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西康④｜康定：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穿着传统服饰的藏族人随处可见。然而，这座城市又显得格外现代。因为康定是一座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汉藏混居，以商人为核心阶层。
康定旧时被称为打箭炉，这是藏语的音译（打折多），指达曲（雅拉河）和折曲（折多河）的交汇处。汉名康定意指“康区安定”，由于丹达山以东被称为“康”，这座城就是康区中心。清朝在此常设行政机关，民国时期改康定府为康定县，管理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建省后，康定成为省会（共和国建立后，西康省省会迁往雅安）。
贸易中转城市
康定是一座汉藏之间的贸易中转城市，商业曾经非常繁荣，也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一站。清朝末期，这里有21个商帮，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在康定设立了各自专门的商贸机构。
孙明经（编注：孙明经是一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1939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进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摄了8部影片。）提到，当时城内汉商以四川人和陕西人为主，四川人的店铺较小，主要做川内和藏地之间的买卖；陕西人的店铺规模较大，大量收购藏地特产运往外省销售，大胆的陕西商人还会学习藏语，穿藏人的衣服，熟悉藏人的生活习惯，深入山里收购更珍贵的商品，主要是药材。
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旅行者顾彼得也到了康定。他是一个俄国人，十月革命后来到上海，在美国捷运公司工作。期间他四处游历，对中国的地理人文产生浓厚兴趣。1939年，顾彼得受雇于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特派员，前往西康省考察，游历了藏区和彝区。
在笔记《彝人首领》中，顾彼得主要写了彝族地区的见闻，但也有不少关于康定的记述。顾彼得详尽记录了康定的商业：当时，康定有庞大的商人群体，他们雇佣挑夫，把茶砖从雅安背到康定的政府储存点，康定官员对这些茶叶征税，然后茶叶被下一段的商人分包，继续向西运输，经过昌都到达拉萨。
顾彼得提到，在康定，藏族的锅庄由女性主持。这种锅庄类似商务旅馆，可存放货物和马匹，也可以吃饭、喝酒和住宿。藏族女性形成行会，把持这条商路。她们对茶叶重新包装，运到城外的牦牛队那里，利用藏地和汉地商人间的语言不通和信息不畅，赚取中介费用。
在康定，顾彼得结识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女商人。她是明正土司的侄女，顾彼得拜访了她的锅庄，了解到藏族女性在这条商路上的重要性。她们通过自己熟悉的锅庄，了解商业信息，并促成远道而来的商旅在这里实现交易。她们还将经由西藏进口的印度商品卖给汉族商人，再把汉区商品卖到西藏。而她们的丈夫只是经办人，负责监督马队押送，将货物运往拉萨，再交付给拉萨的另一位女商人。
如今，通过现代商业的运作，康定努力找回历史记忆，包括复古的“溜溜城”商业区和一系列城市公共雕塑。和大部分中国旅游城市一样，这里通过一片复古的街区与历史连接，一些连锁商铺和精品店入驻，再做一些文化景观吸引游客。
但如今，除了街头上随处可见穿着传统服装的藏族人和藏区特产商店之外，很难重现当初汉藏互市的情景。人们不再限于某些特定的陆路交通线和贸易中转城市，内地的商品可直接到达藏区腹地。不过，康定城区的便利店非常多，不知是不是商业发达的余韵。
如果一定要找康定的特色，大概是夜晚文化馆广场上的舞蹈。不同于一般的广场舞，这里人们围着圈跳锅庄，伴随康定河边湍急的冲刷拍打声，倒是恍然回到茶马互市的岁月。
康定的老教堂
顾彼得在康定得到了当地基督教堂顾福安（罗伯特·坎林汉姆）牧师夫妇的帮助。牧师不仅为他安排了食宿，还给他介绍了当地的藏人贵族、喇嘛和大商人。
孙明经在康定同样拜访了顾福安牧师，并拍下了夫妇二人和基督教堂的照片。老照片上，这座基督教福音讲堂非常漂亮，包括教会医院和牧师住宅，教堂主楼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医院和住宅虽然主体为西式建筑，却有着中式的屋顶和围墙，还有中式的传统农家院门。照片上，顾福安牧师穿着中国的长衫，他的夫人却是洋装。
民国时期有一大批传教士，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以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顾福安牧师非常热爱西康，精通藏语，还尝试以佛入耶进行传教。他在孙明经的笔记本上用藏文题字“三宝赐汝子，世界受恩惠，大家都信仰，祝其长寿，中国西部，西康打箭炉”。
孙明经拍摄的基督教福音讲堂
因为胶片极其珍贵，孙明经往往在一张照片上记录很多信息。在基督教堂的照片中，汉文牌匾、藏式窗棂围墙显示出汉藏融合特征。旁边电线杆上有一条标语，写着“好男儿要当兵”，是战时的征兵口号。标语上方有一块横着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行人靠左走”，可以看出当时采用了英式交通规则。康定山城道路狭窄，很有必要进行交通管理。在正面悬挂的匾额中，“川边康定内地会”显示出教堂的归属。
我试图寻找康定曾经的基督教堂、教会学校和牧师住宅。在一个河边居民区的巷子深处，我找到了康定基督教堂，一栋毫无特色的白墙三层楼房，像一栋农村自建的住宅，虽然墙壁上的牌子提到这座教堂与老教堂的传承，但完全没有当年的痕迹。
这个位置显然不同于老照片和顾彼得的记述。老教堂的旧址在康巴文化艺术中心附近。我询问当地老人，这里是否曾有一座教堂。只有一个老人看了老照片后说，教堂在1958年被拆毁，福音堂大堂搬到了现在基督教堂的位置，“文革”期间宗教活动停止，直到1982年恢复活动。1995年危房改造，建起了现在这座新的基督教堂。
在我的走访中，大部分人并不知这里曾有一座教堂。我特意询问的都是老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自称不是本地人，不了解老房子，还有一部分把现存的天主教堂认为是基督教堂，极少数人对老照片依稀有印象，却不太清楚这座建筑当年是做什么的，而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至少是教堂拆除前10年出生的），我很难直接用普通话沟通。
在孙明经的老照片里，还有另一座教堂，就是康定天主堂。照片中，这座教堂几乎是旧康定城内最雄伟的建筑。这座教堂还在当年的位置，但外观与老照片不同。老照片上康定天主堂是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富丽堂皇，内部是若干根柱子支撑起的高耸穹顶，还有华丽的吊灯。如今，教堂外表的红蓝涂装，更像是游乐场的城堡或儿童医院，比天主堂的牌子更显眼的。是楼下串串香餐馆的招牌。
康定天主堂。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作者拍摄。
孙明经拍摄的康定天主堂的外景（左图）和内景（右图）
天主教堂所在的楼，下面三层都租给了饭馆商铺。教堂在四楼，楼梯墙壁上贴着天主教茶房和餐厅转让的告示。我去拜访时，教堂的李神父不在，只有一位老人看门。这位老人并不是本地人，而且入教时间不长。据老人说，这座教堂就是当年那座天主堂，不过之前的老建筑早已拆毁重建，并无老物件保存，现在这座教堂承担了康定天主教的主要活动，也是康定天主教爱国会的驻地，不时接待来自外地和外国的教友。
天主教茶房和餐厅转让的告示
康定图书馆
刘文辉执政西康期间，有一个口号“把边地变腹地”。叔侄相争失败后，他虽然失落地来到康定，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比之前更务实地开始经济文化建设。
刘文辉的儿子回忆，和父亲第一次来到康定时，觉得康定还不如四川一个县好，甚至不如一个大一点的镇。可见当时康定的城市建设之简陋粗糙。作为康藏之间的中转商埠，城市管理者并无认真发展的动力。
刘文辉执政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而临近四川的西康地位一下子变得格外重要。不仅刘文辉将这里视为国家振兴的腹地，蒋介石也开始打这里的主意。面对这样的历史进程，刘文辉开始在西康推行建设，大力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同时鼓励公共教育，让康区接受国民教育。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康定文辉图书馆。
1926年，西康省政务委员会设立了通俗图书馆，后来改名为西康省民众教育馆。1943年，刘文辉五十岁生日时，西康军政官员捐款，送给他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图书馆，取名文辉图书馆。文辉图书馆原本在现在的甘孜州政府对面，但如今早已不在了，整条街都进行过改造。所幸的是，藏书保存完好，被整体搬到了康定文化馆。康定文化馆内有一间古籍馆，一位工作人员允许我自己进入馆内翻阅图书。如果要说这座图书馆和曾经的文辉图书馆有什么联系，大概是古籍馆门口的刘文辉半身像。
古籍馆门口的刘文辉半身像
馆内旧书大部分是教材、期刊和通识读物，比较符合当时公共教育图书馆的定位。期刊中一部分是针对西康省和康藏边区的出版物，包括《公务人员生活规范》、《西康经济季刊》、《蒙藏月报》等，也有《中央日报》、《宇宙风》、《时事类编》等全国性出版物。
但这些图书保存状况堪忧。大部分书籍上面全是灰尘，存放过于密集，只有部分期刊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摆放。很多书籍出现粘连、脱落、掉页的状况。工作人员说，平时很少有人来看，只有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来过。这里也没有更好的保管和研究条件，馆藏基本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归档，也没有纸质目录。只有一部分年代较近保存完好的，正在简单缓慢地进行归类处理。
康定情歌
孙明经在康定留下了大量历史照片。可惜的是，其中大部分建筑都不存在了，个别还存有遗址或搬到他处，更多的连地方都找不到。比如，曾经的省立藏民小学是一栋传统的藏式建筑，被视为对边区藏人教化的典范，现在被合并为康定市民族小学，老建筑已经消失。
孙明经拍摄的省立藏民小学
孙明经拍摄的西康省政府
也许因为以前的传统建筑大多是木质，本身并不坚固，在多地震的情况下，经常翻新重建也正常。再加上西康省存续历史短暂，又是在抗战期间，并没有建造比较宏伟的建筑，很多政府机关都是朴素从简，于是在后来的城市改造中，也就都拆除了。
今天人们对康定的了解，更多是源于一首《康定情歌》。为了这首歌，我特意去爬跑马山，就是歌中所唱的“跑马溜溜的山上”。清朝年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当地土司要在山上祭拜山神，并举行赛马会，康定周围的土司头人和富商都乐于参加。这座山就被称作跑马山。
我花了三个多小时登到半山的吉祥禅院，再往山上就没有路了，也没能找到一处俯瞰整个康定城的地点。不知道当年孙明经拍摄康定俯瞰全景图的地点是哪里，也许城市和周围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康定情歌》来自民歌。1946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学生吴文秀，在康定担任随军教员时采集整理了这段音乐，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又交给作曲系老师江定仙配乐演唱。江定仙将这首歌命名为《康定情歌》，推荐给当时走红的歌手喻宜萱。1947年，喻宜萱在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个人演唱会，公开演唱了《康定情歌》。从此这首歌流传开来。我不确定孙明经和顾彼得在康定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也许他们听过这首歌最原始的民间版本——康定马夫们哼唱的《溜溜调》。
我在康定天主堂了解到，康定东边的泸定县，有一座老的天主教堂还保存完好，里面还有神父主持宗教活动。于是我决定下一站就去了泸定。
泸定桥
说起泸定，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泸定桥，这座桥因毛泽东的诗“大渡桥横铁索寒”而闻名全国。恰逢冬天，肉体上可以感受到“铁索寒”，而如果是夏天，铁索是烫手的。
当年孙明经参加的川康科学考察团在桥上合影留念，留下了这座桥的全貌。泸定桥对面的观音阁，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当年红军是从河对岸攻过来的，而今天游客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川康科学考察团合影，摄于泸定桥上，1939年8月
参观泸定桥最好的时间是晚上。晚上不要门票，人也少，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铁索桥上散步，感受下方湍急的水流和桥面轻微的晃动。
据当地朋友介绍，泸定桥头街对面的广场一带，以前是一户农民的土地。1930年代，这户农民家里出了一位活佛，之后举家搬走了。在泸定这片土地上，曾有四位土司：三个藏族，一个蒙古族。泸定的蒙古族是新疆和硕特汗派来镇守的兵将后裔，曾经姓于（音），1990年代改民族后，改姓为铁木，但很多已经汉化和藏化。
在泸定桥头，有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泸定桥的历史。这座桥最早建于1706年。当时清朝康熙皇帝为了藏边地区交通便利，下令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取“平定泸水”的意思（泸水即大渡河），命名为泸定桥。康熙皇帝亲笔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字，并在桥头立了一块御碑。
雍正年间，果亲王（康熙皇帝的第17个儿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边地，为七世达赖送行，同时巡阅沿途军队驻防情况。在泸定，果亲王在明正土司陪同下，拜谒了父亲亲笔题字的泸定桥，康熙皇帝未曾亲眼见到这座桥，果亲王只是童年听过传闻，此时终于得见，便在居住的化林坪留下了诗碑。
沙坝天主教堂
从泸定桥向西绕一个大弯，会经过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继续往山上走，就能找到沙坝天主教堂。人们从院子进来，首先看到的是教堂后面，绕过主楼才能看到正门。
沙坝天主教堂外观
沙坝天主教堂内景
教堂的肖神父带我参观了教堂。教堂内部结构保存完好，红色的柱子，橘色的屋顶，主楼内柱子和基石是当年的老物件。这座教堂能保留至今，是因为曾经被用作红军指挥部。汶川地震时，教堂受到一些影响，墙面部分开裂，但不影响使用。由于当地很难找到能修复老建筑的工匠，也就一直没有维修，裂缝依然在墙面上。
据肖神父介绍，这座教堂周围一片，都是当年法国传教士买下的土地。在泸定周边沙湾、冷碛、磨河沟等地，法国人曾买下不少土地，分给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耕种。
解放之后，教堂周围建筑被泸定中学占用。教堂内两棵树，据说是毛泽东在此休息过，被围在校园内成为爱国教育点。修女楼被当成学校印刷厂。教堂附属的孤儿院和养老院也都划给学校。“文革”期间，最后一位神父去世，教堂关闭，学校也停办了，但因为红军驻地的缘故，教堂主体受到的毁坏并不多。目前教堂只留下欧式的教堂主楼和旁边中式的神父办公楼（过去是修女宿舍）。
肖神父说，泸定教堂2007年重新开放，目前归乐山教区，之前有不少天主教徒，但目前常来教堂的不多，以老年人为主，也有藏族教徒，主要是早上来。在解放前，康区有大量天主教徒，泸定的教徒以汉族为主，康定的教徒汉藏各半，康区西部的甘孜、道孚、巴塘、鱼通等地则基本是藏族教徒。如今，除康定、泸定、磨西有保留完好的教堂和教会活动外，其他各地教徒基本上自行维持信仰。
巴塘是藏区最早接触天主教的地区。但天主教徒们告诉我，那里早已没有教堂了，不必费心去寻找。法国天主教会在巴塘传教，一开始就不顺利，从1873年进入巴塘，到1905年巴塘之乱，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冲突。
法国天主教会传教受挫后，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进入巴塘，建起教堂、学校、医院，获得短暂兴盛。巴塘有一个地方叫架炮顶，藏语原来叫甲邦顶，意思是开阔之地。1930年代，藏军与川军在此开战而架设大炮，就改了名字。巴塘的美国基督教堂与教会学校也在冲突中被摧毁，如今没有任何残存。倒是有一大片苹果树，是当年牧师们种植的。
告别了肖神父，返回泸定桥附近，在南面高地上，意外发现了一处朱德曾住过的老房子。这座老房子为了保护上面的木质结构，下面全部用水泥砖石修砌加固，因此上面是老式木质民居，下面完全是水泥墙，目前仍在维修中尚未开放。
接下来进入原西康省的雅属部分。雅安如今是原西康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也是共和国建立后的西康省省会，同时也是一座历史古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