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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 小编:关于民族主义

2014-10-13 小编 学术与社会

编者案:本期小编选了两篇自己的习作,抛砖引玉,希望各位读者如有自己的作品,或者读来觉得不错的文章,推荐给小编。这篇是一个命题作文式的随笔,当时是为了某小报而写的,后来发表出来时经过了一些删节,但下面的是完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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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我常常困惑于一个问题: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的时候,在“民族”一栏中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填入“汉族”,只有极个别的同学填的是“回族”。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但是每当语文老师向我们反复讲授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她那饱含激情与骄傲的声音让我开始困惑。既然中华民族是如此优秀的民族,而且不管汉、满、蒙、回、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那么我们填表的时候为什么“民族”一栏不填上“中华民族”呢?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多久,读中学后不久我就变得没那么好奇,没那么爱胡思乱想了,各种课业冗多繁重,思绪已经无暇作天马行空般的探险之旅。各种观念和现象都被自然化,都已经习焉不察,熟视无睹。


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个成年人,却忽然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喜欢追问一些平常习见的问题。人们常说孩子都是哲学家,他们无休止的追问,最后会让任何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张口结舌,作答乏术。于是我试图去解答儿时自己给自己的提问,其实是注定自讨苦吃的。在阅读了一些书籍之后,发现可以用两本书名来概括自己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了怎样的理解。一本是海明威的《获而一无所获》(To Have And Have Not), 另一本是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觉得自己有所收获,是因为在回答这个看似无聊幼稚的问题时,我阅读了一些有意思的书,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然而终于还是有一种一无所获、被戏耍被羞弄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复杂而真切的。继而带给了我愤怒的感觉,让我将这种被羞辱的委屈和气愤,毫不犹豫地撒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之上。让我不很理性而且武断地,但自认为颇有几分理直气壮地,将这种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问题归结到西方文明的“无事生非”。


我虽然并不十分喜欢海德格尔,但是对于他在《通向语言之路》中的一句话却颇为欣赏:“如果人通过它的语言居于在的宣告和召唤中,那么,我们欧洲人和东方人也许是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因而,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于不可能。”如果再考虑到不同的政治思维和文化背景,这种差异和对话的困难就愈加明显。就简单地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来说,其实这两个中文词在英语、法语、德语中都是一个词(英语Nationalism;法语le Nationalisme;德语der Nationalismus)。如果再追溯一下“民族”这个词,我们就会发现,英文中的Nation一词同时含有民族(people)和国家(state)两个概念内涵,其中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内涵尤为重要。法文和德文亦复如是。


中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虽然偶或可以互换使用,但大多数时候各司其职,而民族和国家则基本就是两个概念。民族主义在中文语义中更显明的是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而西方语义中的民族主义却更强调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因此,西方的民族主义指涉这样一种态度或情绪:对于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利益持有较强的自觉意识,试图保护和争取民族权利。这种民族主义很多时候就会转化为一种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然而当民族主义被解释为国家主义的时候--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在西方语言中本来就是一个词--就成了一种暗含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工具。一些精英分子就会利用民族利益为由,要求大多数人为其牺牲个人利益和政治权利,因而成为这些精英的统治对象。这种国家主义有时候就是极权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事实上,民族主义本来应该是反精英主义的,在本质上是追求平等的。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中要求民族平等,要求维护民族利益,在国内也是讲求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的。这才是民族主义应有的政治含义。但是随着该词的污名化,国家主义内涵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本质内涵,使得很多学者讳谈民族主义,或者更多的在批判语境下使用该词。


而中文里的民族主义,由于含混的民族概念和错综复杂的历史/政治遗产,更是常常被别有眼目的人有意无意地或者解释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或者解释为具有精英主义意指的民粹主义,或者解释为貌似反对霸权主义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原本就是民族主义的反义词),或者干脆就是集权主义化的国家主义。这就使得原本就很复杂的民族主义在中文语境中更加复杂。在汉文化语境中谈民族主义,就不得不追根溯源,了解中国的民族发展过程,这并非短短两三千字所能做到的。但凡是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大概知道中国自古都是多民族共存,互相交往、战争、融合。汉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交往的产物。秦国人善于攻伐,他们占领了一个地方就要建个白帝祠来祭奠少昊氏,因为他是秦国嬴姓的始祖。然后他们还要为青帝,黄帝,炎帝和黑帝各建一个祠来祭祀他们,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团结各个不同民族的人民(比如现在统称为苗族的人据称就是蚩尤的子孙,属于黄帝系的),这就是有名的秦系 “五色帝”。当然秦人的五色帝和周人的五帝不尽相同,次序也不一样,但其职能却大致是一样的。这种政治手段刘邦也用过,《史记•高祖本纪》中说他立为沛公时,就曾经“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这些例子虽然更多的是和公羊三世说的通三统、张三世或者黄帝的五德终始等政治观念有着本质上内在的关联,但其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也都或多或少的学习汉族怀柔四裔的方法,来解决多民族共存的问题,当然非汉族统治中国之时,民族的地位、主从次序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里,似乎就不得不对中国这个概念进行反思了。中国这个概念实在难以概括。而新中国的成立,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但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并不能简单地套在中国头上的。如果说中国是个民族—国家,那么它是什么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的人民?那么毋宁说这种解释只是强调了中国是个政治上的主权国家,并没有说清楚政治意义上的民族问题。甘阳曾经提过用文明—国家叙述来代替民族—国家叙述,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特殊民族性和民族问题。这种思路大体是正确的,政治原因暂且不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基本上还是文化问题,因此用文明或者文化共同体来代替民族叙事,可能确实更加客观。


其实,如果用一种较为简略的说法来叙述,那么历史地看,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对帝国—国家的反动而产生的。各个民族纷纷反抗帝国的禁锢,以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来争取各自民族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主权国家。在这种叙事下,每个民族/族裔都是平等的,都是有权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的。由此,法兰西人有了法国,日耳曼人有了德国,盎格鲁-萨克逊人有了英国…… 但也是由此,前南斯拉夫分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现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又宣布了独立。这时候民族主义被“自由之手”点石成金,再许以“民族—国家”的聘礼,可以明媒正娶地将某国内的某些民族地区分离出来,加入到“自由的民族—国家”的行列。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是有些西方人所乐于见到的。然而,当民族主义在中国语境中时,那种维护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利益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就被解释为上面提到的大汉族主义、民粹主义、反霸权主义的霸权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善变的民族主义,以及贴上了民族主义标签的思潮,让人如何看得清到底是什么模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到自己在回答儿时的追问时,获而一无所获,并且将问题归结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的“无事生非”。


于是我只能在努力学习并“建构”起了些许西方知识结构的时候,感到无知无助与羞怒沮丧,于是开始“解构”,于是开始胡言乱语,但无论怎样,我仍然会爱那屈、陶、李、杜笔下美丽的中国,爱那完颜仲实、元好问、萨都剌、纳兰容若、仓央嘉措诗中美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管这种爱最后会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都将一如既往,甘之若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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