空间改善，还涉及整个制度、产业、环境、文化等方面。现在乡村规划设计和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钱为乡村规划设计买单，这是好事。但绝大部分钱花得毫无意义。大多数规划设计方案是没法落地实施的一堆废纸，即使付诸实施了的规划设计，也有相当多是破坏性的。
第二个问题是，谁的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吗？是开发商的新农村建设吗？还是建筑师的新农村建设？其实都不是，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农民以及他们的共同体，才是乡村真正的主人。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做了什么事情，村庄都是他们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是什么？第一，我们只是协作者，但同时也是社会工作者，因为软件、硬件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在这过程中需要复合型的团队，比如设计师、社区工作者、梦想家、发明家、生态营造家等等。
第三，如何协作新农村建设？这里简单列举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思考。
首先，我们把农村分成几个类别。第一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空心化，研究重点是，如何适应城市化趋势，实施农业经营主体再造和农业现代化模式。第二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变成中心村、小镇，研究重点是如何适应逆城市化的趋势经营乡村。其三，第三种乡村的发展趋势是进入城市，研究重点是村民如何抱团进入城市。
第二种乡村，是中国乡建院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规划局的人会说，这个村是想往城市发展还是乡村方面发展，定不下来。但这不是规划设计人员自己就能定下来的，要一个一个乡村去思考。对乡建院来说，我们思考的原则是这样的，我们认为，10%的村庄早晚会要消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人要抱团进入城市。大部分村子会逐步走向空心化，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适应城市化趋势，采取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另外30%的村庄还是会成为中心的小镇，乡建院关心这30%的部分。
我们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和方法有5点。其一，建设有主体和主体性的乡村；其二，经营乡村；其三，适应逆城市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其四，“三生共赢”；其五，开放的新农村建设。
主体性意味着，农民以及农民的共同体。现在政府有很多投入，我们认为，有效的投入是这样，能用政府的增量投入，激活民间巨大的存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任何把钱投下去，只是把它建成而不实现经营的方式，我们都认为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现在是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欧洲和美国率先实现城市化，而中国一部分人要进城，同时有一部分人希望能回归乡村——包括产业也有这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要尽量挖掘、保留并发扬光大这些价值，而不是带来毁灭。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是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三生共赢”的意思是，我们不希望为了保护生态，牺牲老百姓发展的机会，当然也不能反过来，为了发展，而损害生态和环境。
针对开放的新农村建设这一点，我刚才也提到，在郝堂的建设过程中，有不同的人来参与。郝堂不是乡建院自己做的，郝堂是一个平台，有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他们愿意在这里创造价值，那么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这里既是村民和村民共同体，在创造价值，也提供一些机会，让这些人来创造价值——但这里不只是开发商的新农村，或不仅是政府的新农村。
对我们来说，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及建造中，更强调的是体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设计中，我们强调的一点是，和主体一起完成，可以理解成是参与式，其中设计师始终坚守协作者的角色和本分，不能说最后的成果一定是建筑师的房子。农村的规划、设计和建造（营造）最好是一套人马，流水作业。最低的要求是规划设计后要安排建造师（营造师）现场指导规划设计的落地实施工作。乡村的各种关系非常复杂，把一个村庄建设好，三分靠规划设计，七分靠落地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甲方，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有团队配合当地来实现。
垃圾和污水，这个问题国家也很重视，而且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是，这个工作重点可以移向前端，从规划设计开始，从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经营模式开始，从小学教育开始，而不是重点考虑后端的回收处理。否则，不但成本极高，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我们希望软件和硬件一起建设。因为一个电脑再好，硬件再好，软件跟不上，其实就是一个废物。
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希望多用金融的手段，少使用财政的手段。财政资源堆出来的示范村，实际是“官范村”，往往是官范村最缺软件，最可能成为“高级鬼村”。因为我们都知道，白给的东西是不会被珍惜的，即便财政有预算，我们是否也需要用金融的手段，让这个钱得到更好地利用？
组织制度、经营制度、治理制度，这些是在软件中非常重要的。新农村的软件建设就是改革阻碍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改革促进农村发展和建设及治理。软件建设主要包括：基本组织制度建设——以村社一体化为核心的村民共同体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建设——以共同体内“结平衡账”为核心内容的民主自治制度。
农民不管在社会还是市场都是弱势者，但一旦组织起来，会有很大的力量，那内置金融是一种手段。在我们做新农村建设时，组织农民和农民组织，是最最重要的内容。在今年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我们的甲方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这个金融是我刚才提到的内置金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排斥资本，但关于跟外来大资本的合作，我们的做法是，希望在村里建立内部金融的基础上，再和外来的资本合作，这样不管土地还是房屋，收益都能留在村子里面。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我们希望让农民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有一个口号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其实这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要让人过上更好的日子更好的生活。
最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现在也是，农村有两大难题，一是养老的问题，一是农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可以解决的方式，是建设养生养老村，也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养生养老村建设结合，这可以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服务业化，第三产业肯定比第一产业赚钱。而且我们也认为，养生养老村的建设一定以后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今年我们也是越来越看到这种趋势，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些。
（薛振冰系中国乡建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