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荐书048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徐前进）
时间能掀开幕布，我的回忆录若传到后世，它会替我说话，人们就明白我为什么沉默。
（《忏悔录•第六章》）
ISBN：978-7-303-22279-7
作者：徐前进
丛书：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68元
徐前进，法国史青年学者，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国史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一七六六年的卢梭”是一个分析诸多可能性的起点。他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时代的人，一个科学、迷信与伦理边界上的孤独者。生前他在变形，从启蒙哲学家到浪漫派，去世后又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卢梭是现代解释学的变形体，他的故事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版本。卢梭的变形源于新旧之变所造就的民族心理困境，制度、风俗与人心是一个打不破的循环，文字悬空，民族知识体系分裂，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生存理性交叠，骑旧制度的人翻身骑上了新制度，现代权力契约难于实践，民族情感共同体和理性共同体错乱，法国人在破碎的时代精神里时时有无力感。什么才是法国旧制度的出路？坚固的民族情感共同体、统一的知识体系，还是独立人格？进退无路时，从破碎感里长出来的理想既给人希望，又让人绝望，能否从卢梭的命运起伏中发现法国现代历史的悲剧性？
徐前进的《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从身体、文本、事件和形象等多个角度重新建构卢梭的思想肖像，让我们以一个新的眼光来认识卢梭和法国启蒙运动。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
这是中国学术界探讨卢梭问题的空前力作，无论会引起怎样的争议，它至少已相当成功地揭示了卢梭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这对于我们领悟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深层奥秘，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无疑是大有助益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教授
目录
人 物
前 言
第一章 卢梭的病——生命意义的卢梭
第二章 1766年卢梭休谟之争——启蒙时代公共舆论的缺陷
第三章 卢梭与文学共和国——启蒙兴衰与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第四章 法国革命时代的卢梭形象——政治意义的卢梭
结论 卢梭变形记
附 录
附录一 《卢梭通信全集》中的身体话语
附录二 卢梭肖像画的演变（图1-13）
参考书目
后 记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带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诱惑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
卢梭肖像，Gaucher雕刻，Vécharigi画，1763年
一个人的命运是对时代风俗的注释，这话听起来高傲，对于卢梭却不过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里有法国风俗动乱的线索。生前，他为病所困，一次次地对抗死亡与绝望，医生无从诊治，在权力的追捕下四处逃亡，情感与理性失衡。启蒙时代有一套身体道德体系，它是无形的，但无处不在，一个人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 并成为其中响当当的人物，首先要经过这套道德体系的审查，卢梭因为与性病相似的身体问题而为之否定；其次要依赖优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难时，卢梭与同侪的矛盾爆发了，报刊舆论以讹传讹，进退维谷，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心境不同于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评判，之后寄希望于后代人，写作风格由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过渡。
卢梭的变形记从此开始。1766-78年，公共视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有人迷恋他的雄辩文辞与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疯癫无常、愤世嫉俗（再生的第欧根尼），有人说他谦和有礼、有天真的孩子气，有人说他高傲世故、善于伪装。1778年去世到革命是卢梭形象最复杂的时期，源于生命体验的身体话语有了殉道的意义，但也是为人奚落的根据。1778年去世后的四年里，他是公共舆论里浮动的幻象，一个在困苦中寻求美德的圣贤，同时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1782-89年《忏悔录》出版后，卢梭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心理进入了公共空间，但他的心理中有坦诚，也有卑琐；1789-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极端，一个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识形态；1794年恐怖时代结束，他又回归历史领域，那时的人厌倦了革命的修辞术，要发现真实的卢梭，却难免偏颇的道德审判。
法国人打碎旧制度之际流行的是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寻找新生、与故往决裂的诉求，但政治动荡无从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人心越乱，变革的愿望越强烈，卢梭的形象越偏离生命意义。生前他是孤独者，戚戚无所依，革命时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领袖，革命后，各类政治意识（民主、自由、平等、专制）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政治现代化的方案，却难于形成有实践力的共识，他的形象所以多变：美德之士、自然之子、无耻的疯子、有理性的疯子，心理病态、神经官能症、或源于尿道炎的智力障碍，狂热的个体主义者、专断的社会主义者，不安分的外国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法兰西传统的背叛者，不一而足。这是原告缺席的审判，卢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无罪辩护，由此成就了单向度解释学的风格。
卢梭墓地，Jean-Michel Moreau画，1778年
法国革命时代，单向度解释学的语法结构是“卢梭认为……”或“卢梭说……”，表面上那是一套夺人耳目的革命话语，实践中却有曲解。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也不能到场申辩。所以，生命意义的卢梭在这套解释学里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一个停不下来的变形者。若突不破革命话语的控制力，一个观点就此而来：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是一回事。二战后，卢梭研究的背景不同于以往，在现代性批判的潮流中，启蒙时代的冷漠与利己主义为人揭露，理性、乐观、进步、求真不再是法国启蒙精神的指代。犹太人和法国人的质疑最激烈，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 Adorno）将启蒙后的世界看作“巨型的监狱”，福柯严厉批评理性与权力的隐秘关系，“启蒙的每个进步也许是迈向黑暗的又一步”。此时，卢梭的意义在于：他为什么批判现代文明？现代性批判将怒气抛向启蒙，但它是否考虑过：与旧观念相比，启蒙如何革新了法国旧制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启蒙风格不同，卢梭在多大意义上能代表启蒙的普遍精神？
在西方现代思想界，世界战争的精神创伤已趋愈合，动荡的心落于沉寂，个体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确定，关于制度与风俗的争论平息，那些曾在新旧变革之际引领风潮的智慧之光在黯淡，卢梭问题回归学术史传统，他的力量在削弱，更多的是一个学术符号。这是不是说他的意义更多是在变革旧制度的时代，最迫切的研究欲求来自动荡时代人与制度的关系，或个体的身份焦虑？卢梭研究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以生命体验塑造了时代精神，又为之塑造，所以一个人谈论卢梭时，他谈论更多的可能是法国的时代精神。
对于卢梭历史形象里的矛盾，启蒙时代的人际纷争和革命时代的观念冲突是外部视野，触不到人的心理。公共交往、作品理念、政治影响等可用于分析多数思想家，不足以确定他的身份。卢梭创造了一个身体话语体系，包括对病痛的夸张解读、渴望反抗却不得门路的愤怒，以及愤怒与现代性批判的隐秘关系。这套话语是感性的风格，来自于他的生存体验。他最初是在巴黎谋生的文学青年，一个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或法国强势文化意识下的日内瓦公民，这是他的公共身份，而在私人空间，他是处境艰难的病人，对天气变化敏感，无力抚养孩子，夫妻不和睦。尘世中无依靠，他就游荡于现代精神与古典美德、上帝垂恩与自我救赎之间，一个与时代精神若即若离的人，模糊的身份使之觉察到风俗的晦暗，于是愤怒地批判，当时的人却斥之为败德者。道德审判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怀疑的目光不断消解着坦白的意图，说什么都没人相信。被迫无奈，他不再对同代人诉说，也不再向上帝悔罪，他要寻求后代人的评判，天堂与地狱的语境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历史意识。卢梭由启蒙哲学家向浪漫派的转变有法国文学共和国的败落之象。
卢梭在美丽田园, Jean-Michel Moreau画，1782年
卢梭的变形又在于他的性情，言行前后不一，观念因时而变，不具备与年龄相符的渐进性。1750年前，他创作戏剧诗歌，文辞优雅、情感真挚，认同科学的价值，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却是科学艺术的批判者。他和特蕾兹育有五个孩子，都被送往育婴院，但他在文字里关怀儿童成长，对待身边的小孩和蔼可亲。青年卢梭渴望文学共和国的名利，1766年后却拒绝公共交往。对于医生，他恨之入骨，却时常研究医学，种植药用植物，并与医生往来不断。同代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后代人的解读聚讼纷纭，自启蒙运动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政治辩论与思想对抗中，他的形象变幻不定，批评与赞扬之间有难以化解的障碍，理智上不能，情感上也不能。卢梭问题最需要澄清时，研究语境混乱，学术政治化，而有足够的研究基础后，党派之争平息，卢梭已远离争端。对于外国人，这是开拓的机会，以旁观的视野追踪卢梭的历史命运和法国革命暴力的起源，从中发现社会动荡与人心惶恐的因果关系，这是历史批判的目标。
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一百年来，法国研究界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
西方卢梭研究素来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
危险的贵族，卢梭用他的天才指路，1789-1791年
卢梭在英国一度受欢迎，读者对之既好奇，又喜爱，还有几分同情，但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后，他们的看法转向负面。这场争论因何而起，与现代早期舆论的缺陷有没有关系？法国革命时代，这场争论为什么被视为英国人贬低法国的阴谋？逃亡路上，境遇艰难，身心问题如何影响了《忏悔录》的写作？1766年对于卢梭是终点，又是起点，之前的经历汇集于此，为他的情感引爆，他的新生开始了。所以，本书定题为“1766年的卢梭”，关乎一个人生前身后的命运，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的风俗画，又是法国现代政治意识走向混乱的序曲。
以一年旧事解释法国的制度、风俗与人心，会不会过于牵强？那是平凡的一年，不像1789或1939年那样已经成为历史的路标。那一年，社会运行如常，新思想与旧制度对抗加剧，但没有震撼人心的变故。欧洲正处在小冰川期，冬季寒冷多雪，交通时常受阻，仰赖车马的邮政系统不能稳定地传递信息，文学共和国的机制时而紊乱；《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的风格仍在君权、教权与现代思想间盘桓，那一年，它发表了一篇宗教界不喜欢的文章《关于精神的准确性》；法兰西学院发起年度诗歌竞赛，皇家外科医学院公布评奖启事，鲁昂科学院公示去年的获奖名单，包括数学奖、解剖学奖、植物学奖、外科医学奖，第戎科学院坚持它的风格，又在该报刊登反科学的文章，但人工排版难免疏忽，6会印成9。
1766年，文学共和国的事业在进展。三年前，伏尔泰借助舆论为卡拉（Jean Calas）平反后，名声大噪，此时到瑞士费尔奈（Ferney）拜访“哲学王”的人络绎不绝，最严苛的评判家也对之礼让三分；里尔丹侯爵根据启蒙理念建设他的领地埃莫农维尔，是欧洲青年旅行的一站；科西嘉的领袖保利（P. Paoli）推行教育改革与共和理念，多少影响了青年拿破仑；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历尽周折，1765年出版《百科全书》（十七卷），最终确立了现代理性的风格，此时，他们忙于收集读者的意见，并准备编辑一部工艺图谱。同是这一年，爱尔维修（Helvétius）夫人在巴黎筹建了“科学共济会”，它是致力于科学事业的“九姐妹共济会”（Les Neuf Soeurs）的前身；亚当•斯密陪同布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游历欧洲，1766年在巴黎停驻，参与重农学派的沙龙，他的法语不好，但获悉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后用之于《国富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上帝为有名的人报仇，1790年10月15日
历史一如往常，在稳定的变化里没有转折、破碎或重生，但这一年对于卢梭的意义不同，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在他看来差异明显。1750年8月，《法国信使报》报道《论科学与艺术》的获奖消息，他得以进入文学共和国，在这个嘈杂的舆论空间里混了十多年后，他力不能支，1766年是生命中最艰苦的一年，争吵、逃亡、病痛，内心深处的压抑感爆发了，不是赤裸裸的报复，而是以精神问题的形式，自我伤害。此后他要逃离文学共和国，写作风格上从启蒙者转向浪漫派，之前注重理性分析，之后强调人的感受。在工业化进程里，古典时代的静穆不见了，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退却，羊毛、亚麻、棉花、煤炭的产量每十几年就成倍增长，人口向工厂聚集，服从于机器的节奏，早期工人未经启蒙就被卷入生产制度，与机器接触的身体（手、脚和嘴唇）有了现代含义，他们的心里有新奇，也有迷茫，有人克服了迷茫，而更多的人在迷茫中老去。制度之恶无处不在，打不破，脱不开，人人向往美，但人人有可能作恶。在这样的时代，卢梭的晚年风格为人推崇。
现代学术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因果关系，但卢梭的后期作品里更多的是模糊的感受，那是一套关于喜怒哀乐的因果关系。18世纪中期，古典主义风格向现代风格过渡，现代人格相互对立，公共交往多冲突，贫病交加之际，卢梭对此体会更深切，他的感性修辞是时代精神动荡的征象。鉴于此，本书不排斥对卢梭的情感化解读，如实归纳18世纪的人认为是准确的、而事实上是冲动的观念。这些缺少认同、充满敌意的精神映像是阅读文本的即时反应，未及有影响就消失了，不值得深入分析，但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历史处境就包含在这些偶然性里。
卢梭思想的意义兼具民族性和普世性，有过旧制度生存经验的人会从其中发现一些相似性，但前提是默认观念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转换。这样的转换简单易行，却可能是现代学术的陷阱，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研究者会混淆观念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忽视一个观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然后以修辞术营造让人身临其境的剧场效应，尽管逻辑严密，却是空中楼阁。
这是关于法国现代早期史的研究，批判得严厉，是因为制度之恶坚固，而制度之恶坚固，是因为它有变形的能力，无处不在，但又抓不到，打不着。鉴于此，我有意突破理想化的叙事方式，直面法国历史的复杂性：旧制度与启蒙精神格格不入吗？启蒙事业能否为文人垄断？承载现代理想的文字一定是真理的使徒，而非谎言的同谋？文字与现实分裂后，它会沉醉于虚幻，这会不会威胁到现代历史意识？现代人对于启蒙形而上学的热爱有哪些弊端？启蒙是革命的起源，还是说触发革命的因素同样触发了启蒙？革命是终结了旧制度还是延续了旧制度，不合时宜的传统被打碎后就会消散？民族知识结构的分裂和情感共同体的破碎与革命暴力的失控有何关系？
我尽力搜集档案，熟悉故往人物的心理世界，但这不意味着我离真实更近。历史档案并非确定无疑的研究基础，一个人借助档案自圆其说，却不能说自己看到了真理。“档案不是为历史学家准备的”，法国批评界的这句话没有说完，若要补充，第一层意思是，真相是存在的，但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已残缺不全，与之相关的颜色、声音、味道也消失了，而这些因素在档案生成时无所不在，并能左右文字的走向；第二层意思是，文字对权力有畏惧感，所以就藏在字典里，它们在那里很安宁，但失去了意义，要有意义就得奔赴公共空间，各种意图会控制它们，生存理性无处不在，权力的注视最有力量，一旦两种意图合流，档案会有表演性，支撑表演风格的是一套选择事实或隐瞒事实的技艺；第三层意思是与文字越近的人进入历史的可能性越大，一些人之所以是现代历史的主角，并非因为他们有力量，只因其涉足写作才进入档案，而档案之外那些支撑或破坏旧制度的人，包括农民、商人、间谍等，相关信息少之又少。如果那些对文字有支配力的人伪装理想，将无知当作博学，甚至造假，历史就会有魔幻的色彩，真的像假的，假的像真的。所以，年鉴学派所谓的“历史是人的问题”（L'histoire, c'est l'homme）不只是如何解读档案的问题，还包括人与文字的矛盾性。道理终归是道理，完善的档案体系是法国问题进入世界学术的前提。对于档案的重视源于现实感与历史感的平衡，档案管理越完善，历史的可追溯性越久远，民族身份会随之坚固，在动乱时，法国人能在独立的民族心理空间里解决问题。
革命时代的法国人首先应对的不是改革制度，而是认识现实。个体心理与现实的差距太大，新制度又无力应对乱局，打碎一切就显得合理。所以，破碎感是革命时代的法国人要解决的问题，表面上旧制度是这种破碎感的根源，实际上不是。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创造的，是人实践的，好人能改良坏制度，坏人能损毁好制度，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一切都流动的空间里，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法国旧制度下并非一切都是坏的，首都和外省的科学院制度致力于奖励才学，1699年巴黎的《皇家科学院新规》（Règlement pour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就有这样的目的，而一些僭越本分的教士、贵族和哲学家视之为名利场，费尽心虑，最终败坏了学术的荣誉，旧制度却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法国革命的美德共和国要打压人性之恶，却走向了美德专制，美德专制表面上是制度之恶，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一群孤独者没有信仰，做了坏事归咎于制度，却将自己的错误赋予正义感，这就是人的问题。法国人将风俗之乱归咎于制度，有违历史理性，百年动乱之后，他们最终与制度和解，不再为难制度，相信有正义感的人高于制度，当制度在流动的现实里失效时，这样的人能弥补制度的不足。现在，法国人的言行中偶尔有旧习性，那是带一点冷漠的优雅，却已是现代国家，革命话语沉淀为生活常识，情感与理智有恰当的平衡，人与制度、风俗的关系在逻辑和实践上不再是难题。这是因为法国人有过迷狂，但他们的历史理性没有消失。这个民族有两类人格，一类是罗伯斯庇尔式的，鲁莽真诚，有颠覆一切的力量，为此不惜性命，另一类是拿破仑式的，他对权力与对民族福祉有一样的雄心，勇敢之外还有一点狡猾世故，但他始终拒绝生存理性，所以不会沦落为冰冷的偶像。一个民族的前途需要鲁莽者，又需要能平复乱局的实干家，两种人格成就了民族精神的高度。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历经北京大学博士课程中期考试、开题报告、预备答辩和正式答辩，正式答辩前，五位专家匿名评审。成稿后，我又作修改，像一个新出徒的石匠，先有构想，再找石头，一锤一凿，叮叮当当，起初形体不匀称，神态拘束，她的手要灵巧，温和的目光里得有一点锐利，等她有了呼吸，身体变得温暖，他知道分离的时刻到了。手稿出版后，它的性情会凝固，坚硬或温暖，严肃或调皮，装模作样或义正词严，总之，它有了思想意义的生命。作者与作品的分离在此刻，之前是一体的，现在不了，作者会批判地审视以前的自己，有时不理解那个人为什么这样写。一部作品在文字世界里存在多久，要靠它的生命力。文字的生命来自语言的逻辑与审美、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以及对于时代精神的复原力。一旦刊行，它会进入一个无限的时空，并有机会成为人类精神史的路标，之前的知识因它而陈旧，之后的知识因它而新奇，但无数伟大的世界公民标识了现代精神，所以写作越来越难。当下的作品有文艺复兴的风格，总结、注疏、解释，没有创造力的东西更容易湮灭，这本书不免如此，因为成见、短视，或缺乏创造力。
第一章和第二章部分内容发表于《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和《史林》（2014年第6期），第三章第六节关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适应性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第三章第九节“萨德问题”的部分内容发表于《读书》（2015年第9期）。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支持我的前辈同仁，硕士课程导师马世力先生和博士课程导师高毅先生历来维护学生思考的独立性，我所任教的东北师大历史系有安静与宽容的格调，符合历史研究的要求。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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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 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 丽 译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 飞 著
“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
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
海 青 著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梁其姿 著
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陈怀宇 著
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
张艺曦 著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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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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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
余新忠 著
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胡 恒 著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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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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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与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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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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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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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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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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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义——近世中国社会变迁的生态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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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知识的回归线——20世纪初教科书里的中国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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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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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的日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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