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故事丨600万城市拾荒者，在垃圾场复制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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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或废品从业者，时常被贬称为“捡破烂的”，实际上，这个工种非常专业，称得上一门学问。

拾荒者或废品从业者，时常被贬称为“捡破烂的”，他们日日游荡于大街小巷，靠捡拾他人使用过的废品卖钱度日。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肮脏、贫穷、文化素养低下的群体，甚至有些神秘、危险。

但是实际上，这个工种非常专业，并不是人人都能做。从称重、计量到对废品材料的辨别、估价，再到寻找货源和渠道，和上家下家讨价还价等等，都称得上是一门学问。

别人的废物，是他们的财富

城市拾荒者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专门收购废品，他们在居民区、工厂或工地周围活动，收购别人不需要的废品材料，称斤计算价格。另一种主要捡拾垃圾，他们在垃圾桶等垃圾丢弃区捡拾有回收价值的物品。这些“个体户”把捡来的垃圾分类，卖给更高一级的小型收购站。接着垃圾又被大型收购站打包聚集，送到回收再造工厂处理。

与一般人的认识不同，捡垃圾其实是一门学问 / Flickr

拾荒者的赚钱模式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们回收不同种类的废品，包括塑料瓶、易拉罐、玻璃瓶、硬纸、报纸、书本，不一而足。他们必须具备极好的眼力来判断废品材料，同时熟知市场价格。除了肉眼可以认出的材料外，金属、塑料类的废品需要用打火机燃烧后，辨别气味才能知道具体材料。

比如有一个以垃圾回收为主的“冷水村”，村民有数百人。虽然捡垃圾很脏，健康风险很大，但是获利颇丰，人均每月三千到五千，几乎都在老家买了一二十万的商品房，或者盖了新楼。他们甚至把老家的亲戚朋友介绍到这里，一同收废品。还有的一家三代都居住在冷水村，子承父业，开辟更大规模的垃圾回收事业。

不同的城市拾荒者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他们会“包小区”，划分地盘，特定小区的垃圾只能由一个人来回收，不可越界。

有的人甚至举家进行废品收购事业 / Flickr

南京市的轿子山垃圾场就存在这种拾荒权的争夺。活跃在轿子山垃圾场的窦村村民中不仅人多，而且团结，势力很大。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窦村的拾荒者以地缘为基础抱团，利用各种手段强行排斥外地拾荒者。在窦村人的势力范围内，他们享有优先捡拾权。如果外地人破坏了这个规矩，就会遭到驱逐甚至毒打。

京郊的拾荒者也划分了“帮派”。该市拾荒大军共有13个帮派，聚集在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拾荒者甚至偷窃井盖、变压器、电缆等公共物品。后来王维平与北京十多个帮派面谈，会议达成共识：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样派系分明的群体，如果没有相应的关系网络和空间资源，很难立足。

拾荒者通常与垃圾住在一起 / Flickr

城市离不开他们，但也容不下他们

拾荒者因城市垃圾处理能力滞后而产生。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668座城市中，有拾荒者230 多万。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2005年9月的数据显示，广州市约有10万人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每年回收的再生资源产值超过100亿元。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记者亚当·明特在2015年6月出版的《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之旅》中称：“据估计，中国大多数拾荒者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一般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希望自己能依靠大都市所产生的垃圾生存。”

这些拾荒者游离在正规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清理整合巨型城市排出的大量垃圾，推动废品回收再造产业链，让可回收物在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条件下得到回收。

捡垃圾往往需要冒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 Sipaphoto

现在，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和将近30%的铝都来自于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在2001年至2011年间，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1亿吨煤炭资源，并减少了90亿矿产资源的开采。同样在这十年间，中国大力回收铝废料，因此减少释放5.52亿吨二氧化碳。

拾荒者必然与这些数字相关，他们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分拣、分类、收集、运输，把可回收物从交叉污染中回收，使之重新成为生产原料。

但是，城市拾荒者既不属于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企业或经济部门，也不是传统的农业领域。他们没有被纳入国家的治理系统，也没有城市户籍和福利。比如冷水村村民，家家门口都堆满了捡来的垃圾。屋里大多黑暗陈旧，没有几件家用电器。拾荒者省吃俭用，大笔积蓄都送回了老家。

广东贵屿，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村 / Flickr

拾荒者被双重污名，既是外来务工人员，又和垃圾打交道。他们不像农民工，可以扎根城市，享受城市文化和基础设施。废品从业者居住在城市边缘的郊区或是城中村，地租越高，搬得越远。他们不断远离城市现代化。大都市需要他们，也排斥他们。

从体制内的工作，到农民工专属

1949年，由于物资紧张，需要回收一切可再利用的物品，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由供销社系统执行。

计划经济时代，报纸和政府单位的宣传印刷品成为重要的回收品。街道设有回收点，每个家属院设有小型回收站，物资由流动的回收人员上门收取。回收人给送来废纸铁罐的居民几分钱的回馈，对当时的居民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除了钢、铁、铜等重金属，橘子皮和骨棒之类的都可以回收。橘子皮用来做一种糖，骨棒回收可以做胶。

垃圾收购者没日没夜地工作，只为赚钱 / Sipaphoto

改革开放后，废品回收行业发生了巨变。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发现被扔掉的边角料可以卖钱，于是开始在工地捡拾废品、分类、再卖到各区国有的废品回收市场。

废品从业者中一部分人骑着三轮车在工地捡废品，也有的骑车走街串巷买废品，剩下的在具体街道或社区摆固定的摊位，坐收废品。在行业内，前两种回收人叫“游商”，后一种叫“坐商”。直到90年代中期，私人回收者才可以回收金属类废品。

消费社会兴起，废品越来越多。日常生活垃圾除了废纸和玻璃类废品外，易拉罐、矿泉水瓶等废品开始逐年增加。90年代末在废品回收市场上出现了专门回收泡沫塑料的摊位。1986年，中国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总额为38亿元。

有些地方的物资回收公司把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公司项目，把新业务分配给国营单位老员工。但薪水福利好的国企工人不再愿意从事废物处理工作。上世纪60年代北京城区有两千多家国有废品回收站，到了2000年只剩下5家。

对别人来说是垃圾山，对废品收购者来说，是金山银山 / Flickr

中国有600万城市拾荒者

拾荒者和废品收购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产业。欧美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垃圾处理体系，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拾荒者数量很少。美国学者Martin Medina长达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拾荒者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分别为：中国（600万）、印度（100万）、巴西（50万）、哥伦比亚（30万）和土耳其（10万）。

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不发达的地区，财政资源和技术条件难以支撑废品回收服务持续、公平、有效地开展。在没有垃圾处理站的城市，非正规的拾荒者是保持清洁的唯一渠道，只有他们才能填补垃圾制造和原料回收之间的空白。

很多国外的垃圾也往中国倾倒 / Flickr

2010年联合国人居署出版的《世界城市固体废物管理书》中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市50%至100%的的垃圾处理工作都是拾荒者完成的，政府却没有提供任何财政支持。

城市拾荒者历尽艰辛，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仍每日照旧捡拾垃圾。城市中优雅小资的居住环境，奢华高档的娱乐场所，掩盖不了对垃圾的排斥和逃避。在几百公里外，郊区的拾荒者被肠胃病、皮肤病和风湿病折磨，甚至遭遇工伤事故。

广州市兴丰村的一位女性感叹说，“垃圾场每年都要死人，有被垃圾车轧死的，有被铲进垃圾堆活埋的。捡垃圾的命不值钱，死个人就像死条狗一样。”

参考资料：

J Goldstein（2006）. The Remains of the Everyday: One Hundred Years of Recycling in Beijing.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Medina M.（2016）. The informal recycling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ganizing waste pickers to enhance their impact. Public-Priv Infra Advsry Fcility (PPIAF).

Sonia Maria Dias (2016). Waste pickers and citie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Dias, Sonia (2012). No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what informal waste pickers offer the urban economy. The Global Urbanist.

M Marello, A Helwege (2014).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Waste Picke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ocial-Inclusion-Working-Pape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Waste Age 100 of 2010. 

胡嘉明 , 张劼颖 (2016).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孟祥远 , 吴炜 (2012). 城市拾荒者的社会流动与生存抗争. 前沿.

周大鸣 , 李翠玲 (2007) . 垃圾场上的空间政治.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亚当·明特 (2015) . 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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