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 俞吾金：“文化自觉”之我见
编者案：通过新闻才知道俞吾金教授去世了。哲人其萎，谨以他自己的这篇文章作为一种纪念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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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化自觉”是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人们不应该满足于以自发的方式处于一种文化（如中国文化）中，而应该自觉地对它进行反思，以甄别并抛弃它的消极方面，维护并彰显它的积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在这里也使用了“文化自觉”的观念，但却赋予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反思是以某一种文化为对象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反思则是以文化自身为对象的。在我们看来，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义，它要求我们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拒绝对文化概念进行无界限的滥用。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性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社会。这一社会既是自耕农和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发轫之地。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既经历过“全民大炼钢铁”、“全民消灭四害”、“全民驱赶麻雀”及“文化大革命”中“全民搞阶级斗争”的宏大场面，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和“全民炒房产”的荒诞喜剧。今天，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又处于“全民谈文化”的狂热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文化”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像吹胀了的气球，不断地膨胀着，不但吞没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也吞没了历史、艺术、道德、宗教等领域。就像罗马统帅凯撒所说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转瞬之际，一切领域都成了文化的殖民地。与此相应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百姓也开始热衷于以文化说事，甚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全都扯到文化上去，似乎只要把某个问题归属于文化，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惊异地发现，无论是在大众传媒上，还是在理论刊物上，无人无时无处不在谈论文化，文化仿佛成了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然而，正如驴叫声不能改变世界一样，即使是全民都在谈论文化，这也决不能使我们从目前面对着的任何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中国与菲律宾的黄页岛之争、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对经济腐败的有效遏制、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等等——中脱身出来。事实上，侈谈文化非但对解决这些问题无益，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这些紧迫问题的关注。
这样一来， 不难发现，我们确实已经逼近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即全面地认识并反省文化概念自身局限性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能无批判地、漫无边际地以文化说事了，而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并合理地运用这个概念。
对两次“思想循环”的回顾
要认清文化概念自身的局限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思想循环”了。毋庸置疑，如果人们回溯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思想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类似的循环。有趣的是，每一次循环都蕴含着前后相继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两次循环中的对应的阶段都具有某种相似性：
第一次思想循环始于19世纪下半叶。人所共知，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派深受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强调中国若要有效地抵御外国侵略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并拥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用这些科学技术来制衡其他国家。当时的洋务运动派在朝野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其思想理路听起来也是合理的。然而，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的破产。历史和事实都启示我们，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在腐败的晚清政府及其军队系统中发挥有效的作用。痛定思痛，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靠科学技术并不能拯救中国，只有政治上的变法维新才是真正的出路。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公车上书”，试图对晚清政府的政治体制进行改良。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出卖，“百日维新”及其相应的改良举措又宣告流产。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腐败的晚清政府与愚昧落后的民众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有什么样的政府，也会有什么样的民众。走出这一困局的办法就是把启发民智放到优先的位置上。于是，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推动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以便唤醒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即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也就是说，第一次思想循环的最后阶段折入到文化中去了。乍看起来，这种现象似乎印证了文化的重要性，因为它似乎成了思想运动的最后归宿。实际上，它恰恰表明了文化自身的边缘性。如果维新变法是顺利的，谁又会去谈论不着边际的、软绵绵的文化概念呢？所谓“启发民智”云云，不过是在无奈的状态下思想为了藏匿到文化这个避难所中去为自己找到的托词罢了。
请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谈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难道他告诉过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吗？尽管毛泽东并不会否认新文化运动在背景上发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人们原来的观念，从而为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做了铺垫，然而，正如毛泽东明确地告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也就是他称之为“三大法宝”的根本取胜之道。在这三大法宝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这个轻飘飘的字眼。事实上，单凭自发的新文化运动，根本不可能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觉的文化运动，也不可能使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自动放下武器。对于军事问题来说，文化永远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字眼。
第二次思想循环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即“文革”中期。周恩来总理受毛泽东的委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强调在“四个现代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相比，尽管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在肯定科学技术决定一切这一基本见解上，周恩来的观点与洋务运动派所倡导的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在追求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渐渐意识到，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现代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经济体制，特别政治体制上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生产力根本无法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从1978年开始，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人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注意力普遍地从单纯科学技术的发展转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尽管晚清维新派的改良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改良”和“改革”在英语中对应的都是同一个词reform。这至少表明，在政治体制改良或改革的含义上，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然而，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并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最终陷入了困局。于是，中国人的思想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现在，这条新的出路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一场新的全民谈文化的运动。于是，文化运动又成了第二次思想循环的最后归宿。思想又一次陷入文化运动的表面理由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试问：为什么一座座城雕会被破坏？为什么电缆线会被偷盗？为什么经济上的贪污犯罪会层出不穷？如果人的素质还没有现代化，光靠政治体制改革又有什么用？于是，就像维新失败后转向新文化运动一样，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顺理成章地求助于文化，这就是我们目前正置身于其中的全民谈文化的格局。其实，与第一次思想循环一样，这次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思想向纵深的健康发展，恰恰相反，它比以往更清楚地显露出思想的退化和无奈。乍看起来，思想冲入了一个广阔无边的文化领域，似乎占有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但它的代价却是使自己转化为泡沫，从而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不得不舍弃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现代化追求中的核心问题。
总之，这两次类似的思想循环启示我们，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始终跳不出“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运动”这样的循环套路。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运动，决不是思想的上升运动，决不是思想活力的显现，而是思想的坠落运动，是思想陷于无奈和衰弱的标志。事实上，全民谈文化非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着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军事和外交上的问题，反而会把这些紧迫的问题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使我们丧失居安思危的警惕性。
困境中的出路
按照目前全民谈文化的格局，如果把政治问题转变为“政治文化”，把经济问题转变为“经济文化”，把社会问题转变为“社会文化”，把生态问题转变为“生态文化”，把军事问题转变为“军事文化，”把外交问题转变为“外交文化”，就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面对的实际问题吗？显然不能。请读一读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孔迪亚克的《人类知识起源论》到洛克的《政府论》；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从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到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从霍尔巴赫的《神圣的瘟疫》、梅叶的《遗书》、马布利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到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又有哪位作者是以软绵绵的、边界模糊的文化概念来说事的？这种滥用文化概念的格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应该向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看齐。人所共知，在1940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区分了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谈论的文化概念是狭义的，是不包含政治和经济在内的。事实上，正是这种对文化概念界限的自觉反思和认定，使毛泽东能够清醒地看到当时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重大的、紧迫的问题，逐一加以解决。然而，当晚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把所有其他领域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统统放在文化的框架里加以解决时，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再启示我们，不适当地夸大文化概念起作用的范围是危险的。应当让文化概念退回到它实际上适合的范围之内。我们并不反对使用文化概念，但我们反对不受限制地滥用这个概念。事实上，滥用文化概念非但不能使我们走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困局，反而会使我们丧失及时处置这些困局的宝贵时机。试问，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光凭新文化运动能消灭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光凭全民谈文化能解决经济领域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或外交领域中的钓鱼岛问题吗？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光凭文化这个不确定的、软绵绵的概念，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尝试对“文化自觉”的观念做出新的阐释：第一，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始终是在社会生活背景中起作用的因素。就其重要性来说，文化之于人，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生物，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把握下面这一点，即文化不过是背景性的因素，不值得对它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无限的夸大。正如人们在谈论中国社会的深度改革时，没有必要把谈论者必须呼吸空气作为一个要素纳入进来讨论一样，同样也没有必要把文化作为“救世主”纳入进来加以讨论。第二，我们应该明白，文化起作用的方式始终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把它理解并阐释为当下就能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是错误的，是违背文化本性的。事实上，这种理解和阐释方式也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我们应该严肃地拒绝对文化概念的滥用，自觉地把对文化的理解限定在狭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内，即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其核心则是价值观念。正如《圣经》启示我们的，应该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把凯撒的归给凯撒。我们切不可用文化概念去包揽一切，而应该把政治的归给政治，把经济的归给经济，把社会的归给社会，把生态的归给生态，把军事的归给军事，把外交的归给外交。总之，应该自觉地使文化概念退回到它实际适用的范围内去，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概念非但不可能创造任何奇迹，反而有可能把我们已经创造的奇迹毁掉。正如古人告诫我们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把思想从文化的殖民中解放出来！
在后1989年的发展中，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被置于一个新的语境中，这个语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要反思这个新的语境，首先要破解“稳定”（stability）这个词的含义。流行的见解通常把“稳定”理解为鸦雀无声，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从现代开放社会的视角去理解“稳定”，即这种稳定可以容纳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合法活动的存在，那么，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会充满希望。
《探索与争鸣》2013－1（标题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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