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独创，一直延续到现在，孰优孰劣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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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对这个新生的帝国，君臣之间关于如何治理大秦帝国有一段著名的争论。争论的议题是秦朝到底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向秦始皇建议分封制，所谓建诸侯以为“枝辅”，诸侯那好似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关键时候还得诸侯国上。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力陈郡县制的优越性，认为郡县才是“安定之本”。
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秦国境内施行郡县制，将大秦帝国分为36个郡，由中央派官吏直接管理。“百代都行秦政制”，后世的朝代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郡县制。那什么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呢？
分封制也称封建制，意谓封土建国，以西周为例，天子除了首都附近的土地自己管理外，将其余土地分封给了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又分封给各卿大夫，以此类推。授权以后，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里可以自行征税，自行任免官员，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俨然一个小国王。如果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封建制就像一个商会组织，会长就是周天子，他有自己的公司，会员们也有自己的公司，会长显然是不能干涉会员公司的管理的，会长的权力就是每年收收会费（岁贡），团结会员维权（夷狄入侵的时候），还有协调会员之间的秩序等。假设这是一个手机商会，一开始会长是诺基亚，后来有些会员发展很快，出现了苹果，三星，小米等公司，这时矛盾就出现了，会员就看不起会长了，他们不仅蔑视会长的权威，互相之间还经常竞争厮杀，于是就“礼崩乐坏”了，这个商会组织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郡县制呢，就是类似一个公司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和代理人，这些分设各地的代理人领着老板的薪水替老板办差，然后直接向老板负责，这位老板就是皇帝，办事处和代理人就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和首长。
那郡县制到底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要想说清楚这点，得先明白分封制的最大危害是什么。分封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在古代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和国家大一统的发展需求是矛盾的，地方由于掌握一方的行政、军事和财政大权，一言不合就有可能挑战中央权威，导致国家分崩离析，陷国家于分裂和动乱之中。纵观几千年的历史，分封制对中央权威的威胁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反面教材也不少！
春秋战国就不用多说了，彼时王室衰微，诸侯僭越的事例屡见史籍，诸侯中的强国早已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从郑庄公“射王中肩”，到楚庄王“问鼎中原”，最后秦昭襄王灭周室取九鼎，都说明分封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诸侯作为周天子的臣，为什么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掌握着地方资源，枪杆子和钱袋子很硬很鼓。诸侯挑战天子，而同时诸侯的臣——卿大夫，也同样挑战诸侯的权威，如韩、赵、魏三家分晋，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瓜分宫室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秦朝灭亡后，项羽亦大行分封，将天下分给18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但随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诸侯就开始反抗项羽，汉王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汉中破关中，经过几年的斗争，最终联合其他诸侯王在四面楚歌中将项羽围于垓下，项羽最终自刎于乌江。
西汉建立后，刘邦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一部分地区如关中秦地施行郡县制，关东六国却大肆分封，分封的恶果在他的孙子汉景帝继位后爆发。刘邦的侄子吴王刘濞的封国靠海，富集铜矿，于是自己煮盐采铜，自己铸造货币，富比天子，他甚至从来不到长安朝见皇帝，骄横跋扈至此。公元前１５４年，他联合楚、赵、胶西、胶东、甾川、济南等六个诸侯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史上称为“七国之乱”，虽然最后内乱被镇压，但给西汉造成了不小的创伤，成为“文景之治”的最大污点。
西晋晋武帝即位后，封了二十七个司马同姓王，这些分封的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行任免文武官员，等到晋惠帝继位，就爆发了严重的“八王之乱”。从公元290年 到了公元３０６年的十六年里，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个王室为争夺权力不断倾轧作乱，史称“八王之乱”，至此西晋朝元气大伤，五胡趁虚而入，酿成“五胡乱华”。
唐朝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即藩镇，这些藩镇的长官节度使权力很大，虽无分封之名却行诸侯之实，不仅兼管行政和财政大权，还能带领军队，这为藩镇挑战中央创造了条件。公元７５５年十月，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渔阳鼙鼓动地来”，发动叛乱攻陷长安，虽然叛乱最后被平息，但从此唐朝由盛转衰，萎靡不振，皇帝权威一落千丈，进入约150年的藩镇割据时代。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巩固皇权，保持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将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于全国各地，以“镇固边防，翼卫王室”。不料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反叛，进陷京师，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朱棣就皇帝位，是为永乐帝。这一历经四年的争夺皇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纵观中华帝国史，从先秦时期的诸侯争战，秦末的楚汉相争，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到最后的“靖难之役”，一直在说明一个道理：东周以降，每逢分封地方必会叛乱。之所以出现一逢分封地方就会叛乱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分封制和大一统所需求的中央集权是矛盾的，地方势力的做大，必然会形成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最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走向和中央对抗的对立面。
但在郡县制制度下，地方官员只是皇权在地方的代理人而已，地方长官已经被剥夺了财军政大权，财赋除地方留存用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外，其余都需上缴，而他们更不允许私豢武装，至于人事任免权，地方所有官员的任免权都集中到了朝廷，集中到了皇帝手里，即使是最低一级的县官都是中央任命和考核的，说白了，他的乌纱帽去留的决定权最终来自朝廷，而他的顶头上司只有参劾、保举和协助吏部考核之权。郡县制的设计巧妙，在于重新调整了权力的结构，合理地安排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避免了强枝弱干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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