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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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傅佩荣本人就是知名的学者，从他的追忆来看方东美，就更让人对方东美有仰之弥高，望之俨然的感慨，不过也同时对这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了更生活化的、即之也温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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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七年，枞阳县杨湾乡人)逝世至今，匆匆已经三十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我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所主办的“企业家国学班”一百多位学员，主讲“儒商华夏论坛”。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特地安排大陆知识界最重视的《南方周末报》作专题采访。该周刊的记者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著作中一再提及一位老师，就是方东美先生，请问：方先生在哲学上有何创见，可以让你如此推崇？”
这真是“大哉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如果只因为方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他好，那么显然是私情胜过公谊，忘记了“学问是天下之公器”这句格言了。当时我说了一段学术理由，而记者也表示听来合理；但是我心中所记得的方先生实在丰富生动多了。近日受沪祥兄之托，说《传记文学》为纪念方老师逝世三十周年将出版专号，乃援笔写就较为完整的“方师印象”，聊表思念之情。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我于民国五十七年以第一志愿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辅大哲学系以西方哲学见长，尤其是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大二时，系主任钱志纯教授开了一门“笛卡儿哲学”，就是在这门课上，钱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胡适之先生当时已经作古，冯友兰先生则远在大陆，以《中国哲学史》而为世所知，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这门必修课时，就是以冯先生的书为主要参考数据。
因此，听到钱教授说方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象会有亲炙的机会。
民国六十一年毕业时，我以第一名考取辅大哲研所硕士班，同年考取的有杨世雄(现任教于政大)与黄藿(现任教于中央大学)，但是我放弃不念，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为此钱教授对我颇不谅解，因为他当时担任辅大哲研所所长。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文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方先生说对了一半，三周之后教室人人有座位了。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学问，不是像蚂蚁一般储存积粮，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抟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创见以启迪后学。
方先生于民国六十二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台大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出租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游祥洲事先告诉我说：“我们观察了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做人处事都还认真负责，所以要带你去见方老师。” 他没有解释“我们”是哪些人，后来我也变成他口中的“我们”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学问并且愿意“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一群先后期同学。
方先生去辅大教书，自然是由辅大毕业的学生陪同而去最为合适。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六十二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直到六十五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六十五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方先生是哲学教授，一生教书五十几年，他在哲学界的弟子自然为数甚多。让我稍感惊讶的是：他很少公开提及谁是他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在哲学界或其它行业卓然有成。他念念不忘的，倒是两位数学家学生。
他在〈罗家伦先生纪念谈话〉一文(发表于《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由黎明文化出版)，谈到他自己二十几岁在东南大学教书时，曾说过“有许多数学家不识数”一语，引起班上听课的数学系学生“为之大哗”。这班上有周鸿经与唐培经二人，后来考上庚款留英，专攻数学，也才领悟了方先生的见识。方先生说：他们归国后，皆到中大任教，从重庆松林坡、南京，一直到台北，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个到我家拜年的，都是当年在班上反对我的这两位数学家。
数学系的学生受到方先生的启发，那么哲学系的学生呢？方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曾教过一个班，只有三名学生，就是：唐君毅、陈康与程石泉。唐君毅先生年轻时听过方先生美学方面的课，觉得那是西方哲学，与他的生命不太相契。他后来专治中国哲学，成就一家之言，并在悼念方先生的短文中，提出上面那一段师生忆往。不过，唐先生为方先生所写的挽联依然真情流露，他写道：“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如何弃我先沈。”后半段所谓的“同病”，是指唐先生当时亦在病中。而前半段所谓的“问学五十年”，足以显示唐先生一生执弟子之礼，对方先生感念甚深。
方先生年轻时教书十分严肃，满腹学问而不苟言笑，使他早期的学生留下“望之俨然”与“听其言也厉”这两种印象，而很少体会到方先生“即之也温”的一面。程石泉先生在美国教书三十余年后，回到台湾继续教书。当时我正好主编《哲学与文化月刊》，经常请他赐稿。同时我也负责先知出版社的业务，为程先生出版了《论语读训解故》一书。他特地拜托我送一本去给方先生，并且说：“一定要请方老师评论几句。”当时程先生也是年近七十的人，说这话时神情认真，有如学生等待老师评分一段，着实让我感动。我自然乐于代劳，于是专程将该书送达方府。数日后，我再敦请方先生为该书加以评论，他说：“写得不错，可以成一家之言。”当我将此话转述给程先生听时，他情绪略显激动，说“是吗？是吗？真是太好了。”
事实上，程先生与方先生相识近半个世纪，也是方先生十分钟爱的弟子。他年轻时就在南京主办易学研讨会，邀请易学名家参与，而方先生的〈易之逻辑问题〉一文，即是程先生从讲稿整理成的。这么亲近的关系，他还不敢自己将著作送给方先生指正，可见在弟子心目中方先生对学问是如何严肃以对。
至于陈康先生，则我们这些方先生的晚期弟子所知较少。陈先生是希腊哲学权威，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而受到普遍称赞。他的批注比原文多出八倍，期许则是“要使西方研究希腊哲学的人，以不通中文为憾。”这真是豪气干云。不过，后来他被推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而未能成功，他的夫人还为此迁怒于方先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方先生与当时的中研院院长胡适之先生不和。这实在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陈先生后来赴美教书，音讯渐稀。
方先生的中期弟子呢？旅美学人梅贻宝先生有一次公开说：“今日美国各大学执教中国哲学的教授中，半数以上都出自方东美门下。”这话固然有根据，但是方先常说“方门无门”，因为他一方面不会期望听过他课的学生都承认自己是他的弟子(一个学生何止听过十几位老师的课！)，而另一方面他希望学生自行继续努力，他说：“一个老师最大的悲哀，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
方师与书方先生原籍安徽桐城，家学渊源自不待言。他幼年丧父，由大他三十余岁的长兄为他延聘家教。长兄自己是位老师，就请来一位他教过的学生，亲自带着幼弟行跪拜之礼，要这位昔日学生好好教诲方先生。
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刊于《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二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方先生年轻时满怀热情，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共一○八人，如王光祈、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恽代英、张闻天等，而mao zd亦参与其中。方先生在〈苦忆左舜生先生〉(刊于《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五期，后收于《方东美演讲集》)一文，谈及他与左舜生成为朋友，正是因为左先生借他一部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他说：“余因求庄生书而得一好友，内心狂喜可知矣。”简单一句话，描写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无比喜悦。
方先生住在牯岭街六十巷四号的台大宿舍，一出门就是著名的牯岭街旧书摊，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儿流连忘返了。方师母说她每次听到方老师自外归来，满脸惭愧说：“我又做了坏事！”就知道他又买了不少旧书。过了这一关，方先生就一头钻进书房，专心赏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饭是不肯露面的。令人遗憾的是，方先生的八千多册藏书至今还存在国父纪念馆二楼一隅，没有开放供人使用。他当年心爱的珍藏固然得以保存，但是书本若是无人阅读，则失去薪尽火传的妙旨了。
方先生曾说：“林语堂宣称谁若是保存有辜鸿铭所英译的《论语》，愿意借他一阅的，他愿意磕头感谢。我这里就有此书，可以让他磕头来借。”后来经过我们再三恳求，方先生答应让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与《中庸》二书。英译其实就是白话语译，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我感到好奇的，并非辜氏的英文有多好，而是他对《论语》的理解有何特色。他把《论语》中的“仁”字译为“道德性格”或“道德生活”，这并不算突兀。后来我读到辜氏的中文著作，就特别留意他如何以中文来描述孔子的“仁”字，结果发现他把“仁”字理解为“上天所赐的神秘礼物”。他以“仁”字联起上天与人，其实完全合乎孟子所说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但是，现代人对孔孟所谓的“天”早已失去了感觉，随之也不会注意辜氏的诠释有何特色了。方先生与林语堂先生都特别欣赏辜氏的《论语》译本，这是否暗示了“英雄所见略同”或“于我心有戚戚焉”呢？
方先生的藏书中，有一部“二十二子”，子书对于念哲学的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自然又要向他老人家借来影印出版了。然而，在民国六十四年前后，出版这样一大套书根本不是小出版社可以胜任的。后来先知出版社因为经营不善而歇业，这与我们年轻学生只知道追求理想而不务实际的天真心态有关。我为此事而对方先生深感抱歉。
谈到出书，方先生的全集在先生辞世之后，由黎明文化公司陆续出版，但是校对不精，错别字极多。后来到二○○五年才全部校订出版为十本十三册。一年之后，黎明公司考虑经营成本而将书价全部调高将近一倍，于是方先生的书成了书市中的高价品，一般学生恐怕不易负担。方先生天上有知，大概会十分不忍吧！
方师的生活
我念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见他写到史宾诺莎时，称赞史氏为“生活简朴，思想高贵”，我立即联想到的就是方东美先生。
方先生是单纯的学者，早年把忧国忧民的热情转变提升为专务于学术的终身志业之后，五十余年来，守在教育岗位上，从事教育与研究，不慕世俗荣利，不求物质享受。
我因为自民国六十二年以后，每周有幸陪同方先生赴辅大上课，所以得到许多就近观察与学习的机会。每次上完课回到方师家时，都是将近午后一点。至少有三次，方先生觉得我陪同上课很辛苦，就邀我在他府上用餐。我那时年轻不懂事，就恭敬不如从命，一起坐上饭桌了。方师母待人极为温和客气，见我也来吃饭，就赶紧吩咐帮佣阿娇多备一份碗筷，再补煎一尾小鱼。
方先生在家用餐，照例是三菜一汤。三菜中必有一巴掌大的小鱼，一人一尾，算是主菜。我那时二十三、四岁，吃完了没有什么饱足感，就赶紧拜谢出门，再去路边吃碗面。用餐时，我偶尔偷瞧一眼方先生，只见他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原本生活即是如此简单。
方先生有时也会豪兴大发，说要请我上馆子。有一次他真的请我与郭文夫去吃饭，说要考验我们的能耐。那时中华路一排房子尚未拆迁，我们三人走进“吴抄手”。方先生点了“红油抄手”，说：“这么辣的东西，你们吃吃看！”他原以为我们这两个学生会因吃不消而求饶，却没有想到我们毕竟年轻，存心赌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看着我们吃完一盘辣馄饨，脸上的表情还真有些惊讶呢！
我在台大上方先生的“中国大乘佛学”课程时，常见教室中有一位中年出家人，身穿黄色袈裟，相貌端庄而和善，后来知道他法名“净空”，也就是现在常在电视上弘扬佛法的净空法师。方先生见出家人如此好学，自然多方鼓励，后来还安排他每周三下午去方府为他讲解西方哲学。同学们听说此事，都觉得那是殊胜因缘，也都很为净空法师高兴。后来净空法师的弟子助印了一套《大方广佛华严经》，他还主动请示方先生需要多少套赠送学生。方先生就写一纸条交我带去景美一处佛寺，取回二十几套分送同学。后来我请教净空法师学佛心得时，他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
郭文夫、游祥洲、冯沪祥等人，是我在台大哲研所学长，也是方先生较为亲近的弟子。我们有时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请方先生同行。方先生出门，照例在脖子上挂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机，我们请教方先生为何要带三个相机，他的回答是：“我在外头看到好的风景想要拍照时，如果只带一个相机，这时坏了怎么办？第二个相机如果又坏怎么办？所以要带第三个。”我们接口打趣说：“老师，如果第三个相机也坏了，该怎么办？”他老人家这时慢条斯理地说：“这种或然率不太高。”在外游憩时，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风景，而是到处见到的可爱的小孩子。
同样的道理，方先生家里摆着三台老旧的录音机，因为当他想要聆听音乐时，万一只有一台，坏了要怎么办？这种思维模式属于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外，方先生因事生智的灵巧反应也值得一述。我的女儿出生之后，尚在襁褓之中，我带她去拜见方先生。方先生问了名字，我不免多说了几句：“女儿的取名，三个字的偏旁是『人心至』，因为我这个作父亲的人缘不好，所以希望女儿可以好一些。”方先生听了略一沉吟，就把我女儿抱过去举了起来说：“人心至上。”这一幕我实在难以忘怀。
方师母在方老师过世以后，本来想口述一本《东美与我》的书，指定由我执笔。写成了两三篇短文，就因故停了下来。我所记得的一鳞半爪虽然很少，也是吉光片羽，值得终身感念了。
选自《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