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预测真相：科学的悲歌
时间的记忆里，“5.12“是一个不可抹去存在。汶川大地震”过去好多时间了，中国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今特别编发翟明磊先生《汶川大地震预测真相：科学的悲歌》一文（附后），一为纪念那些逝去的同胞，二是希望以后可以再少些所谓的权威武断，多一些常识性的、理性的思考去应对灾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的是不屈的脊梁与伟大的理性。
本文发于南方周末，在社会上争议较大。 今天还发表另一个文章，与之完全不同，意思是地震不能预测，这样不同观点两个文章放在一起，有利于理性思考，不盲从，请大家带着思考阅读。
曾经给汶川大地震写过一组诗，今天特挑出一首——
最后一课
——写给那些逝去的孩子
大卫
肯定有一堂语文课正在上着
肯定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子吧）
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而抓耳挠腮
肯定有一堂政治课正在上着
爱人民爱党爱祖国
肯定有一堂地理课正在上着
老师问一个偷看小说的男生：汉水发源于哪里
肯定那个男生急得满头是汗说：汗（汉）水
发源于头上……（全班同学肯定哄堂大笑）
肯定有一堂体育课正在上着
那个最慢的女生即将要跑出她最好的成绩
肯定有一堂劳动课正在上着
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孩子正用手中的泥捏出
狗的样子，猫的样子，人的样子
（仿佛世界就是他的十根手指）
肯定有一堂音乐课正在上着
新婚的女风琴老师领着孩子们齐唱：
“让我们划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
肯定有一堂书法课正在上着
从小楷到行书，不止一个字缺少最后一笔
肯定有一堂历史课正在上着
黑板与课桌都争着要当皇帝
连每一条小板凳都是状元或者宰相的样子
肯定有一堂作文课正在上着
肯定有一个孩子写到：多么幸福啊
还有十九天就是六一……
四川地震局有一个著名的老上访户，大名李有才。
李有才和紫坪埔水库铆上了。
2003 年，紫坪埔水库刚开始建设，这个李“乌鸦”就说紫坪埔水库建在了“全新式活断层”上，这种地方建水库是最忌讳的。水库建了也要炸掉。
“成都是几千万人的大城市，你在成都脑壳上动土，对成都是莫大的灾难。”他大会讲，还上书国务院。
朱总理转国家地震局处理。国家地震局认为此地历史上没有大地震，非常稳定。
水库建设火热——李不仅没收嘴，上书省委书记，省长，水利局，温总理。放言，地震局将紫坪埔水库地震烈度定为七度是错误的。至少在九到十度。理由是此地1933年茂汶迭溪七点五级地震有相似的构造背景。
2003 年 3 月 9 日国家地震局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讨论告知：“李有才同志关于烈度在九度以上，地壳属于不稳定区域的意见不能接受。确定工程烈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任何个人的推断都不能影响工程的施工。”
“我反应，对了你就修改嘛，他说我没有资格修改。他是忽悠人民的。我的依据都有了，你应当马上改正。他打官腔嘛。”李有才愤愤不平。
温家宝做批示，责成中国地震局处理，地震局派了三个专家。李有才很高兴，觉得一场平等的学术探论来了。没想到，李有才哭了——因为有专家威胁他，“根据不足，结论粗糙，不能予以同意，给领导添麻烦，不要再说纠缠不清的话！”李有才顶起来。——不欢而散。
国家地震局 2003 年书面回答中自信写道：“即使未来五千年内坝址区可能遭遇一次九度或九度以上的地震烈度事件，坝址基本烈度仍有可能确定为七度。”
李有才回答：五千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
就是他预测了汶川地震，科学上访户李有才
狂言？
2006 年，李有才又口出“狂言”,在一到二年内，坝区将会出现七点五级左右的地震。依据是都江堰,小金,松潘至绵竹地区出现"围空区"。另外指出要关注中国南北地震带的中部。又再次上书国务院领导人。
难道是上访久了气糊涂了，真象孙东东大夫说的有了偏执幻想症？错！——李有才非等闲之辈。
他是李四光的老部下。1976 年到四川地震局至 1999 年退休，他一直从事地震预报。并担任综合预报组长。在他任上，一连串抓住了松潘，甘孜，武定，丽江七级大地震。退休后在他指导下还抓住了汉旺地震。四川局当年被认为是预报能力最强的地方局。
“四川当年几个"六级以上地震，我们基本上都正确预报了；只有道孚 6.9 级地震，小金 6.6 级地震没有正式预报，因为资料很少。”
“预报地震没有那么神秘。综合分析是关键，某个单一手段与方法可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点某个地震有点反应，但受一些条件干扰，就可能反应不出来。在这个条件下，把不受干扰的异常清理出来。可能在一次地震中，只有一二个，二三个异常。很少。但庞杂的资料信息一多，就把真正有价值异常给掩盖了。所以预报地震关键是抓住一二个确认的异常不放，做第一手调查，并分析地震迁移。这样就能找到地震。”
“甘孜等大地震，都是只有一个二个异常，但是我们延着地震迁移带一路找异常，就正确报上了。那地方人烟稀少，我们报出来了。不到一个周左右，地震来了。我就一直在路上追，追到甘孜，就来了。报昆明五级地震，我从成都追过去，追到昆明就地震了。全部要实地跑。”
这是要命的
这次报汶川地震也是这样，为什么 2006 年李有才提出大震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重大发现。
2006 年，在紫坪埔水库周边，出现了不少小地震。只有水库地区不活跃。这就是空区。“这是要命的，空区是我们中期预报地震的一个指标。几年时间，这个地方就要地震，这是我们专业上比较公认的。我搞地震这么多年，这种现象从来没见过，紫坪埔水库出现空区，世界上都没见过。”
自从发现空区，李有才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抓地震的兴奋状态。每天早晨跑步完后，9 点钟顺便去地震局收集地震活动方面最新资料。“和上班没啥两样。”李自嘲。
接着李有才拿到了独家资料：
他向记者展示了 2007 年——2008 年的两省地震带活动图。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小圈标示着各个大小地震。“云南地震非常活跃。2007 年 6 月 3 日普洱地震，地震就往北移，把三幅不同时间的地震点纪录图合并起来就非常清楚。1 年间，地震不停地向北迁移。到紫坪埔那儿就不动了。非常重要。”
“地震这个东西是地质现象，也是物理现象，你这方面不懂，是处理不了的。哪怕是一个异常，也不要放，这是关键。为什么地震前异常少一样报出来，甘孜西昌地方，没什么台站，一样报出来。加上地震明显由东向西迁移，到甘孜，甘孜有异常，地下水宏观异常。一个地电异常。就准确预报了，并获得国家承认。为什么汶川地震出现迁移，很多次地震都有迁移。”
当时李有才已在 2007 年 11 月发现四川郫县中期地电异常( 2005 年 10 月就以低于正常值往下滑动直到 2008 年 3 月才止,四月回升)，加上明白无误的地震迁移显示。李有才更加确认一个大地震阴影开始大了起来。
2007 年李有才坐不住了，他对四川省水利厅一位姓"魏"科技人员提出要求放水：
“他说你还能把紫坪埔大坝炸了吗？我说炸不炸再说，先把水放掉一半再说，把距离六十公里的成都危险性解除掉。”李有才再次捅到了省委书记那。
省委书记杜青林 2007 年 11 月批示要四川省地震局好好研究。
省地震局组织了七个专家与李有才辩论。
辩论场面有趣。首先七位专家全部否定了李有才观点。李则将理由一条条列出。
七专家不知如何应答,接着抓住李有才图表上没有标明资料出处（在文字中标明了），认为不严谨。李有才大度表示接受。
李有才沉重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麻麻杂杂的（方言，意为马马虎虎），我经过唐山地震，我是过来人,在唐山工作时,我在李四光下面地壳所工作。李部长生前指示抓住唐山不放。我重点是做地应力研究。唐山地震时，我刚离开唐山，回到成都，半年就地震了。大地震是很悲惨的。”
四川省吕弋培副局长主管退休干部，他说“我们很重视，进行研究，七个专家一致否定你的看法。”李有才说“他们懂都不懂，他们是搞地质的。来审查我的东西，不是开玩笑？”
在另一个场合，四川地震局严厉地指出，李有才再这样顽固坚持己见，要负法律责任。
汶川有前震
2008 年一件到今仍被四川地震局死死掩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空区出现两年后,在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就在这个地方离水库边二到四公里，突然发生二百多次地震。最大达三点七，三点八级地震。
“汶川地震以前以为是唐山类型，其实是海城类型，这么大的异常，怎么没有发现？这个事情非常重要，至今压着没有说。我们都知道。”李有才严肃地说。
当时地震局派人下去落实二百次地震，二条结论：这次地震是天然地震，不是爆破。第二条，属于龙门山正常地震活动。
这二百次小震使都江堰老百姓纷纷到市中心广场来避震,逃震。“成都市防震减灾区在这个节骨眼，做了错事，他去劝老百姓说没有地震，老百姓说是不是修水库诱发的，他们说不是的。他们通过电视台，报纸说没事，这是错的，这和海城一样，小震闹，大震到。现在回过头来，二百多次小震是和汶川有关系的。”
李有才则认为这是一次大震的前震。
2008年3月21日李有才郑重地写下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有地震应急预案，要有震情观念。三月底。交给温家宝，交给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水利部部长陈岩。
李有才明确提出：“要有紧急预案。……四川省地震局，应对紫坪埔坝区及附近地区的震情应引起高度警觉，做好可能发生大地震的预案，对一点一滴震情变化进行研究，真正做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站岗放哨！以防备未来的不测。如果一旦有震情发生，而我们无所准备，察觉，那时国家，人民将陷入一个极为被动的境地。”
报告中再次重提烈度问题，严厉批评“没有人管地震局，无法无天。”
“中国地震局不仅仅是地震工程安全评审法的主要制定者，又是地震工程安全评审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地震安全评审的违反者！我们要抛开地震局，国家出来，采取应急措施。”
四川地震局坚持龙门山地震带不可能有大地震，理由是历史上这儿发生的七次地震,最高也只有六级五,对坝址影响都不到六度。
“他们根本不做实地研究，他们只统计近200年，300公里范围。我做的包括彭州龙兴寺残塔的古建筑地震痕迹调查，明白无误显示，从汉朝开始就有大地震，明朝彭州发生过七点五大地震。”李有才认为：“这种教条让人联想起唐山地震前，不少所谓专家坚持认为三千年中国历史，没有两个这么近的地方（海城，唐山）差不多同时发生大地震的。这种教条害了唐山。”
“现在的地质人员稀里糊涂。只知道龙门山断裂带,只知道板块结构,这无法讲清楚龙门山断裂带这么长又那么浅,偏偏在这一点上有这么大的地震。其实这次震中是在新华夏系，南充广汉东西向构造带与龙门山的交汇点。据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理论认为，这样交汇部位应是大地震集聚应力的最佳场所。震中就在紫坪埔地区，其实这次地震应当叫紫坪埔地震不该叫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叫法是错误的。
李四光总结的渐进式预报是几十年鲜血换来的思路。我就是用的这个思路，在实践中总结，在地震中成功。他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掌握的材料，地震局都有，都知道，他们麻痹大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了。李四光八十岁时为了抓地震都跑在第一线，这样才能预报地震啊，现在地震局的官员有哪个在下面跑的？”
2007年10月28日,四川省地震局勘测中心龙德雄高工也加入了预报地震的行列,他在2008年四川地震趋势研究报告论文中正式提出川滇地区进入大于七级的强震活动期,四川北部的龙门山区域在十一月份前可能发生七点五级到九级大地震。这是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比李有才的预测更为精准。
这一边，李有才,龙德雄等人心中已是风吹浪打，紧张，焦虑要抓住地震。
四川省地震局是另一派风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四川省地震局老局长韩渭宾2007年12月在《四川地震》杂志发表正式论文，认为“中国处于强震活动的末尾阶段,已把所积累的能量,应变释放完了。所以川滇最近有七级大地震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后四川省地震局震级越报越低，国家地震局2008年全国会商会上认为1到3年地震活动强度可能衰减。有七级地震可能,划的六个注意区域中没有汶川地震区。
2008年月会商会,四川省认为五月份只有五级地震可能,没有划进汶川地区。
2008年5月7日四川地震局的周会商会上得出异常较少,一周内甚至连五级地震都不会有。
现在看来四川省地震局及中国地震局在战略战术判断上全盘错误。
愤怒之声
李有才性格温和，但一提起四川地震局灾后的解释就生气了。
“你说没有显著前兆，说得出口啊！
空区是不是前兆？
灾前地震是不是前兆？
地震定向迁移是不是前兆？这是他们经常用的。
你说明显前兆是什么，你说得出吗？啥子明显前兆是什么东西，为何物？自己欺骗自己。”
李有才对地震界的院士毫不留情面：
“但他们胆子就这么大，不承认现实。地震后就害怕了。就躲了。就找了一些专家帮他们说话。说来说去又说不圆，有些就怕了不敢说了。他们胆子就大，我就要批评他们，你凭什么说，你又不搞预报，你又不知道内部情况，根本不了解。陈顒院士认为汶川地震是逆冲断层，没见过逆层断层会发生大地震，没见过就不等于不会发生嘛。你见过的东西太少了嘛。你没见过就不存在吗。本来世界上水库地震就很少，发现才一二十年，他就认为不可能是水库诱发的。他认为没有前兆，其实是有前兆。这次二百次小地震，震源很浅，三到六公里,主震八级是震源深度十三公里，是浅源地震，二百多地震是在一个断层上。陈顒院士都不知道有二百次小地震。我看他材料大部分是在网上找的，罗列起来。简单分析。”
“他们说地震不可预报，没报出来的人呢，长期坐办公室。我一直在下面潜心研究，每个地震要调查，每个异常要落实，天天和地震异常打交道。他们是坐办公室，脱离实际，象陈运泰院士,说测不出物理前兆，他不搞预报，不接触不研究，脱离预报的，还要评价预报。这是怪现象。不好听的话，投机分子，科技投机。他利用自己院士头衔，有些领导也需要他们说，来帮他们解脱历史的责任。他们之间有另外一种利害关系。地震局给与他们课题上的方便。这些都是问题。马宗晋呢，和他年纪大了有关系。悲伤!”
“怎么没有异常！都江堰地震前一两天，老百姓在钓鱼，他们说怎么这么好钓，乌龟王八都钓得上来。地震时，都江堰象海啸一样把钓鱼人卷到水里去，死了。这就是临震异常。地下水异常，固体潮汐正常有规律，但北川防震减灾局一个观测点11号下午开始大幅度下降。他们为啥子报不出来？地方上不知道啥是地震异常。另外这个图纸下来要到十一号晚上十二点钟才看得出来。地震后就没有数据，压到房子底下去了，全垮了。人也死了，台站死了二个人。”
“现在看来紫坪埔水库诱发地震是确切的。因为地层断裂时，有水浸入减少断层间摩擦系数可以使地震提早发生，但我不同意一些环保人士认为的，如果不建水库，地震不会发生。水库诱发地震条件是地震本身要处于临界状态。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说。”
李有才一口气如江河奔腾,说了下来,然后是深深的沉默。
随后——
“他们错罗”李有才大声说：“彻彻底底的错罗。”
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八级地震发生，地壳在短短80秒钟内沿龙门山断裂带向东北方向破裂了300多公里！官方公布的震中在漩口牛圈沟山谷中（31.002,103.2——31.000-103.4）距离紫平埔水库坝址仅六公里。
尽管紫坪埔水库震前做了加固将烈度提高到八度,李有才震后发现紫坪埔坝向前移了60公分，坝基下沉,180公分,坝体有许多裂缝。
不幸中的万幸，不知何故，地震前三个月，紫坪埔水库持续放水，将水位降低至最低点，海拔819米，放水放到821米，12亿立方水只剩三个亿。放掉四分三。成都才避免了灭顶之灾。
另外，汶川地震时，紫坪埔水库地震烈度为十度。
老上访户李有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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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能够预测吗？
2016年6月，本刊曾就这一问题对九三学社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培德博士进行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九三学社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培德
王培德：大地震之前出现各种征兆，比如鱼儿上浮、翻白，动物纷纷逃窜，家禽乱叫等，这些现象在地震学中叫做动物异常。地震学界将地震前兆的异常归纳为８大类，动物异常是其中的一类，动物异常在地震之前确实有。
但是，造成动物异常的原因很多，比如猪拱圈或者牛躁动不安，可能是受到了惊吓，也可能是发情期，所以很难在事先看出这类异常与地震有关系。而且很多异常都是事后回顾，这个跟地震到底有多大关系还很难说。另外，出现异常现象并不是普遍和大范围的。比如有人报告家里鱼塘的鱼翻白了，冒泡了，但是只有一个或者几个鱼塘出现变化，别的鱼塘没有异常，如何以此来判断这就是地震的前兆？所以通过动物异常来判断地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九寨沟景区地震后
另外，地震学家如何判断到这些征兆是地震前兆？如果出现了动物、地电（通过地下的电流的变化）、地磁、地下水等异常，比如唐山大地震前，也出现了一些此类前兆，河北地震局就注意到这些现象，有6名同志去现场收集资料，然后准备拿回去分析，但是没有等到回去，不幸赶上了地震，全部牺牲。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知道会发生地震，还会去吗？还会牺牲在那里吗？
所以说，完全没有知觉，那不是事实，但是要根据当时出现的异常科学分析然后做出判断确实也很难，征兆和结果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这些异常现象非地震时也会发生。所以仅凭这些征兆是很难判定地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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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灾后
王培德：这个问题目前一直有争论。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院士曾经在《求是》发表一篇文章《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他的观点是对地震预报要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美国的一位地震学家Robert Geller 就认为地震是不能预测的。他认为地震的发生是个自组织现象，自组织过程是没有办法预报的。当然，这个观点在世界上有的地震学家支持，有的地震学家反对。包括陈运泰院士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地球物理学家认为，地震不是自组织现象。原因是地震有地震带，有活动周期，这是不符合自组织规律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次强烈地震的能量如此巨大，相当于几千颗原子弹的能量在脚下聚集，人应该有所察觉吧？自然界是有反应的，例如一些动物，但人用什么办法去发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切可行的办法。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去觉察出来。
邢台地震到今年50周年，从人类历史看太过短暂，50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例子、参考的经验也就一百来个，给地震学家研究的例子才二三十个，所以，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少。世界各国的地震学家在地震预报学方面还在不停探索，不这么做，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举个例子，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在战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抗震结构上，就是把房子盖结实，地震的时候房子能够抗震不倒，这应该是条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神户地震和福岛地震让日本损失惨重，如果有预测预报，在地震来临之前可以把核电站关闭，把反应堆停止，把天然气的管道关闭，那损失就小多了，福岛核电站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目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抗震的道路不算错，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日本又开始回过头来搞地震预报。这就是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过程。
海城地震前辽宁省营口市新华影院门口的告示
迄今为止，世界上预报成功的地震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1975年2月4日发生在我国的海城地震。能够起到大规模挽救生命的预报地震的例子，目前只有海城。因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地震，那样的预报并没有意义。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意义要有恰当的评价，它证明了地震预报是可能的，但不等于说现在地震就都能预报。海城地震序列有它的特殊性。海城地震主震发生前几个月，当地小地震非常频繁。
唐山地震之前就没有，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套用了海城的经验。现在已经认识到，地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人类对地震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是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
王培德：很难说。当年唐山大地震时，群防群测，即使是中小学也有监测点，当时的信息是比较多的。
但是几年过去，地震在我国并不多，所以，人们的警惕性开始放松。很多群测群报点就没有坚持下去。
所以，汶川地震前这方面的资料远远不如唐山大地震的丰富。据报道，汶川地震前也有一些前兆的报告，例如动物异常，但所面临的识别困难与唐山地震之前面临的问题并无实质的区别。
汶川县震前震后对比
王培德：研究机构有的省有，有的省没有，科研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国全国不过二三百人在从事地震基础性的科研，有可能实际力量还不到这个数。在地震系统，目前在职员工不过万人左右，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相当一部分人员要做台站管理，不直接从事科研，全国有超过1000个台站，要把这些台站维护好，每天都要上报数字，所以很多本科毕业生从事数据监测。还有一部分在职人员从事抗震工程方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员做仪器研制。所以，真正从事地震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就很薄弱了。
我所在的研究所在陈运泰院士的带领下，有一个团队从事震源研究，还有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有几位教授也带领团队在做，全国仅有这些。
在研究所中也不全是直接从事地震科研，有很多业务工作，比如平常的检测台站报告的评估，还有每次地震之后的评估，都由地震工程学家去做，这非常重要。比如汶川地震后要交给中央一份震害分布图，以便很快指导安排救灾，中央需要知道什么地方最重，什么地方轻一些。还有每次修大桥、水库、核电站之前的地震危险性评价，也需要地震科研人员来完成。
当然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地震预报，可想而知还有多大的力量。而且地震预报的难度非常大，对人才的要求又非常高，从国际上看，大型地震预报的项目还要投入大量经费，所以，陈运泰院士呼吁“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是很有道理的。
王培德：5级以上达到预报的标准。自从邢台地震后，地震局对地震预报规定了一条政策——预报成功有奖，预报错了不罚。结果导致很多人预报，反正错了不罚，报对了还有奖。其实很多预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如说“某地在未来一年内会有一个6级地震”，谁也不可能因为一个6级地震而离开家去外面躲一年。
后来地震局要求细化地震预报——时间、地点、震级必须明确，震级不超过正负0.5或者1级，超过这个范围则预报无效；每一级地震预报的时间窗多大，太宽了也不能算成功，比如时间窗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什么意义呢？最后由地震预报人员填表，填上三要素，一式两份，地震局一份，预报人一份，成功了奖励。这就是我国地震局对地震预报的政策。
地震局拿到预报后，会组织专家会商，如认为发震的可能性大，再逐级上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的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北京市的预报要上报国务院。这样就避免了乱报。
王培德：是的。而且在全世界，只有我国实行由政府进行地震预报的制度。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地震预报到目前本身还是不确定的事情。地震预报是科学探索，探索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的事情怎么能由政府发布预报？地震预报和气象预报不同，气象预报要成熟得多。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美国有地震学会，政府授权地震学会，是否有地震，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和发表看法，并且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至于发表的观点是否被公众采纳，则由公众自己来决定，公众可以信，当然也可以不信。
所以，政府应该只做确定性的事情，不能确定的事情应该由科学家和科学团体去探讨和争论，这样对公众是有益的。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地震预报上，政府不设专门机构，即日本气象厅不承担地震预报职能，日本政府把地震预报的课题交给大学教授，并且提供项目经费，由大学的科研人员去做地震预报工作。这也应该是我国地震预报未来的改革方向。
我国唐山大地震后，天津的百姓用砖头和墨水瓶把地震局的玻璃全部砸碎，地震局当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目前对地震工作也有很多不理解，一直都有公众提出要取消地震局。
王培德：各地方不同，北京的抗震标准是8度。
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但是有很多烈度，即地面上的晃动和破坏程度。比如唐山地震是7.8级，震级是一个，但是烈度是不一样的，唐山中心是10度和11度，天津是7度和8度，北京是6度和7度，距离震中越远，震得越轻，烈度越小。
所以，当年唐山的烈度最大。烈度一共分为0到12度，12度是极限，定义是山川变异，河流改道。
我国的祁连山曾经有过一次8.1级地震，但是在无人区，地震局的专家曾经去考察，从地表看，地层的断裂有200公里长，改变得非常厉害。
地震使河流改道
另外，自然现象和成灾是有区别的，自然现象和能否成灾是两码事，比如祁连山地震，震级很高，但是没有死人，没有倒塌房子，所以不能成灾。但是，汶川地震正好在人口稠密区，房屋倒塌，人员死亡，这就成了灾。
现在地震死亡人数和社会发展是有相关性的，同样的地震，在发达国家死亡人数会很少，在欠发达国家死亡人数就会很高。
王培德：地震起起伏伏是正常的现象，频率有高有低是正常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到1966年我国华北和中部地区几乎没什么地震，1966年邢台6.8、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然后，东部地区经历了大约40年的地震平静期。
2008年汶川8.0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地震，发生在西部，地震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大概会有个周期。
王培德：我国公众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比较弱。
目前，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有些是不正确的，过于片面，追求新闻效应。比如汶川地震记者往往报道抓眼球的新闻，如从废墟里救出一个人等。当然，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只要有生的希望我们就不放弃。
但是媒体却往往忽略另外一个方面的事实，地震发生后，受灾和死亡的比例通常是一百比一，这是什么概念？100个人中间，99个是受灾，1个是罹难。什么是受灾？没房子住、没水喝、没饭吃、没医疗。在地震发生后，99％的可能是落在这个范围内，但是目前没人告诉公众你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
在美国和日本，他们的房子盖得比较结实，抗震性能强。更重要的是，媒体会告诉公众，家里的架子上放的花瓶、墙上的画要固定好，不要一碰就掉下来；要在家里储备两到三天的水、巧克力和饼干等应急食品；有小孩的，要多预备奶粉等。
居住在地震带上的居民，更应该对地震有忧患意识，要有防灾的意识。但是，汶川地震发生时，北川的基站倒了，电话打不出去，24小时内一点消息没有。北川就在地震带，如果县政府哪怕预备有一部卫星电话，把现场情况及时和外界沟通，那么救援人员的进入就会早很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地震教育从娃娃抓起
王培德：第一是抗震结构。
从科研角度出发，日本的结构抗震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很有成效，这跟日本对地震预防科研及早的投入和研发，以及日本多震的地理条件有关。一方面日本国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另一方面防震减灾已经纳入日本小学的教育，经过多次演练，所以一旦发生地震，整个社会非常有序，日本民众都是排队去领救灾食品，从不哄抢。
我国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所属的单位，就是一个组织所以，以单位为依托，那时候的救灾抢险可以做得比较有序。现在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人口分散，流动性很强，很难组织起来。如果发生大的地震，如何把分散的人员有序地组织起来发放救灾物资，将是一个很大挑战，这也应该是新时期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3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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