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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 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 (一)

2014-08-20 张承志 学术与社会

编者案:很少有人能像张承志那样,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一个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又文采飞扬。对于日本以及日本人,也很少有人能像张承志那样,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这篇文章精巧的结构与磅礴的叙事,是他一贯的风格。亚细亚主义,理解了这个概念及其前生往事,也许才能真正理解日本这个对手和邻居。




去年(2007)夏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从青海打来的一个电话。是青海省政协的一个回族青年干部,他通知我,后天在西宁,要举行服部幸雄老人的骨灰安放仪式。届时受到过服部援助的许多蒙藏回汉的各族师生,还有服部夫人和子女都将抵达西宁。知道我是逝者的生前友人,他希望我能够参加。


我沉吟了一会儿。老人白发飘飘、满口乌珠穆沁的音容浮上眼前。


第二天夜里,我飞抵了西宁。


早晨,在西宁凤凰山,罕见的仪式开始了。我目击着一个日本人的遗骨,在喇嘛的紫红袈裟和回族的雪白帽子环绕下缓缓放入墓穴。当穆斯林们捧起双手接着都瓦,藏族喇嘛一齐念起经文的时候,浑身被一股异样的感动席卷。主持人要我讲话,我居然哽咽,说不成句!


记得我只是对着墓穴,像喊叫一样说:

  “——再也不能,一块谈论东乌珠穆沁的事了!”

  …… ……


他在暮年,把东京的两个店里的收入,都送到青海贫瘠农村的学校——这边的语言称之“扶贫”,用他的话却是“教育可是重要哟”。从黄河南,到青海北 ,他像撒传单一样,把自己背来的日元,掷向荒凉的高原。不问对象,不管地区,只要是村“穷”且孩子要“学”,他就把钱送到手上。我坚信,受惠于他的蒙藏回汉,那些闭塞农民并不知他的底细,大约把他想成了亿万富翁。没人相信他在东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究竟每年带来了多少,一共投入了多少,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离开青海前,在向他夫人道别时,我有一丝遗憾。因为有一个问题尚未究明。关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我深知,用友好、和平、赎罪等等观点,并不能解释他的心思。他是个固执的人,崇尚行动的人。赎罪之类说法实在离题太远了,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罪意识。毋宁说他满怀豪情,以青海的行为,接着实践自己年轻时未竟的、“亚细亚解放”的理想。


这亚细亚的理想,究竟是什么?

    

    


归纳“亚细亚主义”的全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它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也是民众的一股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


它在退潮时无影无踪。但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它活在每个日本人的行为中。


我能梳拢一个梗概么?


我只能提出一些例子,让读者分析它们。

    

1



1912年12月23日,在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的、庆祝把首都从莫卧儿王国旧都鄂尔多·德里迁至新德里的典礼上,突然发生了爆炸。总督哈丁受了重伤,典礼一片狼藉。


安置炸弹的,是早期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名领导人R·B·布斯(Rash Behari Bose,1886—1945),激进派的独立运动领袖。


事件后,布斯陷入极大危险,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他终于决定逃亡海外。突破了严密追查,他于1915年经由加尔各答,逃到了刚在日俄战争中大胜的日本。


当时的日本政府根据日英条约正与英国结盟,对印度的革命分子态度严厉。布斯的目标,是从日本购买手枪等军火。但在日本不能得手,艰难之中,他认识了孙文。


大约是在孙中山支持下,他从上海购得武器向印度输送,无奈又被英国当局查觉,不仅军火被没收,机密信件也落入英警之手。英国立即向盟国日本提出逮捕布斯。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暧昧的态度,一段时间里,未对布斯采取行动,只把他置于监视之下。


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孙中山处听说了这位印度独立党的首领。此事引起了记者的热意和关心,于是孙中山等一些中国人安排了印度独立党与日本媒体的会见。席间,廖仲恺把R·B·布斯的英语先译成汉语,王统一再把中国话翻成记者听的日语——若干天后,一篇题为《欧战与印度》的文章,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日本市民对印度独立的关心,顿时应声鹊起。——后来,这个记者(山中峯太郎)改行成了超人气的作家,所作冒险小说《亚细亚的曙光》里,就有一个人物是印度的革命家。这篇小说在《少年俱乐部》上连载,强烈地震撼了整整一代军国少年的心。


虽然在媒体的热烈配合下,布斯(还有另一名印度人H·古普塔)获得了日本国民的义愤和同情,但宪警监视日严,他们渐渐陷于绝境。布斯和古普塔再去求助孙文,因而结识了一代所谓志士:宫崎滔天、大川周明、寺尾亨和头山满。


就这样,印度流亡者一面争取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支持,一面迫不及待开展反英独立的宣传。他们的行动惹怒了英国政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终于,日本政府决定,要求R·B·布斯等人限五日之内离境。


《朝日新闻》最先报道了政府的逐客令,并批评如此措施“疏隔亚细亚国民之同情”、“将及颇大影响于三亿印度人对日心情”。


而对布斯一行而言,离境就意味着被捕。


他们马上去找头山满。


头山满是日本最著名的“志士”、右翼结社玄洋社的精神领袖,在军政各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在布斯之前,他已援助过M·白勒克屯拉——另一个印度的穆斯林革命家。白勒克屯拉原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师,编辑宣传独立反英的报纸,参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组织的“亚细亚义会”。后来在1915年,还曾就任在阿富汗建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首相。


玄洋社成员们认为: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不惜看杀志在独立的印度友人的日本政府,乃是“义勇之国日本”的耻辱。头山满决定抗命,隐藏保护R·B·布斯,并说:我去代他坐牢。

  


话分两头。


此时,新宿糕饼店中村屋的老板相马爱藏和妻子相马黑光,读到了报纸上政府驱逐印度志士的消息。他们大为愤慨,商量想为此事助一臂之力,也就是,在自家匿藏两名印度人。


当日的经过如一场惊险戏。


头山满听说了中村屋可能出力,连忙请中村屋主人来面谈。当夫妻两人抵达头山宅时,头山满大声喊:


“天川屋义兵衛,拜托了!”


——天川屋义兵衛就是四十七士故事中,一名脍炙人口的支援复仇大计的“义商”。刻不容迟,宫崎滔天派人通知两印度人立即赶到邻近的寺尾亨家,然后再从寺尾邸后门潜入头山满宅。


在外面,女人敷衍警察,不远处,有汽车暗中停候。就在警察眼皮之下,环环相扣,演出逃亡。R·B·布斯和古普塔化了装,穿过邻居房间,汽车全速开走,驶向新宿中村屋。


后来更有这样的传说:据云监视大门的三个警察曾恳求头山满交出印度人。他们说,请您救救我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这样,我们三人都得丢饭碗。


头山满却教训警察曰:你们做了好功德。哪怕你们丢了饭碗,要是帮助了印度志士,结果就是帮了三亿印度人!

  


两名印度人就这样进了中村屋。


店里主仆竭尽全力,掩护隐居。据《中村屋的布斯》一书,那时的一般日本人,大都怀着一种“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它并非一种从属政府上命的东西,毋宁有着反政府倾向的一面”。这种懵懂的反骨和倾向,或多或少,与反对白种人的殖民扩张有关。


在中村屋,以后漫长的劳心劳神,难以细表。


一件著名的花絮,是蛰居密室的两个印度人,教会了中村屋店里人做正宗印度咖哩饭。至今,东京新宿中村屋的印度咖喱料理,名气大,味道纯,在日本首屈一指。而且,就连名称都不用转自英语的カレー(karei),而用接近印地语发音的カリー(karii)。


两年后是1918年。H·古普塔已经转去大川周明家中隐匿。而头山满提议中村屋,把女儿嫁给R·B·布斯。父母与女儿商谈,女儿相马俊子表示愿意。这样,印度革命家成了日本人的女婿。


他俩生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俊子不幸去世,布斯不舍旧情,终生不娶。

  


R·B·布斯就这样心在印度身在日本,一生为驱逐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殖民主义和印度的独立,呕心沥血,奋斗不歇。自然,他认定这一遥远曙光的光源,是强大的日本。


他的思路,与军国日本的步伐,时而分道时而合辙。在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与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著名讲演达到一致,即严厉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在1931年以后,他又连续支持日本发动的9·18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R·B·布斯欢喜若狂,以为亚细亚和印度的解放已至眼前。他急切盼望日本出奇兵、一举解放英国盘踞的印度……但是,当军国日本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时,其中并没有列入他的祖国印度。他大失所望,和另一个朝鲜失意者相抱痛哭,饮泣酒馆,吞下昨天保护了他们的日本帝国今天为他们酿下的苦酒。


残酷的翻弄是连续的,R·B·布斯从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中又发现了好消息,1941年他在纳粹党旗下讲演,呼吁与德意的结盟……

  


印度政治家并不都是布斯。


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认识到,日本的行为只意味着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诞生,”他们不仅尖锐批判日本的侵略,还向中国派遣了“印度国民议会派医疗使节团”。其中的柯隶华大夫如印度的白求恩,他在贫瘠的黄土高原投身抗日战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布斯的思想,无疑相当普遍。


珍珠港战事的同月,日军开始马来半岛作战。印度革命者与日军情报官共同讲演,诉说日军将帮助印度独立的话语。在场的群众如同陶醉一般,每听一段,都掀起一阵“爆烈的鼓掌和欢呼”。


当日军攻克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要塞之际,在日军与印度人策动下,英军中的印度兵大批倒戈。英军无条件投降,把部队中的印度兵名簿交给日军。日军情报官藤原、印度独立联盟的普利达姆·辛、刚刚编成的印度国民军将领莫汉·辛,一起发表了热烈的演说。


听众陷入了疯狂。“不休止的拍手,飞上天的帽子,挥舞的手臂”,淹没了新加坡的印度街区——没有人谴责和理睬日军同时对华侨的屠杀。随后,这支新编的二万五千人的印度国民军,便开始与日军协同作战。


再回到中村屋。


女主人黑光(原名良),是一位传奇的知识女性。她一生与众多艺术家或学者交往,她主持的沙龙,曾是东京的油画、演剧、俄罗斯文学的中心。相马黑光和她的丈夫是一对典型的亚细亚主义者。这对夫妻代表了相当多的普通日本人,对军国扩张途中的亚细亚解放舆论,弄假成真,身体力行。


她在自传《默移》中写道:


“当从报上读到印度人被限期离境的消息时,大家都想,谚语云穷鸟入怀猎师不杀,英国趁世界大战之机,给印度志士加以德谍污名迫日本逐客,而日本竟欲引渡他们给正待机捕杀的英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


当时夫妻店的经营正好,每天都出入来购买面包的知识分子。一天,老板爱藏听一个记者说,头山满先生正为隐藏两个印度人发愁,突然想到自家里面的画室,就顺口说:我家的画室,正空着无人!


没想到记者把这句话转告了头山满。那一天,已是对两名印度人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头山满听说了这个消息,连忙请店主人即刻赶来。等到夫妻乘电车到了头山邸,距离期限只剩下四个小时了。前文已述,头山满指挥了一幕逃亡剧,夫妻俩把印度人接到了家。


一进门,黑光就开口英语:

“Welcome, you have been saved(欢迎。你们已经安全了)”


印度人大吃一惊,从此刻开始,见识日本的女流俊秀。


画室在二层,与孩子的房间在一起。中村屋立即大搬家,把孩子移至母亲房间,再召集三十余名店员,对之晓以大义:


“这些人远远跑来,一身托付日本,政府却看杀他们,所以中村屋要保护。记着两条性命,绝对不许泄漏!……大家都感动了。老板接着说:要是不小心让他们落入死地,不光是中村屋的耻辱,日本人也没有脸面!……”


黑光更要求从此要给印度人端茶送水的女仆:“对神佛起誓!”

——大概,这就是浸染了一般民众的、所谓“心情的亚细亚主义”。


外面的世界,正因为两名印度人的消失大肆喧哗。警视厅甚至判断,外国人都爱吃牛肉,搜查了一家家肉铺——完全不知印度教徒不食牛肉。顺便说一句:后来其中一个印度人逃到大川周明家请求庇护,大川为他买来的是亲子碗,鸡肉鸡蛋的盖浇饭。


一个当教授的常客来买面包,自负地说他知道印度人藏在哪儿。爱藏问时,教授自负地说:还用说吗!肯定藏在总理的家里嘛!这样他们松了一口气,知道事情大概不会泄露了。


后来发生了英舰炮击日本船的事件,头山满等人借机造访外务省,强硬地要求撤回驱逐二名印度人的命令。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项民间要求。以后,英国大使馆雇佣私家侦探,穷追不舍。中村屋也四处移居,掩护着布斯。


头山满提议:把中村屋小姐俊子嫁给布斯。但是,以前黑光已经干涉过女儿与画家中村彝的婚谈,此时听了头山满的要求,不能不陷入烦恼。


“确实布斯出自名门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也不像个能一生平稳生活的人。我是在正义的名下照顾他,到了这般地步若是拒绝婚谈,恐无脸面去见世人,对头山先生也难全义理……”


不料女儿俊子的态度却意外地坚决:“让我去吧!我心已定。”


于是,日本与印度之间的一次由婚礼象征的仪式,在多位要人参加下举行了。头山满夫人亲自领着俊子做了头发,换了漂亮的嫁妆。


在政治上追随殖民主义国策的女主人黑光,在生活中却屡次帮助祖国沦为殖民地的朝鲜人。


正是朝鲜爆发暴动高呼独立万岁的时候,晚间有客来访中村屋,提着一个箱子。是店里的年轻女仆、朝鲜人林静子的亲戚。谈话间,黑光瞥见箱子,猜到受歧视的朝鲜人在东京难寻住处,就请这位“林”留宿自家。

十几天里,林早出晚归,一手总提着箱子。黑光热心照顾,还邀他去观剧。几天后警察来了,要黑光去警署谈话。黑光正与警察周旋,刚巧林回来了。黑光虽毫不知情,但直感不能让林见到警察。于是她若无其事,打发林先去画室。警察与林擦肩而过,并未识破这朝鲜人。约十天后林告辞回乡,黑光派静子和一个店员去车站送。后有警察打来电话,询问一个姓林的,黑光才恍然明白:林乃是朝鲜三一事件的要犯。


三人都在车站被捕。爱藏闻知赶去,向警察提出“严重抗议”,带回了静子。林被押解回朝鲜,那只箱子据猜测装的是传单。


也不仅亚洲人。


在日本警方驱逐俄国的盲诗人及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中村屋的女主人又同警察一度交战。她照顾爱罗先珂不仅只在茶米油盐,而是从艺术到语言与这位俄国盲人交流。围绕着她,沙龙来客举办俄语学习会,进行油画速写,几位画家以爱罗先珂为模特画的人像,都评为名作。


但诗人爱罗先珂科依然还是因社会主义者的嫌疑,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执行驱逐令的当夜,二十余名警服便衣受命而来,在中村屋泥足入室,翻箱倒柜,不由分说,把吓得半死的俄国人抓走了。


但黑光和丈夫并不容忍,动员媒体,搜集证据,誓向警察讨回公道。报纸记者大大配合,次日报上,标题都是:


单为俄人之理由,小题大做

对盲诗人爱罗先珂,驱逐命令

警官泥靴直上二层,不听不问抓人

爱氏遭踢遭打,窗门破坏狼藉

  

次日警察看了报,跑来恳请说和,夫妻根本不听。律师忠告勿与警方作对,他们更嗤之以鼻。终于以“违反行政执行法、滥用职权”,把警察告上了法庭。若干剧作家和作家都积极参与抗议,夫妻还拿出警服纽扣、碎了的木拖鞋等物证,一个始终旁观的人力车夫也充当证人——此役大获全胜,迫得淀桥警察署长不得已引咎辞职。


《新宿中村屋·相马黑光》总结了如此行为之后的动机。


中村屋女主人黑光的心里,并没有“主义”。但她自幼怀着一种“根性”,富于同情并敢于承当。这一气质在一个鼓吹亚细亚的时代被点燃了,对她而言,凡身处苦境的人都要援助,至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是日本人或外国人、是男人或女子,并没有关系。


爱罗先珂被逐出日本,到了当时正被日军占领的海参崴,后来转辗到达北京。如同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跑一场接力一般,中国继续给了这位盲诗人以关怀和优遇。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教授世界语。鲁迅等中国著名文化人,都与他结为朋友。鲁迅从日本报纸密切注意着爱罗先珂的消息,并且迅速获得他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他和中国同道出于义愤,组织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由日文翻译,写了约十段题记序跋,此外还有小品《鸭的喜剧》,收入著名的《呐喊》之中。


其中《小鸡的悲剧》中有一段,讲一个总喜欢和鸭子为伍的小鸡的命运,可能最贴近爱罗先珂的心境。


(小鸡问小鸭:)“你有过恋爱么?” (小鸭回答说:)“我没有过恋爱,但曾吃过鲤儿。”


鲁迅题记云:日语里,恋爱、鲤鱼都是koi(こい),这两句是双关语,中文无法可译。点滴之间,爱罗先珂的心情与才华,朋友们对他的相惜之情,今日读着,可闻可触(鲁迅全集卷十,P208)。


这确是一段美谈。如此的人物和他们的相交,培育了不同民族间的一种希望。今天我们不禁叹息:这样的故事,已经很难寻求了。


当然,相马黑光并不能脱出时代的束缚。


在南京陷落时,中村屋店前满是提灯游行的欢呼人群。她也发动店员,为侵华日军缝慰问袋。当印度诗圣泰戈尔访日时,她设宴款待这位她女婿布斯的好友;但听到泰戈尔批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她却表示非常遗憾。她并非日本的右翼,却心醉于头山满的胸怀大度和人格丰满。


她对右翼首领头山满的崇拜,引发了儿子虎雄的逆反。儿子拒绝母亲安排的道路,于是展开了与母亲互相伤害的拉锯。刚硬的黑光命令儿子退学,把儿子赶出家门。儿子则夺走家里的钱,日益倾向左翼活动,并一次再次被捕。虎雄甚至掐住狱警脖子,被关入单人牢房。他对母亲的反抗也表现在私人生活上,他异常暴躁,不惜毁灭母子关系,与中村屋一名叫静江的女工结合。后来他消失于中蒙苏的边界,一生没有原谅自己的母亲。  

  

2



在怀疑之末,看来已经该说,“真诚的亚细亚主义者”是确实存在过的。


如果它的最小例子是在东乌珠穆沁度过了青春、在青海埋骨的服部幸雄,那么它最大的代表,大概就是宫崎滔天。


再举一个例子。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萧三一起,求见日本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一事。

  


宫崎滔天,传奇的日本浪人,通常被划为右翼思想家。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如结金兰,而后毕生支持孙中山一党,鼓吹反清革命。当早期国民党政治家黄兴逝世之际,他亲至湖南,为黄兴送葬。此举在湖南惊动舆论,使青年毛泽东仰慕不已。


毛泽东亲笔致信给宫崎滔天,求能一见,并对此青春旧事念念不忘。1956年滔天之子宫崎龙介访华,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毛泽东主席提及了此事。周恩来郭沫若在场,廖承志做的翻译。宫崎龙介归国后不敢怠慢,清找所藏,屡寻不见,几至断念。不想后来,真的发现了这一墨宝!


毛泽东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此信乃是毛泽东和萧三前去求见、并邀请宫崎滔天前往第一师范讲演的学子投书,事在1917年3月。


田所竹彦《孙文——看破百年之人》和《浪人与革命家》两书,都收入了毛泽东的这一墨迹。据该书,宫崎滔天接受邀请,在讲演中“呼吁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


他的讲演显然充满魅力,着迷的学生致信滔天,说“先生乃东亚伟人,道德高重见识拔群。……仰教于先生不仅日本人之幸,亦为中国人之幸、黄种人之幸。……”至于宫崎滔天是否与毛泽东有过交谈,以及他们彼此的印象,就实在无从得知了。田所竹彦叹道:“哪怕五六年在天安门上的人,已经没有一人留在此世!”(《孙文——看破百年之人》,筑地书馆,P.154)


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对当年“亚细亚主义”的言说,都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对之满怀留恋。

  


宫崎滔天(寅藏、虎藏)出身九州的名士之家,父亲是剑道教师。1877年西乡隆盛举兵反对明治政府时,他的兄长中,主张自由民权的八郎加入其列并死在战场,成了一个不被靖国神社供祀的人物。战后父亲召集子弟,命他们永远不许谋求官途。


宫崎三兄弟中,一个哥哥民藏,热心于土地平均,后日影响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论的形成;另一个弥藏,主张“去中国结识英雄,共同复兴中国,恢复人权,创世界新纪元”。寅藏滔天,则继承了家族的反骨血气,自青年时追求亚洲解放的大业。


他结交朝鲜亲日派政客金玉均,受金的“亚细亚问题决于支那兴亡”的观点影响,几度进入中国。一面痛感中国也有和日本浪人相通的“健气”人物,一面摸索参与革命的方式。经人介绍,与孙中山结为密友。


宫崎滔天在回想录《三十三年之梦》里,追忆了他与孙中山的初遇。


滔天抵达孙文客寓,女仆说客人尚未起床,滔天便在庭院立等。不久,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请他进屋,这便是孙文本人。


与他对坐的孙文并不漱口,“满不在乎有轻躁之感”。滔天稍稍心中吃惊。接着交换名片,互作致意。滔天见到了久闻的孙文不免高兴,但他在第一瞬间对孙文的印象是深刻的:“举动中欠缺其重”。他多少有些哑然。洗脸后,孙中山换上西服,一副绅士模样——但依然并无滔天想象的、某一种豪杰之风。


话题一旦转入中国革命的韬略目的,滔天说,初似处女的孙文,开口则有脱兔之势。进而渐如虎吼深山,而且语言简洁,句句切中要点。滔天于是释疑,他断言,孙文其人已在天真境地,思想之高,情念之切,能与之比拟的日本人没有一个!“实在是东洋珍宝,从那一天我便为他倾倒。”


两人笔谈时使用的部分纸片,一直为宫崎家珍藏。以后在孙中山约十年的亡命日本生涯里,两人相知相助,周游日本,滔天为孙文介绍了犬养毅等日本大人物,孙文则在滔天的帮助下,结盟建党,游说资金。宫崎家每每成了孙文的活动据点。滔天不仅与孙文,也与众多国民党元老结为至交,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蔡锷、章士钊,数不胜数。滔天与黄兴初逢的一次,其时与众位中国革命家同席。两人对坐着吐露胸襟,不饮不吃对谈两小时,终于话语沟通,才双双举杯。


当时孙中山是清朝通缉的要犯,滔天把他介绍给日本政界时,一些人避嫌不见。滔天说:官员总是官员样,我乃是我,丝毫没有胆怯。黄花岗起义中黄兴右手被炸掉两指,送给滔天的墨迹上,题款都是“黄兴左手”。黄兴甚至出资帮助滔天盖起家宅,并为题匾“弢园”。后来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所率的华兴会合并为中国同盟会时,由滔天的同志、黑龙会首内田良平提供住宅,作了仪式会场。黄兴于1916年病逝上海,滔天不仅守候病榻,而且亲身送棺湖南。前文已述——此举震动了中国人,也震动了还是学生的毛泽东。


辛亥革命功成,孙文衣锦还乡。滔天在香港迎接孙文,在南京参加了孙文就任大总统的盛典。1922年宫崎滔天逝世时,孙中山在上海主持盛大的追悼仪式,国民党要人全体联名,为这位日本浪人致哀。

  ——他不仅一厢热衷中国。


既是亚细亚主义,滔天对亚洲诸弱小民族的“志士”,一概同情。早在美西战争之前,他就与孙文密谋,通过犬养毅,援助菲律宾人蓬塞(M.Ponce)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中主要的动作,是把军火武器运到起义者的手中。虽然由于武器船沉没,大事败于绸缪,但滔天设想的、从菲律宾到中国、造成天下蜂起局面的思维,却令人慨叹。


他在1907年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既同情自由民主博爱的法兰西,也同情王政复古的日本维新。进步的革命我都赞成。……革命的到达点是四海兄弟,它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自然自由的境地。”


滔天论及志士浪人,依据“恒产”和“恒心”,把人做分类如下:

  

  “两样占全者为顺民。两样皆无者是无赖。有恒产无恒心者不过花花公子,无恒产唯有恒心者为士。所谓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济世救民。空怀此志而不得机会,郁闷于困穷者即为浪人。”

  


他接着抒发胸臆:

  

  “浪人终生不可失其志。意志薄弱、无能且愤世者,无浪人之资格。贫穷于人皆是苦痛,惯于浪人生涯则不觉其苦。与此相比,那些一时充数的浪人对贫困神经过敏,折节于一月工资,攀缠于一席虚职,宛如软骨动物。……

  世上尚有称作文士的艺人,大都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且更无殉于主义思想的觉悟。仅为苟活而写。或曾意在执笔,其实不过是笔下的囚徒!”

(转引自田所竹彦:《浪人与革命家》,里文出版, P.57-8)

  


对各有心事的朋友,没有不散的宴席。


宫崎滔天逝后两年,孙中山北上途经神户,渴望与包括邮政大臣犬养毅在内的旧交晤面,争取以外交辞令,一举废除国人不能容忍的二十一条。犬养毅不能抽身,只有头山满抵达神户与孙中山会谈。


头山满不仅熟知孙文的脚印,更看透了孙中山的心思。大概由于他听惯了孙文以满洲(中国东北,下同)主权求购日本的支援吧,他迎着孙文的话头,强调了日本对满洲的主权要求。


头山满说:往昔满蒙地方受到俄国侵略之时,我日本付出莫大牺牲,为保全贵国而制止之。如今若轻易即行交还,恐我国民,多数不能应承。


孙文见状当即转移了话题。


头山满的强硬表态,使孙中山最后割断了机会主义的幻想。他知道,已经到了结束甜蜜的周旋、结束亚细亚的空谈、结束危险的政治交易的时刻。三天后,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论述亚细亚主义。


在罗列了东方的“王道文明”与西方的“霸道文明”之后,孙中山向日本国民提出了著名的呼吁:

  

  究竟做西方霸道的番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时间,已然到了他大权在手之后,而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以前。头山满似乎无动于衷。当时各种媒体包括神户的报纸,都没有刊载讲演内容。


留下了宫崎滔天,继续成为一个谜。很难猜测滔天若是活到1924年,对老友的呼吁会怎样回答。宫崎滔天对这番话语是否听得进、生性坦荡的他会怎样付诸行动,是最饶有兴味的问题,可惜只能任人乱猜了!


也许宫崎滔天具备一线可能、跳出日本人的局限?


但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跳越局限,就意味着先完成对浸透自己头脑的,明治以来皇国崛起、日本优越思想的决裂。这一决裂会极为痛苦,因为那将等于绝对的孤立。  

  

3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形形色色。他们的起源、主张和实践,因人而异。


一类是启蒙的思想家。大川周明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例子。

  

  ——还是用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开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第一天,有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镜头:坐在后排的唯一的知识分子甲级战犯大川周明,突然站起,挥掌打了前排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同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满场一片哗然,大川周明被押下。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德语——“印度人,到这儿来!”“你滚出去!”


他被带去作精神鉴定,结果诊断为梅毒引起的脑障碍。于是起诉被撤除,大川周明住进了医院。


无人料到,他一进医院就埋头其中的——是伊斯兰研究。


两年半的时光,在医院里他完成了毕生之作:《古兰经》全译。此作虽然不是译自阿拉伯文而是以英译为底本,但据云参考了十种语言的译本,1949年译完,由岩波书店出版。他本人述怀说,三十五年宿志,一朝得以完遂。晚年他更潜心于穆罕默德传的执笔,但书未出人已死。在此之前,他还著有一册《回教概论》,被竹内好赞为“日本伊斯兰研究的最高水准”。

  

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印度哲学,日本著名的右翼思想家。据中亚学者前嶋信次说:他在东大上学时,总去大学图书馆读英文《古兰经》,一时被人编成歌,戏唱“图书馆,高鼻男子读古兰”。他早年迷醉于印度哲学,把印度视作神圣之国。后来因读了一本《新印度》,书中描述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使他一夜改寻新路,转向亚洲和殖民地问题。为学习法语他常去教堂,一度曾为天主教吸引。竹内好说,大川周明是个拒绝宗教情绪的人,却对所谓普遍宗教怀着憧憬,也许就因此,晚期的他把自己结合于伊斯兰。


后日他组织右翼结社,并参与策划5·15政变,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沉湎于历史,写下四十册读书笔记,编成了三大册《近世欧罗巴殖民史》。


大概因为欣赏自己独特的经历,他的自传《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


他的印度学和印度观,形成于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前文已述,当避难日本的印度志士古普塔逃到他家,大川周明不仅敢于庇藏逃犯,而且与印度人抵足共眠,日夜深谈,长达三月,后来写成了《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这篇文献,逸脱了冬烘学院的萎琐旁观,文字之间寓有行动。


如此对印度的支援,在印度换回的好感不言而喻。战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日本,举行招待会时特别邀请这位原甲级战犯。虽然大川周明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拥有的“印度独立恩人”的地位,已牢固不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周明在NHK的广播中,举行了连续十二次的《美英东亚侵略史》讲座。基于现场速记,次年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首位畅销书。


这是为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实证提供根据的一本书。因为他在东京审判中的病态,人免予起诉,书也避开了法庭的追究。


对中国问题大川的发言不多,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和西亚。他是最早向日本介绍土耳其的凯末尔、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伊朗的巴列维、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的人,也是最早留意中国穆斯林古典中“回儒不二”思想的人。他从这一思想出发,思考着东方精神的一致点,企图用东方共通的“天道之理、万物一体”的观念,尖锐对抗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进而居高眺望未来。


正因为大川周明的关注点超出了一般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视野,所以导致了他的思想在两个方面,至今引人重视:


首先,亚细亚所以成为问题,并引出了亚细亚的“主义”,正是由于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殖民和掠夺。


西方霸道的炮弹和商品,首先瞄准的别非他处,乃是印度。大川周明的出世并不偶然,由于具备印度学识的根基更能放眼印度的现实,在感悟印度的苦难中追究西欧殖民主义的源头,继而在与印度革命的密切结盟感觉中丰满自己的印度观点——不仅他本人,包括日本标榜的“抵抗欧美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吵嚷,即所谓亚细亚主义,都有了某种可信和真实。


其次,欧美西方的白种优越和他人歧视,是从漫长的,从近东至西亚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角力之中发展膨胀,并在其中孕育的学识中形成的。由于大川周明长久地观察、且在晚期集中精力向伊斯兰思想谋求出路,他的亚细亚观点,更进一步囊括了比印度更关键的世界——近东、中东、土耳其。那里是整个东方的边界,是遏制、抗击,甚至东风压倒西风、战胜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战场。这一遏制和战胜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文化。这一文化称为伊斯兰。大川周明在镣铐加身之时、在懵懂摸索之中似有所悟,于是倾心于这一文化的两大支柱:古兰与圣训。


具备伊斯兰学识基础的人会明白:这一方向,已经不再是竹内好激赏为“过去甚至以后都无人能超过”的《回教概论》的秀才学技了,恰恰是概论天下时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对伊斯兰的帝国主义猜想——而他的晚年,却瞄准了E·萨依德揭露的“东方主义”的靶心。


诚然,临盆于日本帝国的胎盘,又赌命于一种完美的理论,说到底是前定的徒劳。但人们也应如竹内好所说,不必因人废言,谈及大川周明便生“不洁之感”。我们该有勇气说:大川周明的摸索,不仅对和平降临后的日本,甚至对仰望富强的中国,都是一份难得的馈赠。

  


鲁迅研究专家、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正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内好,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热烈鼓吹者。


竹内好一再撰文演讲,称道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指出他的种种局限,更指出他受限于时代的不得已。他提醒人们注意大川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或满铁主持一面时,曾采用了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而且得到大川庇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相当数目。


但是,竹内好对大川周明的伊斯兰观点的分析,却表现了一种对西方话语的固执。


这位曾就职于回教圈研究所,在“皇军”占据的北京做过清真寺调查的鲁迅知音,在《大川周明的亚细亚研究》的结尾,毫不顾忌前辈如大久保幸次反复强调的——伊斯兰是爱的宗教、伊斯兰从不用强力迫人改宗、“一手握剑一手持经”的说法乃是无端诬蔑——仍然一边引用着大久保幸次深有学理意味的告诫,一边坚持这一说法乃是伊斯兰的精髓,把向摸索思想出路的大川周明,朝着对伊斯兰负面的方向阐释。


在这核心的一句之上,由于缺乏对伊斯兰学识的痛切体验,竹内好制造了他思想的悖论。他率先热烈肯定的、一位堕入歧途的右翼思想家可能有过的纯真和深沉,在转了一圈之后又遭到了他的否定。


他对大川周明伊斯兰观点的最深沉处的缺乏感觉,恰似这位鲁迅权威在整本的鲁迅阐释之中的某些粗暴——“鲁迅的小说太差。虽然在近代文学传统浅薄的中国一般小说都差,但即便如此鲁迅的小说也差”,“《肥皂》是愚作、《药》是失败作、《伤逝》我以为是恶作”一样,或暴露了一种个性的武断,或显示了一种方法的弊病。(《大川周明のアジア研究》,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2、P·364-365,2006年,《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

  


逃脱了监狱、躲进了医院的大川周明,已经丧失了提议日本参照伊斯兰的余地。如他以行为和思想表明的一样,伊斯兰对晚年的大川周明,早已不是一项政治途径,而只是一种思考倾向。反之,倒是左翼阵营的竹内好,居然固执于西方坚持千年的“一手握剑一手持经”意识形态思路。评论鲁迅尚可听由个人的感性;而对大川周明——实际上是面对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宗教体系——若欲解说,需要跳出西方赋予的学知桎梏,需要潜入研究对象奥深的火候。


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今天喜欢亚细亚主义言说的人,比起宫崎滔天和大川周明,更呈示着一种暧昧。有一种习癖,姑且称之为“二次东方主义”吧,尤其在日本学人中传染,久治不愈。若检讨原因,只能说他们欠缺一种素质;一种与被关注的对象结合,以心比心,甚至献身的素质。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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