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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案例|Uber在纽约:博弈不易

2015-08-11 庄巧祎 市政厅

黄色出租车是纽约市的一大标志,几乎所有关于纽约的电影电视作品里都会出现它们的身影。但这几年,纽约的出租车行业因为创新打车软件Uber而受到了不少冲击。最近,Uber公司在纽约掀起一场游说宣传“大战”,最终成功与纽约市长、市议会达成协议,市府暂时不对Uber公司扩张发展设限,并启动为期4个月的考察期,了解Uber的扩张对城市道路堵塞、环境等问题的影响。



纽约的黄色出租车。


尽管与现在的市长白思豪闹矛盾,但Uber在纽约的初期立足和扩张,是获得了当时在任的彭博市长的保驾护航的。


Uber在2011年5月3日开始进军纽约市场。纽约市场潜力之大毋庸赘言。纽约市是全美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仅曼哈顿岛上就有163万人口。除了常住人口,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


2012年9月,Uber正式开始提供服务,当时只有105辆车。其服务一上线,就收到了来自监管机构纽约市计程车暨礼车管理局(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简称TLC)的行业通知称,这种程序与支付系统,和纽约市的规定以及当前的合约有冲突,不过2月合约到期,可能会有改变。而彭博市长办公室表示“非常兴奋”看到这样的技术,会尽快让这种实践变成合法。


尽管热爱科技、崇尚环保的彭博为Uber欢呼,但他自己因推动“明日出租车”计划(Taxi of Tomorrow)、Boro Taxi、E-Hail等创新项目,跟出租行业的利益群体搞僵了关系,这也让彭博政府和Uber一定程度上成为“联盟”,接受“旧势力”的司法挑战。


纽约出租车业的版图


TLC是主要的载客车辆监管机构。载客车辆包括黄色出租车、电召车(For-hire Vehicle)、礼车(Stretch Limousine)和通勤小巴(Paratransit & Commuter Van)。TLC有制定规定、执行监管、发放出租车牌照、载客车辆的驾驶许可证等功能。


在纽约,黄色出租车是历史最久、最常见的,在曼哈顿享有独家拦路叫车权利(Street Hail),即乘客若在曼哈顿范围内,可以随意在路边招手打车。全纽约一共有1.3万多块黄色出租车牌照,这些牌照数量固定,会在市场上拍卖,定价随市场需求浮动,一个拍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美元。不少牌照掌握在拥有大规模车队的公司中,出租车司机则按班次向公司租赁汽车。纽约黄色出租车司机是出了名的“愤怒司机”(Angry Driver),在路上横冲直撞,常被顾客投诉。


黄色出租车能享有特权,也是他们接受TLC“严苛”监管换来的。从使用的车型(基本上要保障安全、方便残疾人使用等)、外部标记、车上需要包括计价器等仪表仪器,到定价、税收、与司机的合同,支付系统等,都要严格按照TLC的规定。隔几年,计程车还要到TLC位于皇后区的检车中心接受监察,包括车的排放量、计价器是否跳转正常等,都会受到严格审核,然后管理者决定车是否还能继续使用。


拥有黄色出租车车队和牌照的公司,是变革下最保守的势力,与彭博频频闹矛盾。


2011年时,彭博希望推出“明日计程车”项目,计划跟尼桑北美公司签订10年合约,要求这些公司淘汰旧车,换上尼桑独家设计的、更安全环保的车型。但是,这些公司发起官司,一打就拖了3年多,至今还没有实现全部更新换代。


而Boro Taxi计划则是希望3年发放总量为18000个的新牌照,将电召车改成绿色出租车,为曼哈顿北部和其他四区增加出租车数量,允许它们在这些地方享有可以被拦路叫车的权利。绿色出租车牌照价格是1500美元到3000美元,由于黄色出租车担心绿色出租车到曼哈顿抢生意,担心新增的牌照会降低原有牌照价值,又闹上了法庭。这一闹腾,市府只能先放出一小批牌照,在法庭开绿灯之后,才继续发放新一批。



Schaller Consulting 发布的2014年计程车数据报告,绝大部分的黄色出租车集中在曼哈顿。


其时,被黄色出租车行业势力气得牙痒痒的彭博,自然与计划撬动纽约出租车市场大变革的Uber站在了统一战线。2012年12月,TLC投票通过决议,要求进行一年E-Hail项目,Uber也是在E-Hail项目第一年试行中首个批准使用的手机App。项目允许乘客通过手机App召唤黄色出租车。这客观上肯定了Uber在纽约市场的合法性,因此遭到电召车和高端汽车公司的挑战——因为电召车和高端汽车公司占据了曼哈顿以外的几个区的市场,一般是提前预订,无法在路上随便拦车。他们认为,Uber提供的服务其实是一种虚拟拦车,这令他们处于竞争劣势。E-Hail项目被迫停滞,到了2013年4月才开始绿灯放行。


Uber在面临来自纽约内部行业势力挑战的同时,还得提防其他竞争对手,因此,该公司也尽力遵守TLC的规定。比如,TLC对载客车辆驾驶人员所需的考核和相关标准都做了详细规定,只有取得该局认证的司机,才可以开车载客。Uber公司要求司机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指导司机申请TLC的认证,车型也必须是TLC规定的系列。其他打车软件,比如Lyft等,则因一开始对司机要求不严,被挡在纽约市场之外,直到2014年才得以进入。打车软件Hailo则因对纽约市场水土不服,在2014年10月撤出。



纽约市TLC发布的2013-2014年E-Hail试运行期间的报告。目前E-Hail试点项目将在2015年继续扩展延期施行。


卷入政治漩涡的Uber


2015年,Uber已成为纽约市场上难以忽视的势力。根据Uber的数据,2015年与该公司合作的私家车,今年7月已超过2万辆,每个月增长的客户预计达10万。Uber的竞争对手Lyft估计,在纽约的打车软件市场,Uber份额大约达90%。Uber也尝试与其他信用机构合作,为没有车的司机提供车贷,让他们拥有车。不少原来开出租车的人转行开了Uber,多个拥有牌照的出租车公司因司机流失,加上原本动辄百万的黄色出租车牌照价格大缩水,这些借贷买牌照的公司无力还贷,养不起牌照,只能让贷款银行收走牌照,不少公司因此倒闭。



黄色出租车牌照。


Uber的兴起,也凸显出了“分享经济”之下的立法空白。在Uber的体系下,司机是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其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工作保险、上税等,都与出租公司的员工不同。另外,司机如有违法行为,Uber公司在诉讼中又应承担哪些责任?Uber目前与背景调查公司合作,确保司机没有犯罪记录等,这项工作其实算是外包,而这些公司只能查到公开资料——此前也被爆出有“漏网之鱼”,有一些司机虽有犯罪记录却仍通过了审核。而2014年年底推出的拼车Carpool服务也被视为有安全隐患。而Uber在高峰期调高收费,节假日期间施行浮动价格、对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或没有智能手机(老人、低收入人群)的隐性歧视,也被消费者权益部门批评。


今年,Uber参与的E-Hail项目顺利进入了第二年试点期,继续接受TLC的监督。TLC6月通过新规,要求打车软件的浮动价格算法,必须先告知乘客一个价格预估,收费必须分项化,保证透明度,同时要求智能手机必须固定在车上,避免司机在行驶中因手持手机而分心。


TLC还试图要求,打车软件在做出会对司机和乘客产生重大影响的功能改变、版本更新时,都必须提前通知获得批准,这个提议则遭到科技公司的强烈反对——对商业公司来说,这将是极大的不利,很可能令竞争对手获益。创业公司的反对,对标榜为创业友好城市的纽约来说,还是起到了作用,最终TLC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未完的博弈


Uber在多州都受到了不同案件的挑战,在纽约也不例外。2014年上任、代表左派进步声音(progressive)的现任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曾在选战中接受了来自黄色出租车行业超过50万美元的捐款。他是声讨Uber的重要声音。


在新一波博弈中,Uber已从一个旨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小而美创业公司,变成了携带巨额资本进入纽约市场的财大气粗、试图规避法律和制度的狡猾科技公司。为它开车的是拥有私家车的有钱有闲人群,它的发展靠的是不平等竞争,代价是许多人要失业破产。它不顾合同工的福利和保险政策,合同工受到了盘剥,还会加剧城市拥堵、破坏环境,规避给纽新港务局(MTA)上税,拒绝向出租车行业一样提供行业数据。


虽然白思豪市长、市议会最后决定,暂时不为Uber的扩张设限,但博弈并未结束。未来4个月,Uber必须提供相关运营数据,让市府调查公司运营对纽约交通、空气状况、噪声、公众健康等的影响。Uber提供的数据不涉及乘客隐私信息,数据包括每天每小时内活跃的司机、实行接送的司机、位置等信息,尤其是在曼哈顿59街以南(即中央商业区,CBD)的数量情况,利用这些数据,再对中央商业区的堵车状况、车速、噪声等进行相关性研究。


除了交通方面的研究之外,市府还计划对出租车、电召车、打车软件行业做一次全面调查,包括这些行业发展对公共交通收益的影响,能否切实保护乘客利益,确保司机和乘客的安全,保障残障乘客利益等。


另外,纽约州的州参议员也在起草新的保险法律,确保打车软件的雇员能得到公司保险,无需使用个人保险。因为司机只要出现一次事故,个人保险和车险保费未来就可能飞涨,民众将受到影响。目前纽约州长、州议会则更希望Uber能够存在,与科技公司共赢。


Uber问题折射了纽约甚至是全美政治力量的博弈,最近也成为不少2016年总统参选人凸显自己经济政策的例子,真是随时“躺枪”。Uber的宣传包括增加就业、强大中产阶级、保护环境,让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女性都可从分享经济中获益等,以及包括服务少数族裔社区,这些都是非常受顾客喜欢和支持的。这个科技新贵要在纽约的政治漩涡中持续发展,就需要为不同顾客群体提供平价安全的服务,为司机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险待遇,在目前的司法体系下完善问责机制,争取更加有利发展的新立法。


(作者系雪城大学马克思威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硕士,现供职于纽约华文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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