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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德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2017-06-12 李工真 新史学1902

李工真

本人于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前往柏林自由大学做访学工作,现将自己观察到的德国史学界发展的新动向做一介绍。

史学研究的新视野:比较史研究

在访学德国期间,我每周定期参加一次柏林自由大学迈内克历史研究所“欧洲比较史柏林论坛”的国际研讨会的活动(共15次)以及一次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的“世界比较史”研讨班的活动(共12次)。这类研讨会或研讨班都被冠以“比较史”的名称,不仅反映出柏林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国际学术交流上的便利,更反映出德国史学界近年来在视野上的新拓展。

柏林自由大学的“欧洲比较史论坛”在2009年冬季学期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现当代史当中的问题。该“论坛”每周请一位德国的或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教授,或是美国的教授前来演讲,演讲信息事先及时地在网络、报纸上公布。演讲采用的语言为德语或英语,前来听演讲的主要是当天从欧洲各国大学飞来的相关专家、各国在柏林诸大学逗留的访问学者、在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不少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市民。参加者往往达数十人之多。演讲和讨论各有90分钟,听众能在演讲完毕之后向主讲人提出各种问题。这种历史学的“国际讨论会”在柏林已成为一种成本很低的“家常便饭”,它的目的就是探讨学术,主持方无须考虑与学术无直接关联的任何事情。

柏林自由大学

每次演讲的主题与内容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具有“比较史”的特点。例如,2009年冬季学期的“欧洲比较史论坛”就开展了对以下这些论题的演讲与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身份认同与音乐——从‘音乐在美国’到‘美国音乐’”,“全球移民——19世纪与20世纪中不同的场所、条件和结构模式”,“新人——20世纪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专政中人格形成的理想与实践”,“跨越民族的刑讯?——美国与德国电视侦探片中的暴力表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苏双方如何用语言回击对方的形象攻击”,“前线来信——德国与苏联士兵的家信比较”,“1934年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两国接近不同动机的比较”,“历史比较中的战后社会”,“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传播者——联邦德国与南斯拉夫实践哲学中的批评理论”,“比较的价值——为理解纳粹主义的法西斯研究”,“比较法西斯研究中的英国特殊方式”,“奥斯曼帝国与西欧——不同时代的不同联系与网络,以‘过境者’为例”,等等。

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世界比较史”讨论班,实际上是一门博士研究生的专题讨论课。这门讨论课并不具有柏林自由大学“欧洲比较史论坛”那么强的国际性,因为做主题发言的人主要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而非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主持“世界比较史”讨论班的德国教授,早在半年前便将讲演任务布置给相关的在读博士生,这些博士生作为每周具体的主讲人,按计划通过网络将要讲演的内容事先发给定期参加者阅读,定期参加者为通过开课广告得知讨论班活动信息后前往历史系报名的参加者,他可以是感兴趣的任何人。每周讨论班开课时,提问者都是有所准备的,这自然使讲演后的讨论气氛热烈。当主题发言人在应付提问时感到困难时,做讨论班主持人的教授会出来救场,并最后做总结性发言。柏林洪堡大学2009年冬季学期的“世界比较史”讨论班,恰恰是以剑桥学派的那套“概念史丛书”,如《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以及《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等,为主要讨论内容的。

剑桥学派“概念史丛书”之一——《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自2000年以来,“比较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成为了一种新潮流,固然西方史学的精细化特点仍在继续,但思考角度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开始采取“比较研究”的形式。仅以本人特别关心的“知识分子研究”为例,2006年出版的邓尼茨·斯迪维茨科夫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时代》,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学者的比较史”为副标题,研究对象涉及法国、德国、波兰、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对这欧洲四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第五章“总结”中,对他们的共性与特性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这种比较分析涉及14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作为样板的知识分子:精英和中心人物;知识分子的轮廓:出身与界限;知识分子的地方异质性;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布尔乔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与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僧侣—‘世俗化’;在失去魔力的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民族;知识分子、比较、传播——想象中的三位一体;知识分子的道德。”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德国史学家从“概念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视野出发,对欧洲大陆上四个最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研究的典型之作。 

知识分子史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从总体上讲,关于德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仍然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坚实基础上。但在这个领域里,德国史学界的研究重心明显出现了从纳粹时代德国犹太知识难民研究向日耳曼科学家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自两德统一以来直到持续到现在,至今势头未减。

首先,关于纳粹时代的大学研究取得了新成果。在大量档案材料得以整理的基础上,一批批相关著作得以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赫尔穆特·海伯对纳粹时代德意志大学的研究巨著《万字旗下的大学》。《万字旗下的大学——第一部:第三帝国的教授》于1991年出版,《万字旗下的大学——第二部第一卷:高校的投降》于1992年出版,《万字旗下的大学——第二部第二卷:高校的投降》于1994年出版,每卷都多达600~800页。这套巨著充分展示了德国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必读之书。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徽

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德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开始朝着对纳粹专政下“威廉皇家协会”的机构研究以及日耳曼科学家研究的方向伸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例如,在“马普学会”(1945年后威廉皇家协会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简称“马普学会”)开放的相关档案的基础上,汉斯-彼得·克勒纳首先于1998年出版了他的专著《从种族卫生学到人类遗传学:威廉皇家协会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与战后》,在此之后,更多的相关论文集和专著相继问世。例如:多丽丝·考夫曼主编的论文集《威廉皇家协会在纳粹时代,对研究的总结和评价》于2000年出版;赫尔穆特·迈尔主编的论文集《纳粹时代的军备研究:技术科学界的组织、动员和转变》于2002年出版。2003年又有三本著作面世,分别是:苏珊·海姆的专著《卡路里、橡胶、事业:威廉皇家协会研究所的植物栽培和农业研究,1933—1945》;卡罗拉·萨克塞主编的论文集《通向奥斯威辛的道路:威廉皇家协会研究所中的生命科学和人体试验》;汉斯-瓦尔特·施穆尔主编的《1933年前后威廉皇家协会研究所中的种族研究》。2004年,沃尔夫冈·席德尔和阿希姆主编的论文集《阿道夫·布特南特与威廉皇家协会:第三帝国中的科学、工业和政治》出版。2007年赫尔穆特·迈尔主编的又一本论文集《科研团体、代表人物与科学变化:威廉皇家协会在纳粹至关重要的军事研究系统中的角色》出版。2008年,汉斯—瓦尔特·施穆尔也出版了他的专著《威廉皇家协会人类学研究所,1927—1945》。

围绕着“威廉皇家协会”展开的日耳曼科学家研究的最新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由苏珊·海姆、卡罗拉·萨克斯和马克·瓦尔克合编的论文集《纳粹主义统治下的威廉皇家协会》,它涵盖了几乎所有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领域和最重要的日耳曼科学家,从而对这一时期日耳曼科学家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为纳粹侵略战争服务的功能,进行了相为翔实的研究。

当代史研究的新领域:转向民主德国史研究

1990年两德统一后不久,对民主德国史的研究便开始成为德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新领域。第一本相关著作就是莱因哈德·安德特与沃尔夫冈·赫尔茨伯格合著的并于1990年出版的《倒台——盘问中的昂内克》。有关战后德国史的著作也一改过去只研究联邦德国史的特点,以至对联邦德国史与民主德国史进行的“并列研究”和“对比研究”成为一种时尚。

德累斯顿轰炸

为了推进这一研究,近年来出版了多种关于同时代的两个德国的百科全书。其中最为普及的一本是米歇尔·贝伦主编,并于2002年出版的《德意志历史百科全书,1945—1990》。有的相关著作甚至将两位作者分别对两个德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的成果集于一册。例如,2009年出版的最新的一部战后德国史著作就是如此,它的封面上居然有两个书名,即《沃尔夫冈·本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1945—1949;米歇尔·舒尔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这充分反映出两德统一后,德意志历史学家对这段民族分裂史研究的新倾向。那些过去关于德意志社会史的著作也纷纷增补民主德国史的内容。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汉斯- 59 23082 59 13772 0 0 6184 0 0:00:03 0:00:02 0:00:01 6186尔里希·威勒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4卷本的名著《德意志社会史》,原先的时间跨度只从1700—1949年,而在2008年的新版中,便增补了第5卷,即《德意志社会史,1949—1990》,该卷在内容上已经完全将联邦共和国与民主德国的社会史放在一起研究。

随着近年来原民主德国国家秘密档案的全面开放,已有大批关于民主德国史的专著问世。就在2009年11月“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日子里,就有好几本关于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施塔希”如何监控老百姓的专著出版。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就叫《隔墙有眼:施塔希》(作者京特·格拉夫)。这类著作无一例外,都是以揭示原民主德国政治内幕与真相为内容的,因而也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性。

由于德国现在有大量拿到了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找不到工作,联邦政府便以研究项目的形式,投入大量资金给各大学,以鼓励这些年轻学者去整理民主德国的国家档案,并从事民主德国史的研究。本人在德国就认识一位年已38岁的老博士,此人拿到博士学位已有10年之久,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又不愿意转行,于是就不停地靠做这种“博士后”工作为生。据他说,他目前已经拿到过3个相关项目,辗转过3所大学,也出版了3本关于民主德国史的专著。在将他的那3本专著向我展示的同时,他满有自信地对我说:“将来的历史学教授就在我们这种人当中挑选。”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选自《史学调查与探索: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论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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