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乡|村社金融：李渡口的实践

小秘书：

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之下，与其感叹乡村的种种凋敝，不如考虑可以为那里做点什么。这样的实践，并非仅在春节几天就能完成。很多人从不同方向进行了努力。

我们请实践者自述乡村实践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些实践就一定全部可以大面积推广，每种实践的适应层面毕竟有所不同。我们更关注的是，大时代中，人们针对具体乡村的不同层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又在实践中收到何种反馈。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有所思考：其实践在理念上有哪些可取之处，是否自己家乡也适用这样的策略，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

村社金融、村民互助，就是一种试图建立和完善共同体的方式，至少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地位。

村社金融是指，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群体，以村社为载体和范围创立的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养老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其制度设计的目标，最低层次是为乡村提供有效的金融供给；中间层次是通过金融互助手段提供有效的组织供给，如老年协会、产业合作社等，推动村庄组织化；最后，通过对村庄农地、山林等资产的金融化和货币化，让村庄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

李渡口村社金融试验

目前国内以村庄为单元的合作金融试验，总体上比较少。其中，最为成熟的是李昌平在河南信阳郝堂村开展的内置金融试验。华谷的村社金融模式，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内置金融的诸多优点，并进行了持续改进。河南濮阳助贷社对村社中心的管理设计，也具有极大优势，笔者作为农村金融濮阳模式最早的参与者之一，也对此一并吸收，并应用于各地村社金融的制度设计。下面介绍其中一个普通的试点。

李渡口是一个普通的中原农村。地处豫中平原，人口约1300人，村庄耕地1400亩左右，2015年人均收入6000元左右，打工收入占三分之二以上，农业收入占约三分之一。2015年“五一”，在郏县冢头镇政府领导下，在李渡口村两委班子支持下，笔者指导李渡口创建“村社金融机构－夕阳美养老互助社”（下简称养老互助社），寻求以村社金融为突破口，重建村社共同体。

股本结构：乡贤敬老社员股38万、老年社员股8.8万元（每人2000元）、发起敬老股10万（华谷），技术股4万，村集体占十分之一股本，总股本66.88万。

村集体以其村庄资源的潜在价值、协调能力、半政府威信等社会资本，占有总股本10%的分红权。

股东权利：除老年社员股之外，所有股东2年内不参与分红；老年人利息分红不低于25；股东具有投票权、知情权等权利。

贷款管理：由5名老年协会骨干社员组成审贷小组，进行贷款审批与管理；理事长对贷款拥有否决权，执行贷款审批与否决两大权力分离的制度。设计初期，老年人2000元股金可担保5000元，敬老股股金只能进行1：1担保。

以上制度设计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老人角色很重要。这表现在：老人高额保底分红，老人参与贷款管理，老人担保进行信用扩张。这一设计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因为村庄的精英基本都不在村，对村里情况最了解的是“退休”的精英，是老年人；另一方面是为了恢复和强化村庄的孝道，同时也是用敬老、爱老的伦理来约束贷款人。我们仍然认为，无论如何，孝伦理仍是今天中国农村的道德底线和核心伦理。当然，给老年人高额分红则使机构本身具有公益性，也会使贷款人受到村庄公共舆论的约束。

老年人当然是最先表示欢迎这件事的群体。老年协会最先于2015年3月中旬成立。

二，村庄集体以组织协调能力、威信等社会资本占股十分之一分红权。笔者提出这一想法时，有异议的人并不多，倒是出钱的乡贤都愿意为村里的发展让渡相应的股权红利。

三，理事长的贷款否决权，即审贷分离制度。因老年人进行贷款审查与审批，专业性上会有所欠缺，理事长作为机构最终负责人，因此，赋予理事长（多由村庄村主任或支书担任）在专业层面也是最后风控把关的权力。

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即使理事长也很难对风险进行专业防控。因为村庄内部人的贷款多数用于村庄外部，行业多、区域广，理事长进行风险识别和控制，只能依靠对人的判断，而非贷款的用途。所以，组建村社的联合社进行专业化的风险管理是很有必要的。

村庄动员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部分群众害怕我们是骗钱的，最后拿钱跑了。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一再强调资金由村民自己管理，并且我们也出一部分资金交由他们管理，但在认股结束之后交缴股金时，在约20个的认股名额中，还是有超过5个食言不交的。但多数群众尤其是村里的支书、主任及老年人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都非常认同我们的理念，坚持认股推进工作，最终实现总股本认购46.8万元。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精心呵护，机构发展见成效

2015年下半年无疑是寒冷的，但李渡口很幸运，它自己造了一个小太阳。

以我们对农村金融市场的了解来判断，李渡口1300人的村庄，可控风险的信贷需求应在200万左右。果然，开业两个月不到，村社金融机构的股本金放贷出去超过六成，这大大超出理事会的预料，迅速打消了他们的担心。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在外经商、资金周转、农业种植、建房等生产生活各方面。

自2015年7月1日机构开始运行到该会计年度结束，李渡口养老互助社共有现金股金56.8万元，共产生贷款17笔，合计63万元，贷款利率1分2厘，已收回利息21330元，其中收回到期本金1笔2万元，到期利息全部按时清收，没有发生任何拖欠行为，半年实现股本增值率5.37%。

总体看来，在复杂的农村治理环境和人口高度流动的现实下，李渡口村社金融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管理框架，实现了较好的运营结果，并对村庄发展给予了较强有力的支持。

村社金融机构较好地满足了村庄的信贷需求，拉低了民间融资成本。半年共完成信贷63万，有力支持了社员的信贷需求。比如，一社员想扩大烟叶种植规模，申请贷款2万元，两天就快速从机构拿到贷款。又比如，村里做挖掘机生意的李强，急需资金周转，贷款5万元，找至少3个入股2万元的乡贤做担保——也就是，凭借乡贤的实际出资等额给他担保，同时能给他担保的都是了解他的亲戚朋友，对他的还款能力大家基本心里有数。这样整个运营也保险，审贷会和理事会通过后，他很快就拿到贷款。

另外，机构贷款利率1分2厘，由于去年流动性紧张，民间借贷利率1分5厘甚至2分以上，机构贷款降低了贷款人的融资成本，对缓解村庄辐射范围中的流动性紧张，起到了一定作用。

机构进一步的目标，是持续扩大信贷规模，推动普惠金融服务落地，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超级金融便利店。

村社金融机构强化了村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提高了村庄治理能力，有助于让老年人更受到孝敬与尊重。机构运营半年，对养老股每股分红260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为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探索了新的路径和方法；老年协会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半年多来一直非常积极参与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老年人协会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显著提升了村庄治理能力。同时，老年人参与机构运作与信贷管理，强化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

正如老年协会会长李廷元在年终分红大会上发言时激动地说：“李渡口村老年人协会……是老年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老年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家……要自我教育，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有了自己的权利，有了自己的天和地。老年协会紧紧配合党的中心，支持两委会的工作，参与人居环境改善，给过世的老人开好追悼会，参与玉仙娘娘的复建……是合作社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福址，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提高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改善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

村社金融机构还使村庄集体经济得到初步恢复。根据华谷团队的设计方案，所有入股社员将给予村集体10%总股本的分红权，这样就加强了村集体的经济能力，为进一步加强集体经济力量做铺垫工作。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推动了村庄500年庙宇的复建。老年协会成立不久，村里的几个发起人首先就提出，要复建村里五百年历史的玉仙娘娘庙，这是李渡口的神气所在。提议立刻得到几乎所有村民的响应。马上，有人出面请来了当地庙道会的庙头杨战军，负责复建工作。

玉仙娘娘庙的重建，短期内迅速完成，并大大凝聚了人心，调动了村庄人气。建设过程中，村里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捐物。为了建庙顺利启动，村社金融机构也向庙上贷款2万元。最终，原本三十多万预算的侧殿只花三分之一就完工。

在这庙宇复建过程中，崇敬一方道教神灵的传统观念被唤醒。农民有信仰，心灵有依托，农民的日子就过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总而言之，李渡口的村社金融初步实现了设计目标，即提供有效的金融供给和推动村庄组织化。更重要的是，它显现出重建村社共同体的强大潜力，通过老年人参与的制度设计，恢复和强化村社内部的血缘认同；通过提高村庄精英群体和老年人群体的组织化程度，有效建立基层治理的多重抓手；通过逐步恢复村庄集体经济能力，强化基层治理的经济基础；通过恢复本土信仰增强村庄凝聚力。

实际上，村社金融的制度设计，就是要从信仰、伦理、组织、经济等多层面、多角度重建村社共同体，改善基层治理现状。

当然，村社金融只是农民组织化和村社共同体重建的突破口。村社金融机构本身，以及组织化的农民，可以对接外部更多资源和机构，如外部大型金融机构的批发贷款，也可以通过村社金融机构进行放贷，如农业保险、农资和农产品的供销。村社金融和村社共同体组织本身是开放性的，它是农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城乡良性互动的万能插座。

总之，村社金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下一步工作与期待

村社金融是基于村社单元的合作金融机构，它从小苗长成参天大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一，在广度上，村社金融的制度设计需要在不同区域的村庄、不同类型和情况的村庄试点，以积累更多经验。中国农村区域广大，各区域间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等差异巨大，即使同一区域的村庄，也因内部结构和治理状态的不同而差别巨大。能够进行实践的村落，至少需要村两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二，在深度上，一方面要推进管理的专业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推进村社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潜力。当前，村庄的组织能力并不具备可预期的稳定性，这可能是村社金融最大的风险之一。化解这种风险，既要深度推进村社共同体建设，发展和壮大村庄集体经济，稳固村庄的治理结构与社会结构，同时，村社因规模、知识等瓶颈难以实现专业化，也要在纵向上尝试建立村社金融的联合社，将村社纳入联社的专业化管理范围，以削弱对当地治理权威的依赖。

当然，专业化经营的诉求，更多来源于机构本身信贷风险控制和内部风险控制的需求，对贷款进行专业化风险评估和机构内部管理进行有效监管。

三，推动合作社立法完善，尤其是合作金融法规的修改完善。当下，无论合作社的立法还是银监会的资金互助社准入，都在以产业合作或专业金融合作为指导方向。我们认为，村社金融及以其为基本单元的合作金融体系，至少应是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构成。

当然，合作金融发展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监管严重不足，不仅职能缺位、人手严重不足，而且专业能力严重不足，这是急需加强的。

（作者系华谷发展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