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学术国际化

葛剑雄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大步进入国际学术领域，部分学科已经初步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学术界融为一体。但并非所有的学科或所有领域的研究都必须国际化，或者可能国际化。国际化也不是每一个学科或每一研究领域的第一要务，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实现国际化的途径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例如有的学科是以走出去为主，而另一些学科则应吸引别人走进来，别人没有兴趣，或仅有兴趣却没有能力，因而一时门庭冷落，是很正常的。

就中国历史地理而言，其国际化的途径和要求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但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丰富而延续的历史文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进行长时段历史地理研究的国家之一，在不少方面中国是唯一的。

中国丰富的、延续的、多样的历史文献，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进行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国家，其研究成果为了解世界早期历史地理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或比较对象，因而使这些史料具有世界性意义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用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就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秦代疆域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大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附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产生了周穆王、西王母、昆仑山的传说。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后，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 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 (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大藏经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基本已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的历史文献使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可以包括历史自然地理，从而对地球环境长期的演变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未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基础，为人类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且，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就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的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的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甲骨文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最终死亡人数估计是10万左右。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 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流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如何国际化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即就对中国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最多、水平最高。如前所述，中国的历史文献得天独厚，中国的研究者在语言、文化背景和实地考察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我曾经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西欧的同行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我们能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们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做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当代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谭其骧

我国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环境和历史气候变迁的论著等，以及我们正在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都达到了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这些论著都是以中文发表，除了地图以外，其他还很少为国外所知，也无法进入国际检索系统。例如，近年国外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的气候变迁与朝代兴衰的关系的论文可以进入《科学》《自然》之类一流学术刊物，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已在国内发表过类似的论文。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成果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除非它们正好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意义，否则即使译为外文，也未必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

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标准，我们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还应有普遍的适应性，才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承认。

中国历史地理学固然有其鲜明的特色，并且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会。但如果要贡献于全人类，要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就必须走向世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英语仍然是国际最重要的语言，随着信息科学和互联网的发展，其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发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交流，并且以英语发表重要论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邀请过不少外国学者来访，参加我们主办的学术会议，不少同仁出访外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但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地理年会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国际性的《历史地理学报》（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几乎没有发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大陆学者基本没有用英语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但国际化是双向或多向的，国际学术界同样需要实现它们的“国际化”，而这个“国际化”就应该包括主动了解中国并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内。特别是那些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文献重要性的外国非中文的研究者，他们不学中文，只依靠运用翻译成外文的资料，能准确理解史料的含义吗？能取得一流成果吗？纯粹以中国的地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果在理论上和方法没有新的突破，有必要以外语发表吗？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同样应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完全没有必要片面强调“全方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