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匪祸爆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解放铜仁专区之后，继续西进参加成都会战。5兵团16军46师138团和承担接管任务的西进支队六大队，担负驻守任务。在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情势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地方官吏和土匪，逃进深山藏匿，其有生力量并未受到打击；人民政府也曾以安抚政策对待旧官吏和富豪，可他们见人民解放大军西进，铜仁兵少，对人民政府或直接对抗或阳奉阴为，暗地组建土匪组织。这两股残余势力里应外合，致使专区匪患爆发。
1950年2月24日，石阡县匪首吴登仁（即“西吴”）吸纳岑巩、凤冈、余庆、思南、石阡等县匪首到家中开会，在史肇周（贵州省凤冈县人）主持下，策划叛乱，成立“黔东反共救国军”和“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吴登仁任副总指挥，匪众达4000余人。从3月起，土匪暴乱频频发生。
在思南，经过策划，3月5日，秦明善率匪攻打合朋溪区政府，熊和兴、田中华、葛志恒、李增权等4名区干部牺牲；6日，周光荣、陈古桐率匪攻打六区允文乡，副区长、县征粮队队长张群，138团警卫连指导员张银及龚启明、王美彬、王甫元、田建华等6名干部牺牲；20日，程刚（曾任国民党军营长）率200余匪众攻打许家坝区，武装工作团路忠业、夏吉兴、马子龙、夏和生等4名干部牺牲；26日，白朝珍（原四维乡乡长）率300余匪众攻打大坝场区，区长李志勤率12名干部抗击，全部壮烈牺牲；27日，138团某班13名战士行军途中，遭谢登才（塘头保长，浑名老花）组织的数百名土匪袭击，全部阵亡。
4月1日，黄友群（曾任国民党镇远县长）伙同程刚，率数百惯匪并裹胁2000余群众攻打思南县城。4日，138团2个营向遵义转移，途经鹦鹉溪时，土匪切断公路，炸毁桥梁，毁车1辆，1名营长和2名战士牺牲。5月13日，“反共救国军”14团司令蔡世康（贵州省遵义县人）率团长何斗魁，纠集吴登仁、史肇周等匪首，率2000余人占思南县城，推黄友群为“县长”，思南库存食盐、档案被劫空。
在石阡，吴河清（即“东吴”）与熊启厚（贵州省麻江县人，曾任国民党19兵团参谋长）等勾结，公开组建“湘黔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自任113军军长。3月23日，吴河清、吴登仁联合率5000余匪众攻打石阡县城。5月13日，吴登仁纠集毛廷彦、卢中林等10股土匪及叛军2000余众，在走马坪袭击解放军137团加强营，26名指战员牺牲。
在铜仁、玉屏，3月20日，土匪杨保部在牛场坡杀害铜仁县人民政府征粮队员；袭击在木弄检查工作的县长赵信符一行；4月12日，在瓦屋伏击138团的护商队。4月5日至12日，曾凡斌（原国民党玉屏县党部书记长）与郑卓斋等土匪秘密集会，喝鸡血酒，组织“玉屏县反共游击总队”，祸害侗乡。
在松桃、沿河，4月1日，驻沿河解放军46师3中队执行护商任务途经松桃县甘龙口，遭秀山县杨卓之匪部2000余人伏击。5月16日，投诚后又叛变的高竹梅、纠集向良等数千土匪割电线、炸路桥，准备攻打松桃县城。6月23日，向良、张长仲率土匪500余人，在松桃县正大乡雅沙塘伏击贵州军区文工团，文工团23人牺牲。
在江口、印江，3月20日，土匪伍腊生率100余人在铁矿乡辽板岩伏击江口县人民政府征粮队。3月底，印江境内土匪攻打毛寨、缠溪、洋溪区人民政府。4月5日，印江县各区干部奉命向县城转移中遭多路土匪伏击。
此间，思南、石阡、铜仁等县城及铜仁县的坝黄、瓦屋、六龙山、牛郎，江口县的茶寨、闵孝、桃映、坝盘，松桃县的盘信、普觉、长兴，思南县的许家坝、大坝场、合朋溪，印江县的毛寨、缠溪、洋溪，玉屏县的朱家场、万山等19个区人民政府，遭土匪攻打（朱家场区被攻4次），国家仓库中的储备粮被抢走。德江县的长丰，沿河县的沙子，石阡县的白沙、中魁等区、乡人民政府遭土匪围攻和袭击。
西区五县人民政府主动撤离后，土匪占领县城，并成立匪政府。据统计，在土匪叛乱期间，有329名解放军指战员、人民政府干部和税务人员牺牲，另有近100名农民协会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土匪气焰十分嚣张，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暴乱匪首主要是社会流氓、痞子，这些反动残余势力妄想负隅顽抗，苟延残喘。在新旧社会秩序剧烈变动中，一些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军官、留用人员等，以为时机成熟，也摇身为匪。
玉屏县匪首杨国政在接受改编集训期间，率部拖枪出逃，重新为匪，并勾结湖南凤凰张玉林、麻阳聂焕章、芷江蒲老翠等匪首，组建国民党312部队33师，自任副师长兼131团团长，在玉屏、铜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50年1月，原国民党军327师师长彭景仁（湖南籍）随19兵团起义后不久，人民解放军派其赴重庆学习，途经遵义时潜逃为匪，打着反共救国旗号，在铜仁境内招旧部，扩势力。
4月，在江口率部起义投诚、2月5日开赴松桃改编的高竹梅，率其一部带枪逃离县城，聚2000余匪众，在松桃、沿河烧杀抢掠。6月，彭景仁与原国民党328师师长杨通贤（贵州省沿河县人）相互勾结，整编各路土匪，在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活动。
8月5日，四川、湖南、贵州等结合部的土匪，在沿河县中寨、务川县铁窖召开“沿务会议”，组建“湘鄂川黔民众自救军”，推陈铨为代总司令，蔡世康、史肇周为副总司令。下建7路总指挥部。第1路总指挥谭席珍，活动于彭水、涪陵、酆都等县；第2路总指挥黄守瑛，活动于正安、道安、桐梓、南川、綦江等县；第3路总指挥蔡世康，活动于沿河、务川、德江、后坪等县；第4路总指挥杨通贤，活动于铜仁、松桃、印江、江口及湖南省的辰溪、麻阳等县；第5路总指挥杨树臣，活动于酉阳、秀山、黔江等县；第6路总指挥瞿波平，活动于龙山、保靖、永绥等县；第7路总指挥史肇周，活动于玉屏、凤冈、石阡、余庆等县。
同时，组建陆军第14兵团，由蔡世康任兵团司令，杨通贤任67军军长。在此基础上，成立所谓“川黔湘鄂边区革命整理委员会”，彭景仁任主任、熊启厚为副主任，杨通贤、蔡世康、史肇周、吴和清、罗秉坤为委员。辖国民党第89军残部、第49军残部和第60军，武器装备除步枪、短枪、冲锋枪、卡宾枪、轻机枪、重机枪外，还有六O炮，火箭筒、电台等。匪首杨光清与湘西巨匪周燮卿相互勾结，打着“湘鄂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忠义军”旗号，在湘黔边烧杀抢掠，率1000余匪攻打松桃县长兴区政府。印江县匪首陈士瀛组织“反共剿匪指挥部”，抢劫人民政府所储的油、盐、布匹等物资，还打开峨村、龙津两仓库，抢走国家公粮。10月18日，匪首闻希哲、杨再梅在江口县太平搞“合团”，组建“反共游击队”，闻、杨分别任正、副司令。
无论是惯匪，还是投诚反叛的原国民党部队，进行着有准备、有预谋、有组织的祸害和叛乱活动，新生的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刚翻身解放的人民再受欺凌，这样的社会秩序不可能任其发展下去，与土匪祸乱针锋相对，一场有领导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也在进行。
二、剿匪斗争的部署
专区各县解放后，由于人民解放军主力西进，接管地方政权的工作未能及时跟进，土匪祸乱，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在军事上分散清剿，打击土匪有生力量。因此，剿匪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在策略上，一是广泛发动劳苦大众，成立各级农民协会，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觉醒，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形成广泛的牢固的群众基础；二是组建民兵队伍，发动身强力壮的穷苦群众参加民兵组织，通过短期训练，形成剿匪的基本力量；三是教育匪属、亲朋，做匪众工作，使他们脱离匪窝，弃暗投明，分化瓦解土匪力量；四是张贴告示宣布对匪特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既往不究，顽抗到底、必当重裁。同时规定，资匪、窝匪者与匪同罪，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
以铜仁军分区和46师为中坚力量，指挥协调专区剿匪斗争。首先歼灭东区铜仁、江口、玉屏、松桃四县之匪，然后推展西区思南、德江、沿河、印江、石阡五县。剿匪结合反霸、征粮、生产进行，最后相应集中兵力消灭思南、石阡股匪。在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
1950年2月25日，专区第一次对匪作战打响。驻德江县的人民解放军46师138团3营，对盘踞在长丰区洞佛寺的曾广爱匪部实施围剿。洞佛寺坐落于椭圆形天然大消水坑岩壁上，四面悬崖绝壁，坑底宽阔平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数百匪徒，踞此为窝，打家劫舍，作恶多端。德江县解放后，黔东北游击队和县大队先后3次进攻均未能获胜。在许纯孝营长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天攻击，活捉曾广爱，俘获70多名匪徒。作战中，解放军特级孤胆英雄、排长陈大有和副排长李光荣、班长杨文成、战士何旦志壮烈牺牲。
各县在剿匪斗争中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如玉屏县成立由县长任指挥长，县委书记行政委的剿匪指挥部。发动群众在境内公路沿线及城镇筑碉堡19座，以保障交通安全；在县内进行5次户口普查，初步掌握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土匪活动规律；在重要路段组建24支联防队，配发步枪128支，形成一股剿匪的基本力量；点名通缉匪首，明令没收巨匪财产，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对资匪豪绅进行严厉打击，逮捕了用金钱、子弹、水银及其他物资资助匪首杨国政的原县参议长陈延年，捣毁了杨国政的经济补给线；组织进步青壮年参加剿匪队巡查集市，做到户户防匪，人人剿匪，一地剿匪，各地支援，形成一张天罗地网；奖励作战勇敢，捉拿土匪有功人员，调动群众参加剿匪的积极性。
三四月间，铜仁匪情趋重，土匪攻打石阡、思南县城，德江、沿河县城被土匪围攻，西区五县部分区、乡人民政府也被攻击，投诚反叛为匪者增多，形势十分严峻。为保存实力，遵照中共贵州省委决定，铜仁西区五县人民政府，率全体干部暂时转移到东区四县。西区五县主动撤出后，县城悉数被土匪占踞。匪情突变，原“清匪”迅速转变为“剿匪”。剿灭土匪，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开展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又是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人民政权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
3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建立专署、县、区剿匪委员会，组织广泛的剿匪统一战线，对土匪进行有力打击，使社会治安和经济工作逐渐恢复正常。要求务必在年内全部肃清土匪。剿匪斗争被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个战役。
4月3日，地委命令西区五县人民政府率全体干部转移。14日、28日，地委、军分区先后两次专题研究剿匪问题，发出《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总指示》，指出：㈠集中力量开展剿匪斗争；㈡坚决镇压一切持武器聚众暴动的匪众；㈢专、县迅速建立剿匪委员会；㈣落实剿匪统一战线，宽严结合；㈤限令土匪到人民政府登记，重新做人。
4月19日，铜仁专区剿匪委员会成立，地委书记范阳春任主任，军分区司令员齐丁根任副主任，专员王立然、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猛、参谋长刘权、副参谋长萧宗德、侦察科长张德宣、政治部副主任李志达及地专机关财粮、公安等部门负责人季方宸、徐延礼为委员，下设战术组、情报组、财粮组、政策研究组。铜仁、玉屏、江口、松桃四县相继建立剿匪委员会，县委书记任主任，驻军首长任副主任。西区五县干部返县后，也成立相应组织，承担起本地剿匪组织指挥责任。
从兵力来看，专区仅有驻扎的16军46师的137团和138团，1951年1月，奉西南军区命令，46师兼铜仁军分区。其时，铜仁驻军兵员不足2000人，而土匪达数万之众，兵力悬殊，采取常规战法难以取胜，因而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军队突袭，消灭大股土匪；各县大力发动和组织群众清剿散匪，分片包干。
4月16日，138团将占踞思南的2000余土匪驱出县城。5月9日，驻军发出通谍，限土匪3日内到县城登记，否则严惩，同时向驻文家店、大坝场等地的国民党328师残部发起攻击，活捉匪团、营长各1名，缴获轻重机枪16挺，火炮11门，步枪200余支，子弹3000余发，俘匪300余。6月2日，沈廷梅率干部返回思南。20日，铜仁军分区司令员齐丁根率138团2个营进驻思南县城，坐镇指挥西区五县的剿匪斗争。137团进入思南、石阡边境剿匪。7月4日，武大觉率石阡县干部返回县城。
三、石阡合围
石阡合围是贵州省重点剿匪行动之一。1950年6月3日，贵州军区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剿匪集团。其中，东集团由46师138团、47师140团的2个营组成，由省军区参谋长潘焱指挥开赴铜仁专区，重点围剿石阡“两吴”（两股土匪有8000多人）。在继思南大坝场歼匪第89军983团之后，省军区东集团实施石阡合围。
根据西南局第三号剿匪指示及省军区关于石阡剿匪原则，东集团指挥部明确强调：兵力部署上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将部队布置在适当地区，切忌无重点地平分兵力，要采取“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按照先腹心地区，对付最大最凶残的股匪，实施各个击破，在股匪被打散之后，“以分散对分散”，组成小分队逐一歼灭散匪。根据这一策略，第一步围歼“西霸”吴登仁，第二步围歼“东霸”吴河清。
吴登仁系石阡县本庄人，曾任国民党乡长、区长、仓库主任等职，占有万余亩良田，控制着石阡西部的本庄、白沙、甘溪、中魁、国荣等5个乡和岑巩的3个乡的广大地区。石阡解放前夕，他在贵阳受过高级特务训练，被委任为石阡防剿大队司令。石阡解放后，吴登仁与石阡、岑巩、湄潭、余庆、凤冈、思南等县匪首及国民党地方官吏、会道门纠集，组织反动力量，策划攻打县人民政府，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7月17日，东集团138团、140团在友邻部队149团1营、151团2营、136团1营和137团直属队的配合下，在东至石阡县城、西至乌江、南至甘溪、北至思南文家店约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以3个作战区展开。136团1营奔赴文家店，进剿叛匪蔡世康部，歼其大部，击毙罗秉坤，活捉黄友群、周光荣，蔡世康逃遁德江；140团直扑甘溪，进剿叛匪吴汝舟、余开榜部，将其全歼；138团奔袭吴登仁老巢本庄、白沙，一鼓将其击溃，吴登仁率其弟吴寿臣、其子吴洪宪和数十名保镖逃脱，潜逃于白沙地区的深山密林中。途间，探知白沙有解放军，即转向乐桥，企图跳出解放军设下的包围圈。经侦察，解放军部署三道封锁线，并号召百姓协助，上山设卡，逐寨搜查。
同时另组“飞虎队”，由政治处保卫股长张作仁、指导员赵彬率领，全部化装为便衣，跟踪追击，在搞清匪踪后，随即对兵力进行新的调整，用5个连1000多人的兵力，在山口坳、茶溪、岩门、本庄、河闪渡纵横30华里的地域构成两道包围圈，另用2个机动连在圈内进行梳篦式搜索。23日晚，吴洪宪被抓获，供出其父已逃至狮子脑山，“飞虎队”立即跟踪追击，途中抓获吴寿臣，进而继续搜索，侦察排长宋文斌所率侦察员将吴登仁抓获。围歼吴登仁的战斗历经13天胜利结束，共歼匪4300余人。
吴河清系石阡县青阳乡人，靠打家劫舍、巧取豪夺聚集了大量财富，有田土3万余亩，矿厂2座，控制石阡县的石固、青阳、五德、枫香和岑巩县的客楼、平庄以及江口县的官和等地域。曾任国民党区长、团队大队长、团长、旅长，石阡县参议长、国大代表、江口县长等职。精心建立了一套情报组织。从江口逃回家乡后，重集旧部，上下联络，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并制定对抗人民政府的三条策略（暂不公开组织武装对抗；不缴械投降；不解甲归田），企图取得合法地位。当各县匪焰日炽之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征粮政策，同时，勾结股匪，组织叛乱。与起义投诚又叛变的原国民党19兵团参谋长、大特务熊启厚等密谋，成立“川黔反共建国委员会”，整编石阡、岑巩两县周边土匪，自任“113军军长”，匪众达4000余人。
吴登仁被歼后，吴河清惊恐万状，率匪众躲进石阡东南部及岑巩、江口、石阡交界的深山中。追剿“东吴”仍由东集团实施。8月中旬，东集团剿匪指挥部命令140团进驻青阳乡的冷家榜，全力抓捕吴河清，8月16日形成包围态势。范围东起江口闵家场经羊坪至岑巩，南由岑巩至罗家山、紫金关，西从石阡城到九龙山，北起石阡城至江口闵家场，方园百多里。先采用拉网式合击，范围逐步缩小。其间，解放军数次发起攻击，大部土匪或被击毙，或缴械投降。
19日，140团1营得到情报，吴河清率100余心腹已逃往大顶山。追击至此，搜索三天三夜，仍未发现踪迹。24日追至滥泥山，吴河清侥幸逃脱，折回老巢—朝阳坡。此时，俘获吴河清的儿子，顺藤摸瓜，继续追击。31日拂晓，在圈圈田大山的草丛中，1营3连7班班长杨咯咕将饥饿和困乏之极的吴河清活捉。又经半月的分散驻剿，9月16日，彻底消灭了“东吴”残部，共歼匪众3900余人，缴长短枪2100余支，轻重机枪17挺，迫击炮8门。由此，石阡境内土匪被全部剿灭。
石阡合围的胜利，标志着第一阶段大规模剿匪斗争基本结束。俘虏的土匪不少是国民党正规军队官兵，许多是外地人，为了处理好对俘获匪众的善后工作，8月中旬，地委决定设立资遣总站，铜仁、玉屏、江口、松桃设分站，进行登记收容，分期分批资遣或予适当安置。
第一阶段剿匪斗争，虽然将盘踞在思南、石阡的土匪消灭了，然而盘踞在德江、沿河、印江、玉屏等地的土匪仍十分猖狂，其他县的部分土匪逃进梵净山和雪凉地区，妄图重新聚集力量，卷土重来。为彻底消灭土匪，使专专区得到净化，9月中旬到12月底，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剿匪斗争。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会战胜利已成定局，云南全境解放，部分军队肩负回师贵州剿匪任务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由奉命返回铜仁剿匪的野战部队和铜仁、遵义、酉阳、涪陵等4个军分区具体实施。分两期进行，采取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目标是消灭黔东北地区、梵净山地区、梵净山及其周边地区、雪凉地区全部土匪，使这些地区得到净化。
四、“五县合围”
“五县合围”也称第一期会剿（1950年9月中旬至11月15日），即通过务川、道真、正安、沿河、德江五县合围，消灭盘踞的股匪，收复五县。会剿部队为解放军11军31师、32师，12军36师，60军180师和铜仁、遵义、酉阳、涪陵4个军分区，总兵力20个营1.3万余人，由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指挥。
9月22日，第一期会剿拉开序幕。参战部队组成4个集团：31师2个团组成第一集团，由师长赵兰田、政委周维指挥；铜仁、遵义军分区各抽2个团组成第二集团，由遵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程和铜仁军分区参谋长刘权指挥；32师和酉阳军分区组成第三集团，由酉阳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指挥；36师106、107两个团和涪陵军分区组成第四集团，由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汝昭指挥。分三路进击：第二集团由德江、思南一线，由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进驻沿河县城，由东向西出击；第一、四集团从四川綦江、南川、武隆、彭水向南压迫，形成川黔公路以东、乌江以西合围。
经5天战斗，于9月27日前先后收复德江、沿河、务川、道真、正安5座县城。
此期会剿历时45天，经过多次激战和组织派遣“飞虎队”跟踪追击，共歼匪2.8万余人，击毙“湘鄂川黔民众自救军”副司令兼第7路总指挥史肇周，副司令兼第3路总指挥、第14兵团司令蔡世康，第1路总指挥谭席珍、纵队司令张尊德及以下匪首267名；俘获匪首“湘鄂川黔民众自救军”代总司令陈铨、纵队司令魏定国等以下匪首300余名；第5纵队司令李子濂及伍大定、谢云卿、郑太璧、李炳宣、张士奇等团长以下军官300余名，2.2万余名匪众投降自新。缴获长短枪1.8万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子弹8万余发、火炮41门，炮弹300余发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此役中，杨通贤、彭景仁、陈世瀛等逃脱，各率其心腹潜入梵净山腹部，企图同人民解放军“打游击”，顽抗到底。为了彻底剿灭土匪，消除匪患，使铜仁等新区得到彻底净化，第二期会剿—梵净山剿匪随之开始。
五、梵净山剿匪
1950年11月17日至12月15日，开始第二期剿匪斗争，主要消灭梵净山、六龙山、雪凉地区残匪，因主战场在梵净山地区，故称“梵净山剿匪”。
梵净山地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方圆700余里，山高林密，峰峦叠嶂。第一期会剿中的漏网之鱼，如国民党军14兵团副司令杨通贤、327师师长彭景仁、团长吴汝舟，原贵州第六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3团团长高竹梅、贵州保安司令部江口游击副司令闻希哲、思南叛匪白朝珍、印江匪首陈世瀛等，率其残部逃遁到此，与酉阳、秀山匪首杨卓之、简国安、铜仁匪首杨国政等遥相呼应，继续作恶。
本期剿匪的部队总兵力为14个营，组成3个集团。第一集团即解放军3兵团11军31师，进入梵净山西部地区；180师540团、铜仁军分区为第二集团，进入梵净山东南的江口、松桃地区；32师95团和酉阳军分区为第三集团，负责梵净山以北地区之秀山县青溪、松桃县甘龙及印江县木黄一线。另部署解放军驻湘西的139师417团在湘黔边策应。
11月15日，3个集团从不同地点同时向既定目标推进。17日至20日，分别向股匪发起攻击，第一集团一部于17日攻入印江、江口县城，各路土匪均受到重创，部分残部逃至梵净山腹部。此时，梵净山下起大雪。追剿中，指战员同甘共苦，冒严寒，顶风雪，攀越悬崖绝壁，出入险境横生的洞穴，淌过冰冷刺骨的溪流，不间断地攻击前进。经过1个月的会剿、清剿，12月15日胜利结束。歼匪近1.3万名，毙匪首杨通贤、熊克武，活捉匪首闻希哲、吴汝舟、高竹梅、彭景仁等，匪首陈世瀛投降。缴获各种长、短枪支6300余支，轻重机枪30挺，六0炮1门，炮弹26发，子弹3.2万余发，手榴弹600余枚和一大批军用物资。梵净山地区得到净化。
在解放军实施黔东北合剿的同时，铜仁、松桃驻军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兵民结合，围剿流窜在湘黔边的湘西匪首“川鄂湘黔边区游击军”总司令周燮卿部、“黔东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唐思学、叛匪杨国政和“湘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杨保（原名杨再华，铜仁县石竹乡人）部。
杨国政（又名杨四麻子），铜仁县石竹乡人，20岁时为匪，枪法极好，当过土匪杨保的保镖，曾任省溪县黄道乡自卫队队长，省溪保警队分队长、玉屏益民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联防大队长等职。1950年2月，迫于形势，在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郭云升的敦促下投诚，编入已起义的廖云魁团任营长，驻铜仁县谢桥。
3月12日，勾结该团第3营营长唐不韪叛变，拖走八二炮2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14挺及匪众400余人枪，自封“第9路军15军44师副师长兼312团团长和贵州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并封杨植昌为“铜仁县县长兼敖寨乡乡长”，杨保为“保安司令”。还和湘西大土匪聂焕章勾结，自封为“湘黔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铜仁县六龙山。
1950年4月，玉屏县把剿灭杨国政匪部作为工作重心来抓，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建立情报工作网；组建工作队深入矿山、农村进行宣传，安定民心；继续查田、减租退押；进行人口登记；武装农协联防；通过匪属进行政策攻心等。还组建了武工队，配合解放军第2营主动攻击股匪。
6月13日，逮捕了通匪、纵匪、资匪的玉屏县参议长、大豪绅陈延年，截断了杨国政后路。7月中旬，解放军137团开进万山，与第四野战军驻新晃、芷江的部队配合，以5个连的兵力三路围剿杨国政匪部。经1个多月主动攻击，匪首肖宗淮被活捉，蒲德山被迫缴械投降，聂焕章率残部逃至麻阳被全歼，蒲老翠逃到湖南波州走投无路，自焚而亡。
杨国政团大部被歼，率残部奔六龙山，与铜仁匪首杨保部汇合，两部匪众合编为“反共救国军独立一团”，杨国政任团长。杨保在六龙山拖起一支土匪队伍，曾被国民党“招安”，任营长、保警队长。后率数百匪徒盘踞六龙山，残害周边百姓。铜仁解放后，杨保不思悔改，继续作恶，还进攻区、乡人民政府，到处烧杀抢掠。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龟缩于六龙山。杨国政败退六龙山与之汇合后，气焰更是嚣张，扬言“要与共产党血战到底”。
为了彻底清除匪患，9月中旬，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驻湘的417团的2个连、驻铜仁的46师直属警卫队的1个连及便衣侦察队，分别进驻地处六龙山区域的石竹乡、敖寨乡和岩屋坪矿区，组织广大民兵参加进剿。因杨国政、杨保在六龙山经营多年，地形烂熟，又十分狡猾，经常换宿，每住一地，都点香计时，解放军多次侦察，都未寻到其行踪。
12月中旬，中共铜仁地委、铜仁军分区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年底（农历）肃清匪患，把杨国政捉拿归案。于是，发动六龙山周边2000多名民兵，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进行梳篦式搜山，1300多名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信件，到处张贴劝匪投降书，还组织自新人员、匪属“喊山”，劝其亲友缴枪投降，回家务农，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在浩大声势下，杨国政等逃离六龙山腹地。
1951年1月2日，杨国政逃至石竹乡荒田冲，躲进一间茅屋，张世新（铜仁军分区直属警卫连副连长）所率敖寨乡人民政府剿匪“飞虎队”跟踪搜查至此，在张世新破门而入的刹那间，杨国政抄枪射击，张世新在中弹的一瞬间，扣动冲锋枪板机，将杨国政当场击毙。1月5日，杨保见大势已去，服鸦片自杀。至此，铜仁县境内的土匪被完全剿除。其间，共击毙匪首26名，俘匪众1071名，缴获八二炮1门，机枪9挺，冲锋枪4支，步枪及其他武器2800余件，子弹1.9万发，电话机14部，马2匹。
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之下，玉屏县龙相池、岑巩县黄九仪、镇远县邹治权、三穗县粟满庭、天柱县田大进、会同县傅太和、芷江县杨永清、晃县姚大榜等匪首，各率其残部共5000余人逃窜到贵州三穗和湖南新晃交界的雪凉地区，在凉伞汇集，成立“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司令部”，杨永清为总司令，杨德宝、姚大榜为副司令，妄图凭借这里的崇山峻岭负隅顽抗。
为了全歼这股顽匪，贵州、湖南两军区决定由铜仁、镇远和会同3个军分区共同组织“雪凉合围”。1950年12月7日，镇远、会同两个军分区分别从东向西、由北向南出击，铜仁军分区137团3营和玉屏县人民武装承担雪凉地区北面外围防线，并派出一部组成三路分队从北向南出击。11日，铜仁军分区一部在禾梨坳与凉伞土匪接上火，13日，活捉龙相池，14日，活捉黄九仪和土匪总部政治部主任夏文友、二大队大队长夏文龙，俘匪300余名。
合围历时1个月，歼匪5800余名，活捉匪总司令杨永清、“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傅太和、“第二前进指挥所”指挥杨德庄、“第八纵队”司令汪昌仁、“第十二纵队”副司令杨汉章，击毙匪首近百名，姚大榜在追击下溺水而亡。雪凉合围，缴获大批军用、民用物资，缴长短枪1900余支，子弹2.3万余发。
12月18日，玉屏县委、县政府召开“庆祝凉伞剿匪胜利和玉屏联防捉匪首贺功大会”，对捉匪有功的沙水坪、茅坪、镇屏、南宁村农民协会和民兵进行了表彰。经此一役，雪凉地区得到净化。
经过前后一年的剿匪斗争，铜仁专区及其周边地区大小股匪及散匪绝大部分被消灭。1951年1月，各县城乡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清匪运动，思南县大老花、二老花和“西南反共救国军”参谋长王家斌、石阡县吴天锡、德江县谭邦武、江口县张焕成、印江县任筱波、秀山县杨卓之等匪首被抓获，清出匪众1000余名，剿匪斗争取得了全面彻底胜利，铜仁专区完全净化。根除封建统治阶级想剿不会剿、想击不敢击、想抚抚不了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为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