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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代名伶到文化汉奸,她前半生在犯错,后半生在忏悔!

2016-07-23 历史真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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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兰,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少有些陌生和神秘的名字,是她将《夜来香》、《何日君再来》唱红了大江南北,至今还为人们传唱。追根溯源,这位身着旗袍、唱着中文歌、说着流利中国话的绝色女子竟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她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堪称传奇。

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由于她的祖父山口博酷爱汉学,仰慕中国文化,1906年举家迁到中国东北。1920年2月12日,李香兰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灯塔市。



李香兰父母


1933年,山口淑子被父亲的中国结拜兄弟李际春收为义女,李际春为她取名李香兰。后又作为时任天津市长潘毓桂的义女,以“潘淑华”之名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读书。抱着“若被人知道是日本人会有生命危险”的想法,李香兰从未公开过自己的身世,而一口流利的京腔让所有人都以为她就是个中国人。




李香兰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加上嗓音甜美,受过正式的西洋声乐教育,她年少成名。13岁时,她以“李香兰”为艺名正式出道,在奉天广播电台唱歌,崭露头角。



因为眼睛大而圆,李香兰获得了“金鱼美人”的美誉


17岁,她被满洲电影协会(简称“满映”,以电影为手段,宣传所谓的“东亚共荣”,用以迷惑中国人民)选中,因处女作电影《蜜月快车》而名噪一时,成为“满映”的当家花旦。紧接着演了一系列替日军宣传或粉饰日本侵华战争的电影,这也为她之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19岁到21岁3年间,她拍摄了 电影“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剧情都是年轻貌美的中国女子爱上了推崇侵华的日本青年。其中《支那之夜》是她演艺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她所饰演的中国女子被日本人残忍杀害,在被一个日本船员扇了耳光之后竟然爱上了他,并死心塌地托付终身。




李香兰多扮演亲日的中国女子


为了让“日满亲善”的怀柔政策更具说服力,李香兰被“满映”彻底包装成了一个中国人。他们对她的介绍是:“出身名门,就读于北京的日本学校,故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美女。”



曾有记者问她,既然是中国人,为何还要出演这样的辱国电影。她心怀愧疚,当场道歉:“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在此向大家赔罪,再不干那种事了。”


半个世纪之后,70岁的李香兰在自传中剖白:自己战后曾重看“大陆三部曲”,“眼泪流个不停,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看完三天三夜无法入眠”。



她坦言,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自己拼足了力气唱歌、拍戏,出于无奈也好,无知也罢,内心总是对那些行为感到内疚,饱受煎熬。1944年,因再也承受不了这种重压,她从“满映”辞职,告别影坛。



离开“满映”后,李香兰陆续演唱了《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海燕》等一系列日后经久不衰的金曲,一举成为与周璇等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艺术生涯达到巅峰。



上海滩“七大歌后”中的六位:白虹、姚莉、周璇、李香兰、白光、吴莺音(左起)。龚秋霞不在照片中。


1945年6月,李香兰在上海大光明大戏院举行个人演唱会,获得空前成功,然而这份盛景好似“回光返照”,并未持续多久。




2个月后,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李香兰即被中华民国政府逮捕,理由是“身为中国人,却拍演玷污中国的电影,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推波助澜”,“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


法庭上,李香兰被判处予以枪决,即日执行,时年25岁。命悬一线间,李香兰说震惊在场所有人的一句话——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在查清真相后,中国军事法庭称其无法构成“汉奸罪”和“间谍罪”,对其宽大处理并当庭释放。




尽管不构成犯罪,但不管她是否被胁迫,她所拍摄的电影的确掩盖粉饰了日本侵华的事实,协助日本当局宣扬侵华政策。对于这一宣判结果,旁听的中国民众震怒了。他们纷纷站起来声讨李香兰,要求将她处死。


然而法官的一句话和李香兰的一个举动平息了众人的怒火。



法官说:“让我们以德报怨吧。”而李香兰则流着眼泪唱起了歌,一再鞠躬致歉,希望用歌声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


最终李香兰被判遣返回日本,并永世不得踏入中国的土地。




1946年2月,李香兰挥泪告别上海,当船驶离中国码头,远处适时地飘来《夜来香》的歌声,李香兰忍不住浑身颤抖,她喃喃自语,像是对着自己告别:“别了,李香兰;别了,中国……李香兰已经死了,今后我是山口淑子。”




两年后,李香兰恢复山口淑子的身份,重返日本影坛,接拍了电影《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她首次尝试吻戏,这在当时还思想保守的日本,实属大胆,一时被传为佳话。此片红遍日本,确立了她在日本影坛的地位,片约不断。



电影《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剧照


如果她就止步于此,安心在日本发展,或许也会过着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显然她的抱负远不止于此。


她随后远赴好莱坞学习唱歌表演,练习英语、法语,在纽约出演电影和百老汇歌剧。又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之邀,拍摄《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成为扮演潘金莲的第一人。



电影《金瓶梅》海报


30岁,她遇见了美日混血雕刻家野口勇,野口一见到她便问:“你在战争中过得很苦吧?我在美国和日本的战争中也很痛苦。”也许正是这份心灵的契合与惺惺相惜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晚年她提起这段过往:“看上去一帆风顺,是吧?不,人生极少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由于父亲自中国遣送回国后便失业,没有收入,家人买房欠下的债务、生活费都由她一人承担,后来父亲投资生意,将房产作为抵押,生意失败后又因诈骗险些入狱,李香兰放弃了房子才得以保全父亲。从此父亲杳无音讯,直到一天传来病故的噩耗。


尔后,她和野口勇5年的婚姻也宣告破裂。她用工作疗伤,拼命演戏,却都反响淡淡,她的人生再一次跌入谷底。



彼时,36岁的李香兰邂逅了与之相携一生的伴侣——小他8岁的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大鹰的劝慰与鼓励给李香兰的生命开启了一扇窗,让李香兰心甘情愿地嫁与他。大鹰当时的职位很低,而李香兰已是盛名在外,尽管算得上是下嫁,但“老妻少夫”和巨大的身份差异还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李香兰以退出影坛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而大鹰弘也用了2年时间,取得了家人的同意。1958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山口淑子冠以夫姓,成了大鹰淑子。




之后她跟随丈夫工作调动,先后旅居缅甸、瑞士长达11年,过上了平静的低调的家庭主妇生活。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画上句号的话,她的一生或许还算不上跌宕起伏的传奇。




1969年,49岁的李香兰回到日本,居然担任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记者,前往越南、柬埔寨、中东前线采访,报道动荡局势、难民生存状况,先后对话阿拉法特、曼德拉、卡扎菲、阿塞德等政要名流。


她向政要表达意见,设法化解中东有可能再爆发的危机,获得日本“电视大奖优秀个人奖”。



从名利场的明星到战地记者,她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浴火涅槃,然而不止于此,她的重生之路仍在继续。


1974年,李香兰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劝说下竞选参议院议员。之后的18年间,她连续获选担任国会议员,致力于协助日本与中国重修旧好。因为喜爱动物,她推动了日本第一个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的通过。


1992年从政界引退后,她依然积极致力于解决战时慰安妇等问题,希望促成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当年从军慰安妇道歉赔偿。1993年获政府二等勋章。



她还与藤原作弥共同执笔自传《李香兰——我的前半生:假冒中国人的自白》,勇敢地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提醒日本青少年谨记:“这全都是事实呀!”




1989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电视剧《别了,李香兰》。该剧描写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站在客观的立场,生动地再现了那段日本侵华史,以此告诫人们莫忘战争。




随后,日本著名导演浅利庆太成功改编了音乐剧《李香兰》。一个17岁的日本高中生曾写信给浅利庆太:“《李香兰》不仅告诉我历史上的事件和时代背景,还告诉我战争的事实并给我怎样与邻国——中国一起开拓未来的启示。”


1992年,作为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浅利庆太携《李香兰》访华,在李香兰故事发生过的地方——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公演15场。



演员们抱着“哪怕有人向舞台扔生鸡蛋也要演”的决心,紧张地在舞台上表演,没想到却感染了中国观众,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此剧不仅在中日两国产生强烈的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轰动。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甚至进行旷日持久的探索。




离开中国的几十年里,李香兰心心念念着有一天能够再回到中国,因为对于她来说,日本是父亲,中国是母亲;她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中国是她的故国,所以去中国应该说“回”中国。




1975年,她终于如愿以偿,中国以极其宽广的胸怀向她敞开了怀抱,她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回到了那片她魂牵梦绕的土地。


之后的数年间,她陆续访问了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尽管离开中国数十年,她仍然说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她寻访当年的故居,拜访故人,品尝当地的小吃,化解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2005年,已是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表一篇长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此事在日本引起轰动。



晚年李香兰


2014年9月7日,李香兰驾鹤西去,享年94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称:“李香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




李香兰的一生,都处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的夹缝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双重身份让她陷入两难而备受折磨。她在另一本自传中写道:“我被夹在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我被生生撕裂,苦闷的鲜血四下流淌。”(《此生名为李香兰》)


16岁时,她作为中国人到中南海参加一个纪念“一二·九”死难同胞的默祷会。她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日本人越过北京的城墙,你怎么办?”


小小年纪的她脱口而出:“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这样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会第一个死去。”




纵观她的前半生,她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累。而她的后半生,就是“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拥有智慧、能力与魅力,可以凭借独立思想生活的人,来修正战时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日本军方打造成一个愚蠢玩偶的事实”。




她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自己前半生的命运受人摆布,犯过错,后过悔,身不由己;而后半生,她决定由自己来创造。毋庸置疑,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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