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的结局，是骗人的

“别碰假药了，现在印度格列宁没人买了，正版药进医保了。”

程勇出狱时，曹斌对他说。

不用急着点击关闭，这里不涉及剧透，因为电影结尾大多如此，就像童话故事的尾声，王子和公主总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邪永远不会压正，而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结果，也总能遂了人愿。

电影中的救命药是格列宁，在现实生活中叫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研发的，期间耗时13年，主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用通俗的话讲，慢粒患者服用该药，可以在几乎毫无副作用的情况下续命5年以上，有人已经活了快17年。

这种药在中国大陆售价20000+，在美国的售价是13600左右，澳大利亚10616，香港18000，日本16440，韩国只要9720元人民币左右，几乎全世界最低。

专利保护期一过，中国就研发了国产仿制药，并于2017年2月纳入全国医保。这与电影的结尾描述一致。

然而纳入医保，并不代表患者不需要仿药，以及有药可医。

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江倩在接受《每日人物》的采访时表示：“按理说病人们的状况应该会好很多。可是，我们做调查，吃印度药的人还有百分之几十。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吃国产仿制药，他们说还是贵。你想，吃印度药一个月花两百多，国产仿制药报销下来一个月也要一两千块钱，实际上还是药价在影响病人的选择。”

现实的结局，远没有电影来得美好。

代价高昂的层层税负

外界对电影的评价很高，称赞叙事反映了事物两面性，被代表的每一类人物都有他的私心和难处。

除了药企。

后来，很多文章都为药企正了名，高昂的研发成本和为了“人类避免疾病困扰”的使命感，让这个可恨之人，也多了可怜之处。

确实，来自10家大型医药公司的数据表明，药物的研发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而药物通过审批后，后续还需平均3.12亿美元来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每一种新的处方药别后的总成本平均近30亿美元。

但这并不是救命药可以拼命涨价的借口。

参与了格列卫研发的Druker教授指出，按照格列卫2001年上市之初的价格，瑞士诺华制药只需要2年便可以收回在格列卫上耗费的研发成本。

而格列卫在中国大陆，一盒24000，几乎是韩国的2倍之多。

为什么在中国售价如此之高？

“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2003年9月7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在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说。

将近15年过去了，目前，中国在进口药物上减少了2项税费，也是税率最少的2项，即“5%的关税”和“15%的医院加价”。

这2项税费是从去年才开始减免的。

2017年7月1日，全国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取消医院15%药物加价。

2018年5月1日，进口抗癌药物实行零关税政策。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药物的增值税都为0。

而上述被取消的15%药物加价，主要针对的是国产药物。进口药顺理成章进入医院内部的自费药房，又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盈利产品。

用慢粒患者、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的话说：“就好像去跑一个马拉松，现在没有关税了，就等于把起跑线向前移了800米，但是后面还有40多公里在等着呢。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也只能站在800米这个位置挥舞一下手臂，说一声，加油啊。”

进口药的特权加持

格列卫之所以受追捧，根本上无非因为它的不可替代性。

一种药被研发出来，便拥有了20年的专利保护期，我们称这种药为“原研药”，在这20年当中，原研药由于受到专利保护，因此享有单独定价权。这个规则几乎全球试用。

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药企覆盖研发成本的机会。正如上文所说，格列卫在被研发出的2年时间里，就已经可以回本了。

而印度之所以被称为世界药房，可以无视知识产权并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正式因为其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2013年中国开始生产格列卫的国产仿药，但副作用明显强于原研药和印度仿制药。格列卫原研药使用β晶型，虽然格列卫的专利到期了，但是这种晶型的专利仍未到期，因此，国产仿制药只能用其他晶型做替代。

由于自身效果的差距，国产药或者国产仿制药在与进口药的竞争中，就已经丧失了一定优势。

另一方面，在中国，过了“20年保护期”的进口药，还有一种特权加持，可以让它们继续在不受任何竞争的情况下，保持高价。

我国大部分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行“一品两规”，即一种药物只能试用于两个厂家生产的产品。往往这两个厂家是一个国产，一个进口。与国内6000多个药厂相比，进口药实在无需担心没人要。

同时，不少国产药由于接受价格指导，面临价格低、无法回本而倒闭的困境。治疗甲亢的基础药他巴唑只要1.8元，可以吃1-2个月，但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利润、医院不愿开药而放弃生产。病人只能寻求贵30多倍的进口他巴唑作为替代。

5月1日，国新办不仅宣布可对进口抗癌药实行0关税，还宣布，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和采购，对未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行医保准入谈判。

2016年以来，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共谈判了39个品种药物，平均降价50%以上，这其中包括17个抗癌药品。

最后，是医保问题。

如今生病成本奇高，没有医保，几乎寸步难行。虽然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已经覆盖到全国95%用户，但覆盖深度仍然尚浅，针对重大疾病尤其是癌症的保证相对薄弱。

据江倩讲述，曾经一群美国医生想发表一篇论文呼吁药品降价，就召集世界各地医生补充各自地区情况，可是欧洲医生却表示，我们医保都可以报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像格列卫，在俄罗斯、泰国、柬埔寨都是可以全额报销的，但我们尚不能保证全国实行部分报销。

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医保资金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捉襟见肘。

在国外，对于纳入医保的药物和以什么价格纳入医保，都有一个严格的评估体系，体系会评估药物疗效和副作用以及在宏观层面对医保造成的支出负担，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但在中国，这个标准至今未被披露。

刘正琛就指出，在我国现在的医保名录里，有许多营养药、辅助药，它们占据了大量的医保资金，救命药却迟迟无法进入。

《每日人物》采访了一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家属小辉，他的父亲因为慢粒去世，全家人因为格列卫的高昂价格和苛刻政策饱受折磨，看完《我不是药神》之后，她在微博上写了一句话——

“died of poverty and policy.死于贫穷，死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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