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 | 李零：读《西洋世界军事史》 （二）

（接上文）

四、西方的“敌人”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欧洲和“亚洲”的对立，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古典对立，太天经地义，太理所当然。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既含种族、宗教的偏见，也含历史、文化的偏见。你不懂这种偏见，就读不懂西洋史。

我们要知道，“西方”是相对于“东方”，“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这两个概念，都是边缘不清的混沌，各个历史时期，概念不一样。

古典时代，“西方”是希腊、罗马，“东方”是波斯和中近东（或西亚、北非），“西方”并不等于今天的欧洲。

中世纪，“蛮族入侵”，把罗马以北的地区加进来，“西方”才等于今天的欧洲。

近现代，“西方”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加进了美国，加进了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方”也加进了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亚等概念（“东亚”也叫“远东”）。世界依然被两分：“西方”是欧亚大陆的西部，即今欧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欧洲以外的发达地区；“东方”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今亚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亚洲以外的落后地区。

现在，“西方”是代表“光明”，在概念上几乎等于“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当然全都属于“不自由”、“不民主”。绝大多数国家，还一直笼罩在“东方”的阴影之下。“东方”的概念是“非西方”，但“影子”的来源却是“光”。

在富勒的书中，我们到处都可看到这种对立。

欧洲人当然知道，西亚、北非的文明相当古老，其他“东方”，如中国和印度，也一点儿不比他们嫩。这点，他们承认。但他们说你“早”，并不等于说你“好”，“早”是“早熟”的“早”。在他们看来，“东方”只是长不大的小孩儿，有什么可自豪？

富勒推崇“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从哪来？有趣的是，他说，“帝国主义本是一个东方的观念”（卷一：82页），亚历山大的爸爸还没这个念头，有之是自亚历山大始。原来，他的“四海为家”的伟大理想，竟然是从希腊的老敌人那里偷来。

马其顿帝国是接收波斯帝国。

波斯是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是个大地域国家，领土极广，包括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亚历山大东征，主要就是征服这些地区。

罗马帝国，敌人很多，但灭它的不是别人，恰好是欧洲人。“蛮族入侵”的“蛮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罗马帝国以北现在很多国家的祖先。“蛮族入侵”是反客为主，他们接收了罗马，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西方的“敌人”，而是西方的“主人”。

中世纪，西方的大敌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伊斯兰世界，来自阿拉伯半岛，它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因此顺利成章，代替了波斯的想象。

第二是蒙古人，来自欧亚草原，也代替了匈奴的想象。

近现代，作为传统“东方”的化身，西方一直是把俄罗斯（特别是苏联）视为最大的邪恶。他们有三个理由：

（1）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皈依东正教，与天主教西欧形成对立，分裂了东西欧。

（2）13世纪，俄罗斯曾被蒙古统治，是个具有亚洲性格的野蛮国家。它接收的辽阔疆土，很多正是蒙古占领的地区。其国多暴君，百姓也粗鲁无知。

（3）1917年后，俄国是“共产暴政”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它还控制了整个东欧。

富勒仇俄，总是喜欢渲染俄国的东方色彩。他说：

两百年来，俄罗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罗斯人的阴谋……

这些人所认清的，是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卷三：551－552页）

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不过是穿着西方甲胄的蒙古骑士（卷二：149页）或“北方的土耳其人”（卷二：149页引莱布尼茨语，又卷三：552页）。总之，俄国是“一切自由国家的公敌”（卷二：125页）。

当然，富勒最想说的是，苏联才是西方的大敌。

这个想法，在西方人的头脑里已经生根发芽，从1917年到现在，始终挥之不去。苏联易帜，不变；苏联解体，也不变——只要不缴枪（关键是弃核），就不会变。

中）

五、摘录（第一卷）

（1）我们还生活在战国时代。

“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原序）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态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原序）

（2）亚历山大的“和谐世界”。

“他认为既然太阳神阿蒙是普照全人类的，对于善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联想到所谓Homonoia的观念，那就是和谐团结，万众一心的意思……他放弃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界线，他勇敢地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89页）

“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对待希腊人应如朋友，对待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却更好，他宁肯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的区别……他认为善人才是希腊人，而恶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从此，‘Homonoia’的观念，已经不再限于希腊人与希腊人的关系，而是要把希腊人与野蛮人联合为一体。”（89页引塔恩语）

“色诺芬曾经用居鲁士为例证，把一个世界统治者的图景说给亚历山大。……通过亚历山大，西方世界才从东方接受了神权帝国和君主崇拜的观念。这第一个观念在罗马帝国中和它的继承者基督教帝国中，就更发扬光大了起来；而第二个观念则演变成为王权神授的观念。”（89－90页）

案：西方有三次东征，一次是亚历山大东征，一次是十字军东征，一次是地理大发现后的东征。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就是以第一次东征暗示美国打伊拉克和伊朗。亚历山大在西方有象征意义。象征什么？世界主义。古代的帝国主义是世界主义，现代的帝国主义也是世界主义。凡一国为他国立普遍原则的都是世界主义。秦始皇的席卷天下、车书一统是世界主义，美国的全球化也是世界主义。“和谐世界”的想法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有。凡是聪明的征服者，都讲怀柔远人。马其顿帝国是欧洲的第一帝国，当然为西人盛道，但它是靠接收波斯才成就其大。波斯是希腊的宿敌，远比希腊强大。亚历山大征波斯，犹“小邦周之克大邑商”，不容易。富勒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志在天下的世界观念，很对。亚历山大装神弄鬼，以埃及法老自居，与波斯通婚，举行万人大婚礼，倡种族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融合，都是为了这种理想。这里有趣的是，富勒承认，亚历山大的想法是来自东方。波斯是埃及、亚述、巴比伦的伟大继承者，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明程度极高。要论当“帝国主义”的资格，这些前辈，哪个不是他的老师？历史上，小国胜大国，征服者是学生，被征服者是老师，例子很多。亚历山大是波斯的学生。

（3）穆罕默德二世是聪明的。

“穆罕默德是聪明的，他对于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他指派金纳迪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是很毒辣的，他支持希腊正教，遂使欧洲的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457页）

案：这里的“穆罕默德”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并没消灭东正教，而是采取怀柔政策，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富勒用了三个词：“聪明”、“容忍”、“毒辣”，最后是落实于“毒辣”。他用“毒辣”这个词，是出于基督教立场。西方的保守主义，宗教立场总是第一位。富勒是基督教本位，对东正教的俄国，对伊斯兰教的奥斯曼都怀有敌意。他用“毒辣”这个词，是痛心欧洲宗教的分裂。其实，这个策略和亚历山大并无不同，厚此薄彼，全是因为立场不同。

（4）格拉纳达的陷落。

“自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以来，在西方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两者更不是偶合的，当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民族，达到成长的阶段时，就往往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因此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剧本——新世界的发现——关键就必须要从隐藏在格拉纳达征服后面的思想中去寻找。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开始，这也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运动。”（476页）

案：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对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同一年。西方的殖民战争就是由此揭开序幕。“地理大发现”缘何而起？富勒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切断了欧亚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开辟新航路；二是相信可以绕道东方，与印度的大可汗接洽，劝他从背后攻击伊斯兰教徒。这是西方对东方的大反攻。接着，1493年，“教皇子午线”的划分，使葡、西两国分享了发现的利益。这是西方第一次瓜分世界，意义也非同寻常。从此，西方才跨进了列强瓜分世界的门槛。这个过程充满血腥，但富勒却轻描淡写。他说，“他们虽然非常残酷，但当他们征服了该地之后也带来了文明。马匹、火药、钢铁、小麦、葡萄和橄榄都是他们带去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也使旧世界发生了改变”（481页）。帝国主义的“文化馈赠”，光是这些吗？不止。他们的海外扩张，还包括各种“卸包袱”和转移灾祸，转移工业，转移污染，转移贫穷、动乱和战祸。转移完了还可以骂他们，骂他们跟自己怎么不一样。

六、摘录（第二卷）

（1）现代的帝国主义是海洋化的帝国主义。

“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遂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的形式。”（1页）

（2）欧陆曾是英国的防御外围。

“在1558年加来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来保护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7页）

案：英国的脸一直是朝向欧洲的西海岸，朝向荷、比、法、西、葡五国，特别是离它最近的法国。两次大战，英国的陆战都是在法国打。二次大战，第二战场的开辟，也是选择了诺曼底登陆，这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对英国人来说，大西洋比地中海更重要，法国比地中海国家更重要。

（3）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

“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

……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31页）

（4）英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家。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开始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一个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其侪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90页引詹姆斯语）

“牺牲已经烧过，神签的表示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不久英格兰在这个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即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的250年之内，把它的帝国之网撒遍了七海。”（90页）

（5）特拉法尔加会战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会战都是一次值得记忆的会战，它对于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把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完全击碎了。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从此告一结束。它使英国成为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所谓的‘不列颠的和平’（Pax Britannica）变得具有可能性。比较直接的重要后果是，它告诉了19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组织’（Continental System），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求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是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绞杀。若无特拉法尔加之战，则不可能会有半岛战争，若无半岛战争，则又不可能会有滑铁卢会战了。”（325页）

案：此卷的后三分之一是写拿破仑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会战是特拉法尔加会战和滑铁卢会战。特拉法尔加会战是1805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尔加海面上（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与法国打的一场海战，英国胜，法国败。半岛战争是1808－1813年英国趁法国深陷于俄国，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打的一场陆战，英国胜，法国败。

（6）滑铁卢会战

“莱比锡之战所代表的为欧洲民族主义对于法兰西军国主义和大一统主义的胜利，而滑铁卢之战所代表的却是英国体系的胜利——这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名词。它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和大部分的世界。对于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一块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却是最后的一块墙顶石。前者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它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两代以上的时间中，英国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446页）

案：莱比锡之战，是1813年拿破仑与奥、普、俄、瑞（瑞典）联军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1815年拿破仑与英、荷、比、德联军在比利时滑铁卢进行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战，很重要，但拿破仑走下坡路是从法国打俄国开的头。1812年的博罗季诺（钮先钟作“波罗的诺”）会战、莫斯科大火和法军在寒冬中撤退，让俄国很自豪。但富勒只把它放在“大事记（十四）”（364－366页）里，当作莱比锡会战的序幕，并不算决定性会战，这不太公允。拿破仑说，“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365页），“所有的人都应该把俄国人当做瘟疫看待，对俄国的战争是为整个欧洲和它的文明而战的。法国的这一次挫败，应该使所有妒忌它的心理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扫而空。欧洲人应该认清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这个俄罗斯巨怪”（366页），可见此役对他是重创。参看保罗·K·戴维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决定性战役》（张轶西等译，海南：三环出版社，2006年）。戴维斯说，富勒的书是他的主要参考书（见前言），但他补进了非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并续写了1945年以后的战役。他的100场战役，其中就有博罗季诺战役。博罗季诺战役的重要性是什么？他说，“拿破仑自1798年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结束了。由于未能打垮俄军，他也未能打败俄国，他的命运开始衰败”。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